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脚步——连载之五

编制“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

如前所述，按照前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排序，第三个五年计划应该是指1963-1967这五年的计划。然而，由于发生了“大跃进”的错误，第二个五年计划实际上被冲掉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仅仅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1961年底，计划主管部门曾经提出来一个编制7至10年的长期规划建议，后来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否定了这个设想，确定首要任务是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央在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设想：“三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

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建议，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把这三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发展国民经济的过渡阶段。毛泽东主张，把1963年至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继续贯彻调整方针，打好基础，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 因此，“三五”计划的实施期延至1966年至1970年。柳随年说，调整的后三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快。1963年比1962年增长9.5%，1964年比1963年增长17.5%，1965年比1964年增长20.4%，196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957年的159.9%。

关于“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鉴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全国人民缺吃少穿的状况，李富春最初在1962年12月3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农业发展是第一位的任务”，“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根据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建设方针。[1]

“三五”计划制定前，毛泽东在杭州视察

 1963年初，为了加强对计划工作的领导，改革某些不合理的计划管理制度，协调编制计划中工业、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关系，李富春向中央建议成立计划领导小组，小组成员为：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邓子恢、程子华、薛暮桥等八人，主要任务是：讨论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的方针、政策、任务及主要指标，研究和确定实现计划的重大措施，定期听取国家计委日常工作的汇报。2月8日，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随后，领导小组接连开会，初步研究了长期计划和“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李富春强调：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领导小组成员一致赞同这一设想，并由李富春写成《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报送党中央。

制定计划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李富春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终于积劳成疾。1963年6月，他时常头昏，食欲大减，整夜难以入眠，消瘦无力，被送进北京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有贫血、肺气肿、心律不齐等疾病，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李富春说：“住院治疗能做到，但还得兼顾工作”。他在住院期间，每天都约人来商谈需要解决的工作问题，还要看文件、写材料，从未间断过工作。[2]

1964年2、3月份，国务院分别召开了工业、交通和农业长期规划会议 ，讨论、研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1964年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李富春在汇报中指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突破尖端；加强基础工业。”《设想》提出：同基本任务相适应，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兼顾国防工业的需要，然后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计划预计农业投资将占投资总额的20%，分别比前两个五年计划高出7.1%和11.3%。其中，农业方面主要是建设四亿五千万亩旱涝保收农田，保证大江、大河、大水库的安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国防方面主要是争取到1972年建立起一个小而全的国防体系；工业方面主要是努力发展为农业和生活服务的化肥、化纤工业，增加农业和国防迫切需要的品种，发展新技术。“三五”计划最初要重点解决人民的吃穿用。[3]

邓小平总结说：“这次计划是按照新的方法搞的。还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业搞不好，农业和国防也上不去。但是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4]邓小平所说的编制计划的新方法，指的是李富春提出的关于改进国家计委工作的三点意见。即：要把研究分析资料和典型调查相结合，选择十来个基层单位建立联系，进行摸底；在搞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对重大问题允许争论，“不要马上顶回去”，可以产生不同的几个计划方案。这是从“大跃进”期间领导人拍脑袋、定计划指标的做法而得出来的教训。邓小平还指出：“一切计算都要以低数为基础，年度计划可以在此幅度中进行调整。”这是从“大跃进”期间盲目追求高指标而得出的另一个教训。针对 1964年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1957年的水平、1963年还进口了510万吨粮食的情况，他特别提出：“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5]

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设想，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补充。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并且不断地频频插话、提问。当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插话道：“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反问：“张家口—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也有价值。”当李富春说计划存在一些矛盾，需要平衡处理时，毛泽东说“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财政部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6]

就在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不久，毛泽东收到了总参作战部4月25日提出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专门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作出调查分析，认为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些甚至还相当严重，根本无法满足备战要求。例如，工业过于集中在大城市，不少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也都建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对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等等。关于总参作战部的这个报告，时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的陈錦华回忆说：“我看过这个报告，印象已经不深，总的感觉是这个报告把国际形势看得比较严重。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这个材料引起重视，不是偶然的，是那一时期用‘左’的思想看待国际形势的必然结论，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好像敌人马上就要打进来了，赶紧搞三线建设。”[7]

