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下的罗斯福新政，政界新秀约翰逊初战告捷（连载8）
整个二十年代，农民都在伸手向政府求助。但哈丁或者柯立芝政府却对这苦苦哀求充耳不闻。与此同时，东北部的工业家们的事业却躲在关税的保护墙后欣欣向荣。而这堵保护墙的建立恰恰是以农民们为代价的。牺牲品们眼睁睁地看着，请求政府做出关税改革。一九二七年，国会最终通过了关税改革的《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然而，柯立芝最终否决了这项法案，宣称里面的条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写道：“在否决该法案的当天，他签署了一项命令，生铁的关税又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八年，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又被柯立芝否决。一九二九年，柯立芝的商务部部长，主持建造了商务部大楼这壮观的美国商业圣殿的赫伯特·胡佛，以四十八个州中四十个州胜选的巨大优势，当选为总统。
国会提出了新的关税法案，胡佛说，如果通过了，他也会否决。所以国会根本没费那个心思去通过。农民们请求政府为他们减轻债务负担，胡佛的回复是，联邦已经在提供抵押贷款了。然而，联邦负责抵押贷款的机构主管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在运营一个企业经营的商店，各种贷款的条件十分烦琐苛刻。到一九三一年，借款人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拖欠了还款，于是这个机构就忙着取消借款人们的抵押品赎回权。
光是一九三一年，就有将近四千个美国家庭被政府赶出了自己世代耕种的农场。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胡佛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联邦农业委员会，有权高价收购农产品，以此来稳定价格。然而，农业委员会一边实施这项计划，另一边又在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他们一边高价购入农作物，一边又拒绝限制种植规模，还鼓励农民多多种植。胡佛给委员会的拨款本来就不够，一用起来更是去如流水，在农业危机的旋涡中连响都没听见一声就无影无踪。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政策，可能更加重了危机。
一九三一年，仓库的棉花卖不出去，番茄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流动厨房里排队的已经不仅仅全是陌生的面孔了，就连海湾沿线那些富有的农民都开始欠债。当年年底，第十四区两万农场中，一半多都背上了抵押贷款。现在也到还债的时候了。农民们每天都看着邻居的房子被贴上公开拍卖的标签。
这些邻居和他们一样努力勤奋地劳作，结果被迫把家什细软高高地堆在车上，带着一家老小黯然远去。这些流离失所的南得州农民，现在就算在泥地里工作，也养不起家了。“我儿子和我周六工作了整整九个小时，挣了九十美分，也就是说每人每小时挣五美分。”
但红十字会没钱。政府给予的帮助也杯水车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立法机构不听劝告，我行我素地照常休假两个星期，一月份再回来时，又开始了七个月无休止的争吵和拖延，只有遇到华盛顿老兵“酬恤金进军事件”时才慌了神，有了点人样。衣衫褴褛的老兵们接近的时候，有的议员甚至撒开腿跑了起来。
一九三二年七月休会的时候，国会唯一为农民提供的还算可观的帮助，就是增加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联邦抵押拨款。但比起真正的需求，这些钱可谓九牛一毛，实在是毫无意义。
游行的老兵们请求赫伯特·胡佛接见游行代表，结果他传话推说自己太忙。白宫加强了巡逻警力；附近的街道树立了路障进行交通管制；《纽约每日新闻》的新闻大标题赫然写道，“胡佛自锁白宫”。七月，总统先生派美国军队，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和催泪弹，把老兵们赶出了华盛顿。
他对待大萧条的手段也是同样残酷无情。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说，“情况非常好”。一九三〇年三月，他说最坏的情况六十天内就会过去。五月，他预测说秋天经济就会恢复正常。他开始将很多批评意见划为“不爱国”。
《时代》杂志，和总统站在同一阵线，并保持欢欣鼓舞的舆论姿态两年多以后，一九三二年也开始转了话锋：“这个国家的穷人们已经撑过了三个艰难的冬天，却没能等来联邦财政一分钱的直接救援。”胡佛却说：“没有人真的在挨饿。比如说，那些游民，吃得前所未有地饱。纽约一个流浪汉，每天能吃上十顿饭。”
他自己的确没挨饿。他认为，总统厨房削减开支会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士气，于是饮食上继续维持着白宫有史以来最奢侈的标准。
