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外图鉴：这个日本人逃回了北上广

我的同事们也说，自己的老外朋友，没一个在好好当外国人。

米扣的韩国同学一见她就问：哎你有事儿吗，没事儿来我家斗地主。漂亮的美国朋友，一喝醉才说英语，平时只说河南话。

每个人都觉得老外越来越多，但数据却说，在北京的老外真的越来越少。

我们选择把这些还在北京的老外拍了下来，做成了《北京老外图鉴》。

今天是第一集，主人公是日本人，叫小松洋大。

他喜欢在脸上养核桃，座右铭是大张伟的那句话：人生在世六个字——怎么着都不行。

最近他因为“户口”，正在被迫逃离北京。

和小松洋大的见面约在西单，这是我俩距离的折中点，往东往北延伸十几公里，是我们各自的住所。没办法，北京太大了。

他带着口罩，因为晚到而轻轻点头致歉，站立的时候微微有些驼背。在日本，人们管这样的体态叫“猫背”，是一个可爱的萌点。但是在这边，估计会不停地被父母拍后背，说“给我挺起来”。

我叫“小松洋大，横滨人，叫我包小松也行。”如果不是他先做了自我介绍，我想象不到这位操着一口地道北京话的男孩，来自日本。

见面之前，我已经耳闻他的口音很地道，但真正听到时还是被吓到了。小松说做地铁的时候碰到过几次警察检查身份证，他拿出了护照说：“我是外国人，你看这个吧”，警察听完怔了几秒，上下打量他，一边看护照一边念叨“居然是个外国人哎，哎，真看不出来。”

尤其是他说“吃了吗？”的时候，身处的场景好像从繁华西单一下变成了五百米外的灵境胡同，我手里可能还提溜着刚打回来的豆腐脑。

外国语大学的老师说小松是语言天才，应该继续好好深造。但他现在的工作跟中文没太多关系，是在一家公司担任日语老师。

这是他第二次努力适应中国的生活。第一次是大学时期，作为被日本大学退货的学生，他因为语言天赋在中国过得意气风发。第二次是被北京的职场伤害了，他回到日本，但又回来了。

“嗨，我可能就是个臭流氓吧”

小松洋大是在横滨的中华街长大。这条街最早是广东人靠着为语言不通的欧美商人做中介自发形成，是日本的三大中华街之一，光中式餐馆就有两三百家。

同是亚洲人长相，但中华街的人活得更像是一片孤岛。他们保留了一些中式习惯，比如打招呼很随意，经常一个挥手、一个抬眼，就算彼此关心过了。这是小松来到中国后，经过比较得出的结论。

耳濡目染下，小松对中国产生了好奇。因为地缘便利，他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来自中国的文化产品。

五岁的时候，他有了第一个喜欢的明星，是中国武打明星成龙。跟所有追星族一样，他用DVD机一遍遍看《A计划》，现在说起电影依然激动，恨不得当场给我们比划几下。这部电影1983年在日本上映，获得了31亿日元的票房。在上世界八十年代，日本做过一次“最受欢迎的明星TOP100”，抛去本土明星后，成龙排名第34位，前面都是MJ、The Beatles这样已经过世的前辈。

《A计划》中的动作戏最吸引小松了，既诙谐搞笑，又有硬桥硬马的实战风格。他有个小伙伴喜欢李连杰，追求的是潇洒舒展的武打特点。于是，在夏日蝉鸣中，两个皮了吧唧的男孩的日常，就是互相炫耀着自己新学招式，你一拳，我一脚，嘴里呀呀呀的。

升到高中，学校开设了汉语选修课，小松没犹豫就报名了。一个班上二十几名同学，都是父母其一是中国人，或者是华侨家庭。这样的家庭里，父母不希望出现交流障碍，遂给孩子报名了中文选修课，“我记得有人姓郭，日本里没有这姓”。只有小松不一样，他从根儿上就是日本人。

直到现在，小松都能准确复述出第一个汉语老师的开场白：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汉语选修课老师。我是个北京人。”

北京这个词，由老师的京腔儿说出来，在直舌发音的日本人的耳朵里打了个转儿，听起来怪异又动人，配合上老师略带骄傲的神情，小松说他的兴趣从“去中国”浓缩成了“去北京”。

