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所产生的焦虑心态是一种历史现象
【编者按】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曾担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荣休。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中国教育史（1600-1900）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等。其著作《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通过对横跨元明清三代、千余种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分析，探讨了1315-1905年间作为晚期帝制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举制度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面向。本文摘自第六章《焦虑情绪、科举美梦与备考生活》。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书封
由于青年考生和老年考生要在科举市场上“公平”竞争，他们都为考生的科场生活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个体经验。年轻一辈对榜上有名的风光庆祝心向往之，而对功名可望而不可即的年长的考生也会对名落孙山的折磨感到同病相怜。然而，对于他们所有人而言，与之相随的紧张情绪——对于年轻一辈来说是漫长的寒窗苦读，而对年长考生而言是更为漫长的屡试不第——不过是人们对帝国科举制度的自然情感表现。科举考场对于登科及第的青年考生来说是充满机遇的地方，而对从未成功的年长考生来说却是“文化监狱”。科举及第的压力也形塑了他们的个性。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而言，坚持不懈地应举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第五章所述状元张謇的科举生涯便是其中的代表。其他人则将科场失意升华为精英与通俗情感表达的文化象征，有时也意味着对深受其折磨的文化监狱进行政治抵制。
考试焦虑与落榜失意
科举考试机制介乎精英思想话语与文士日常生活之间。而焦虑情绪则是他们生活中的催化剂，它给一些人带来了名望和财富，却使大多数人陷入失望乃至绝望。本章记录了文士们频繁地乞灵于宗教和占卜术的种种行为，他们试图通过这类方式疏导在竞争激烈的地方院试、乡试和会试等典型科举场合的情绪反应。在1904年的晚清末科殿试中，商衍鎏被点为探花，他曾写下自己的考试经历：“（衍燊兄）二十岁中辛卯科举人，翌年到北京会试后还广州，一病而逝。我母亲说：‘聪明太过不主寿，不如你笨些的好。’”
像吴敬梓《儒林外史》这样的通俗小说，或是蒲松龄（1640—1715）写的文言短篇故事，其作者都是科举落榜的书生，因此他们会用大众流行的市井方言来嘲讽这一取士选拔的过程。而这些虚构故事并非“透明的文本”。其叙事必须被解读为文化建构的产物，并以落榜者的视角框定了科举过程。由于这些作品同时吸引了包括精英与非精英在内的“大众”读者，我在此特意对“大众-精英”（popular-elite）的二元对立提出质疑，并力图展现这两极之间复杂而灵活的互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梦境与吉兆是最突出的非官方记载，它们反映了潜在的、集体性的考生心理压力，并为外界提供了一套关于个体成败的解释。
因此，科举所产生的焦虑心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主要是男性个体的深刻体验，这也符合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但男性的家庭成员，如他的父母、姊妹、亲眷也无法摆脱这种焦虑。他们替他分忧、提供慰藉与鼓励，但关乎科举成败的直接个人经验依然属于成千上万的男性考生。正如我们看到的，男性考生间彼此激烈竞争，而登科及第的概率也越来越小。社会形态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使得考官的官方经典标准（见第八章）与考生所运用的那些宗教手段背道而驰，后者更被考生当作缓解担忧与负面情绪的良方。
