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古文运动”叙述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在历史的通变中，古、今通变比古代格局内的通变更复杂。历史就是通变史，文学史当然也是通变史。

本书对“古文运动”的研究，即是在阐释学与“通变”观的理论视野下进行的。作者赵鲲在“古文运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古今通变”这一学术方向的学术意义、基本理路提出初步的看法。

中国文学古今通变

中国文学古今通变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严重割裂，势如鸿沟，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有鉴于此，最早由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1934—2011）倡导，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正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方向。截至2014年，已经召开了6次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包括《文学评论》杂志的参与），并且出版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一编、二编、三编、四编等四本论文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通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等著作。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经教育部批准，率先招收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

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学术方向的初衷，是为了打破5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各自为阵导致的学术视野狭隘、学术境界难以提升的弊端。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做打通古今的贯通研究。显然，这一学术目标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当我们具备了更开阔、更具整体感的视野之后，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都将获得更多维、更深刻的视角，从而使得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进入更加高深的层次。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提出，源于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反思。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学科反思，主要体现为一股持续的“重写文学史”的潮流。这种思潮，首先出现于与现实更为相关的现代文学领域。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其问题意识源于对“文革”文学史叙事框架的反拨，而它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之一，则是对所谓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包容与整体观，即从纵向以及横向的各个关系的有机系统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后来，现代文学研究向晚清更加深入的开拓，其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路的一种推进。然而，现代文学的上限推及晚清，已不宜再作上溯，现代文学研究更多地转向理论方法的突破。晚清正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交会期，古代文学界对于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相对滞后。90年代之后，古代文学界陆续出现了很多重写的文学史，有通史、有断代史。其中，有很多是大学教育知识生产的产物，有少数是具有自觉认真的探索新的文学史叙述理念与框架的文学史著作。1997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较有突破的著作。这部文学史尤重元代以后通俗文学中表现出的注重欲望、个性，张扬人性的文学，认为这是现代文学意识的某种开端。虽然并未涉及现代文学，但这一理路隐含着古今贯通的意识。所以，章培恒在21世纪初发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倡导，可以说是导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以及实践。现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史的“重写”走到一定地步之后，必然要“相遇”，并产生“文学古今演变”的问题。现代文学是向上溯源（就历时性而言），古代文学则是向下寻找流变，以及流变中的古今贯通。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是阶段历史之内的僵死之物，而是前后相续的时间之流中的精神生命，它永远是一个不断生发的过程，因而便是一个不断贯通、联系，互相对流的过程（有学者把中国文学史比成一条长河，“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就古今连贯而言，这是对的。但文学史其实更复杂，它还包括“今”对“古”的叙述、阐释、塑造，即如果文学史是水流的话，它是古今对流的）。而古今贯通的前提，是整体的视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原本即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就学理而言，不仅古今贯通的国别文学是一个整体，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也本是一个整体——文学本身。文学是人类精神艺术化的呈现。国别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只是我们为观察之便所做的局部划分。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学是第一层级，国别文学则是第二层级的整体文学。所谓“世界文学”的整体性包含了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当我们区别国别与民族文学时，是以空间为主轴；当我们划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时，是以时间为主轴。“文学古今演变”是以时间向度为主轴的文学视域。文学史终究是以时间为纲的精神现象。古代、现代，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时间观念。古人也有古今意识，但现代人是以“现代”把自身和“古代”划分为两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单元。换言之，“现代意识”是把现代以后的人类存在视为某种新的开端、转向，而不是惯性的延续——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时间意识的积极意义，是它使得我们大幅度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从而得以进入新的生长空间，但其弊端是我们（主要是激进思潮）也忽略了断裂背后无法真正摆脱的延续性。这是现代人历史意识的缺陷。而人为的诸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类的学科划分，更加重了历史整体感的弱化。强调“文学古今演变”，便是要重新获得文学史的整体视域。只有站在整体的视野上，才能看清局部；也只有站在整体的视野上，才能洞察整体。任何文化探索，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找到制高点。

目前学界所倡导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其具体的学术指向是什么呢？章培恒、胡明、梅新林合撰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前言”说：

在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缺乏沟通，因而难于深入抉发我国文学从古代发展到现代的内在联系与脉络，包括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继承，在现代文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影响与外来文化影响的交互作用，等等。而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深切的阐明，我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过程也就难以得到清晰、具体而富于层次感与逻辑性的描述。

可见，“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只是要研究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化，而且要研究整个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