学生拿到的汉语教材已经过时，上面还在教如何排队买车票。小松学得很快，不仅成为班里的优秀学生，还获得整个神奈川县的外国人说中文辩论赛第二名，第一名是个中日混血。

这次获奖成为他整个青春期的高光时刻，除此之外，他是老师和家长嘴中的“问题少年”：学业表现上，数学语文历史理科门门都差，唯一擅长的汉语课不计入总成绩。课外表现上，他自认已经掌握了东方神秘武功，喜欢打架惹事，还猖狂地在学校掀桌子。

我问小松：“要是用一个词来概括你的学生时代呢？”

“嗨，可能就是个臭流氓吧”，说完他嘎嘎大笑。

“你得听大张伟朋克时期的歌”

现在回忆往事能乐得出来，但高考那段时间，小松感觉自己过得生不如死。他患上了抑郁症，甚至想过自杀。

在日本，考大学非常难，像小松这样的差生基本是告别大学，只能打零工的出路。因为学习不好还爱惹事，有一天老师把他叫走谈话。谈完的时候，他偶然看到老师桌子下面压着个小袋子，上面写着“xxx精神病院”。就那几秒钟，给小松极大的打击，可能身边的人都已经放弃自己了吧。他这么想。

那个八月，他还失去了友情。他跟最好的伙伴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一架，“应该是我话说重了，刺激到对方”，小松记得很清楚，八月的天气很热，人被烤得很燥，吵完架他回到家，觉得世界都变灰了。

这段孤单的日子里，他喜欢上了大张伟，不是《嘻唰唰》时的大张伟，而是用反叛的少年音唱着《草莓声明》的大张伟。

周围无数的青菜都已经苍白

需要等待

谁来摘走我的未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徘徊

他把大张伟引为灵魂上的知己，靠着还不太熟练的汉语，他懵里懵懂地感知着歌词所传达的情绪，那是在逼仄空间内，你无法躲避讨厌的东西的情绪。

就在小松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汉语老师那里得到了一张宣传单，上面写着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要求。宣传单上说只要能通过面试和书面论文，就能来中国上学。

他跟汉语老师仔细打听了学校情况，听说是中国一所挺靠谱的大学，决定一试。凭借着出色的口语能力，他毫不费劲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预备大学生。

在小松已经成为北外学生后，老师聊起了把他招进来的原因。一是有中文基础，第二是小松的状态特别“中国”，一般的日本学生很害羞，尤其是课堂上，多数人都低着头，不管课业问题有没有解决，都不爱跟老师互动。小松比较活泼，喜欢提问也有求知欲，这让老师对他印象深刻。

去中国上学，父母非常支持，毕竟孩子有学上，不用发展成暴走族和啃老族。小松更是称心如意，收拾好小书包颠颠来中国报到了。

“如果没有中国，我可能早就自杀了。”

中国对他的包容，是摩西劈开红海，给小松趟出了一条新的路。

我喜欢看《编辑部的故事》

2010年北京的样子，就是小松在心里想了一百次的样子。

虽然是第一次来，但已经听汉语老师讲了很多遍：北京是座很有味道的城市，它的文化渗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很礼貌，但不过分拘谨。

回忆到这，小松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但是现在乱了，好多东西都拆了。原来我特爱吃学校后门一家牛肉面，现在也吃不到了。”

大学生活平淡、紧张也充实。因为肯下功夫，小松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快。除了出门交流尽量用中文，他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多看中文节目。

小松最喜欢的中国电视剧是《编辑部故事》，在宿舍里经常对着画质不高还带着马赛克的画面呵呵笑。这原本是老师给留学生布置的作业，小松挺自豪地说只有他一个人照着做了。第一遍看的时候全程懵逼，知道对方是在说中文，但上下句联系起来又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大二大三这两年，他闲了就会打开《编辑部的故事》当下饭剧。“比起幽默感，我更喜欢这电视剧里的人，有缺点有优点，更像‘人’的状态。编辑部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有人情味，显得亲近”。

爱打快板，涮羊肉一点儿也不膻

从高中汉语选修课开始，小松的中文老师很巧合地都是北京人。他对京腔和曲艺特别有好感。

有一次小松在电视上看到夏雨打快板，“对，就演《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夏雨”。电视里的快板声音脆生好听，跟之前自己在日本表演过的漫才相比，这种曲艺形式更有旋律性。小松网购了快板，开始在宿舍自学。

他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学习快板。没老师教就从网上下载视频，对照着字幕先练词，等词念清楚了再配上板儿的动作。花式打板照着视频学不会，就先练习普通打板儿。那时他住在学生宿舍，哪国人都有，小松说当时自己肯定特吵，但周围宿舍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无人来阻。

