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98洪灾之后，小镇簰洲湾的防洪故事

【编者按】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7月底，长江中游武汉周边连续多日暴雨，干流多个站点水位超过历史最高记录。8月1日，高水位浸泡近两个多月的簰洲湾长江大堤突然塌陷溃口，当年长江干流第一次失守。25名簰洲湾人遇难，19名军人牺牲。8月7日凌晨，湖北公安县孟溪大垸溃口，当天江西九江段大堤决口。直至9月2日，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开始全线回落。20年前的这场洪水中，江西、湖南、湖北受灾最为严重，全国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2016年夏天，长江中下游流域再次遭遇连续暴雨，多地水位暴涨，防洪形势严峻。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簰洲湾，记录了当地防洪的严厉措施，以及这个小镇因长江而变的命运。

簰洲湾的1998与2016

簰洲湾镇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北部，和长江沿岸许多小镇一样，原本名不见经传。尽管多年着力于宣传这儿有着30里“长江西流”的独特景观，镇上的主干道也被命名为西流街，但簰洲真正被媒体关注，还是因为那场特大洪水。

1998年8月1日晚上八点，簰洲湾合镇垸中堡村五组、六组之间的民垸大堤先管涌、后溃口，江水狂泻而入。垸内奔逃的人群，堤上干部、军人、灾民、防汛大军乱作一团，牵着猪的、抱着电视机的、拎着提包的、背着小孩 的都有。人们不得不爬到树上等待救援。2日凌晨，官兵带着冲锋舟和直升机从武汉赶来进行救援，邻近的江夏、汉南、洪湖、仙桃等地大量民船也陆续投入营救。一夜过去，19名官兵、25名百姓罹难，近6万人流离失所。

1998年国务院通过《长江流域防洪规划》，中央投入大量的资金对长江堤防工程进行建设，同时沿江各省市区也投入巨资，修建长江堤防工程。

受益于此，簰洲湾镇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未曾遭受过严重洪灾。

2016年7月起，电视新闻就不停提示着险情欲将发生，“全国平均降水量为1974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长江流域出现超警戒水位……湖北省多地降雨量百年一遇……”一周时间里，簰洲湾的长江水位从26米涨到30.22米，为1998年后的最高值。

一封接一封的明传电报，不断从中央传到地方，湖北省防指（防汛抗旱指挥部）、咸宁市防指、嘉鱼县防指，再到簰洲湾镇防指。7月4日，簰洲的防汛响应从四级提到了三级，7月10日，接到嘉鱼县防指电报通知后，镇指挥部将防汛三级响应提到了二级，每公里防段值守的人数要求，相应提到了100人，由镇上8个分指挥部负责落实。

和以往相比，簰洲湾在防汛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1998年以后，溃口段的土堤变成了混凝土，堤防牢固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物资准备充分，机械化程度增加，机构比以往健全，调度更为科学迅捷，严厉的追责制度促使各级领导重视防汛。

由于2016年大量降雨引发内涝，复阳村村民童振明家中的田地受灾严重，他一边忙着抢救生产，一边还要承担全家的防汛任务。7月9日凌晨，到了换班时间，童振明由于担心鱼塘的情况，没有等下一班的值班人员到岗，就匆匆离开，恰好被指挥部查岗的干部发现，当场被罚不准回家睡觉，这名60岁的老人连续在堤上工作了36个小时，没有合眼。

1998洪灾后，簰洲湾镇人口大量外流，加上青壮劳力外出务工，簰洲湾镇2016年防汛多数为妇女与老人。但为确保防汛，防指下达的所有命令都要按照军令严格执行。18至80岁，不论男女，若是迟到早退，免不了要受惩罚。

“防汛前我们特地统计过劳力情况，簰洲湾户口人数55156人，在住人口约2万，大部分是老弱病残。”簰洲湾镇党委组织干事印权先是指出了政府工作的不易，他不到30岁，是镇党委9名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次防汛动员的人数约为4000人，现在这个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下，能不花一分钱，动员这么多免费劳力，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由水而兴，因水而衰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因水而兴、因水而衰，是簰洲命运轮回的精准写照。

簰洲地处古云梦泽东南边缘，长江中下游，每年从湖南城陵矶奔涌直下的江水，经簰洲湾弯道阻滞，长江西流，水速减缓，形成天然深水避风港。据1989年修订的《簰洲镇志》记载，元至正年间，四川、湖南沿江下行的竹木排，大多停靠在这里，遂得名簰洲。

另一方面，由于簰洲属于冲击平原，地表基础多为沙壤，在长年的水洗浪击下，崩岸灾害惨重。1931至1941年间，镇上的48条街巷，市区15平方公里，全部崩塌殆尽。1942年镇上重新修建10条街道，市区4.5平方公里，至1957年再次尽沉江底。