章培恒在他的几篇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倡导性的文章里，时而说“演变”，时而说“通变”——“演变”居多，并且把这一新的学科方向命名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但他并未阐明“演变”与“通变”的语义差异。“演变”与“通变”，虽只有一字之差，实则有不同的内涵。“演变”意为变化、发展，侧重于嬗递关系，是从A到B到C的顺延关系，演变即为演进（演进并非进化，而是变化），如所谓“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即为“演变”；“通变”是具有更多方向与维度的关系概念，它既包括顺向的演变，也包括转折、分叉、否定、继承或者是这几种关系的组合，譬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古文运动之间，就有否定、继承、改造等多种复杂关系，这样的关系是无法用“演变”来描述的。“通变”更强调事物之间超越时空的内在的关联，如鲁迅的文章和嵇康的文章之间，就不是演变关系，而是通变关系。笔者对唐宋古文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所做的比较，就是典型的中国文学通变研究。属于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的问题很多，再如：现代文学与晚明文学的个性解放精神之间的关系、现代家族文学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诗的智性和宋诗的“重意”之间有无关系，何种关系？中国古代的“文”“文章”观念与现代的“文学”“散文”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载道文学”在中国，从古到今有如此深的根基？中国古典文学的载道传统与抒情传统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什么？现代文学语言应该怎样继承古汉语？民国以后的旧体文学与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古今文学，除艺术形式之外，在题材上有何变化，它与中国人外在以及内在的生活有怎样的关联？现代文学到底应该继承和舍弃传统文学中的哪些东西？古代文学的作者（文人、士大夫、隐士、僧道等）与现代文学的作者（专业作家、学者、报人、文化官员、公务员以及广泛的从事其他职业的写作者等）的身份、生活及其心态、思维有何差异？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古代文学及现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差异是什么？……诸如此类，就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内在的深层联系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古今之变”。在古今通变中，文学观、审美意识、文化心理等内在精神的问题尤为重要。

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四编》所收论文来看，多位学者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理内涵的阐释，其实就是“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的意思，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文章，也完全符合“古今通变”的旨意，如章培恒、谈蓓芳《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主要谈晚明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思想与陈独秀、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异同，从而证明五四新文学有传统文学的根，虽然逻辑多少有点牵强，也未曾论及“古文运动”以及更为广泛的古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失之简单，但毕竟是把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进行整体贯通研究的尝试。赵敏俐的《“五四”前后文学观念的变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论析了现代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这是非常值得古代文学研究关注的问题。马大勇的《通古今之变：中国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文在题目中直接标以“通古今之变”，说明他有非常明确的“古今通变”意识。“中国文学古今通变”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是由现代文学观察其对古代文学的选择、继承、改造，或者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二是观察旧体文学在现代以后的发展状况。民国以后的旧体诗只是其中一端，还应包括现代以后的文言文、赋、章回小说、京剧等传统戏曲戏文的创作等，而以上内容，目前几乎尚未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野。袁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旧体文学亟待研究》一文对此有非常清晰、深刻的论述。没有这种研究，所谓“现代文学”“现代性”都是不完整、不合理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年届八旬的著名古代文学学者罗宗强的《论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一文——如此高龄，尚能突破自己的知识局限，对一位陌生的当代诗人做深刻的探究，可见“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并非多么艰巨之事，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从自己固有的知识视野中向外张望——而我们常常是主动给自己的精神之窗贴上封条的。

由以上论述可知，就学理而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其实包含于“中国文学古今通变”当中，某些通变性的问题，用“演变”来形容并不恰当。“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的思路，起源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说法（笔者对“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的研究受到博士导师邵宁宁教授的启发），但内涵更为深广，外延更为周延。所谓“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学术术语，或许用“中国文学古今通变”来描述更为恰当。

黄霖在《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一文中也指出“变与通，要关注‘通’的研究”，他说：

我们讲文学的“通变”，这个“通”字十分重要。……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就不仅仅在于罗列一系列“变”的现象，而是要在“变”中探求其“通”。这个“通”也不仅仅是以今参古，或者是以古视今，将一系列文学现象像贯珍珠一样贯通起来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这“变”的过程中探究其贯通全局、通行古今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普遍性的内在精神。……

这种“通”，正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最值得加以关注的，因为这才是我们总结演变历史，建设当代文学最有价值的东西。

黄霖认为“变”是现象的，“通”则是内在联系，且不仅要看到古今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可以说，这便是“古今通变”的要义。