毛泽东对总参作战部这份报告高度重视，与60年代我国周边面临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当时，东面台湾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疯狂叫嚣反攻大陆；西面中印边境发生军事武装冲突；南面美国对越侵略战争升级，给中国边境造成威胁，援越抗美势在必行；北面中苏关系恶化，不断发生边境冲突等事件。据参加编制“三五”计划的房维中回忆：“由于国际风云变化，毛主席改变了计划的指导思想，由农轻重改变为重轻农，实行‘钢盔挂帅’，把准备打仗放在第一位，重点搞三线建设。于是乎计划来了个180度的大调头。”[8]

编制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

1964年5月27日，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着重谈了对三线建设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提交的这个“三五”计划方案，主要是在二线打圈子，对三线建设重视不够，现在要补上。提出“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他从国家存在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早在1959 年，地质队经过勘察，曾提出了攀枝花铁矿储量报告,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当时就下定决心建设攀枝花。所以，这次他再次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讲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制定计划的方法。他指出：“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办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办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給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仗。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另一个问题是，“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9]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10]毛泽东的这种坚决态度，对于将编制“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解决“吃穿用”转为以“备战”为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回忆：1964年夏，党中央作出了“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决定。所谓一、二、三线是按照我国地理区位划分的，包括云、川、陕、贵、甘全境及豫、鄂、湘的西部地区为重点区域。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纵深腹地，在当时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毛泽东曾说内地一天建设不好，他睡不好觉。[11]

从1964年开始，广大共产党员带头，上千万的三线建设者在这一鲜为人知的领域里隐姓埋名，他们奔赴荒山野岭、戈壁沙漠，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仅上海派往三线的就有150万人，陕西等地还动员了几万学生参与三线建设。

中央确定以“备战”作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后，意味着要把原来已经形成的“三五”计划初步方案完全推翻重来。毛泽东对三线建设心急如焚，同年8月中旬，他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回答：由于攀枝花地区的地理条件复杂，一是需要时间进行勘探，二是投资建设资金不足。对此，毛泽东表示出不满，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此时，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陈伯达，明明知道国家计委一直在努力工作，却对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当毛泽东听取他对国家计委工作的看法时，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不仅如此，在毛泽东提出要改变编制计划的方法后，陈伯达于8月20日写给李富春的信中提出：“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毛主席在1957年、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并且把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毛泽东，这无疑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于是，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国家计委工作不力，在陈伯达的信上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改变。如果不改，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陈伯达煽风点火地说，给的时间太多了。面对毛泽东的批评，李富春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以致夜不能寐，坐在桌前大口大口地抽烟，甚至服了四片安眠药仍难以入睡。[12]其实，在此之前，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其他领导已经在工作中注意计划工作方法的改进问题，李富春曾几次提出关于计划工作方法革命问题的指示。

然而，按照新的指导思想和中心任务，重新编制这么大国家的五年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富春决定立即派国家计委副主任出去考察三线：程子华、王光伟到成都、西昌；柴树藩到宁夏、甘肃；范慕韩到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其中, 重点是确定钢铁基地的选址。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王光伟带领八十多位干部和专家赴四川，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察大三线建设选址问题， 为此，他们走遍可能入选的乐山、眉山、峨嵋山等地，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到达位于川滇交界的渡口地区——弄弄坪。这里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而矿藏量、供水供煤、木材等各方面条件均适合建设一个大型隐蔽的钢铁基地。拟定的建厂位置在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对岸，当时正值深秋水大，可用的运载工具只有小船，渡江到对岸很危险。 为了交给中央一份实实在在的报告，王光伟等人决意冒着危险跨江亲赴现场实地考察，他们渡过汹涌的金沙江，徒步攀登到人迹罕至的攀枝花崇山峻岭之间。之后，又翻越高山到达贵州。经过反复论证，最后确定在攀枝花建设规模为年产一百万吨钢的新型钢铁基地，中央接受了这个方案。 然而，王光伟在这次考察中由于过度劳累，到达贵州遵义当夜便发生严重的大面积心肌梗死，卧倒在地，幸亏及时发现，经抢救后幸免遇难。[13]