一代代簰洲居民与江河洪患斗争，年年岁修，但受人力物力所限，屡战屡败。

退休的华龙瓷厂书记兼厂长王世炎2016年84岁。从1948年起，他就居住在簰洲湾大堤下的一栋房子里。在他的记忆里，解放初期，簰洲极其热闹，船运发达，人口众多，他的父亲在家门口的人民街上摆设摊位，依靠贩卖柳编手工艺品，一家人的生活颇为殷实。但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街因为崩岸沉入江底，“每年崩岸上百米。”加上洪水、内涝，簰洲的经济日渐萧条。

从1962年到1985年，国家累计拨款157.57万元，地方自筹137.04万元，累计抛石25.6万立方米，才逐渐控制住崩岸灾害。王世炎家的房子门前的街道变成了堤坝。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崩岸得治，簰洲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路优势，经济复苏，乡镇企业也发展迅速。王世炎1980年出任华龙瓷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时，厂内有1200多个工人，24小时三班通宵生产，成吨马赛克瓷砖在码头装载，顺江而下，一路运向上海、广州，乃至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

“直到我在1993年退休，华龙瓷厂在整个嘉鱼县都是数一数二的企业，每年向国家纳税两百多万。”谈起往事，王世炎的语气带着一丝骄傲， 在他居住的房间里，摆满的各种奖状、合影，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199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陆续改制关并，簰洲概莫能外。与此同时，随着公路、铁路建设日趋完善，曾经作为航运中转站的簰洲，彻底丧失了原本的区位优势。

1998年的洪灾，是对簰洲的最后一击。

据水利部资料，那场肆虐长江全流域的罕见洪灾，导致全国2.07亿亩农田成灾，4150人死亡，685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达2551亿元人民币。1998 年以前，簰洲镇里有 22 家乡镇企业，其中 一家最大的企业员工数量为 1000 。 22 家乡镇企业在1998年溃堤中尽数倒下，未能恢复生产。 现在簰洲湾的当地企业，基本都是属于招商引资的外来民企，工商业经济从内生型变为外引型。

据嘉鱼统计年鉴，1997年，簰洲镇、合正乡，在嘉鱼县乡镇综合经济实力五强乡镇中名列第二、第四。2015年，一乡一镇合并而成的簰洲湾镇，综合实力及财政收入排名均为全县末位。30年河东，40年河西，1998年洪灾的惨况，令企业主对簰洲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承载昔日辉煌的码头已经荒废，规划中的港口仍未开工，曾经的“明星”，变成了整个嘉鱼县最贫穷落后的镇。

200年，砖瓦商人王江河夫妇从福建来到簰洲村，看中做工扎实的厂房设施，低价收购了倒闭的华龙瓷厂。起初还能依靠订单生存，但很多问题随时间渐渐显露，人口不流通，市场不发达，航运废弃后，货物陆运成本比其他地方都要高。

为了竞争，每块砖瓦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厂家低上1分钱。“对于砖瓦厂来说，因为走货数量多，这1分钱有时往往是致命的。”受经济环境影响，王江河的工厂从2015年起就很少接到订单，累计到2016年，只开工了一个月。对于未来，王江河已经不抱幻想，他开始计划，离开这片簰洲，另谋发展。

而王江河夫妇最后的一点渺茫的希望，是簰洲的堤防能够升级。“要是簰洲堤防等级能升为国堤，我们的厂房能增值几倍。”王江河的妻子听到传闻，又有人大代表准备提交议案，将簰洲并入武汉，这样一来，堤防等级就有希望从民堤升为国堤。在簰洲生活了16年，王江河夫妇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听到这样的消息了，但每一回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你觉得这次有可能吗？”她一脸严肃地问道。“这地方是个死角，要不是为了保卫武汉，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对于妻子的提问，王江河不屑地指出。

1998之后，防洪“国进民退”

簰洲位于长江主干道南岸，三面环水，形如半岛。因巨大的弯道阻滞江流，导致江水流速变缓，每年汛期，长江前后水位相差1米有余。位于下游60公里处的武汉，在汛期压力大减，成为簰洲弯道的最大受益者，当地因此流传一句民谚，“簰洲西流弯一弯,武汉水落三尺三”。然而因为江水受阻，簰洲堤防压力随之增大，为此，当地政府曾多次申请将民堤升级成国堤，但始终未果。

据咸宁市水务局官网，1998年水灾后，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以及省鄂计农计[1999]1345号文件，将簰洲湾垸作为蓄洪垸，修建行洪口门。这意味着，簰洲正式被规划为蓄滞洪区，在出现重大灾害险情时，需开闸泄洪，牺牲簰洲，减少周边地区损失。