中国古人，如刘勰、叶燮等讲文学的“通变”，指文学创作。“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虽指学术，但其前提乃建基于中国文学作品、文学观念、文学现象古今之间的内在联系上。无论创作、研究，都当以“古今通变”为视野。其实，所谓“通变”，就历史观而言，历来都是以“古今通变”为重心、为旨归的，如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所谓“通鉴”，都是为了通古达今，最终目的是获得当代的文化智慧。所谓“融会贯通”，按照阐释学理论，即为“视野融合”。视野融合是不同观察角度的融合。无论何种角度，就人的思想而言，任何创造性的思想都是在古今通变（历时性）的视野（也可能包括共时性的视野融合）中进行的，所以，“古今通变”实为人基本的思想方法之一。

文学史自不例外。刘师培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所谓“变迁”，相当于演变。这个说法，不能说不对。钱基博的文学史定义则更深一层，他说：“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又云：“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刘师培的文学史定义只指出了历代文学之“动”，钱基博则强调文学史在变动之下的“会通”。会通，即挖掘事物的深层联系（有机性），甚至在联系与对比中产生创造性的思想。假如没有会通的眼光，文学史就是僵死之物；有会通的眼光，则如吴芳吉所说——“古今相孳乳以成”，即没有古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没有当代对古代文学的继承、阐释，古代也不成其为古代——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古今之间相通、相成的道理。所谓“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首先，要打破拘于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一隅的偏狭，获得对中国文学整体了解的视域；其次，要能在这种视域中，发现并探究具有古今贯通性的有意义的问题。文学史好比一条长河，顺流而下，有延续、有改道、有逆行、有干涸、有变质，这是千变万化的风景，我们只有在长河上下自由驰骋时，才能看清这条河整体的内在呼应，风景的奥妙所在。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正具有这种纵览长河般的意义。

目前的态势是，不仅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判若鸿沟，甚至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内部，也越来越局部化、碎片化，很多人大体只围绕某一阶段、某一方面或某文学大家做长期的窄而深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利于学术境界的提升，很难获得有价值的、重要的创见。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割裂，首先源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传统文学的反叛，及至后来现代文学成为一个学科之后，它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疏离就不断加剧了。另外，现代以后，古典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理念、方法不断增多，日益繁杂，要在整体上打通古今文学研究，转变学术范式，洵非易事。再加上学科建制的不断细化，许多人既无力也无意去通古今之变。分工明确，深耕细作有其好处，但倘无整体视野，其实连很多局部问题也看不清楚，宏观性的问题更毋论矣！尽管古今文学通变研究难度颇高，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分裂一时也难以改变，但学界理应有少数人从事这一研究，努力勒马回缰，弥缝鸿沟。

自从有了比较文学概念之后，我们一直很注重中外文学的比较、会通。其实，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古今比较，也属于比较文学。比较，是对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事物的对比。目前已有许多学者不认同“比较文学”这一说法，而认为比较本是一种研究方法、态度，不应是一种可以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相并列的学科。就方法论而言，古今文学通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古今通变”的角度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国文学内部的事情，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会通，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包含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传统同时汇入现代文学，所以，“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也就包含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会通。如吴兴华（1921—1966）的“新格律诗”，既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也深受西方格律诗的影响，通过研究吴兴华的新格律诗，就可以对中国格律诗与西方格律诗——譬如十四行诗之间的同、异进行观照，两种格律诗经过吴兴华的融合之后产生了怎样的新变，它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和限度？整个现代汉诗中的新格律派都包含着其与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格律的会通问题。与吴兴华诗歌创作相反的一个例子是穆旦（1918—1977），王佐良（1916—1995）在40年代用英文写的一篇介绍穆旦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中说：“穆旦的胜利在于他对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穆旦本人也一再表达过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拒斥态度（与穆旦类似的一个例子是海子。海子也有意疏远中国古代文学），而我们知道40年代的穆旦，写出了中国最好的现代诗。穆旦深受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等西方现代诗人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学无知的年轻人写出了很好的现代诗？可是，既深受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等西方现代诗人影响，也深受杜甫等古典诗人影响的冯至，也写出了杰出的现代诗。然而，穆旦或冯至的诗，并不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终极成熟形态。再如鲁迅，从古今通变的角度看，他与魏晋文学、与嵇康等作家颇有相似之处；而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有人又把鲁迅与高尔基加以比较。周作人深受晚明性灵文学的影响，同时浸淫日本文学也很深。这种古典的以及外国文学的营养是如何汇聚并成为现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质素的？它们如何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学？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文学古今通变问题。因为，在相当程度上，外国文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就是现代文学。

