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专题︱姚乐：略说《宋书》八志的编修与得失
《志》通三代之事
在既有的二十五部正史中，沈约《宋书》的知名度一般，并不为大众所熟悉。按完成年代算，它是第五个成书的，晚于名声最盛的“前四史”，也就是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但要说史料价值，它却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之上。
《后汉书》作者范晔出生在398年，距东汉灭亡（220）已快两个世纪，故该书史料均为二手材料，其各部参考书中，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依然存世，东汉史臣先后编成的一手史料《东观汉记》虽久散佚，但经清代以来学者的努力，辑本也早已推出，这使得《后汉书》不具备垄断主要史料的独一性。《宋书》则不然，沈约（441-513）在刘宋度过了半生时光，刘宋的江山被萧齐篡代时他已年近不惑，他和他的祖父沈林子（387-422）、父亲沈璞（416-453）都活动在刘宋政治相对核心的圈层，共同经历了刘宋的兴亡，因此沈约不仅是刘宋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当事人，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这一点范晔《后汉书》无法与之相比。再者，记录刘宋历史的著作，南朝另有多部问世，包括沈约曾重点参考的徐爰《宋书》，但今天它们都已亡佚，断简残篇皆不足观，《宋书》是研究刘宋历史唯一完整的一手史料，这点亦胜于《后汉书》。其三，范晔死前只完成了《后汉书》的纪、传部分，虽与他人合作了几篇志，但他下狱后合作者害怕牵连，将已完成的志稿全部毁弃，遂致《后汉书》无志，后人只好将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整体挪移过来，借此构成一部完整的史册，《宋书》之志则完好存世，且篇幅宏大，此其胜于《后汉书》的又一方面。
至于陈寿《三国志》，内容虽可算作一手史料，且史料颇具垄断性，但它有一致命缺陷，那是通常所说的“《三国志》无志”，只有纪、传而已。因此可说，《宋书》胜于《三国志》和《后汉书》，共通的关键点就在于《宋书》的志。
正史有志始自《汉书》，《汉书》十志又是借鉴《史记》八书而来，志、书异名同实，说到底是司马迁的创造。一般人说自己熟悉历史，其实熟悉的不过是种种人物故事，充其量对应于正史的纪传部分，很少有业余爱好者会去读志。因为纪传是关于人的，而志是关于物的，志的故事性弱而专业性强，没接受过一定的史学训练很难读通，而纵使受过良好训练，倘缺乏专门的问题意识，读志也只会昏昏欲睡。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是区别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票友的试金石、分水岭。
“纪”是皇帝生平加政权大事记，“传”是名人传记，仅凭两者，绝难窥见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国家有多少土地人口，天下有哪些大小都市，乃至山川神祗、物产民俗，读者都将近乎无知。正因《史记》有书，《汉书》有志，将纪传所不能涵盖的历史背景知识列于其中，通读《史》《汉》，我们脑中方才得以形成一个立体的、具有纵深的先秦秦汉史图像。而若没有志作为支撑，则正史只剩下故事，我们将很难区分史书和传说的界限。后现代史学强调语言对历史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习惯从历史书写等角度入手，拷问乃至颠覆史料的真实性。正史的纪、传都可被这套方法轻松解构，志则相对能够“免疫”。毕竟，在志上作假是相当吃力不讨好的，能构建一套完整、细密且自洽的世界观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家，至今都属凤毛麟角。也因如此，基于正史诸志从事制度史研究的学者，一般不太容易接受后现代史学的玩法。
志文难读，更难修撰。列传的内容尚可通过采访征集获得，志的内容则否：某郡管辖几县，某县置于何年，某月某日出现何种天相，历法的演变，职官的设置，都须参考专门的档案，仔细爬梳方能知晓，难度不亚于今日的专业研究。而在当时，这些档案又集中收于宫禁之内，若无相应职务，或未经皇帝特批，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另外，有的王朝忙于战争，不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比如蜀汉），或虽有整理，却因动乱、灭国而遭破坏，这些因素都会给修志工作造成莫大障碍。萧子显获梁武帝特许负责《南齐书》的编修，却因无法查到南齐一代的州郡户籍信息，遂致其《州郡志》缺载天下户口，内容失于简略。