国会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一项公共工程法案，而总统说，这项法案“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洗劫”，并且警告说，“我们不能通过自我挥霍来追求繁荣”。最终，他似乎也有所动摇，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结果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被评论家讥讽为“大公司的救济线”，因为这个公司所着重挽救的，是各大公司、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总体来说都是大银行，对小一些的金融机构则视而不见）外交家和政治家布雷肯里奇·隆恩说，赫伯特·胡佛“硬是厚着脸皮，不让美国政府拨一分钱给挨饿的美国人”。一九三二年秋天，胡佛来到乡村地区进行竞选活动，寻求连任，一路走过那些四年前他当选后就再也没涉足过的地方，他受到的“接待”是历任美国总统都没“享受”过的，就连内战尾声时，林肯到里士满也没有这种待遇。总统专列在底特律进站时，车厢里的人们听到数千民众的喉咙里同时发出声嘶力竭的、有节奏的喊叫。有那么一瞬间，他们还以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紧接着就听清了他们喊的内容：“吊死胡佛！吊死胡佛！吊死胡佛！”
那是个绝望的冬天。人们逐渐看清了，政府给不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力，整个美国开始响彻饥饿的号叫和呐喊，举行各种游行示威。
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七千个男人列队往州政府行进，要“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市的州议会被四千个男人占领；五千个男人进入西雅图的市政大楼；芝加哥，数千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冲进各大银行；纽约联合广场举行了一场共产党集会，吸引了三万五千名观众。农民们举起了铁叉和枪械。罢工的人群用高高的电线杆和木头堵住了通往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路。内布拉斯加，二十万负债累累的农民集结起来，领头的宣布如果无法从议会得到帮助，他们就会行进到州议会，拆掉那里的每一块砖。一名法官，刚刚签署了同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文件，就被穿黑T恤的义务警员给拽下了座位，蒙上眼睛，开车运到某个荒凉的岔路口，剥光衣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打。在美国农业区的很多县法院，这样的事情不断重演：止赎的农场被拍卖时，就会有一群群手持武装的农民出现在法院；本来想要出价的人被推来挤去，直到毫无收获地离去。于是农场的“出价”就只有一美元或者两美元，回到原所有者的手里。对那些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与公共权威部门，劳苦大众的尊重和敬畏正在逐渐消失殆尽。
三月二日，一列火车缓缓开进华盛顿联合车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两位儿子的扶持下在联合车站密集的闪光灯中艰难地下了车。三月四日，他甩着两条残腿，登上国会大厦前树立起来的白色高台，告诉全国人民，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首先，他停止了银行业的危机。
罗斯福发表就职演说之前的清晨，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门大吉。但如果能寻回储户的信心，大多数银行还是能重新安全开张的。首先要努力来寻回他们信任的，就是立法机关。罗斯福政府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司法部为重新开张的银行提供有效的证书，保证这个银行的实力。要是某个银行资金不足，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银行能抵押的资产，借贷相应的资金。三月十二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炉边谈话”。“我想聊几分钟关于银行业的事，”他说，“如果人们发现能从银行取到钱，而且是想取的时候就能取到，那么恐惧的幽灵就能烟消云散……我向你们保证，把钱放在重新开张的银行，比藏在垫子下面安全。”第二天上午，银行纷纷重开，而取钱的长队消失了。储户们迅速地把钱存了回来，事实上，一天之内，光是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款对取款的盈余，就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接着他开始着手处理农业危机。
这危机不像银行危机一样，是几个星期之内发生的。这是几十年的事情。中间偶尔因为世界大战等契机经历过几次繁荣，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农民的状况都在逐步恶化。但罗斯福处理农业危机，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有着强烈的自主意愿。三月十六日，上任十二天，他就把有关农业的立法，加上一条特别的信息送到了国会。
