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主义的黄昏：记一段逝去的友谊

也许我再也见不到D教授了，那天我望着他和学长的合影想道。他永远不会知道他曾经如何影响了我的思想，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我对他如此失望。我没有去和他打招呼，是因为我怀疑他早就忘了我的名字，而这不管对我还是对他都太尴尬了。

2

我第一次认识D教授时，才知道原来美国政治里有一个群体叫“保守派”。在那以前，我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停留在克林顿的自由主义、错误的伊拉克战争，还有相信变革的奥巴马。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接触的中国媒体似乎对民主党的评价更为正面，我对共和党的印象停留在他们在外国到处惹事，还有莫名其妙的反华态度。同样，高中的历史考试考了无数次罗斯福新政，但好像从未提过里根时代。

D教授让我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另一面。那是在大一正式开学前两天，为了让新生适应大学学习，学校特意安排了几位教授给新生上一节小课。政治系的D教授开的课名叫“大学的问题”，根据介绍，这节课将要探讨读大学的真正意义，以及美国大学教育中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是我在美国的开学第一课。我在课前认真读完了D教授布置的3篇文章，找了本新笔记本，坐在教室第二排中央，记下D教授讲出的每句话的重点。如今，我已经找不到那本本子，也忘了D教授的具体讲课内容，但主旨思想大概是：当今美国大学里功利主义横行，学生为找工作而学习，不相信真理和美德，缺乏真正精神相通的友谊和爱情，希望各位同学引以为戒，广读经典，结交挚友，在浮躁的世界中保持心灵的安定。

D教授旁征博引、情真意切，讲得我既佩服又困惑。我没想到，被国内的留学机构吹得天花乱坠的美国高等教育其实也问题重重，即使是我所在的这所注重博雅教育的学校也充斥着D教授所说的自由主义，打着张扬个性、开放包容的幌子玩世不恭、行为放纵。我要读文科，我想，我要像D教授那样，不受外界诱惑，扎扎实实地读遍经典，寻找能够进行精神对话的良师益友，做一个有原则和教养的人。

我在大学里申请参加的第一个社团，就是D教授成立的政治哲学学社。我从没打算去政治系上课，这个社团成了我继续聆听D教授教诲的机会。社团的主题是追溯美国民主的根源——不是重复无聊的政治宣传，而是结合文史哲各科的西方经典，探究美国政治制度背后西方文明的古老土壤。对于一个来自东方、喜爱文科又对美国的一切充满好奇的外国新生来说，这无疑是最理想的课堂。社团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大概也觉得我这个外国人颇为稀奇，对我热情相待。在那里，我结交到了自己在大学里的第一批朋友。

当然也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加入社团的欢迎会上我就发现，社团中大都是白人，其中男生居多，个个穿着平整的衬衫，一副精英做派，女生则大都穿着过膝的裙子，笑容温柔。其中也有一两张亚裔面孔，但没有黑人，也没有国际学生。我并不在意这些，毕竟这社团只是个学术兴趣小组，并没有任何种族或者宗教性质。我不明白那些黑人同学为什么对政治哲学不感兴趣，同时又为自己刚进大学就打入所谓的精英圈子而沾沾自喜。

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茶党（tea paty）——这个2009年创始的极右草根组织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异军突起，以反对政府监管、捍卫个人自由的激烈言论以及对宗教的执着，吸引了大批在金融危机后对政府失望的保守派民众。

在自由派当道的大学校园里，茶党往往被视为狂热的愚昧分子，或者直接被当成一个不存在的群体。只有在同属保守派的D教授这里，才有人认真探讨茶党崛起的内因和他们深信的原则。和茶党一样，研究政治哲学的D教授同样坚守美国“国父”们建国时的理念，还有美国宪法原本的含义。对我这个外国观察者来说，占据媒体和课堂的自由派言论未免过于片面，而D教授指出了诸多自由派弊病，又在舆论上处于弱势，这激起了我的无限好奇。

