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上）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怎样兼顾职业发展与儿童照顾这两项职责? 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将问题置于“新社会风险”（new social risks，以下简称“新风险”）的理论框架下来处理，给相关讨论带来了新的视角。本研究也从这个视角出发，分析中国的相关问题。

关于新风险的论述强调两个背景性事实。第一，女性普遍就业，其收入对家庭很重要，已成常态。第二，儿童照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基于性别分工的实践，即主要依赖母亲的付出。两方面合起来，形成“工作妈妈”特有的关于时间分配的两难困境。在孩子的幼年阶段，妈妈的时间难以既用于工作又用于照顾。

新风险理论认为，这是伴随女性广泛就业后出现的新问题，它给政策选择也带来困境。如果继续鼓励女性广泛就业，会使儿童照顾领域出现真空，儿童权益受损，也会抑制生育率。如果要求女性优先承担母职，其宏观后果是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这将加大女性在职场上和社会生活中的劣势地位，与男女平等的价值目标相悖。同时，它也与提高就业率的目标相悖。在日渐老龄化的社会中，就业率目标对国家非常重要。更何况女性退出就业，也会加剧女性贫困，又与反贫困目标相悖。

总之，无论怎么选择，都伴随另外一面的损失。在社会政策的意义上，这些都是福利损失。由此带来的潜在的长远后果很难估量，因此是风险。

以此观照中国，很自然会问:中国也有这样的困境与风险吗? 从劳动参与率来看，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比起计划经济时期有所下降（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18至64 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1. 1%），但与其他国家比较依然是长期位于世界前列的。从儿童照顾来看，很容易想到农村地区大量的留守儿童现象。它表明如果必须远赴外地打工，女性就业和承担母职之间很可能处于难以协调的困境。此外，新近关于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研究也指出，中国社会照顾体系的缺失，导致女性陷入就业与儿童及老人照顾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二孩生育意愿。

综合这些情况看，工作职责与照顾职责相冲突的困境在中国同样普遍存在，在某些条件下矛盾非常尖锐。

可是，中国儿童不是都处于失养失教的境地，尤其城市儿童，还是得到了较好的照顾。这里的问题在于，较好的儿童照顾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家的福利或企业（机构）的福利，而是来自家庭尤其是母亲。尽管对女性和儿童的福利支持在不断改进，但是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支持非常有限。这表明，存在一种机制，使得女性的工作职责与照顾职责相冲突的困境在私人生活层面上被缓解，从而没有演变为公共领域的冲突与危机。

考虑到中国儿童照顾“家庭化”程度较高、隔代育儿较普遍的情况，这个替代机制指向家庭自身的机制。具体而言，是家庭和亲属网络；母亲在一个家庭亲属网络支持下得以同时承担工作职责和儿童照料职责。这意味着应该更深入地考察母亲及其家庭亲属网络在儿童照顾方面的微观机制。因此，本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的家庭机制与功能如何帮助了女性同时承担工作与照顾职责? 这种支援机制怎样形成? 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过去三四十年的高速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女性以极大的毅力和聪明才智应对工作与照顾的双重挑战，本研究将她们称为“超级妈妈”。这个概念来源于社会政策新风险理论下西班牙实证研究的启发。西班牙代表欧洲福利国家的一种类型，其特征是国家为儿童照顾所提供的公共资源很少，家庭结构与性别分工相对较为传统。母亲们以超常努力来维持工作与家庭两边的平衡，被称作一代“超级妇女”（superwoman）。西班牙的情况提示我们，在社会福利相对缺失的条件下，家庭会成为一种福利替代机制。但是，这种机制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才能形成和发挥作用。其中，母亲的能动性、她们构建家庭亲属网络以发掘和协调资源的能力特别重要。

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的“超级妈妈”现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儿童照顾的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为什么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至于出现大幅度的下滑。母亲及家庭亲属网络所创造出来的福利替代，填补了社会福利赤字，起到了阻止下滑的作用。同时，中国的情况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有很多不同，具体研究中国“超级妈妈”应对工作与照顾冲突的方式、条件及影响，将有助于在这个普遍性的理论议题上贡献非西方社会的维度和中国经验。

此外，将工作与照顾职责的冲突视为新风险，将“超级妈妈”现象看作风险情景的产物，会给完善中国社会政策带来新的视野，提出新的治理要求。

二、新风险视角:女性及“工作-家庭平衡”

新风险是与“老风险”（old social risks）相区别的一种类型。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讨论风险及其类型，一个前提条件是看家庭模式。有研究特别指出，家庭结构是福利国家制度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础条件。

