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展对谈｜花开两枝——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收藏
原创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张元济
“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于2023年5月16至8月13日期间举办，首次全面展示了上博宋元善本碑帖珍藏，呈现中华典籍之博大精深，诚邀公众共同赏鉴古籍之美。
为引领观众走近展览，更深入地理解上博所藏宋元古籍的文献版本研究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特邀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进行一场对谈，打开历史之门，重新审视历代藏家的箧中珍宝，钩沉辑佚，发思古之幽情。
学术主持
陈才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图书馆副主任。中国博协博物馆图文典拓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古代文学史料分会、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嘉宾
仲威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复旦大学特聘研究员，上海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征集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定级专家。
柳向春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清代民国学术史、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
摄于2023年3月23日，上博何东轩
精彩片段
柳向春上海博物馆所藏古籍来源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旧上海市立博物馆；其二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成立后收集、购买了一批古籍，移交给了上博；三是收藏家及其家属的捐赠；此外，上博自建馆以来也陆续征集购买了一批古籍。
其实在我心目中，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等于是一家了。上海的古籍藏品虽是分藏在两家单位，但我觉得就像是在一家单位一样。
在当时（上世纪50年代），对碑帖的认识主要偏重于文献性质，所以划到了上海图书馆，而在我看来，碑帖的文物性首先应该得到重视。总体而言，善本碑帖的文献性可以通过影印本等诸多方式体现，而其文物性则是唯一的，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我们两家所藏的宋元碑帖拓本相加，那就有将近七八十件了，这个数量已足以震撼海内外。
仲威
1950年4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向上海市政府建议组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8月初开始准备筹建，9月21日正式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市政府聘请十名委员参与筹建工作。（《从这里出发：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建馆70周年联展》，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主编 褚晓波）
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在南京西路325号开馆（《从这里出发：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建馆70周年联展》，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主编 褚晓波）一九四九年八月，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元帅命组织上海市文管会，下设图书、古物二室及一征集组。1952年，在当时的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馆正式成立。至1953年7月10日，文管会召集委员会议，讨论图书、博物两馆与文管会分家事宜……图书、博物二馆独立。至7月24日，上海图书馆脱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改隶上海市文化局。8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址迁至天平路四十号。但在二馆独立之际，文管会实际上曾有将数年搜罗、征集、捐赠之文物、图书分家之举，大概而言，除与古代艺术密切相关的文献之外，其他古籍、碑帖均划归图书馆所有。虽然当年上博所分得之古籍、碑帖相对而言数量甚少，但现今上海博物馆的古籍、碑帖收藏，就是以此为基础之一发展起来的。（刊于《中国文物报》1月31日6版、8版，《徐森玉先生与上海博物馆的古籍事业》，作者 柳向春）
陈才此次特展，我们展示了《谢幼槃文集》《郎官石柱记》等孤本，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请两位老师谈一谈对于“孤本”的看法。
