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讲坛︱高田时雄、沈卫荣、高峰枫、白玉冬谈跨文明交流
【“西索文明史讲坛”引言】
西索，上海外国语大学名称的英译缩写（SISU）之汉读也。“西索文明史讲坛”是上外全球文明史研究所（2018年3月正式设立）主办的一个公开学术活动系列，以工作坊、讲座等形式，邀请从事中外古今历史、语言、文献学、哲学、考古、艺术、工艺技术等领域研究的国内外专家来校讲学、交流。
“全球文明史”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学科属于历史学，时间贯穿古今，地理范围涵盖全世界，却不可简单地等同于世界史，因中国也是世界一成员，所以特别是在中国学者进行的这项研究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往一般称为“中外关系史”）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把中国视角的全球文明史姑且看作世界史与中国史的一种特殊结合形式，也许是一个虽然朴素但也大体合适的表述。至于文明史的对象、任务、方法，说法纷纭，非三言两语所能尽，但这也正是其概念具有开放性、容许充分的发挥空间的表现。
十分幸运的是，第一次活动邀请到高田时雄（京都大学／复旦大学）、沈卫荣（清华大学）、高峰枫（北京大学）和白玉冬（兰州大学）四位教授，并特别邀请吴玉贵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来国龙教授（佛罗里达大学）担任嘉宾评议。四位在各自研究领域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分别就法兰西汉学、美国藏学、近东考古与圣经研究、中国与周边王朝与民族的语言文化交流等问题发表宏论，恰好为文明史的开放式综合性研究提出了具体的示例：考古学发现与文献考订、思想文化阐释，宗教研究基本方法与多维度视野之间的张力，跨文化长时段文化交流的语言学考查，等等。
第一次“西索文明史讲坛”于2018年5月19日举行。此次活动受到上外校方及科研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现借《上海书评》一方宝地，刊布四位先生此次讲演的文字整理稿。
（王丁，2018年8月）
2018年5月19日，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公开学术活动系列之一，“西索文明史工作坊”举行了一次四人会谈。由王丁教授牵头筹划，邀请高田时雄、沈卫荣、高峰枫、白玉冬四位教授就文明史中的跨文明交流、中国与外国、中原与边疆三大方面的代表性问题与学术史评估，进行开放式研讨。同时，复旦大学教授吴玉贵、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来国龙担任此次文明史工作坊四人谈的评议人，对四位教授谈论的主题内容展开提问和拓展。
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高田时雄先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明，在这场四人谈中，他要进行的是一场漫谈而非论文展示，随后他向大家分享了法国的汉学以及一系列汉僧的西域行记。法国汉学对欧洲汉学的重要性，可以根据雷慕莎于1814年11月26日上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时说的一句话概括：“简单说，中国文献第一次在欧洲得到认可，应该归功于我国传教士，甚至可以说是法国的功绩。”
高田时雄先生从欧洲发现中国书到欧洲汉学的形成讲起，对法国汉学的兴起做了历史背景的描述，并借由蒙田、雷慕莎、沙畹、儒连、伯希和等人的相关事件，构建起法国汉学的发展之路。
针对所有欧洲汉学家一致认同的、最重要的求法行记——《大唐西域记》，高田时雄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没有首先在法国被翻译。他说翻译的困难来自于得到原本的困难，这也是此书由俄国人瓦西里耶夫首先译成欧洲语言的原因——俄国有特权每十年向中国派遣一次东正教使团，在获得中国文献上有优势。
在这次漫谈的尾声，高田时雄分享了法国汉学的重要人物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无意发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奇迹故事，引发了在座学者对伯希和的热烈讨论；同时，吴玉贵就为何日本没有人去到过天竺这一现象，向高田时雄提出疑问，高田时雄也作了回答。
清华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沈卫荣向在座的学者分享的内容，则有关语文学、东方主义和美国藏学研究。
他以一本对他影响深远的书籍《香格里拉囚徒》作为引子，展开对美国藏学研究的探讨。沈卫荣说，当初他阅读《香格里拉囚徒》的原因是他非常好奇为何外国人对西藏有如此大的兴趣；而读完这本书，加之其他相关研究，他觉得国外对西藏的迷恋来自《西藏生死书》一类的书籍，以及西方时尚、媒体等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建构，唐纳德·洛佩兹更让他体会到，比起中国人，西方人更能批判地解读东方主义。
借由克里斯丁·魏德迈对《香格里拉囚徒》的书评，沈卫荣厘清了罗伯特·瑟曼、杰弗瑞·霍普金斯、克里斯丁·魏德迈、唐纳德·洛佩兹等美国藏学研究重要学者之间的关系和矛盾。针对美国大学的藏学教育，沈卫荣也分析了现今宗教和学术、神学和比较宗教学之争。