科举考生的落榜失意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常见主题。为了能写经义文（1756年后又要学会写律诗），需要相当程度的典籍记诵、古诗文的广泛阅读，以及经年累月的写作训练。这就占用了一个考生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阶段，并成为帝国范围内历代精英家庭子弟的共同经历，这一点不受方言与地域的差异性影响。至于那些仅仅受过短期教育的人则只掌握了科举范文，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广泛记诵，即便这样，如若他们想要通过地方性的院考、科考步入官场的话，他们依然需要具备文言文读写能力。
在地方性考试中，不通文言文的考生很常见，就像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童生和生员的情况那样；但在各省举办的乡试中，不通文言的考生基本已经被淘汰了，但考场舞弊和考官受贿则成为获得举人乃至进士头衔更行之有效的捷径。三年一次的乡试规模在明代达到了5万至7.5万考生，而到了清代更增至10万到15万，考试的难度并非向考官展现自身的文言文读写能力（这是地方考试对童生所进行的文化区隔），而是写出雅驯的八股文，并且要在海量的文章中脱颖而出，这些文章的作者个个都是在写作上砥砺数十载的青年和老年考生。当一个不识文言的考生试图通过受贿步入仕途，他买下科举头衔的行为会被迅速发现和曝光。清廷对此的监管尤为严格。
科举及第通常也意味着事业上的成功，尽管所谓的成功标准在明代和清代已发生了戏剧性转变（见第三章）。在明末，除了进士以外的科举头衔均已贬值，而到了清代，即便是进士也通常要候缺数年才能被任命为知县或知府——如果他们在进士群体中的资历能熬出头的话。即便如此，生员和举人所积累的地方社会声望、法律特权，以及免除徭役等种种好处，依然令众多出身精英家族的青年和老年考生甘愿在科举市场上竞争。但19世纪后通过科举获得成功的机会越发渺茫，这严重加剧了人们的紧张情绪。自从科举在唐宋时期扩张开始，这一紧张气氛便与科举市场形影不离。没有一个朝代在精英人口的增长方面能和清朝相提并论。
1870年，北京顺天府贡院内部，远处的建筑是明远楼。
对于在明、清精英家族中成长起来的男性成员而言，他们自有一套预先设定的、存在已久的社会化人生之路。成年人为成千上万的幼年士族男性的童年定下了日常备考章程。男性焦虑与文士挫败感实为一体两面。我所谓的“男性焦虑”是一种属于精英的社会与思想现象，它产生于男性个人与家庭生活的相关历史经验。正如蔡九迪（Judith Zeitlin）所注意到的那样，明代医师诊断出一种特定类型的“郁”，他们将这种可识别的“思郁”症状与落榜考生在谋求成功过程中的持续受挫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压力仅见于乡绅—商人精英自发的陈述。然而，汉人精英纾解压力的方法着实不少，它们被用来应对备考生活中的男性焦虑、无情的科举考试机器，以及选拔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紧张心态等诸多历史现实。
科举的宗教面向及其世俗稳定性
在世俗的想象中，“命”通常被拿来解释内在于科举选拔过程核心的社会与文化不平等。很多人对自身成败的接受，源于他们相信科举排名的背后有神明的旨意。那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落败的精英子弟，会自我治疗式地援用“命”来看待那些成功的人，尽管后者实际上看不出有任何方面比前者优秀。
当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时，许多中国人——无论是精英还是农民——都会求神问佛、礼拜寺庙，并参加当地的宗教活动，以此作为协调自洽、使其生活复归常态的手段。文士生活的一大讽刺就在于，科举教育制度考查的是像四书、五经这样大体上去宗教化的经典，它禁止道士、佛僧步入考场，宗教典籍也被排除在官方科举科目之外，但这样的科举制度却充斥着许多外在的宗教感性，以至于备考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已无明确的界限。例如，唐代官方曾下令，如果科举考试持续至夜间，而考生在考试结束后无法回家的话，他们被允许在光宅寺留宿。而在宋代，供奉孔子的文庙在考试前成了科举考生的祈福之地。