要之，资料、时间、精力，于修志而言，三者缺一不可。唐代以前，正史均出自少数人的接力修撰，个人能齐备上述三项条件的少之又少。陈寿虽有史才，且被授予史官之任，而终不能作志。东晋初年王隐修《晋书》，虽曾作志，却因免官贫困而未告竣，残稿后亦散佚。于是，西晋司马彪《续汉志》之后，直到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南方政局稳定、皇权巩固，才又有志问世，此即何承天领衔的《宋书》诸志，两志之间，约一个半世纪竟无人完全成功。
鉴于当时面世的三国两晋史书均无全志，何承天《宋志》在时间断限上突破了刘宋范围，而以三国初年为上限，内容直接承接《续汉志》。何氏元嘉十六年（439）起奉命修《宋书》，元嘉二十四年（447）病故，他死时，刘宋历史刚过去不到一半，后来的种种变化他自然无法顾及。于是在其基础上，后任史官相继补缺，到沈约时，终于完成了传世至今的《宋书》八志。这部宋志的主要内容上起220年，下至479年，包罗魏、晋、刘宋三朝，部分篇目远溯上古秦汉，虽属断代志，却兼具通代志的特征，是研究刘宋制度的核心史料，也是研究魏晋制度的必备参考。唐代官修《晋书》诸志，借鉴摘抄《宋志》原文之处甚多。《宋志》的价值，由兹可见。
《宋志》的编修
沈约《宋书》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完成的，最终责任人是他，但他本人所做的贡献其实并不占多数。以纪传部分言之，何承天（370-447）有开创之功，粗备《武帝纪》和开国功臣列传，苏宝生（？-458）续成宋文帝一朝名臣传，到徐爰（394-475）手中，在丘巨源等人的协助下，不仅“勒为一史”也就是完成了统稿工作，且纪传断限问题也告解决，即决定以东晋义熙元年（405）作为叙事开端。徐书内容下限为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故沈约的工作，主要是补完刘宋最后十五年的历史。
据《宋书·自序》，沈约向齐武帝献上纪传定稿时，曾批评徐爰之书“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于是他“谨更创立，制成新史”，似乎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但是，除了沈氏自己所明说的，将桓玄、谯纵、卢循、司马休之、鲁宗之、吴隐、郗僧施、谢混、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十四人的列传删去，划到东晋史范畴中，此外他还做了多大贡献，其实很值得推敲。同据沈约《自序》，他接到修《宋书》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春，六年（488）二月就把纪传先行献上，前后仅仅一年。按《梁书·沈约传》和《南齐书·文学·王智深传》，沈约以著作郎身份撰史只是兼职，他同时还担任着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太子家令，且“特被亲遇”，每每被太子接见，常常“影斜方出”，一聊就是大半天。所以，留给他写作的时间其实更少。笔者粗略统计《宋书》大明八年以后的纪、传字数，达十多万字，在沈约当时的写作条件下，一年能撰著如此篇幅，恐已近乎极限。所谓“谨更创立”，大抵是沈氏借以表功的自夸之词，他主要还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正确”，对徐爰底稿增删修补，及为部分篇章亲撰引言、评论，“穿靴戴帽”罢了。《宋书》纪传全体凡四十万余字，沈约所直接贡献的，也就其中三分之一左右。
沈约定稿《宋书》纪传花了一年，诸志并未同步完成。以《宋志》中的避讳字为线索，苏晋仁先生推测志稿最终定型可能是在萧梁初年，也就是502年之后。若真如此，则前后至少经过十五年的打磨。但这似乎不合情理。
由《梁书》可知，沈约生平汲汲于功名，史称他“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从齐永明后期到梁朝建立，沈约在宦途上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卸任太子家令后，先是担当过中书郎、黄门侍郎、代理尚书左丞、尚书吏部郎、五兵尚书等职，参预南齐中央的机要军政，还一度以司徒右长史的身份在人望极高的竟陵王萧子良（时官居司徒）门下周旋，再后来又为梁武帝代齐积极鼓吹造势，从而得以在梁初先后升任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尚书左仆射，乃至做到尚书令，获得实际上的宰相权位。二十年来，从参掌机要到“久处端揆”，官位日显，事权日重，更兼年事渐高，精力不比壮年，这一阶段的沈氏，如何可能像《宋书·志序》里所说的那样，“每含豪握简，杼轴忘餐”，为了修志绞尽脑汁、废寝忘食呢？