沈卫荣在分享的最后总结道：“虽然若以严格的文本语文学学术标准来衡量的话，美国的藏学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藏传佛教研究，与欧洲、日本的印藏佛教语文学研究尚有很大的不同和较远的距离，但它们中的优秀成果或有兼融语文学的严谨和哲学的智慧二者的特色，将朴学和理学更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系主任高峰枫紧随其后发言，他表示最近自己的兴趣是十九世纪的圣经考古，古代遗存的考古发现对传统的圣经考证带来了巨大变化。
高峰枫教授首先向大家展示了大英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馆门口的两个亚述守门神照片，这两尊由英国人莱亚德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姆鲁德（Nimrud）挖掘出的巨像，以及他挖掘出的一系列楔形文字泥板，对于楔形文字的破译提供了材料参考，乔治·史密斯正是在泥板中解读出了和《圣经》中诺亚洪水事件非常相似的情节，而这也直接影响了亚述学学科的建立。
高峰枫接着谈到，亚述学学科建立的关键人物德力驰做过三次向公众普及亚述文化的著名演讲。演讲引起了轩然大波，而高峰枫表示，充满争论的事件才能揭露根本的矛盾，这正是他想要分享这一系列演讲的出发点。这三次演讲显示了德力驰对巴比伦文明态度的变化过程，由对巴比伦文明的一腔热情转变成抬高巴比伦文明、贬低希伯来文化，到1904年的第三次演讲中，德力驰更是直言耶稣思想不符合犹太人的传统思想，并认为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巴比伦人的后裔。由此引发的巴比伦和希伯来之战，不仅是亚述学与传统圣经学的争论，也对贬低旧约、反对基督教的文化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Friedrich Delitzsch,Babel and Bible:Three Lectur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ssyriological Research for Religion, Embodying the Most Important Criticisms and the Author's Replies,Scholar's Choice
高峰枫也谈到，1990年代以后，很多人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批判莱亚德的考古挖掘，认为这样的考古发现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来国龙针对这一现象表示，我们现在很多学问都是根据当时或多或少带有殖民主义的研究成果而来，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内化，当时激烈的学术争论推动了学术进步。沈卫荣也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不能因为帝国主义而否认和抹杀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
兰州大学教授白玉冬作为最后一位发言者，介绍了历史上北族与华夏的语言文化交融。作为背景，白玉冬先分别介绍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所属的文化圈或者语系，再向大家说明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衍变与中原朝代推进的对应关系。白玉冬认为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之间的接触与交融，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核心力量之一，并推动着中国历史向前发展。
通过阙特勤碑文、暾欲谷碑文、回鹘磨延啜碑文等著名碑文，白玉冬概述了唐代北方草原胡语和汉语的碑刻文献和其研究现状。他坦言，国际上对于突厥鲁尼文碑文已有百年研究史，而国内研究远远落后，国内能够解读婆罗米文、粟特文碑文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作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直接释读突厥鲁尼文与回鹘文、蒙古文文献的研究人员，白玉冬向在场的学者介绍了突厥文碑刻文献、叶尼塞碑铭、敦煌藏经洞出土回鹘文书、蒙古语等中的音译汉语词或借用词，其中关于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baxšï（博士）一词，在场的学者都显示出了兴趣，追问baxšï 的词源，以及“博士”在这里作为baxšï的释义是否和现代汉语的“博士”意义一致。白玉冬对此回答，baxšï多半来源于汉语，而博士的意思更多是取自当时“茶博士”、“针博士”等词中的“博士”。
最后，白玉冬表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北方民族历史不可或缺。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之间的接触与交流，绵延数千年。历史经验反馈我们“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民族和谐发展之路，我们的历史语言研究，要为多民族和谐共生社会锦上添花。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认同。
本次“西索文明史工作坊·2018四人谈”在19日傍晚顺利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