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相册》第一场作家分享会：城市漫步者的“望野眼”
2023年5月14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邀请了《上海相册》项目联合发起人、展览策展人之一、《萌芽》杂志社副社长吕正以及两位参展作家费里尼、指间沙，举办了一场有关《上海相册》创作和城市漫步话题的分享会。当天共有大约80人参加了活动。
2023年5月14日，吕正（左）、指间沙（中）、费里尼在《上海相册》展览分享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2023年5月14日，《上海相册》展览分享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2023年5月14日，《上海相册》展览分享会现场。图片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提供
很多年前，吕正为当时供职的报社准备过一个选题，名为“荡马路，全城漫游（指南）”。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里，他表达了自己对“荡”（沪语，意为“逛、漫步”）的理解：“荡”的精髓在于消磨“辰光”（沪语，意为“时间”），即没有任何目的性的kill time（消磨时间）。当然，这里指的“荡马路”并不是人们狭隘理解中的“练脚筋”，而是“在城市里漫游”。费里尼认为，发现城市“隐秘的角落”需要自己的情绪配合，而他人的二手经验不能替代自己的发掘。指间沙则觉得，“城市漫游”即是自我的视角，波德莱尔曾经提过，那是一种超然的姿态，慢悠悠地观察城市里的店铺和生活。
2023年5月14日，《上海相册》展览分享会现场，《上海相册》项目联合发起人、展览策展人之一、《萌芽》杂志社副社长吕正正在发言。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2023年5月14日，作家费里尼在《上海相册》展览分享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2023年5月14日，作家指间沙在《上海相册》展览分享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指间沙有着自己的美食专栏，她分享了在逛街美食打卡时的观察，那些小店让她感受到了城市漫游的乐趣，而随着弄堂的消失，很多地方都消失了，这让她有些不舍。但作家费里尼则认为，尽管会有不舍，但一家店，一个地标的消亡是自然的，如果它还有活力，它一定会自发地展现魅力。
费里尼从三十年前杨浦区的“都市传说”展开了他的分享。这让吕正想起了和以前同事去江湾机场学车的故事，彼时，江湾机场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机场的主要功能。而指间沙则讲述了她对虹口的一家名为“胜利电影院”的地块的观察。三人在聊天过程中，就不同年代同一建筑的外观形象变化，以及其所承载的功能和被认知的标签变化做了深入的扩展。
《我用“巨龙”运冰箱》。1994年04月29日。种楠 图
《于心何忍？》。1995年9月22日。一辆公共汽车在外滩抛锚，老年乘客下车助司机一臂之力，有些年青人却坐在车上无动于衷，白发人推黑发人。种楠 图
《敢将路障当“高栏”》。1995年2月10日。人民广场中央设立了隔离栏以后，总还有这样冒险的行人，快车道上不时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刹车声。种楠 图
展览现场，费里尼写作的《我曾飞身跃过那道护栏,奔向蘑菇头》节选与种楠作品。图片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提供
回到《上海相册》的主题，费里尼与指间沙分别分享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盲写”的故事。所谓“盲写”，即《上海相册》项目中作家对于照片的选择形式，写作者在不知道照片作者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写作对象——摄影师的作品。费里尼在挑选时一眼便相中了一组有关“赶公交”的照片，写下一篇《我曾飞身跃过那道护栏,奔向蘑菇头》，图片里背后的“大宇集团”的建筑外观即标题中的“蘑菇头”，这让他想到了人民广场附近的公交车集合点，想到了当年自己从这里出发，去各处采访的往事。写完刊登后，费里尼才知道拍下这些照片的摄影师（种楠）和他一样，也经常在那附近坐公交车，去郊区采访拍摄。
另一位作家指间沙则笑称，自己写作的照片是被吕正“分配”的，因为吕正认为，这一定是她所喜爱的类型。而在她看到照片后，果然十分喜爱。指间沙拿到的是艺术家马良的作品《彼岸花》，她将作品里的女性与她拥有的一本护士学院的毕业册联系到了一起，并以相册里非虚构的细节去虚构照片中的情节，写作了《嘉年华》，此文的写作手法与马良作品中基于真实的观念表达不谋而合，重现了一段朝气蓬勃的青春。
《彼岸花》系列之一，2020。马良作品
《彼岸花》系列之一，2020。马良作品
展览现场，指间沙写作的《嘉年华》节选与马良作品《彼岸花》。图片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提供
2023年5月14日，三位嘉宾在为图书《上海相册》签售。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分享会后，三位作家也在现场为图书《上海相册：消逝与眷恋》签售。同日，展览《上海相册》也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正式落幕。
关于展览《上海相册》
展览《上海相册》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与澎湃新闻共同主办。它缘起于2020年澎湃新闻与《萌芽》杂志社合作推出的“摄影+文学”的《上海相册》。项目邀请摄影师提供他们拍摄的与上海相关的作品，同时邀请作家根据这些摄影作品进行“盲写”，再次创作，最终以图文组合的形式呈现，为公众开启观看和阅读城市的新视角。影像与文字跨界互涉、互为参照，通过两个专业群体的合作完成的创作模式，不仅极大丰富与完善了《上海相册》这一视觉性的命题，也延伸出了纵深立体的视觉想象与城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