自隋、唐以来，考生为了缓解学习与考试压力，就会向地方神灵寻求道德支持。这样的宗教实践方式被用以疏导学生对成功的焦虑，并在科举市场上助其一臂之力。道教中有文昌神信仰，文昌帝君在中古时期被视为掌管文运之神，而到了南宋，他更作为预测科举功名之神而被士人群体所信仰。在元代，这一信仰得到了官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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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文昌神崇拜空前繁盛。15世纪关于科举考生的记载经常提到他们在各自的家乡，或是在奔赴省会、进京赶考的路上组织文昌社。比方说，十余位科举考生于1441年造访了山西太原的文昌行宫，“为文昌社，上表以祈功名”。又如1454年，即将跻身士大夫之列的明人丘濬尚在准备京城会试，而早在十年前他就通过了广东省乡试。一次，他在梦中见到了文昌帝，帝君称赞他持诵《文帝孝经》甚勤，并保证他在接下来的科举考试中必能高中。明代考生自称供养“文昌帝君”得以中第成为一时风尚，连王阳明的弟子杨起元（1547—1599）也不例外，他因在科举制艺中融入了禅宗思想而为世人所知。
明、清科举士人经常崇拜的另一个民间宗教信仰便是关帝，这位历史人物被神化为战神，有时还充当财神。关羽在中古时期开始被封神，他作为历史上的忠臣武将在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被浪漫化，由此化身为关公，成了怜悯众生、保障商贾致富、护佑文士中举的神明。帝国范围内的关帝信仰，根据善恶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行为，由此弘扬忠义、福佑善人。清代的雍正皇帝更将关帝崇拜纳入整个帝国的庙宇等级体系中，朝廷由此将之整编为王朝的官方守护神。
据说在1547年，一个名为张春的考生梦见关帝请求他医治其耳疾，并以乡试、会试中第作为回报。张春当时居住的寺庙有幅关帝画像，在他醒来后，张春发现画上关帝的耳朵恰好被蜂蜜堵住了，他便把蜂蜜从画上除去。第二天晚上，张春又梦见关帝前来答谢他，并表示不会忘记他的善行。在明末，一个身患痼疾的考生梦见关帝告诉自己将会康复并通过下一场科举考试。但之后，由于此人痊愈后变得贪得无厌，他最终在科举中落榜。事后，这名考生去庙里求签询问自己为何失败，关帝解释说“天理”不容侵犯。1619年通过会试的贡士中，有八位据说在梦中见到关帝，并在其呈示的名单上榜上有名。
另一个晚期帝制时期科举信仰中人气颇高的历史人物是明初名臣于谦。在对抗瓦剌的战役和土木之变中，当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后者索要赎金之时，于谦及其他朝廷官僚扶持他的幼弟来取代原来的皇帝（见第一章）。这位新即位的景泰帝之后成功地守护了京城。而当明英宗回京并度过了若干年南宫幽禁的生活后，他在1457年的夺门之变中重新夺回了皇位。之后他便以谋逆罪处死了于谦和其他官员，原因是他们在1449年抛弃了自己。于谦在1466年得以昭雪平反，他的儿子于1489年请求在其父位于杭州的坟墓旁建立纪念他的祠堂。之后，于谦的谥号于1590年被改为忠肃，其祠堂也改名为忠肃祠。另一处祠堂也在北京建造。
于谦的墓地与祠堂（世人称之为“于忠肃祠”）成为明末、清代浙江省科举考生青睐的场所，他们在前往乡试和会试的路上常在此驻足停留，祈求于谦在天之灵指引或启示未来的科举成功之路。和关帝一样，于谦这一历史人物所代表的忠义之举超越了他的时代，而其清明的精神足以影响其他人的命运。于谦崇拜的影响范围仅限于当地，并没有遍及整个帝国疆域的其他地方。许多科举考生事后将他们的登科与祠堂中所做之梦联系起来。例如，1652年的状元邹忠倚，尽管来自江苏无锡，但他将自己的成功追溯至儿时拜访于忠肃祠的经历。当时他梦见了于谦，后者预言了邹忠倚未来的状元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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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应对科举压力，并洞察下一轮考试的出题内容，考生及其家属也利用一种存世已久的沟通灵界的技巧，由此预测科举成败、获得考官抽取四书引文的线索、卜测出算命者的谜题或是从天神、鬼怪与祖先那里泄露的梦境。明、清科举考生痴迷于“看命”，他们想要在令人望而却步的科举市场中为自己的前景寻找一丝希望的征兆。
蒲城清代考院科举文物精品展，清代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考卷。
用于分析科举的占卜术具有多种文化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有用《易经》算命、看相、扶乩、拆字或测字、占梦、观兆和风水。每种技巧又有若干操作方式，司马富关于晚期帝制时期算命家的翔实论述，使当时的仪轨情形十分明了。然而在这些占卜术中，民间宗教、佛教与道教，以及精英思想生活之间的沟通是如此频繁，以至于它与我们早先所描述的“儒家式不可知论”或精英无宗教信仰等历史认识大相径庭。我们将会看到，晚期帝制时期的科举考官试图对这些民间占卜技巧加以思想限制。但即便他们对科举的策问题加以设计，用以揭露盲目接受一套严格的天人感应理论的荒谬性，他们依然是在徒劳地试图影响这个话语世界，后者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其掌控。