这条特别信息一共五段，大概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话。“你我携手应对紧急情况，恢复银行秩序，与此同时，”他告诉国会，“……我觉得在别的方面采取措施，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一项……就是致力于提高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同时极大地缓解农业抵押的压力……”同样至关重要，和银行同样至关重要！几代农民都一直在乞求政府和重视银行等机构的问题一样重视他们的问题，他们卑躬屈膝地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让他们得到和储蓄机构一样的帮助。现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政府终于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了。
新成立的农业调整署，任务非常紧急。他们需要减少种植规模，而眼下春天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美国北部扩散，快要遍布全国，越来越多的作物正在被种植下地。可以说，农业调整署是在与太阳赛跑。高层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主要分为讲究传统的农耕派和有新愿景的改革派与城市律师，一位见证者说，分歧导致双方都在“运用任何组织中狂热分子可以采用的最可悲最下作的手段，让文件或讨论陷入僵局，或者无休止地讨论烦琐的细节，或者用官僚程序或各种拖延的手段进行推诿或直接枪毙”。机构中恶心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因为农业调整署并不属于公务行政系统，而成员中又有很多政客。小规模的冲突和争论是机构的日常，各个机构之间相互踢皮球，要么之前商量好的事情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他们的工作还部分外包给别的机构，权责是否交代清楚都成问题。另一位见证者说，农业调整署是“每个人都感到绝望但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繁杂的魔鬼机构。
在这样一个迷宫中摸索前进的道路，林登·约翰逊是需要自己议员的帮助的。但克雷博格先生显然帮不上约翰逊的忙，这么一来，约翰逊只好自己摸索，或者说干脆自己铺路。给农业调整署的某个官员打电话时，他会自我介绍说是“来自农业委员会的克雷博格议员”，请该官员全力协助他的助理林登·约翰逊，那之后不久，约翰逊秘书就会出现在该官员的办公室。
别的秘书也会用类似的办法，打电话的时候直接报议员名字来寻方便，只是做不到林登这么厚颜无耻（也不会那么频繁，现在林登几乎每通电话都会自我介绍说是克雷博格议员）。不过，寻到了方便以后，林登所做的事情却非比寻常。“他脸上总是挂着谦恭顺从的微笑，”一位十分敏锐的见证者汤米·科克伦当时身在华盛顿，他如此评价约翰逊，“但是，很多人都能这样谦恭顺从地微笑。他身上还有些别的什么。不管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林登都会表示同意。事实上，他会在那个人提出观点之前，就提出与之一致的观点。他能看透一个人的内心，搞清楚形势，并且一击即中……”他击中了所有人。离开某个官员的办公室时，他从来都是满脸堆笑，和官员的助手与秘书谈笑风生。很快，整个调整署，从上至下，全都十分乐意为他提供帮助。
他一边从官员这边寻求帮助，一边也在敦促农民配合政府。新政比较复杂，农民们一时搞不太清楚，而政府居然还承诺，如果铲掉作物，就会给他们钱，这就让农民们更难以置信了。林登·约翰逊亲自承担起自己选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在一三二二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厌其烦地给相应的机构打电话。如果听说哪个颇有声望的农民有所犹豫，他就亲自给那个农民打电话。一九三三年，罗斯福相继发出两次号召，希望农民们配合新政，但减少棉花种植的合同签订进展还是非常缓慢。七月十一日，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被迫宣布，如果合同签署数量不能翻倍，那么这个项目只能取消。华莱士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第十四区的签订数量早就远远超过了指标。来自其他选区的申请和铲除合同要么被拖延处理，要么就在硕大的南楼遗失了，因为本来应该处理这些文件的办公室已经不再处理了，好像也没人知道该转给谁。而约翰逊却“门儿清”，他会确保自己选区的申请与合同被送往正确的办公室。他也会亲自来到那个办公室，把相关的文件放在一摞摞等待处理文件的最顶端。每份申请和合同要转手十几个不同的办公室进行批准，因此别的选区的文件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来处理。而约翰逊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跑，于是第十四区的申请和合同会在几天之内获得所有的批准并寄回。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白宫举行的一场仪式上，罗斯福总统展示了农业调整署为铲除棉田开出的第一张支票，接收人是农民威廉·莫里斯，来自第十四区的努埃西斯县。
华盛顿有个组织叫作“小国会”。
“小国会”的领导选举和众议院一样，看重年资，也要讲究顺位继承。每次选举只会选出一名新领导作为警卫官，通常都是常驻华盛顿并且年纪比较大的人；而别的官员就简单地往上升一级。之前的警卫官被推举为理事，理事变成议长，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然而，约翰逊已经制订好计划，要走个旁门左道，改变这个规矩。
