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身在大学，书写乡村
2008年7月，梁鸿带着儿子从北京回到了家乡河南梁庄，前前后后住了五个月，寻摸留守的梁庄人无人触碰的生活脉络。
《中国在梁庄》片段
家乡的风景在梁鸿看来并不陌生，但是当用观察的目光探索村庄时，她有了不同的感悟。“之前可能只是探亲，打打招呼啊，你没有想那么多，但是2008年回去我觉得我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你看到的风景看到的人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真的看到了他们，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2010年，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版，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2]
可是在逃离故乡，来到城市之后，农民却又显得格格不入。城市从来没有把这群外来的务工者当作自己人，而农民也很难将城市当作自己真正的家。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这样记录：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在接连两部广受好评的非虚构作品之后，梁鸿被许多人冠上“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乡土作家之一”的名号。梁鸿对此不置可否：“那是别人的看法，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乡土作家。因为我并不愿意把乡土和乡村本质化，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载体。我想写的是一个生存的群体，一个样态。”
2017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梁鸿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非虚构路径，而是推出了首部“梁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她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描写了梁光正悲情荒诞，曲折迷离的一生。
谈及为什么想到要用小说的手法来写时，梁鸿表示，不想给自己限定一个框架。“体裁适合什么写法，就怎么写，《出梁庄记》一开始想的就是写非虚构，就想给大家展示我所认为的真实的乡村的样子。但是《梁光正的光》高度戏剧化，适合用虚拟的方法来写。”
有位读者在豆瓣上这样评价《梁光正的光》：看完这本书，我想到一个我憎恶已久的人。我要好好想想他。
这条评价，让作者梁鸿，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
不只是“农民工”的标签，更是活生生的人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大兴火灾之后清退外来人员，让她有些感慨。“在我们的时代，对人的理解往往从阶层来理解，没有独立性，没有把人放到更加平等尊重的地位。我们现在恰恰需要的是重新洗刷一些名称，他们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尊重，才不会那么仓促、那么毫无尊严地把人赶走。”
在梁鸿的笔下，我们总是能看到她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切关怀。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总是有个群体尴尬而艰辛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伴随城市的发展，见证改革开放的变化。可对于社会，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并不真正存在其中。梁鸿将这一群体活生生地搬到我们面前，也将他们的文明，他们生命的真实形态一一展示给世人。
梁庄之后：记录是我的责任
书大热之后，梁鸿北京的家，成为“梁庄办事处”。在北京的梁庄人，换工作了，生孩子了，遇到纠纷了，都要来跟她说一说。还有很多人打电话给她，请她帮忙解决问题。梁鸿有些不安，她问自己：如果不是为了写书，我会去看他们吗？而这样对话之后，我还是要离开。[4]
因为写作梁庄系列而获得名利，也让梁鸿反思：我在写完两本书之后，好像既得名又得利，变成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是我真的为梁庄人做了什么呢？我从梁庄得到的，要远远大于我给予梁庄的。我对梁庄有一种负疚感，走不过心里那道坎，觉得自己如此虚荣、自私和无耻，完成书稿后有一种极大的空虚。后来回到梁庄，沿着湍水走了十来天，每天和河边的人们交谈，才慢慢释然。[5]
梁鸿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她提醒自己，不要假装雀跃，或者以为自己做到了什么。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书写者，把“梁庄”这个意象写透，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梁鸿的师妹杨莉也感慨，“能做到这些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
但不论是写什么题材，以什么手法来写，不变的都是梁鸿要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初衷。梁鸿笔下故事的动人之处，正是在于，她对自己记录的人物饱含尊重与感情，以平等对话者的姿态如实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起伏跌落。
在梁鸿的文字里，我们仿佛闻到土地的味道，风一吹，尘土飞起，显现出大大个洞，那是蕴藏人性光辉的地方。
部分报道内容引用来源：
[1]《环球人物》“没有上升渠道，理想就成了毒药”专访学者梁鸿
[2]《中国青年报》：大国敝村：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3] 腾讯：梁鸿：以另外一种更深远的方式重回梁庄
[4] 《新华日报》有些中国在城市，更多中国在梁庄
[5] 《新京报》梁鸿：把梁庄写得越深，普遍性意义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