但D教授仍然坚持和茶党划清界线。也许这是因为身为知识精英的他对这种组织松散的草根运动抱有一种本能的怀疑。D教授的保守是基于他几十年对政治哲学的学术研究，而茶党的保守则更多是基于对一本《圣经》的解读，他们中少有顶尖大学教授，更多的是教育程度不高、住在偏远小镇里的中老年白人。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可能主要是每周去教堂听的布道或者地方电视台的脱口秀，而不是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经典。

在社团组织的那些讲座、读书会和聚会上，我主要充当着听众的角色。当时我的英语水平还跟不上那些美国人的节奏，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像谈起老朋友那样说起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和尼采，也不可能对茶党和自由派发表什么独到见解。我羡慕那些能与D教授谈笑风生的学长，为他们的博学和优雅叹服。每次推开社团所在小楼外面的铁门，我总觉得自己进入了一部欧洲文艺电影。这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的精髓，我想。

3

“在我们开始一天半的思想之旅前，我想先做出一个相当直接的结论：当代世界对文化并不友好。尤其是，主流政治哲学让文化不再具有其古老的荣耀地位，切除了文化的实质内涵，只留下支离破碎的外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元文化’。下面的几分钟里，我想提出一项指控：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反文化’，它永远在试图消灭文化，并以蔓延全球的单一的‘反文化’取而代之。‘反文化’这种单一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一度以为是生活常态的文化本质有着根本性的抵触。”

我进入社团的第二个月，D教授组织了一次秋游，带全体成员前往风景优美的郊外。他给我们布置的阅读作业是一名德国天主教哲学家约瑟夫·派珀的小书《闲暇时分：文化的基础》，因为他认为，我们偶尔也要从忙碌的学业中脱身出来，亲近自然，促膝长谈，只有在身心得到休养时才能触发灵感，感受生活的美好。

D教授和他请来的几名学者给我们开了几场讲座。他们批判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批判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批判工业社会的种种浮躁和庸碌，怀念田园般的农业时代。我们所在的弗吉尼亚州显然是这些讲座最理想的舞台——这里阳光普照，绿草茵茵，昔日的种植园连绵不绝，房屋则淡雅而庄重，整齐洁白的圆柱带着一种希腊的古典美。撰写《独立宣言》的美国国父托马斯·杰弗逊就曾在这里生活，并坚信着：农耕生活代表了共和国的精神。

他们大概忘了在这些种植园劳作的都曾是黑人奴隶，不过这也很正常，因为在座的没有黑人。我也终于忍不住第一次举手提问，农耕生活听上去是很美好，但需要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办？D教授说，你的问题提得太好了。但他说不出答案，也没有人在乎，因为在座只有我一个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当时我没有因此失望，因为这些所谓“保守派”优美的言辞、学长学姐们善意的微笑、弗吉尼亚州清新的空气，都让我这个文科生完全陶醉，仿佛是在演一部类似于《乱世佳人》的美国南方电影，当然自己在电影里不会是个英语还讲不利索的外国人，而是个在图书室里抽着雪茄讨论政事的热血青年（因为社团里还是男生居多），或是穿着蓬蓬裙捧着爱情小说晒太阳的脑洞女。

最后雪茄没抽到，但确实是和临时分到的室友学姐在撒着落叶的小径上谈论哲学问题，在晚餐时享用刚打来的野鸭，又被学长指导着现场学会了国际象棋和台球这种脑力游戏（过了两天全忘了），最后围坐在炉火边，与D教授还有他的几个得意门生玩字谜游戏，结束了这个懒散但又在精神上极其充实的周末。

我向自己的每一个朋友推荐这个社团，不仅是因为这里有食宿全包、条件奢侈的秋游，更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内部人士”。D教授终于记住了我那难念的中文名字，每次在路上相遇，都会熟络地跟我打招呼。而那些原本看来高高在上的学长学姐，都成了共享过一席精神盛宴的朋友们，就连他们随口引用的哲学家听起来都不那么艰深了。我决定去主修历史学，相信自己在两三年之后也能像他们一样谈吐不凡。

