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鲁迅如何招回中国文化传统之魂|《狂人日记》发表105年

2023-05-16 12:19
北京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发了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也是“鲁迅”这个署名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出现。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谈到自己的《狂人日记》,他说《狂人日记》是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小说中,狂人在他的日记里说,好像看到四周那些乱七八糟的字,都是“仁义道德”这几个字眼,都在讲仁义道德,是虚假的;而只有他看到这些字眼背后真正的深义,就是礼教吃人。这一段文字在百年后,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名句。可以说,人们对《狂人日记》的读解从未停止。

不少读者都会认为“狂人”是代表中国五四时代的革命分子,启蒙运动的化身。那么,“狂人”到底为什么会发狂呢?与鲁迅同时代的人,已经写有多篇文章论述“礼教吃人”的主题,那么,鲁迅的特别之处在哪里?他用什么形式来衬托这个主题?

在《狂人日记》发表105周年之际,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李欧梵的讲稿《重读鲁迅: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在课堂上,李欧梵教授尝试以鲁迅的观点来总结中国的文化传统,“鲁迅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持一个批判的态度,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而是反对主流思想和文化中的虚伪。”

魂兮归来

李欧梵 文

本文为节选,出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

《觉醒年代》

我今天最后这堂的题目叫作“魂兮归来”,基本上是讲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和纠葛。

鲁迅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作家了。所以我要问:为什么现在还要讲鲁迅呢?你们可能觉得闷死了,特别是从内地来的同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老师一直都在教鲁迅,教得你们可能都不想听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到了21世纪初,读鲁迅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可以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鲁迅,所以每个人的答案不同。可能有同学心里想,鲁迅的思想已经和现代财经挂帅的社会脱节了,已经毫无意义,但不敢说出来;也有同学觉得,到了这个“后革命”时代,把鲁迅和革命连在一起这种论述也已经过时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讲?至于我自己呢?我研究鲁迅已经很多年,时常觉得够了,应该放下,不搞鲁迅了。可是,每次遇到中西文化上的大难题——比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我必定会想到鲁迅。这次要总结(中国的文化传统)了,于是忍不住又把鲁迅的阴魂招回来,所以我这次讲的题目就是“魂兮归来”。不过“招魂”有两层意义:不仅是我招回鲁迅之魂,而且还想探讨鲁迅如何招回中国文化传统之魂。

重读鲁迅:

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

我们读鲁迅作品的时候,一定要先读他的那篇有名的“呐喊自序”,这篇文章解释了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因,非常重要。“呐喊自序”的主题是,鲁迅经过了各种坎坷的境遇和失望之后,最后才决定走文学这条路:我不学医了,我要从事文学,为的是拯救中国人民的灵魂。

《觉醒年代》

可是没有人呼应,他感到非常孤独。所以这篇文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寓言:“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我初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想到范仲淹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鲁迅的感受不同。当年范仲淹登上岳阳楼,是何等气派!他知道知识分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鲁迅已经没有那种信心了,并且有点怀疑。如果你忧也好、乐也好,根本没有人呼应的话,又当如何?他的朋友,也是《新青年》的健将金心异(钱玄同)说,既然有几个人醒觉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灭这个铁屋子的希望。后来鲁迅引了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不是鲁迅创的,是一位匈牙利诗人Petőfi说的。于是鲁迅就写起小说来了。

金心异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找出一条绝处逢生的路。金心异的说法当然是乐观的,鲁迅接受的理由是否也如此?我猜并不尽然。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理由本身就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你虽然不能肯定铁屋永远不会倒塌,但不能肯定它必然会倒塌,从两个“不能肯定”的对撞之下他找到一线生机。

鲁迅研究者都把这座铁屋比作中国传统,但却往往忘记了这个寓言背后的悖论。如果我们在这个悖论上面再加上一层悖论,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座铁屋子——中国传统——的存在,鲁迅也不会立志开创一个新文学的文体——新小说。范仲淹就从来没有想到写小说,苏东坡也没有写,一直到了冯梦龙,才有闲情编撰“三言”。总而言之,鲁迅写小说的前提就是要打破中国传统,如果对这个传统毫无质疑,他也不必写小说了。重要的是,“质疑”并不代表全盘否定,因为鲁迅感觉到,即使传统的“铁屋子”打倒了,它的阴影仍在,阴魂不散。所以我认为鲁迅的“立言”和古代知识分子的立言至少有以下区别:非但没有和“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连在一起,而且是不得不立的,否则就没有理由存活下去。这是一种从绝望中得到希望的人生观。