所以笔者相信，志稿的编写主要应该还是在沈约担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的期间。《梁书·裴子野传》谓“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云云，则最迟永明十一年（493）《宋书》已公开流布，其志书的补完或亦早于此年。至于前贤注意到的避讳问题，比如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而改“宋顺帝”为“宋从帝”的情况，在《宋志》里的分布并无一定规律，比如志第二三、二四，同一篇中既有“从帝”又有“顺帝”，与其说是沈约刻意为之，更像是齐梁以来历代传抄者随手更改和回改所致的混乱。
在《志序》中，沈约特别肯定了何承天修志的功绩，言何氏“其志十五篇”援引丰富、内容可靠，所以自己“即而因之”，沿袭何志甚多，并在其基础上查漏补缺，然后又加上了何承天身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所谓何志十五篇，也不都是何承天的手笔，承天“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宋书·自序》）。何承天精通天文历算，《天文志》和《律历志》是他亲撰，其余则均为助手山谦之的成果。
沈约不仅参考何志，也参考了徐爰《宋志》。沈氏在《志序》另一处提到徐志，说“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徐爰《宋书》不仅有志，且与何志差别较大。徐氏为使纪、传、志的断限保持一致，也以义熙元年作为志文内容的上限，这一办法未被沈约采用，沈志“以魏接汉，式遵何氏”，或是出于这一原因，索性就不强调己志和徐志的关系了。尽管如此，沈志曾参考徐志内容，这是确定无疑的，《宋书·州郡志》开头就讲：“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所谓“何徐《州郡》”，就是何承天、徐爰分别编修的《宋书·州郡志》。
沈约参考徐志时，对后者的照搬痕迹比较明显。以《州郡志》为例，沈志政区断限“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大明八年是徐爰《宋书》的时间下限，可知沈志的编修正是以徐志为底本进行的。由于刘宋州、郡、县三级政区建置在大明八年后又有诸多大的调整，沈约于是对徐志又有增补。然而，沈约并无突破徐志框架的决心，未能改造出一部以昇明三年（479）为断限的新志，只是在局部置换零件。因在小修小补的过程中顾此失彼，结果沈志出现了断限不严的大问题。例如，大明八年有东扬州而沈志无之，无越州而沈志又有之；州、郡、县的统辖关系，则时叙大明之建置，时叙泰始（465-471）之情形。此外，沈志还存在为例不纯、前后矛盾、记载疏误、叙次不清等诸多问题，历代学者间有批判，业师胡阿祥教授相关论述最丰，读者可以详参。
种种迹象表明，沈志成稿仓促，乃至流于敷衍，比如最后一篇《百官志》，竟无一字引言。但这并非沈约的初心。从前揭《州郡志》引言可见，沈约是要在前人基础上细加考证、推出精品的，他也确实下了大工夫，因此产生诸多宝贵心得。全志《志序》则显示，他在谋篇布局上花费了不少心思，如决定设立《符瑞志》，和将郊祀、舆服内容通归《礼志》，都属他在前史基础上的创新。总体来说，用“虎头蛇尾”形容沈志，颇近于事实。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沈约宏伟的“课题设计”须经多年不懈努力才能兑现，但他显然没有这样的机遇，也没有这样的耐心。《宋书》相较前史的一大缺憾，是未立《食货》《刑法》《艺文》三志，魏晋宋三朝的经济、法律、著述状况我们因此无法直接知晓，虽然沈约事后对此作了说明，曰“前说已该”，故不赘述，但此解释极为牵强，三志的缺失，归根到底还是受限于他个人的主客观条件。
《宋志》诸篇概览
孙吴、梁、陈正史皆无志；《晋书》诸志晚出，内容不少因袭《宋志》；萧子显《南齐书》有志，但过于粗疏简略，远不如《宋志》翔实。《宋志》约四十万字，体量竟占《宋书》（约八十一万字）一半，字数比《三国志》《南齐书》《梁书》《陈书》等正史全书都要多。因此尽管存在诸多不足，《宋志》仍不失为六朝第一志。在此，且对《宋志》诸篇作一概述。
《志序》之后紧接的《律历志》三卷。上卷记载西汉至刘宋的音律发展史与相关理论，特别详细记录了各类笛子的形制。中、下卷记载由汉到宋的历法变迁，曹魏杨伟《景初历》、宋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的各项数据、算法尽在其中。该志是研究古代音乐、历法的重要依凭。