唯一让我感到有点格格不入的不是我的肤色、学识和英语水平，而是吃饭的习惯。我注意到，D教授每次聚餐前都会请一位同学上来做祷告，感谢天主赐予食物、望天主保佑这次出游，云云。被选去做祷告的同学总把这当做莫大的荣耀。每到此时，我这个无神论者或是装模作样地闭目养神，或是睁着眼睛四处张望。

没有人注意到我，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低着头闭着眼吧。

4

从某一天开始，D教授和他的社团变了。

这个以探讨政治哲学为主题的社团开始邀请一个又一个神学家或者神职人员，讲座的题目也大都带着“上帝”、“天主教”之类的字眼。

我并不反对宗教，作为无神论者，我对教徒总怀有包容、理解的态度，也乐于了解基督教这一西方文明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自私点说，我加入D教授社团的根本目的是了解西方政治哲学，不是为了研习某个宗教。理论点说，都说政教分离，政治哲学不应该是世俗的、与宗教分隔开来的吗？

我开始刻意不去参加部分社团活动，起初只是跳过一两场讲座，后来则连续好几个月缺席。我甚至担心别人以为我也是教徒，所以干脆把社团从我的简历中删去。我几乎没有再见到D教授，也很少和身边的朋友们讨论政治哲学了。

直到大二，我听说D教授又组织了一次春游，去美国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所在地：葛底斯堡战场。我在中学时就听说过这个地方，又常听人讲，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是英语演讲里最伟大的篇章之一。再次，作为一个主修历史又渴望了解美国的外国人，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欣慰地想着，这下D教授终于把社团拉回了正轨。

的确，在带领我们参观博物馆和战场遗址的时候，D教授仿佛又找回了最初创立论坛的意义：寻找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源。年轻的美国被撕裂成两半，在这里展开血腥的激战，最终在历史的阵痛中重生，并且把根基扎得更深、更稳。如果说美国历史是一部胜利的、不断上升的历史，那么南北战争这次剧烈的动荡、以及后世人们对它的纪念都值得任何对国家命运感兴趣的人们玩味。

夜晚，我们在战场附近的树林间露营，自己动手搭帐篷，就像当时的军人一样。就像之前那次秋游一样，大家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从这次出游的体会讲到学校里的趣事。我注意到，这次来了好几张新面孔，他们更加频繁地提起宗教，而且没有人再说亚里士多德了……他们引用的哲学家只有天主教的圣人，比如阿奎纳和奥古斯丁。

时隔多年，我已经忘了当时他们具体聊了什么，唯一记得的只有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名学长好笑地说，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另一所天主教大学里，学生们不光不相信进化论，还不相信原子的存在。

不过，那所学校里的女生倒都不错——他说——她们没有一个人穿露出膝盖的短裙，比我们学校的女生保守多了，恋爱结婚一定靠得住。

然后他转念一想又说，但作为男生，又觉得她们不穿短裙真是太可惜了。

在场的同学和老师无论男女都理解地附和点头，只有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不知道是该为那些不相信进化论和原子的大学生感到惊愕，该为这名学长对短裙和长裙的纠结感到可笑，还是该为周围这些开始认真讨论起这些问题的伙伴们感到悲哀。

“那些不信教的人会下地狱的。”这是另一句我记得他们那天说过的话。和我睡在同一个帐篷的是两个虔诚的白人女生，她们看到我的时候，眼神就像看到了一团空气。我不由好奇，她们面对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之间相隔着地狱的火焰？

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个社团的活动，也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它和D教授了。直到有一天，我在校报上看到了D教授宣布辞职的消息。

