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①|贺云翱：不少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我很痛心

【编者按】

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即将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个高考考生都会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今天开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会陆续刊发一组南京大学教授的口述，这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南大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

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综合素质更高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位青年强烈的求职欲望不会改变，对专业刻苦钻研的劲头不应减弱。

今天刊发的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贺云翱口述。

采访时间：2016年9月30日；2016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小医生”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我从家乡的初中学校升高中时很幸运，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试，如果搞推荐而不是考试，我就上不了，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伯父在中国香港，舅父在中国台湾，“文革”中要排斥有“海外关系”的人。那年考高中，我的成绩很好，考到了宝应县中学——宝应最好的中学，我们生产队属于城郊公社，大多数人是进城郊中学读高中，但由于那年实行考试选拔，县、镇里面的中学就也都可以报名。

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

读高中时，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大家也就没有参加高考这个想法，只想把学习搞好，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高中时我很幸运地做了班长，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当时师生之间总体上是互相信任的。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我们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只有少数农村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回家了。我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当时叫作“回乡知青”。那时，我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就像其他农民一样，跟着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除草、插秧，我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粪，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肩都磨破了，特别苦。我在农村什么苦都吃过，但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不过我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农村对宝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是很重视的，生产队安排我做农业技术员，我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工作做得也很好。我还做过材料员，就是帮助参军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过很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再后来，大队干部又让我去了本地的医务站。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做农民也很认真，表现不错，正好有一个去学习的名额，大队领导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教学都非常好。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我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我这位“土兽医”，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处一份道义，扬一种精神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十个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认为最好的班，我是班长，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儿子一样。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是农村学生，家里又穷，张老师对我特别爱护。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当时要防传染病，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去打防疫针。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我赶快准备，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板铺，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我俩一起复习。

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根据教材。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张老师不让我太辛苦，有时晚上还拉我去看电影。有时候我坚决不去，他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去。我记得看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还有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大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还拉我去看《白毛女》，就是不让我熬夜，不要太紧张。

我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那天我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我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张老师前几年去世了，我回家乡专门参加追悼会，也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复习考试是他告诉我的，最后选择学校也是他给我决定的，后来也顺利考上了。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又红又专的，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是在农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考试也好，考上也好，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没有怎么样。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我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

进校以后，我所知道的从我们宝应县考上来的，还有哲学系的童星老师，我们历史系的陈仲丹老师。当时我们考得都不错，童星老师当时还是江苏省的文科“状元”。当然，我是很荣幸地考进了南京大学。

我上大学之后没多长时间，张老师也离开了教育岗位，去做了宝应县司法局局长。地方上人都说他为人正派，是位优秀的局长。读高中时，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入共青团，高中十个班，其他的班长大都是共青团员，但是我不是，所以有时学校开干部会开到最后，说非团员干部退出，我和极少数人退出去，其他人会盯着我们看。那时候才十几岁，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强，这种情况对我是有打击的，所以后来内心就特别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严和互相尊重。但是张老师跟我说不用担心，他一次次帮我去跑团县委，一直到我快要高中毕业时，就是1974年5月4日，他终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加入了共青团。中学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家里都是农村人，母亲不识字，父亲虽然识一些字，但是对高考、大学全无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应该感谢张老师，还要感谢我的师母刘道庆，在我复习迎考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做好吃的饭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深厚恩情！

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到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第一次到大城市感到什么都新鲜。那时候家里父母看我一个人来南京本来很不放心，但是后来发现完全不用。我们班主任朱宝琴老师对我们也特别关心！

宿舍八个人一间，一边两张床，上下铺，上面四位，下面四位，是比较拥挤的。我们是二月份来的，刚刚过了春节，天气还很冷。饮食相对比较简单，但吃饱没问题。我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后来学校发助学金，我拿的是班上最高的，应该是十八块钱。那时候一半的钱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当时经济很困难，除了助学金之外，你吃饭时可以有免费的汤，有些菜也很便宜。我最喜欢买咖喱土豆，只要几分钱，非常便宜，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土豆，因为吃得太多了。如果你经济条件好，有好的贵一些的菜；经济条件不好，也有很便宜的菜，每个同学都能各取所需，应该都能吃饱。

那时候桌子特别大，同学们围着这个大桌子坐，相互之间就能交流、讨论问题。很多人坐在一起，比如对面坐了哲学系的，这边坐了历史系的，就可以边吃边讨论，这样一来，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现在的食堂，一桌最多只有四个同学，好像学生更喜欢人少一点，我们那时候喜欢人多一点，喜欢热闹，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交流。当时家里面很困难，印象中整个大学期间我好像都没买过水果，没有热水瓶，穿的棉衣有打补丁的，鞋都是农村里面母亲做的布鞋，没有穿过什么皮鞋，这一类的东西那时候跟我没有缘分。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我现在看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又红又专。”“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能不努力吗？

我的英语底子很差，原来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到大学才学英语，所以我借书以中文为主，英文书也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借得比较多的英文书，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类，那时候我们借了是想自己翻译的，翻译之后还能去发表。印象中，我在湖北的一个杂志上发了第一篇翻译文章，是谈早期人类考古学问题，具体是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不过主要还是看中文书。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工查询，一张一张卡片地找。当时读书大概分两类，一类是近现代学者写的书，东西方的都看，比较杂，读的量也大；还有一类是古籍文献、考古报告等原始资料。那时为了多读书，寒、暑假尽量不回家，就在学校学习，最自由的状态下读书效果最好，我现在还是这样要求学生。