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长江沿岸出现“围湖造田”等现象，降低了长江流域的蓄洪能力。1998年受灾后，长江流域推行平垸行洪政策。对长江簰洲对约一万亩圩垸实行“单退民垸”，将堤坝外的圩垸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回，减免税费，由政府统一管理。

1998年灾后，簰洲获得1.84亿拨款，对堤坝进行整体加高加固，施工后上横堤堤顶高程33.6米，下横堤堤顶高程32.2至32.9米，平均高度增加了1.5米，堤顶面宽增加了3米，总计完成1500多万立方土的工程。2003年，簰洲进行护岸隐蔽工程施工，进行填塘固基、崩岸整治。经历了1998到2003年的修建，形成了如今的簰洲湾堤防。

簰洲湾镇堤防段退休工程师梁德明记得，因弯道阻滞，江流顶托，影响位于上游的洞庭湖泄洪，1998年洪灾后，湖南省政府多次提出，愿意负担工程、移民费用，将簰洲湾道“裁弯取直”，种植芦苇，改作行洪区，簰洲居民迁移至四邑公堤内居住。“防汛从来都有地域之争，”早在明万历年间，出生在湖北的张居正推行“舍南保北”政策，长江北岸堤坝普遍高于南岸，保护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北重镇，由此引发江岸南北之争。而历年治水，湖南湖北两省博弈，也从未间断。“就像1998年湖南的提案，因为对武汉乃至湖北不利，当时湖北省政府是极力反对的。”2003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发布《长江流域防洪规划简要报告》，经过大量研究和论证，认为簰洲裁弯不可行，湖南省政府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2006年，科技部批建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水沙科学与水环境研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周建军曾在2010年发表的课题论文中提议、论证了，对簰洲进行“裁弯取直”时，在裁弯新河上游修建大型闸门，平时可以挡水，维持原本的天然河流形态，出现严重汛情，可于必要时开闸行洪，既可发挥很大的防洪作用，也能维持甚至改善常态时期洞庭湖和荆江等区域的整体格局。但他的方案至今未被采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防洪是簰洲湾当地百姓重要的义务。

许远利是嘉鱼县官桥镇人，今年56岁，因为家里几代人都以水利为业，他在1987年进入簰洲堤防段工作，担任工程师一职。在他的记忆里，80年代镇上每年的堤防都要进行冬修、春修加固，因为没有机械，需要靠人力扛起巨石，利用冲击力夯实堤坝，条件极其艰苦，但不论防汛，还是修堤，大家想着保护自己的家园，都尽心尽力，修建的工程也比较扎实。

变化悄然发生，是在1982年包产到户后，修堤由集体劳动变更为各家各户分配任务，计算土方。从吃大锅饭、集体劳动的人民公社时期，到市场化经济逐步推进，那段时期，越来越多人无心关注堤防的质量，有的人汛期无暇值守，干脆花钱雇佣村里的闲人顶工。对于当地官员来说，不知从何时起，汛期劳力组织，从解放初的“一呼百应”，变成了需要斗智斗勇，软硬兼施的“艰巨任务”。

2016年，簰洲堤防站更名为嘉鱼县河道堤防簰洲湾管理段，和嘉鱼县簰洲湾镇水利管理站一起，设立在镇上一家水厂里。水厂位于小镇边缘，门卫不见人影，锈迹斑驳的大门上没有标识牌匾，若不是有意寻找，根本不会知道许远利在这栋破旧的老式办公楼里上班。如今许远利兼任段长与站长两职，“两块牌子，一个班子”，既受县防办领导，也受镇政府领导，日常负责水利建设、防旱等职能，汛期负责为防汛提供技术支持。

但因为堤防级别属于民堤，许远利管理的部门，是整个堤防水利体系中最基层的单位，相应资金只能由镇政府进行管理调配。这使得他在工作中受到诸多掣肘。

但在许远利看来，2016年进行的大量防汛工作中，有一些并非必要。例如《人民日报》2016年7月10日头版《抢险簰洲湾》，报道提到下横堤复元闸段出现一处直径约40厘米的管涌险情，咸宁市长江防汛指挥部及特警支队组织调派200余人，奔赴现场参与抢险，时隔18年，簰洲湾再次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在那幅照片中，许远利顶着明晃晃的太阳，面无表情。“那处管涌距离堤坝有1500米，能造成什么险情呢？”许远利又试着解释，“大家可能都太紧张了。”

嘉鱼县2016年5月制定的防汛预案中，关于防汛劳力标准的规定是，长江水位到达27.5米设防水位以上，每公里3至10人，28.5米警戒水位以上，每公里30至50人，30.55米保证水位以上，每公里100至150人，防办再根据水情制定具体响应等级。但如今的簰洲，留守的居民越来越少，年轻人更是难觅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