我们这所大学对天主教不够虔诚——这是他辞职的理由。也许是因为我们学校虽然是天主教学校但没有对学生的宗教信仰做任何规定，也许是因为有的教授在必修的神学课上教佛教、教伊斯兰教、教无神论，也许是因为学校里的大多数人都把进化论当做常识、不害怕科学探索会冒犯上帝，也许是因为学校对同性恋学生保持宽容而不是恐吓他们要下地狱，也许是因为学校里有人吸毒、滥交、讲脏话但没有遭受公开的道德谴责。

也许是因为女生们的裙子穿得太短、笑声太过爽朗了。

社团为D教授举行了欢送会，我没有去，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个被“诅咒”的无神论者要如何与这个痛斥学校不够虔诚的教徒告别。

后来几年我忙着学习、申请、组织各种活动，退订了社团的群发邮件，只是偶尔道听途说来一些最新消息。我听说社团换了一名指导老师，听说他们收到了一笔来自保守派人士的捐款，听说他们在读书会上把莎士比亚换成了宗教读物。社团中的学长学姐们，有的像其他人一样找了企业的工作或者申请上了研究生院，有的加入了保守派官员的团队，有的成为了神职人员。

但D教授给我带来的最初的启发和最终的失望还是始终让我难以释怀。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阅读文史哲经典从陶冶性情的博雅教育变成了少数怀有偏执政治见解的人的专利，为什么一个无害的哲学社团会自我封闭成为一个狂热的宗教小团体，为什么博学而雄辩的D教授会无法包容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的人，是D教授突然变了还是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5

今年（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让许多共和党支持者想起了80年代，那时也有一个被外人当成笑话的总统候选人（曾当过好莱坞演员的里根），不按常理出牌却激起了民众的情感，最终当选总统，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

“让美国重新伟大”，特朗普的口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里根的政绩。他上台时，被越南战争、石油危机、水门事件、经济滞涨等等问题侵扰的七十年代刚刚落幕。而到他卸任时，美国经济已经腾飞，柏林墙已经倒下，美国很快就要赢得冷战、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迫切地需要重演一遍八十年代。在金融危机之后，两极分化的政治、增长缓慢的经济、从内部撕裂的社会，还有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渴望复兴的“红色中国”……无论民主党人如何强调“美国已经伟大”，普通人凭直觉可能很难信服。所以当他们听到特朗普可以“让美国重新伟大”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相信了。

只是里根与特朗普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一个唾沫横飞、口无遮拦；一个懂得如何善用人才并与反对党合作以实施政策，一个只是凭着些道听途说的理论许下种种难以兑现的承诺。

起初，崇拜里根的保守派精英急于与特朗普划清界限：无论是建制派的杰布·布什、卢比奥还是大受茶党欢迎的克鲁兹，他们在共和党初选中起初可能都没把特朗普当一回事，而像麦凯恩、保罗·瑞恩这样的共和党“大佬”们更是长期拒绝支持特朗普，共和党内甚至掀起了“不要特朗普”的运动。

但在不可逆转的选情下，他们最终不得不妥协，有的满脸不情愿地去给特朗普“站台”，有的则像小小布什和卡西奇那样选择沉默。共和党内部面临分裂危机，从09年茶党运动以来一路凯歌的保守派精英们，在令人费解的“特朗普现象”面前不得不摊开双手，不知该作何反应。

在跟踪今年选情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自己混迹于保守派社团的那年，想起把里根奉若神明的D教授。这位虔诚的、重视教养的文化精英，还有他培养的那些年轻保守派会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民粹和反智？他们会为特朗普代表共和党获得的支持感到骄傲、忠诚地给特朗普投下一票，还是会嗟叹保守派已死、在投票那天躲在家里不出来、好像根本没有选举这件事？

无论如何，D教授所在的人群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如果说茶党时期他们还可以占据知识的高地，为保守派提供哲学上的支持，那么现在，在“反体制”的特朗普面前，他们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安逸地在象牙塔中高谈阔论的保守派精英，恐怕也成了将被打倒的体制的一部分。