在我看来，“宋拓本”就是从无数拓本中脱颖而出的本子。好比一颗大白菜，剥到大拇指粗细的菜心，这还只是“善本”，继续剥到针尖粗细，才是宋拓本。所有宋拓本都是一级文物，而一级里面还可以分三六九等。过去所谓的宋拓本，大多数只是笼统的概念，是分不清南宋和北宋的，其中认知误区就很多……但是，本质上需要在历史的视野下看问题。所以，观赏碑帖，最好是看一整棵“大白菜”的全部，如果仅仅关注宋本、“孤本”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当然，幸好上博重量级藏品足够多了……
仲威
柳向春在我们这一次展览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古籍，比如说赫赫有名的《梅花喜神谱》，虽然是一个南宋的刻本，但它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形式，将梅花从蓓蕾到含苞待放、一直到开花的整个过程用版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从艺术上还是题材上、文化传承上这都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书。而且经过多年递藏，尤其是经过吴湖帆屡次改装之后，还增加了很多题跋，附加了文化信息。又如，《王文公文集》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孤本，因为还有半部现存于日本，但也可以说是海内孤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书叶背后还是公文纸印本，这种公文纸印本流传下来是非常少的。此外，我们的《谢幼槃文集》《乖崖先生文集》都是海内孤本。《淮海居士长短句》虽然是个残本，但是，其中的抄本部分来自明代的一个著名的藏书家，是非常难得的。更何况，我们的这些宋元本都是流传有序的本子，有一些经过了后代的补版……究竟如何看待宋元原版和补版的关系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的。因此，其实，值得重视的不仅仅是所谓“孤本”这么一个点，也不应该把它看作孤立的、固化的命题。
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宋）秦观撰
宋乾道刻本
书高25.4cm，宽16cm，版高20cm，宽16cm。半叶10行，行21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版心偶有刻工姓名。黄丕烈、蒋因培、沈树镛、朱孝臧、吴梅、邓邦述跋，冒广生题诗，孙雪鸿题记，吴湖帆配图。
王文公文集（宋）王安石著
宋绍兴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
王南屏、房淑嫣捐赠
海内外现存此书残本两部，上博所藏残本存72卷，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70卷，两部合璧，除去重卷，恰可补足全书。
柳向春我们的展览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看点，就是装裱。上博和上图的碑帖装裱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上图的“大唐气象”唐碑善本展中，有一件龚心钊旧藏的《九成宫》其中贴了一张晋代纸，上面写着此处有“骆驼毛”等等，这个我们的《孔子庙堂碑》中也有，也是属于他的旧藏，他也讲到“‘史’字旁有驼油，必定是北宋拓本啊”。
我们最近在《皇甫诞碑》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我当时也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后来明白，他在某处写道“骆驼油”“骆驼毛”，一定是意指这是北宋拓本，意思是北宋的拓工使用的墨中有驼毛、驼油。所以，在鉴定高古本子方面，我认为应该吸取前辈的鉴定意见，除非有真凭实据，否则，就不应该轻易否定他所谓的“北宋拓本”之说。
仲威
柳向春所以，我觉得，碑帖和版本的鉴定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流动的概念，所谓的证据是不停在转换的……
鉴定碑拓，不能光看几个考据点。水平不高，仅仅关注所谓的“考据点”，那肯定会上当，因为所谓“考据点”，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几个特征，作伪分子当然也会在这几个地方重点下招。
碑帖在拓片制作完成之后，面目变化随着流转、装帧的变化而变化，但正因为每一次装潢，每一次都好比给了我们指路明灯。比如，哪一位名家装潢，好比他为此件拓本作了一次鉴定担保，而后增的题跋又增加了它的文物性，它的艺术审美价值也不断提高。
仲威
孔子庙堂碑（唐）虞世南撰并书，（唐）睿宗李旦篆额
唐贞观初刻 宋建隆乾德间重刻 宋拓本
此拓本共18开，书高43cm，宽30cm；书芯高28.6cm，宽16.8cm。半叶有碑文6行，行10字。拓片缺字处有后人补注，且裱边多处附后人注解说明。拓本封面有龚心钊题签：“宋拓陕本庙堂碑，清宫旧藏原装本，丙子春龚心钊题”。扉页有宝熙题签，碑文第一开裱边印有龚心钊收藏印“瞻麓斋”。
我现在能搞碑帖鉴定，可以说，我比别人“多了一双眼睛”，就是得益于上图的修复力量。从传拓、装裱的角度，加上我自己的判断，三重叠加，就能得出比较客观的意见。
仲威
柳向春相对来说，古籍的装帧变化比较小，主要是出于审美的需求发生的变化。吴湖帆的《梅花喜神谱》是一个个例。就古籍而言，更常见、重要的是修复。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怎样去展示其中的艺术性、工艺性。