那么我们就先谈谈鲁迅的两篇小说,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我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可是每一次都会得到一些新灵感,有的是受其他鲁迅研究者的启发而得来的。

《觉醒年代》中,鲁迅写下《狂人日记》第一笔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第一篇新小说。大家一定认为“狂人”当然是代表中国五四时代的革命分子,启蒙运动的化身。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发狂呢?原因并不像一般教材中说得那么简单:因为当时的世界非常封建,他觉得他的思想不能得到众人的接受,所以怀疑别人都在迫害他。而迫害的根源就是“礼教吃人”。因为他每天在家里看古书,才发现古书字里行间写的都是礼教吃人,所以发狂了。我想这种论调你们听了几千几万遍,实在听烦了。你们的感受是对的,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鲁迅的这篇小说只讲这两个主题,我们不必看它。因为别人——同时代的人——已经写了好几篇比鲁迅写得更精彩的论文,就是讲礼教吃人的,比如吴虞和陈独秀。

《狂人日记》

我们现在讨论《狂人日记》的出发点是,鲁迅用什么形式来衬托这个主题。这就牵涉到一个最重要的文体上的特色,那就是《狂人日记》开头的序言。大家都知道这个序言是用文言写的。为什么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第一篇要用文言写序言呢?为什么不写一篇白话文的序呢?这就是文学形式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也许你可以说,这篇序言根据的是中国传统的规范——中国传统文学的小说开头有一个所谓“楔子”,就是一种序言式的短故事。但是鲁迅的这篇序言,短短的;文言文平平淡淡,和他早期在日本写的文言文——如“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大异其趣。可是这篇小序,读来却十分空洞,似乎勉强交代一下《狂人日记》的由来而已。说这个狂人得了一种所谓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complex),他觉得自己被迫害了。读起来好像很普通,其实内中大有文章。因为整部“日记”在叙述形式上是受这篇序控制的,序里说这个狂人后来好了,去“候补”去了,就是买了个小官做,进入了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以他的日记中的狂人胡语全部一笔勾销,包括“救救孩子……”这句话。你可以看出来,其实鲁迅的第一篇文章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出来的,他想用这种办法来震撼当时的读者。

我们可以把日记中记载的“狂人”的读书心得和儒家传统做一个对比。儒家很多大儒,特别是宋明理学里面的朱熹、王阳明,他们每天读书,把心得拿来跟学生共享,比如朱熹的《传习录》、王阳明的《近思录》等等。它们的文字也比较浅显,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白话的文体。然而《狂人日记》的十三段日记,每一段都不是完整的,和朱熹、王阳明很不一样。任何读者都不会觉得朱熹和王阳明发狂了。另外一个问题是:鲁迅既然是写小说,为什么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故事?主人公“狂人”的外貌也不太清楚,他多少岁?有没有头发?头发是翘起来的,像韩愈一样齿发动摇?这些都没有交代。换言之,这不像一篇写实小说。整个描写的角度,是从狂人最主观的内心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是狂人内心的意识流——当然他不用“意识流”这个词。狂人在一个月光的晚上开始觉醒,然后一路把他的意识段段续续地记下来;他既然是发狂了,所以他的语言是不规则的,他的思路也是凌乱的,没有条理,不像韩愈《原道》的结构,一句一句,前呼后应,逐条论证。大家可能还记得,《原道》开章明义,第一句就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义道德”,韩愈刚好把这四个字突出了,变成《原道》最基本的四条原则。而鲁迅却把它的整个论述解构了,他把韩愈心目中认为最基本的道德变成一种最可恶的东西。狂人在他的日记里面说,好像看到四周那些乱七八糟的字,都是“仁义道德”这几个字眼,都在讲仁义道德,是虚假的;而只有他看到这些字眼背后真正的深义,就是礼教吃人。这一段也变成中国现代文学里面的名句了。