再从外国文学看，美国现代大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及意象主义诗派为什么钟情中国古代诗歌，并从中汲取营养？假如我们像穆旦那样有意切断现代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中国现代诗在体貌上与外国译诗如何区别？或者说，现代诗的“中国做派”如何成立？显然，中国现代诗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不再重复古典诗歌的老路，但难题是——中国现代诗的创造性、发展方向与古代诗歌之间应保持怎样的距离以及态势？再以小说为例，莫言的小说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深受古典章回小说及民间文学影响，这两个渊源，假如去掉任何一个，都不会成就今天的莫言。但是莫言的这种融合，除了优点之外，也有不足，譬如其艺术风貌在某种程度上雅正风格的缺失。所以，我们就应当探究：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对学术研究而言）、应该是怎样的（对创作而言）融合关系？怎样融合才能使中国文学日趋完美？在这里，中国文学古今通变与中西会通不可分割。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古今通变，必须有世界文学的眼光，中外会通。不仅在文学史实上，在理论方法上，也要了解外国文学。例如，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对进化论、现实主义、个人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哲学、文学思潮的借鉴之下，冲破传统文学观念，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末章第一节“中国文学变迁的大势”，就是对中国古今文学总体大势的鸟瞰与总结。他在叙述完现代文学之后，又讲了“世界文坛的大势观”，这便是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加以贯通，并放到当代世界文学中加以观照。这种“世界意识”是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的应有之义。立于现代世界，我们所有的意识都或多或少地被世界意识渗透，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眼光”了。

目前提倡“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者，主要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这说明许多学者意识到——没有现代的视野和意识，古代文学研究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一些侧重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学者，如陈伯海、董乃斌、陈国球等教授，其学术视野和文学史研究著作是古今贯通的，如陈伯海的《文学史与文学史学》一书，从古今贯通的视野出发对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点、演进规律乃至文学史哲学做了宏观深入的探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虽然明确倡导“古今文学演变”者不多，但也有学者企图做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的研究工作，至少在学术视野上是古今连贯的。如王瑶，这位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就曾致力于打通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王瑶的这种学术作风受其老师朱自清的影响，朱自清以研究古代文学为主，而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则是最早的现代文学史，不过他并没有明确的通古今之变的意识。王瑶的弟子陈平原、赵园也有意突破现代文学的局限，而兼做明清文学、文化的研究；钱理群则做过民国旧体诗词的研究。杨义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名家，后来写出《中国叙事学》《李杜诗学》等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他的古代文学研究颇有现代意识。再如，许多人都注意到中国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之间的重要关系，现代文学学者李怡撰写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一书，对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做了整体性的探究，这是很有益的尝试。古典文学学者蒋寅有篇文章《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因子》，也是试图挖掘现代诗与古典诗歌的内在关系，这便是古今贯通的视野。但是，在散文、小说、戏曲、文论研究的领域，尚未出现通中国文学古今之变的学术著作。1932年，周作人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周作人并非有意贯通古今文学），可惜后继寥寥。所以，中国古今文学通变研究仍大有可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很多《中国文学史》都是从古代叙述到现代——虽然彼时现代文学只有短暂的一二十年历史，说明那些作者的中国文学史视野是古今贯通的。可是，50年代之后，所谓《中国文学史》都只叙述到清末为止，那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可谓文不对题。民国时期的学者，即有沟通中国古今文学的志愿，在现代文学已有百年历史的今天，中国文学古今通变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以及必要性。只有在古今贯通的整体视野中对中国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使中国文学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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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鲲 著

2023年3月出版/98.00元

978-7-5228-0519-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从阐释学以及古今通变的角度，梳理了古文运动自中唐发生，历经宋、元、明、清，至20世纪40年代的叙述史，并对“古文运动”叙述与中国文章的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

“古文运动”这一术语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对以古文传统为核心的古典文学的反叛、思辨中发轫的。现代以后的“古文运动”叙述对于中国文学转型期文学观的转变，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既是对“古文运动”这一千年叙事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以及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的一个新探索。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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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古文运动”概念的由来

二 现代视野：古文运动的阐释与古今通变

第一章 古文运动叙述的古典脉络

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自我叙述

——唐代至北宋

第二节 唐宋古文传统的建立与流变

——南宋至清代

第二章 古文运动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第一节 “五四”前后对古文运动的叙述

第二节 新旧文学观转变的节点

第三章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的古文运动观

第一节 “古文运动”概念的流行与学术化

第二节 五四古文运动观的承续与嬗变

第四章 中国文学古今通变

——以古文运动问题为中心

第一节 古文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关系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古今通变刍议

主要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赵鲲，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中国文学古今通变、顾随等领域的研究。

原标题：《新书速递 | 《“古文运动”叙述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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