接着是《礼志》五卷。其第一、二卷相当于《续汉书》的《礼仪志》，涉及改正朔、易服色、加冠、婚聘、元会、郊祀、拜宗庙、祠社稷、耕籍田、立国学、阅兵、巡狩、读五时令、守丧送终等诸多方面的礼仪细节。第三、四卷对应《续汉书》的《祭祀志》，专录种种祭祀之礼。第五卷对应《续汉书》的《舆服志》，记载帝后王公、文武官吏用车、佩刀、服饰、印绶的规制。本志大段收录官员们围绕礼制细节的诸多讨论，作为史书而言不免繁芜之讥，作为史料而言则颇具详赡之美。其第二卷还收录了宋文帝东巡期间，百官向监国的皇太子上奏时所用文书的整体格式，诚为研究南朝文书行政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其三是《乐志》四卷。《汉书·礼乐志》只是“抄举《乐记》”（沈约语），过于草率，《续汉书》又无《乐志》，《宋志》作者遂自出胸臆，备载前史未书的八音乐器，另在叙述历代宫廷乐舞源流、收录各朝郊庙乐章的同时兼及“非淫哇之辞”的民间歌谣，篇幅、质量均远超《汉志》。
其四是《天文志》四卷，一是收录了古代各派天体学说，包括孙吴王蕃所制浑天仪形制，二是记录了大量天文事件，将它们与具体的军政大事联系到一起。通过该志，既可了解时人的天文学成就，推算古代的天体运行，也可对六朝的占星学有所了解。
其五是《符瑞志》三卷，此志前史所无。东晋王隐的《晋书》有《瑞异记》，《宋书》创立《符瑞志》系受其影响。沈约之前，何法盛《晋中兴书》有《征祥说》，臧荣绪《晋书》有《瑞志》，亦属同一性质。《汉书》和《续汉书》有《五行志》，所记均为灾异，种种瑞应则在《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中有所涉及，《宋书·符瑞志》乃正史中第一部以祥瑞为主题的专志。该志记载上古以来关于圣君降世、王朝兴替的预言传说，及龙凤、麒麟、鸾鸟、白兔、嘉禾、甘露等瑞物，目为帝王有德、政治清平之兆。因内容皆为不经之谈，故长期遭评论家诟病，但另一方面，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天命正统思想，是窥视古人政治文化、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口。
其六即《五行志》五卷，系接两汉《五行志》而作，同以广为流行的纬书《洪范五行传》作为基准，将各类天灾人祸分为木、金、火、水、土五大类和若干细目，虽属迷信，但所载大风、暴雨、地震、日食、蝗灾、极寒、生物异常等种种自然现象，和《符瑞志》记载的白虎出、黄河清一样，为研究古代天文、地理、气候、生物提供了重要线索。另外，《符瑞》《五行》两志都涉及很多具体的人、地、官名，其中不乏可补前史与《宋书》纪传之缺者。
其七是《州郡志》四卷。该志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一脉相承，然未载山川形胜、物产贡赋，更缺少对民风民俗的概括。其优于前史的地方，一是叙述政区沿革十分详细，特别是对侨州郡县变化的梳理，堪称研究东晋南朝侨置政区的最珍贵材料；二是记载了各州到首都建康和各郡到州治、首都的水陆里程，比《续汉志》只记各郡距京里程加详，是研究六朝交通史的关键辅助；三是政区不记州、郡、国、县等专名，而代以长官名号，如“扬州刺史”“历阳太守”“临川内史”“松滋伯相”之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不同类型封国的职官制度。
最末是《百官志》两卷。其体例因循《续汉书·百官志》。沈约《志序》云：“百官置省，备有前说，寻源讨流，于事为易。”在他看来，这是编撰难度较低的一部志。该志由尊至卑，由内而外，上自公卿，下至令史、亭长，列举曹魏至刘宋的种种官名吏号，名号之后举其员数，述其源流置废，远者溯至商周。下卷后半部分记述汉魏以来王、公、侯、伯、子、男的封国官属，兼涉食封制度，并载刘宋官品。虽无引言，然志文格式规整、内容精要，值得肯定，素为研究中古职官封爵者所倚重。
概览《宋志》，其包罗之广、征引之博、记述之详，信可大体认知。针对《宋志》的整理校勘，基于《宋志》的专项研究，学界成果已极丰富，现中华修订本《宋书》问世，在诸志校勘方面又取得和集成了若干新成就。今天看来，《宋志》的开发空间依然很大：《州郡》《百官》已获深耕，仍偶有拾遗补阙的余地；《礼志》研究正属热门，前人重梳理排比，今人重思辨联想，结合考古发现，论述日益深入；《符瑞》《五行》论者甚夥，多从政治角度入手，或用为自然科学的资料，利用民俗、宗教等学科理论展开剖析的较少；《天文》《律历》《乐志》向为天文、文学、音乐研究者们所热衷，然学者多乏史学背景，能深入古人语境者更加难值难遇。随着学界总体知识的不断积累，学人问题意识的推陈出新，可以预见，《宋志》这座矿山还将产出更多金玉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