《狂人日记》看似没有条理,其实是有条理的。《狂人日记》一共分十三小节,最长的是哪一个小节?你如果仔细研读就可以发现,是第十小节;最短的呢,是最后一个小节,只有两句,最后一句是什么?你们的老师一定讲过:“救救孩子……”对吧?所以大家就说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个狂人最后呼吁大家不要再吃人,希望下一代的人不再做这种吃人或者被吃的恶性循环的牺牲品。中国古代学者和文人看书,常做考证,在清朝乾嘉时代考证成了显学。我们可以说,鲁迅笔下的狂人也在做考证,结果考出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礼教吃人。

鲁迅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小说和笔记合在一起的混杂文体,而混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要衬托出这位狂人所写的文字的魔力。换言之,如果不用这种办法,而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写实手法来写,读来就会啰啰嗦嗦,整个的心理深度和戏剧性就没有了。鲁迅用这种办法,将传统的文学资源改头换面,摸索出他自己的一种崭新的叙事方法,而这种叙事的方法是非常主观的。很多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这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是因为它的视角最主观,语言几乎是个人意识流式的。而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如果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为开端,时间比鲁迅的小说还要晚几年。

丰子恺 绘

那么我们继续再讲他的一篇比较长的小说,就是《阿Q正传》,这可能也是中国小说史上被讨论最多的一篇。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据说当时的读者,特别是北京的知识分子,都觉得写的是自己。可是鲁迅心目中的阿Q,并不是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那么鲁迅怎么创造出阿Q这个形象的?我们从“呐喊自序”里面就得到很多线索。大家还记得,鲁迅记述他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日俄战争的一幅幻灯片,上面那个可怜的中国农夫被日本警察斩首,其他的中国人在旁观,他就领悟到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是不行的,所以他希望用文学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那么中国人的灵魂在哪里?他需要创造一个人物,从这个人物身上和他的经历里面来突出灵魂的重要性。于是阿Q诞生了。阿Q是一个反英雄,也就是说,是一个最不英雄的英雄,英文叫作anti-hero,他恰和项羽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太史公描写项羽一身是胆,他的英雄本色是以行动表现出来的,最后壮烈而死。阿Q呢?这个反英雄毫无本色可言,脑子里面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最后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周作人解读阿Q这个形象,认为这个“Q”字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眼睛、鼻子和嘴的空白面孔,面孔后面有条辫子,所以就变成那个Q字了。我觉得讲得有一点道理,但还不够。小说的题目顾名思义,作者是在为阿Q作传。鲁迅在第一章序言中故作正经:“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几句话初看像是在敷衍、讽刺,其实寓意很深。这一章序,他煞费周章,做了一大堆考证,比《狂人日记》那篇序的篇幅大多了。他非但煞费周章,而且装模作样,说是要为阿 Q 作传非常困难,能做什么传呢?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就从中国传统里面找出一大堆传记的先例和规范出来,如列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名目繁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典范就是太史公的“列传”。阿Q不能像项羽一样被放在“本纪”里面,本纪当然不行,阿Q怎么可以跟皇室并列呢?那么为什么不叫作“阿Q列传”呢,或可列入小偷列传之流?好像又不大适合。最后他说算了,就叫作“正传”。为什么是正传呢?来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这一句套话,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是说书人常用的话语。

既然闲话休提,为什么前面讲了那么多闲话?我认为鲁迅故意要把这篇小说和中国传统连在一起,做一个“反证”的尝试。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序言的每一个字的安排都是故意的,可是每一个字放在哪里都恰到好处,这就是鲁迅反讽的功力。他觉得要颠覆传统的模式,第一个要件就是要模仿到一个荒谬的程度。这也是鲁迅克服所谓“影响的焦虑”的方法,他把脑子里藏的自《史记》以来的各式各样的传记模式全部列出来,然后全部抛弃。最后他说:我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胜过以前所有的作品,就是我写的这个人物,以前的传记里面从来没有人写过。于是用了一个古时候不入流的小说家的套话:“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开始说他的故事了。这是我的一个解释,也再次证明鲁迅和传统的密切关系。

上面引的序言第一段有一句话:“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谁的思想里有鬼?阿 Q 的、为阿 Q 作传的故事叙述者,或是鲁迅自己?我觉得三者都是。先从阿Q讲起。