简单来说，“老风险”与“男性养家模式”相关联，新风险则与“双就业家庭” 相关联。所谓“男性养家”，是指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男性的就业与收入，女性承担家庭照顾职责，这种照顾工作是不计酬的。在这种模式下，男性就业中断或就业能力丧失，导致收入下降或者中断，就是风险，因为它意味着家庭陷入贫困。对应于这种风险，二战后欧洲国家陆续建立了包括工伤、医疗、残疾、退休金和失业等内容的社会保险体系。得益于制造业的稳定繁荣，欧洲国家享受了长达30年的黄金年代。在这个时期，劳动者（主要是男性）职业稳定且发展，收入增长，公共财政充裕，所有这些都支撑了较高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是老风险及其应对。

但是这种繁荣和发展，本身又导致了家庭模式的变化。随着女性教育水准提高，女性普遍就业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发展，“双就业家庭”成为主流模式，取代了“男性养家模式”。从经济层面来看，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大大促进了女性就业，同时又拉低了传统行业男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再加上失业率提高，从而使男性独立养家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模式的这种转型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工作与家庭责任变得难以兼顾。在双就业家庭模式下，如果女性失去工作，很可能导致家庭收入下降乃至陷入贫穷。而如果带孩子的母亲要工作，儿童则可能得不到适当的照顾。这种两难困境就是新风险。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各国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强调，福利国家制度面对新风险的挑战。在各种类型的新风险中，女性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责任被列为第一位。

与老风险比较，新风险不仅在时间上是新的，而且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为精简和便于理解，我们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老风险概念主要针对的是男性以及老年人群体。而新风险涉及的主要是女性，而且是老年之前的、相对年轻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在老风险概念下，要处理的问题来源于失能（而无法就业），如疾病、工伤、残疾、衰老，等等。这类问题的性质都是偏离正常。新风险则相反，问题来源于正常的进步和发展。受过教育、能够就业的女性，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来说都是好的、进步的。但是，母亲为此要面对工作职责与照顾职责的冲突。其中，还要特别注意“特定年龄段中的次级人群”。它指的是，单身母亲、低技能的母亲、在照顾孩子之外还需要照顾老年人、病人的母亲等等，是风险特别大而抵抗能力又较低的脆弱群体。

第二，老风险概念将问题理解为经济受损，包括收入中断，或者工薪收入不足以覆盖；相应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各种转移支付和津贴。但在新风险中，许多问题涉及时间、道德与情感，不能仅靠金钱的转移支付解决。一位需要照顾孩子的母亲可以向雇主和政府要求什么? 这涉及的是权利问题，是赋权和赋能的问题，也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法。

法国和瑞典承认，母亲是一项社会资格，工作者也是一项社会资格，工作妈妈同时有两种资格，但是许多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又譬如，北欧国家实行父亲的陪产假、育儿假，鼓励父亲承担儿童照料责任等等来减少母亲的负担，这符合新风险思路下的政策改革。但是，对非常规性就业的群体来说，这些政策可能不现实，因为获取这些社会福利的资格建立在常规性就业的前提下。

第三，新风险涉及的群体属于原有制度下的较弱势群体（例如妇女、儿童），而且利益分散，一些问题也被认为是生命周期中带有过渡性质的问题。因此，很多时候不容易形成统一的发声机制，或缺乏持久的代言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国家可能识别不出新风险，也可能在推动改革和应对新风险方面难以形成决心，并聚集力量和资源。换言之，没有能力认识风险，或者没有意愿应对风险，本身构成一种制度性的风险。

上述关于新风险的类型、原因、表现等，是新风险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献中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讨论福利国家的政策改革以及寻求应对之道。相关的讨论可以放在“工作-家庭平衡”的框架中加以统筹。

首先，在政策的认识论上，讨论工作责任与家庭责任的关系。一方面，工作为养家提供基础条件，确认工作是重要的家庭福利；另一方面，家庭照顾也为工作提供动力和意义，工作设计要符合家庭生活的需求。这意味着，承认照顾具有与工作同等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不是附属关系；女性不计酬的照顾与男性的计酬工作与此类似。

其次，从实践研究的角度看，上述认识论对政策改革提出了较高要求，即需要在各种复杂情况下找出有利于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条件和关键节点。研究者因此仔细研究一个一个的具体案例，从中总结政策特征。比如，根据儿童福利政策的“去家庭化”程度，研究者将欧洲国家在“工作-家庭平衡”方面的努力与改革归纳为三大模式:以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去家庭化模式；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支持型家庭模式；以及以南欧国家为代表的完全家庭主义模式。