我们出了各种各样关于版本鉴定的书籍，教了很多方法，总结了很多规律，但是，只要有一个例外，规律就会被打破，所以，我从来不敢说哪一个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记得已故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杨成凯先生曾发邮件跟我探讨，能不能有一个系统、科学的方法一下子解决一批书籍的鉴定？事实证明完全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专注于个案研究，根据每一种书中的内在信息和外在情况，尽可能地作一个科学的判断。
柳向春
梅花喜神谱（宋）宋伯仁辑
宋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刻本
《梅花喜神谱》二卷为历代爱书之人珍如拱璧，钤印累累，又历经名家递藏，题跋、观款连篇累牍。上有吴湖帆题款，及其“某景书屋”朱文方印、“某景书屋”朱文长方印、“某景书屋”朱文中方印、“吴万印信”白文小方印、“某景书屋”白文长方印、“梅景书屋秘笈”朱文长方印等。
仲威“《淳化阁帖》是刻在石头上还是木头上”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肯定是刻在石头上的。题记上清清楚楚刻了这一信息。至于后来怎么会出现木刻本的呢？后来的翻刻、造假，留下了这些本子。总之，最好的刻帖都是刻在石头上的。
根据你们这边的师傅的经验，到底刻在石板上和刻在木板上哪一个难度更大？
柳向春
仲威当然，刻石会更加难一些。刻字速度会更慢，同时笔锋的表现力也更好……
如果请你选出“上博十宝”（碑帖），你觉得哪些可以入选？《淳化阁帖》两种（“最善本”和“修内司本”）肯定可以入选吧？
柳向春
仲威我个人认为前三位应该是“最善本”、“潘祖纯本”（此次未展出）和“修内司本”。实际上这是很难排的……
淳化阁帖（最善本）岭南金石书画鉴藏家吴荣光之题跋
淳化阁帖（潘祖纯本）民国珂罗版 潘祖纯题跋
(仲威老师供图)
淳化阁帖（修内司本）翁方纲题跋
陈才金石不朽，纸寿千年，宋元时期的古籍，无论是写本、刻本还是拓本，流传至今，都是非常珍稀的文物，它们具有文物性，也具有学术资料性，文献价值非常高，艺术审美价值也同样非常高，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展厅，观赏这一次精彩的呈现。
·关键词·版本
同一种书，因书写因素不同，包括作者的著述、后人的抄写、印刷等方面，形成在文本的内容上或实物的形态上发生不同，那些保存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本子，就是各种书的版本。（参见《纸向何方》《千秋书颜》，陈正宏）
书坊
“书坊”是中国古代刊刻、出售书籍的商铺，其印制的书籍即“坊刻本”。两宋是中国刻书出版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所形成的官、私、坊三大刻书体系与出版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出版规模之大、刻书之多、版印之精、装帧之美、流通之广，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参见《纸向何方》《宋元本书的鉴藏与藏书家的贡献》，李致忠）
丛帖
帖源于碑。《隋书·经籍志》已记载了隋朝宫廷中藏有汉魏石经拓本之事。到初唐时，拓墨之风渐盛，刻帖也就开始了。帖学则是在宋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兴起发展的。宋人既热衷于将法帖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范本，又对专门研究法帖本身有着极大的兴趣，于是，很多古代名碑被翻刻，单贴得以大量摹刻，而“丛帖”即单本名帖之汇编，据不完全统计，仅不同类型的丛帖就达57种，至于其同类型的分支翻版就更多了。（参见《宋代帖学之研究》，水赉佑）
传拓
“传拓”即将金石器物上的纹饰、文字以纸、墨、拓包、棕刷等拓印下来的技艺，这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最有效的复制文献的手段，它直接启发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般认为，南朝梁就已出现拓片，唐代初期就有优质的拓片传播了。值得注意的是，“搨”即响搨，是指双钩描摹复制，与“拓”是全然不同的。（参见《纸向何方》《从碑帖拓片看字纸文化》，仲威）
装潢
“装潢”一词在这一领域泛指对纸质书籍或书画的保存、装帧，乃至函套、匣、箱等的设计制作，其工艺性和艺术性为古籍或书画等纸质文物增添了审美价值。古籍的装潢在其诞生之初就备受重视，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态，每一种形态都自有其源流，传承有序。
考据点
碑刻如同世间万物一样具有“成、住、坏、空”的发展规律，碑刻文字从崭新清晰到剥蚀漶漫，碑刻点画由粗壮深沉到渐趋细瘦浅薄，碑中裂纹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此种种使得稚嫩的新碑变成弥漫着金石气的古碑。人们就是运用碑刻的自身“生命”周期规律来区分其拓片的拓制年代，并从中挑选出约定俗成的“考据点”（比如不同拓本所呈现的特有的石花、石质纹理、断裂纹、细擦痕、界格线、字口内外等等），找到了考据点就好比看到了古树的年轮，即可按图索骥般地推定碑帖的大致拓制年代。又因为历代碑刻的“生命演进”过程是不会停息的，所以靠考据点校碑也必须有不断累积、增补、完善的过程。（参见《碑帖鉴定概论》，仲威）
编辑丨邱慧蕾
初审丨陈才、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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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展对谈｜花开两枝——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