这个计划需要严格保密。约翰逊选中的警卫官威廉·佩恩说，林登计算了选票，发现在罗斯福压倒性胜选之后，三月份国会山来了很多新的秘书，只要争取到他们的选票，他就一定能当选“小国会”的议长。不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数量仍然大大超过新人的老秘书们没有发现他在暗地里搞的小动作，不会在四月的选举上联合起来。为了把被发现的可能减到最小，他到选举前的一两天才开始竞选活动，而且不是亲自出马，只是躲在电话后面。他留守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其他议员办公室的新秘书，请他们为自己投票，这样不会有人看出他在搞什么小动作。他还发现了一个潜在的“票仓”：之前“小国会”的会议只有议会秘书参加过，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只有秘书才有资格成为会员。但实际上组织的章程中有规定，只要是“接受议会俸禄”的人，只要交两美元的入会费，就有入会资格。包括国会山上的邮差、警察和电梯操作员，都可以算是国会体制内的人。
约翰逊让拉蒂默召集他的邮差朋友来参加会议，并且让拉蒂默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们这件事。电梯操作员那边，他找到个交情不错的操作员，请他做同样的事情，也是要保密到底。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晚，“小国会”那几十个常驻会员各自在宽大的核心会议厅入座，心不在焉的他们很快大吃一惊，会议快要开始的时候，突然涌入好多从未见过的面孔，为一个来自得州，二十四岁的瘦高个儿投票，让他当选为议长。拜托，好多资格老点的会员还不认识这个小伙子呢。“这谁啊？”约翰逊上前拿起议长的小木槌时，还有个人茫然地问道。
约翰逊的就职演说，极大地借鉴了一个华盛顿新人的演说，而且是一个月前才发表的演说。他说：“我的当选，将为‘小国会’带来新政。”其中一个用途就是人脉。国会新人急需这样的人脉，却很难得到。约翰逊宣布，从现在开始，例会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周一次。而且不仅要进行辩论，还要让“显赫人物”来发表演说。新议长说，新规的目的，是让例会更为活跃多样，但他那两个尚未年满二十岁的助手却知道其中另有原因。拉蒂默说：“这样他就有借口去接触休伊·朗或者汤姆·康纳利，或者别的某个得州议员了。这些人都是某个委员会的领导，而约翰逊可能需要这个委员会帮他办什么事。他的借口就是邀请他们发表演说。一旦见到了某个大人物，老大这个人嘛，自然是能让对方记住他的。”
另一个用途是宣传。佩恩说：“他第一次主持辩论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天哪，这个人是绝对的领导。‘小国会’的规矩和众议院是一样的，而他对这些规矩了如指掌。他自己就俨然一个议员的样子，经验丰富老到。没有任何人能质疑他这套流程是不是符合国会的规定，因为他真的是了如指掌。他掌控一切。”每场辩论的尾声，“小国会”会对法案进行模拟投票。组织好了辩论，他就请报纸来报道。他告诉记者，国会议员助理们的言论一般来说能反映各自上司的想法，所以“小国会”对某个议题的投票，几乎可以说是“大国会”投票的预演。
另外，“小国会”这些主辩手正在帮上司备战众议院的辩论，所以助手们之间的辩论，就是一个“预告”，不仅能预告选票，还能预告即将到来的论战场景。记者们纷至沓来，印象深刻。《华盛顿邮报》评价“小国会”是“华盛顿最有趣的论坛之一”。记者们发现，“小国会”的投票确实能够作为预言众议院投票的基础，于是开始更加频繁地到场观战。佩恩回忆：“每周开完例会以后，华盛顿至少有两三家报纸会进行报道。”而有关“小国会”的报道中，基本上会引用议长的声明，至少也能提到他的名字。有了媒体报道，那些最出名的政坛大佬也愿意接受约翰逊的邀约，来会上发言。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一个之前完全依靠年资晋升的组织里崭露头角，把自己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国会助理，变成万人瞩目的政治新星。
按照“小国会”的规定，每届议长任期结束就要换人。约翰逊无意改变这个规定（在至少一位盟友看来，他不改变规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当选已经非常有争议了，流言纷纷之下不好太放肆），但仍然拥有对这个组织的掌控权，因为继任的候选人是他亲自挑选的。他从不公开为他们争取选票。“大家只是传说某某某是约翰逊的候选人，”佩恩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暗中进行的。”但这暗箱操作十分高效。每场竞选之前，六个对约翰逊言听计从的盟友会给别的成员打电话，建议对方支持某个候选人。公开投票中没有按照建议行动的成员，之后就再也没有辩论发言的机会了。作为国会助理，这是大家唯一可能获得晋升机会的组织，而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人心知肚明，惹恼了林登·约翰逊，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他那套机制很全，”秘书雷西·夏尔普说，“如果你想在其中游刃有余，就最好得到林登·约翰逊的祝福。”（本文节选自《权力之路：林登·约翰逊传》，罗伯特·A.卡洛著，何雨珈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