许多科举考生对算命一事十分上心。基于对佛道观念中业力与善恶报应的接受（这些观念已经被接纳为明代科举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试图通过运势推测、吉凶择日、生辰八字等方式，来分辨自己的“缘分”如何。中国传统的“占星术”也在算命师、佛僧与道士中被广泛运用。它包括基于《易经》的卜筮以及用来辨别历算模式的象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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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的科举失利内在化，几乎成为所有在科举市场上竞争的年轻人的共同命运，而宗教和世俗的占卜术则为考生及其家属提供了相应的治疗方案，并借此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将落榜的内在心理活动合理化。而这样的治疗方法一旦被接受并加以有效利用，就能让男性焦虑控制在可接受的、保持个人身心健康的社会边界内，并防止梦境与幻想进一步失控，从而逾越明、清时期文化健全机制的标准。但这种介于外部公共压力与内在情感的平衡，本质上依然是不稳定的，而每个个体都必须成功驾驭自身的这一内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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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认为对落榜造成情绪低谷的诊断，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其他人而言，都不是科举生活的终局。身心的康复、回归内心平静、找回个人自信才是其终极忠告。在此，蒲松龄明智地告诉了我们，那99%的落榜生为何并且如何治愈了他们的身心创伤，并在不久之后重回考场号舍之内，一次又一次地重返竞争。也许他们并不比以前更聪明，但在情绪控制方面却日益强大而成熟，同时也对科举市场的若干运作方式、晚期帝制成就命运的不同出路更为熟稔。
相应地，蒲松龄对现实的描绘是有其治疗性意图的。反抗与打倒权威是科举落第时十分常见的反应，但考生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成为剩下的庞大人群中的一分子。在反复参加科举考试的同时，他们也各自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就蒲松龄个人而言，他的排解方式是创作笔记小说，以此作为文化生活与生计的另一条出路。一些考生能将其科场上的挫折加以利用，为地方出版商编纂历年科举考题等书籍，或者他们自己便从事地方出版业，如福建四堡的马氏与邹氏刻书坊。另一些人则被强压击垮，如一位名叫颜元（1635—1704）的北方文士，他无力面对自身家族危机与地方科举的屡次失利。由此，颜元最终将其情感挫折加以转化，充满憎恶地将程朱理学视为学究的教条，并批判科举非人道的一面。无独有偶，一名浙江的秀才在1819年被剥夺了地方考试名次，父亲把他赶出家门，最终在孔庙被官府逮捕，因为他在恸哭和抱怨的同时故意损坏了孔夫子的牌位。蒲松龄的治疗性回应远没有达到反抗科举体制的程度，其态度在考生中十分典型，但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科举失败导致考生情绪失控，乃至激烈地抨击帝国及其高压的科举体制——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长久以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晚期帝制的历史记述中，地方上的闹事者往往来自当地秀才群体，他们徒劳地想要得到其梦寐以求的举人和进士功名。的确，1644年攻占北京、在北方将明朝打垮的西北叛乱势力中，有些领袖人物就是地方上的科举考生，他们在谋求官位的仕途道路上屡屡受挫。尽管东林党祸（见第四章）以后，明末的经济危机——饥荒、贪腐和战事也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像李自成那样心怀怨怼的男性也决意在王朝危机之时拿起武器造反，这在科举机制内部实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造成了太多的失败，从而也积聚了过于沉重的失望与愤怒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