有一位日本学者,叫作丸尾常喜,特别写了一本书,就叫作《“人”和“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引用了大量的中国民俗史料和民间故事,来重新分析《阿Q正传》。他认为“阿Q”这个名字指的就是“阿鬼”,Quei 就是鬼的谐音,他的形象代表了民俗中鬼的影子。阿Q是一个孤魂野鬼,因为他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祭祀,而不得不挨饿流浪。阿Q住的土地原来就是“冥府派出所”,鬼住的地方。他活动的地方未庄就是鬼庄。丸尾认为:鲁迅关注的“国民性”,指的是“国民的灵魂”存在的方式。根据中国的民间信仰,人死皆为鬼,人在阳间、鬼在阴间,都是“灵魂”存在的形式。鲁迅就是从“鬼”这个出发点来探讨中国人的灵魂。丸尾的说法也许太过“对号入座”,但也有他的理论根据:他引了一篇鲁迅早期(1912)发表在《越铎日报》的一篇文章,可能是他和周作人两兄弟合写的(即使是周作人执笔,那个时候两个人的观点也很相似),里面谈到“种业”这个概念。我现在特别用幻灯打在大银幕上,给各位看看:

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于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附以习惯所安,宗教信仰,重之于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遗传之可畏,有如此也。

这一段引言是用文言文写的,大意应该很清楚。“种业”是一个人类学观念,指的是一个种族的风俗习俗积累的成果。它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彝德”,是由千百年积累的习俗和信仰造成的。彝德非但存在于人的世界,而且还牵涉到鬼的世界,因为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至关重要。周作人曾经说过(鲁迅也没有反对):日本文化的特色是“神”(日本的宗教是“神道”);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鬼”,因为中国人的通俗宗教(popular religion)混佛道于一炉,人和鬼的两个世界是相通的。这种“种业”的积累,代代遗传,没完没了。它不是知识分子精英造成的,而是能在普通人身上看得出来;不在活的人,而在死的人。所以庸众和死人的世界变成了文明的主宰力量和权威。

把这一段话放在阿Q身上,正是丸尾的方法。用这种“遗传学”作为鲁迅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理论根据,中国读者可能觉得太过分。但作为一个参照系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反思。

丰子恺 绘

我们可以把《阿Q正传》当作一篇“反面教材”:鲁迅用一个非英雄式的人物,一个没有心灵只有身体的人,来反映中国人传统文化的匮乏;阿Q代表的不是精英文化,也就是说,和我们在这门课上念的教材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为什么鲁迅不为中国创造出一个“精神斗士”和现代项羽呢?为什么阿Q被卷入一个革命的漩涡?我认为,辛亥革命恰是考验这个“中人”的精神和品格的所在,用来衬托出作者以文学创作为中国人治病的重要性。如果把阿Q 放在“铁屋子”的寓言里面,我们可以说他反映出来的恰是觉醒的必要。不过阿Q终其一生还是没有醒过来。最近著名学者汪晖写了一篇很精彩的长文,分析阿Q经历里面的六个时辰,他差一点就觉醒了,就差那么一点,最后还是被枪毙了。如果和《狂人日记》比较,后者里的主人公显然能够自觉,而前者的主人公还处在一个朦胧的状态,只不过受到外在的刺激之后,才有反应。如果阿Q属于“中人”或死者,那么,鲁迅怎么样写“上智”者即精英知识分子呢?他们是有灵魂的中国人吗?事实上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不少是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狂人日记》的下一篇就是《孔乙己》,描写一个过气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位知识分子的脑子里想什么呢?他穷得要命,只想喝酒,最后被打瘸腿了,越来越穷,死掉了。到了《彷徨》集子,关于知识分子的描写更多,《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几乎每一篇里面的知识分子都是思考型的、探索灵魂的人物,然而都是郁郁不得志,不是死就是病,到最后有一种孤独的心态。这种人物,又如何能打倒传统“种业”文明遗留下来的“铁屋子”?我觉得反传统不能全靠外在的力量,如西化的精英分子或革命家(至少鲁迅对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失望的),而需要用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本身。治标必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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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李欧梵选取了心目中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英雄本色、政教道统、江河岁月、饮食男女、魑魅魍魉、魂兮归来,结合经典文本进行个体剖析,从中外比较、古今汇通的角度阐释中国文化传统是什么。同时,作者所提出的这六个面向又构成一个完整而多元的文化光谱,它们相互映照,富有乐感,读来甚有趣味。《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

原标题:《李欧梵:鲁迅如何招回中国文化传统之魂|《狂人日记》发表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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