围绕“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的政策与改革的讨论，从根本上说是要支持和促进女性的能力发展。这提醒我们需要重视和挖掘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并重新评估女性在照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西班牙“超级妇女”的研究对考察中国案例有一定的启发性，其独特之处在于，家庭作为福利生产机构在收入和福利分配上起着关键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班牙政府在公共支出中削减福利，而由于超级妇女们“长久的个人牺牲”和无偿提供了许多服务，使得社会整体情况并未明显恶化。但是，国外学者较少关注此类新风险在非西方社会条件下的表现形态，以及女性的应对和政策涵义。

进入21 世纪，关于新风险理论及“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归纳起来有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介绍国外学者新风险理论、“工作-家庭平衡”概念及研究成果，并积极呼吁在中国开展相应的研究。同时，研究者指出，中国应尽快发展家庭政策及儿童照顾福利，构建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才能有效地缓解女性的照顾压力、鼓励生育率。

不过，最新的OECD 以及中国研究数据表明，女性就业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不是负相关，而是正相关。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处理工作与家庭关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女性为了更有条件生育和抚养孩子，必须加倍努力工作，从而使得就业与生育两者相互促进。这是一种个体在风险社会中的反思性策略。

第二个方面则是关于中国家庭在儿童照顾、女性生育以及养老方面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尽管并不与“工作-家庭平衡”议题直接相关，但是共同强调在中国条件下，工作妈妈的困境和她们在儿童及老人照顾方面的贡献。其中，有研究注意到中国现代化话语对“理想母亲”的塑造及新世纪提倡“超级妈妈”形象对女性的影响；也有研究从不同侧面考察家庭对照顾的重要作用，譬如，祖辈帮忙照顾孩子对母亲既是解放，也形成博弈；隔代育儿模式下，居住形态对儿童照顾的影响；等等。这些为深入理解工作妈妈能动性的形成和发挥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尝试从新风险理论的视角出发，揭示城市女性在两难困境下的个体能动性，其构建家庭亲属支援网络的具体表现方式，所需条件及后果。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工作妈妈”，在分类上首先排除长期不工作的全职妈妈，也排除农村中的留守妈妈。这两种类型有其特殊性，需要另做专门研究。

为考察家庭亲属网络的微观机制，本研究选取依靠家庭亲属网络照顾孩子的工作妈妈及其家庭。考虑到城市隔代育儿、双职工家庭的普遍性，选样标准是至少有一位祖辈帮助照看孩子的双职工家庭。为了展示“工作妈妈”案例的共同特点，抽样遵循最大差异性原则。具体来说，在隔代育儿的双职工家庭样本里，最大限度包含经济收入、（非）独生子女家庭、（非）本地家庭、儿童性别及数量、有无雇请保姆等不同情况的家庭。同时，由于空间居住形态与房产状况密切相关，也选取了拥有多套房产、2套住房、只有1套住房等家庭案例。

此外，为揭示“超级妈妈” 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本研究抽取了少量极端或偏离常轨的案例。对本研究的“工作妈妈”样本而言，有两类偏离常轨的案例。一类是不需要依靠家庭亲属网络协助，就能应对工作与照顾职责的工作妈妈。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超常规的成功案例，本研究选取了一个没有动用祖辈及亲属网络，仅靠核心家庭资源解决困境的工作妈妈样本。另一类是女性哪怕付出巨大努力，也无法有效调动家庭亲属网络应对的工作妈妈。本研究选取了两个进城务工、日常无法照看孩子的工作妈妈案例，反思限制女性发挥个人能动性的结构性因素。

作者分别在2010至2011 年和2015至2017 年，对广州15 个家庭的父母和祖辈进行深度访谈（见表1），从不同角度理解女性及其家庭应对两难困境的策略、考虑及后果。样本中包含12 个隔代育儿的双职工家庭，1 个没有祖辈、也没有保姆协助育儿的双就业家庭，2 个从外地农村到广州打工的家庭。其中，有7 个家庭参与了两个阶段的访谈。这15个家庭里，祖辈处于55至70 岁，父母处于30至45 岁，大部分家庭至少有一名不满10岁的儿童。（待续）

（本文原刊于《妇女研究论从》2018年第2期，原题：“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基于广州市家庭儿童照顾的实证研究”。略去参考文献，正文有简化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