很多人说，今年美国的保守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精英与草根彻底割裂，智慧、中庸的领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合逻辑但能煽动起民众情感的演说家。在这里，我暂且不去探究为什么起初平和、渐进的行动常常会演变成极端甚至暴力，为什么理性的思辨往往会被咒骂和嘶吼淹没。我只想从D教授给我带来的惊喜和幻灭中寻找一点线索。在我看来，特朗普的崛起并不是危机的开始，而是危机的结果。早在建立社团的时候，D教授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D教授和他的门徒们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在他们理想的世界中，他们为生计而耕种，每天都是风调雨顺，只要他们在土壤中播下种子，就能期待丰收。所以他们有时间去读遍西方经典，与朋友们一起朗读诗篇、讨论哲学，或者去打猎、散步、下棋、欣赏古典艺术。他们觉得参与政治是自己的职责，所以会去参选议员甚至总统，不用做任何拉票的表演，只要以理服人就能当选，为公共利益服务。每个夜晚，他们会感谢上帝给了他们完美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帮助他们为维护这个民主的共和国做一切努力。

这个世界里没有种族，没有性别，没有阶级。或者说，那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少数族裔、社会中下层、非基督教徒、非异性恋的人根本不存在，而异性恋女性主要承担的是贤妻良母的角色，就像美国历史中著名的贤妻阿比盖尔·亚当斯（国父约翰·亚当斯的妻子）一样，知书达理但不露锋芒，默默辅佐共和国的男性领袖们，同时把下一代培育成未来的领袖或者贤妻。

这样的世界看起来有点可笑，但其实，那些被奉为“西方人文经典”的书籍大都由这样的中上层白人男性写就，他们生活的世界里自然也有黑暗、贫穷和歧视，但这些往往没有被写入书中。比如被D教授他们崇拜的、天天念叨“共和国精神”的托马斯·杰弗逊，他赞颂农民却并不是亲手种地，他种植园里的黑奴是怎么生活的，恐怕他浑然不知。

这些需要从历史角度进行重新评估和修正的经典名著，到了当代的保守派精英那里却成了不可撼动的金玉良言。他们试图按书中的美德生活，但却往往忽略了那些书的作者其实生活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里、在他们身边还有许许多多被遗忘的人群。这些人群当时也许没有选举权，但在百年的社会发展之后，已经全部参与到了舆论和政治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支持了更加包容的自由派，有些则对自由派提出了自己的不满，投身保守派，却又与保守派中的精英格格不入。最显著的例子，可能就是那些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为弱势的白人工人，还有部分对“政治正确”表示不满的亚裔。

D教授他们醉心于经典的理论，却对社会的变化浑然不觉。他们的哲学讨论变成了自娱自乐、自言自语。他们无意将自己的研究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达给更多人，为随口引用某位冷僻作家的作品沾沾自喜，殊不知大多数普通人都没听说过切斯特顿，但都听得懂特朗普的大白话。

与此同时，尤其是在茶党运动的促使下，保守派的政治哲学被过多的宗教化。原本捍卫个人自由、崇尚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被刻意与某种特定的宗教和道德准则联系在了一起。其结果是，对这种宗教没那么虔诚，或者拥有其他信仰的人被自动排除在外，保守派这个政治派别反而被贴上了排外、僵化、宗教狂热的标签。当然，像克鲁兹这样的保守派尚能用“宗教牌”在竞选中吸引大量基督教选民，但他也因此疏远了其他选民，仍然难以敌过不拿宗教说事的特朗普。

D教授现在去了一所偏僻的天主教大学工作，教课、看书，有时在推特（微博）上吐槽一下美国政治，但远离人烟和社会，远离真实的政治。在推特上谈论这次大选时，他仍然支持着共和党，但他更多是在批评自由派，少有对特朗普的直接支持。也许这是因为，他读的那些书教会了他如何反对自由派，但却没有教会他如何应对不合传统保守派规矩却要代表右派参政的特朗普，更没有教会他如何面对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民众。

不知该如何应对“特朗普现象”的保守派精英，又何止他一个人呢？

（写于2016年9月，首发于作者公众号weimu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