程子华回忆：“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钛，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主席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决心”。[14]

调查组在勘察三线厂址的路上（左一程子华，左三王光伟）

1964年10月25日，程子华（前排右一）与李富春、薄一波、阎秀峰等考察西南三线建设

程子华（左五）和王光伟（左四）在勘察三线厂址期间与四川的“白毛女”（右三）合影

1964年12月7日，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改变编制计划方法的指示，拟定了一个《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报请他审阅。毛泽东于12 月12 日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他要改组国家计委的决心，已经跃然纸上。[15]

成立“小计委”

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制定计划的新班子，他亲自点将，让在大庆石油会战立下汗马功劳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当计委副主任，要他把闯将作风带到计委。周恩来要余秋里“组阁”，余提名建设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北京市委工业书记贾庭三等人；同时，他不希望完全另起炉灶，主张从国家计委抽出几人一起工作。最后定下来共20人左右，叫“计划工作参谋部”（通常又被称为“小计委”），这个小机构超脱于国家计委之外，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专门研究战略任务，负责拟定新的“三五”计划，原“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的日常事物。“小计委”对李富春还是很尊重的，为使“小计委”能放手工作，李富春自请到广东休养。

余秋里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快写出《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报送给周恩来。1965年1月13日至16日，周恩来约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等人一边讨论，一边修改。19日，周恩来将这份草案报送给毛泽东，由于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有写上，建议请毛泽东指定时间，约李富春、余秋里、薄一波、陈伯达、李先念参加常务会，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

1月23日和24日两个下午，毛泽东连续两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的口头汇报。余秋里汇报说：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现在的基础已经比较好。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今后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毛泽东很赞赏这个观点，他回忆起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情况，说：敌人那么多，武器那么好，而我们人那么少，我们一支枪几十发子弹，还不是打了胜仗？！现在为什么不成？！关于农业，余秋里说：“三五”计划还是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农业不能放松。毛泽东插话说：人要吃饭，要穿衣服，可麻烦啦！他接着讲了“大跃进”时的浮夸情况。余说：现在有了经验教训，不会再浮夸和瞎指挥了。毛泽东问：现在三线修铁路是不是瞎指挥，是不是有压力呀？有的压一下还是需要的。

余秋里汇报，1965年的经济形势很好，各项计划指标都有可能超额完成，今年的钢产量可以搞到1100万吨。毛泽东说：要搞质量、搞品种、搞规格。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

关于三线建设，余秋里说：三线建设，要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余秋里回答：肯定有。石油部今年准备在四川搞会战。毛泽东说：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余秋里回答：找不到油，还可以找气，找不到气，还可以找到卤；找不到卤，还可以找到水。卤可以熬盐，水可以浇田。余秋里汇报说：建设三线，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毛泽东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毛泽东还说：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毛泽东对余秋里的汇报表示比较满意，说：怎么样？可以。赞成他的，大体上。

1965年1月余秋里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发言

参考文献

[1]参阅：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2～623页。

[2]参阅：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12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841页。

[3]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8～629页。

[4]杨茂荣：《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 “三五”计划的设想、制定和实施》，载于《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5] 参阅：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2014年增刊。

[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543～544页。

[7]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37页。

[8]房维中：《我们所经历的六个五年计划》，载《宏观经济研究》1983年第5期。

[9]毛泽东：《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自《历史的跨越》（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56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3页。

[11]王春文： 《我国大三线建设回忆》，载《塘河》杂志，2015年7月。

[12]参阅：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640页；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7～848页。

[13]王裕群：《父亲的职业生涯》（未刊稿）。

[14]参阅：程子华著《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页。

（原载《中国产经》2018年各期，转载时作者有个别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