倒是宿舍大妈比较识货，有一次看见小松拎着板儿往宿舍走，赶紧叫住他，跟他说以后可不能再打了，这东西太扰民。

光是自学，小松有点不满足。读研究生的时候，小松发现学校开设了免费的相声班，由丁广泉老师授课。老师觉得小松快板打得挺有模有样，就给他介绍了他现在的快板老师——姚富山老师。

他每周都会去姚富山老师家中，精进自己的快板，也唠唠生活、事业和感情上的困惑。他周围的师兄弟几乎都是北京人，借由这个机会，他走出了校园，进入北京人更普通的日常生活。

除了海淀区，他也常去西城区东城区，他管这叫“去城里”。很多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人都喜欢聚在亮马桥附近，那里有高级日料也有普通拉面屋，能满足各类日本人想吃口家乡饭的感情。

小松不一样，他喜欢跟着朋友和师兄弟，穿梭于铜锅涮肉的热气中。“本来日本人不吃羊肉，我第一口就觉得好吃，一点也不膻”，只看小松夹肉涮肉大口吃肉，完全是北京人做派，不过往桌上那小料碗儿看一眼，只有他的调料是半碗葱半碗韭菜花搅和在一起，听说是还吃不惯麻酱。小松打岔说：“我还得继续努力呀。”

以后回日本，就没有牛街的酱牛肉吃了

和所有大学生一样，小松洋大在毕业后面临找工作这一严峻问题。说相声、打快板，当做业余爱好还可以，当成主业是无法养活自己的。

他每周六都在鼓楼东大街的一个剧场演出，完事后会在这附近瞎溜达。这里高楼大厦不多，胡同里还有很多大杂院，杂院门口经常有三三两两的老奶奶聚在一起扯闲篇，老大爷驼着背慢慢悠悠拄着拐遛弯，旁边跟着一条知道疼惜主人所以稍显安静的小狗，就连太阳照进胡同时的角度和光线都会变得柔和、缓慢。他需要这么个地方让自己松口气。

他已经被毕业找工作这事弄得焦头烂额了，每天疲于准备材料和面试中。外国语大学的江老师说日本留学生不好找工作，那阵小松因为内心太忧虑，整个人胖到认不出来，“我见证过他的意气风发，也见过他的最低谷时期。”

从2010年来中国，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在这里受挫。

每个北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加班到深夜做出的东西被老板大骂、大雨天趟着膝盖往上的积水往自己的出租屋走、面试时一点点降低要求只想有个工作……这时都想一发狠地说：“爷不伺候了。”

所以小松回到了日本。他跟一个朋友合开了公司，但因为理念不合，两个人分崩离析。小松从公司辞职，准备再回北京。

小松说：“在日本，人是不可以犯错的。一旦犯错，很难重新开始。”

回日本的这段时间，短暂得就像出门吃了顿不太好吃的饭局一样，小松又回到了北京。

他找到一家公司当日语老师，但干得不是很开心，有些被父母逼着来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睡觉，认真听讲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工作很无聊，小松还是很努力。为了不让学生像自己当年学汉语时接收到的都是过时信息，他每天睁开眼就开始浏览雅虎日本等新闻网站，让自己保持跟日本同步的信息更新速度。

他还认识了一个东北女孩，两个人有了结婚打算。聊天时，他称呼她为“爱人”，带着父母那辈才有的老式爱意。

既然要扛起一个家庭，小松要认真思考之后的路怎么走。最首要的是肯定不能再租房住了，现在自己的工作拿不到正式工作签证，只能算是一份兼职，自己生活怎么都行，但现在有了爱的人。

外国人的身份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便利，现在还成了一个“累赘”。因为签证问题，他需要每三个月就飞一次日本，这种情况对找份正式工作更不利了。

2016年底，小松的父亲去世。亲人的去世和生活的不如意，小松又准备回日本。第一次逃回北上广时，他想过只要努力，自己也许可以在中国有幸福的生活，只是没能如愿。

聊天中说到大张伟，小松说他特喜欢大老师的这句话：“人生就是六个字——怎么着都不行”，他不想回到日本，但不得不归。还没踏上家乡的土地，他就开始担心自己会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

只是这一次，现实让他无法再逃回北上广。

坐在公交车上，小松看着窗外的风景，小声嘟囔：“你知道吗，牛街的酱牛肉特好吃。以后回日本哪儿找这么好吃的酱牛肉去啊？”

没有了牛街的酱牛肉，小松洋大很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