图书馆馆藏英文文献是旧的比较多一些，我当时看到的一本Industry Archaeology，《工业考古学》，算是比较新的，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样的新书，其实是不多的。我当时看的书主要是文科方面的，理工科的书也会去翻翻，比我们文科的更先进、更新一点。早期我基本上没接触过系图书馆，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借。那时候借书上限比较多，开始时可借的书少，后来好像一次可以借十本左右，每一次我们都借尽量足，一次性背回去，这样可以把一个专题的一批书同时借出来，比较方便阅读。比如说，我们会就一个课程论文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专题，或者对某一类文物，或者某一个课程老师布置的任务，集中地借一批书来读，自己要做研究，经常写些读后感。

我们进校的时候还没有细分专业，就是历史系，一开始也是上历史学的公共课——世界史、中国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等，这都是要上的。上了半年不到，系里面就给我们开会，意思是要分专业，历史学和考古。我当时选了考古学，我们班里一开始好像有十三个人选了考古学，后来有一个退出去了，好像是肖朗同学，后来他去研究世界史了。

历史系每年学生总数大概四十人，当时我们考古学是十二个人。这样我们从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学考古学专业课了，课开设得很细。因为专业课开得早，大四也不会为找工作、考研而烦恼，我们的知识也比较系统。当时全校的课可以通选，我还选修过美学、心理学，选过地理系的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城市历史。当时理科的课我们也选，而且都是修学分的，跟他们一起到田野去考察，一起去做理科的课程论文等等。当时就是想建构一个更好的知识结构，打好专业基础。

七七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不断补充知识，大量阅读，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那时候我们会从一年级开始自己设计未来，写学术规划——我将来究竟要在哪一个专业方面做研究，我究竟要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我的学术理想是什么。在那时的日记里还能看到我的学习计划：应该读什么书，补充什么知识，选哪个系的什么课，会有一个自我建构。在后来的知识增长中及对社会的了解中也会做一些计划调整，再补充相关知识，还会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自我批评。现在我们教本科生，我也会问四年级的学生，你们的学习一开始有没有做过学术规划？有没有树立什么学术理想？对未来的发展怎么计划和去实施？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人这么跟我谈过，是不是他们保密，还是没有做过？

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近四十岁，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所以那个时候开玩笑，年纪最小的叫年纪最大的同学“爸爸”。同学们在一起的气氛非常融洽，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有的人还自己写诗，像周晓陆老师，我们现在还在历史学院一起工作。晓陆老师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他当时翻译过屈原的诗，非常有见解，才华都展现了出来，他在生活上也给过我帮助，近年来他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还有张敏老师，他记忆力特别好，后来他做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现在也经常来给我们的学生讲课。系里的老师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组织交流，跟我们座谈。我们从二年级——1979年开始出去实习，一实习就是几个月。第一次考古发掘实习去的是南通海安青墩遗址，后来学古建筑到苏州去实习。蒋赞初先生给我们讲南京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在南京地区实习。秦浩老师还带我们到郑州、洛阳、西安实习过，本科期间在湖北荆州、武汉，特别是在鄂州也有大量的田野实习。

我们那时候田野实习中喜欢写诗，讴歌这样的考古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诗去歌颂，赞美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和自然山水。当时都觉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学习是那么地快乐，未来是那么地美丽，心里充满了激情，感觉到一定要学好，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我现在看当时写的诗，都为那时青年大学生的昂扬风气感动，歌唱祖国，歌唱美好的生活，向往未来，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我当时在学生会工作，学生会有学习部、生活部、宣传部等等，我当时是在宣传部。我和我们宣传部部长冒荣——后来做过学校高教研究所所长，我们在一起办黑板报，那个黑板报看的人非常非常多，甚至每次新的黑板报一出来，看的人挤满道路，其他人连走路都很困难，黑板报前围的全是人，因为当时也没有其他的宣传手段。我也是黑板报主要的工作人员，会写稿子、会在部长安排下开展工作，就为大家做些事情。当时的学生会同事还有我的好友周同科，中文系七八级的，他后来成为南大教授、书法家。当时同学们会积极投稿，我们要选择、修改，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喜欢做编辑，毕业后就一直喜欢做编辑，办刊物。当然我自己也会写小文章，大概写过几百篇东西，用过几十个化名。那时候学生参与学校活动的热情很高，对服务公共事业，对活用知识，这些意识是非常强的。

学校也很重视学生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匡亚明，书记是章德，他们当时在学校里还组织过一些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进学校学生会就像应聘一样，大家也是各个院系来的。我刚到学生会的时候，上面还有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也很好，比我们成熟，会主动跟我们交流，寒暑假回家还会带一些好吃的来和我们分享，大家也会经常讨论问题，学校有什么任务，我们会合作，分头去做——组织演讲、办黑板报、办文学杂志、给学校报纸或广播站投文章、组织学生的各种联欢活动。学生会有各个部门，不同部门负责不同的工作。总体来讲那时候大家对做这类事情都很严肃，都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那时候办黑板报，经常需要找粉笔字写得特别好的、做事情特别认真的同学来抄写。我们每次邀请，就会有许多人来报名，气氛很好。

到了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时候，一是学校里有大的报告会，会请一些著名学者来给我们作报告，有时在阶梯教室，有时在学校的小礼堂，听的人特别多，有时候许多人没座位就站着听，教室里站满了就站窗外听。这个我的印象比较深，那时候学校经常会请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的学者，当然也有本校的学者来作报告，他们的思想都很活跃，会谈一些国际国内形势，也会对当时中国的形势作一些剖析，更多的是作科学问题的报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我们都喜欢去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我印象很深的有地理学家陈正祥的报告、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报告、化学家温元凯的报告等。如温元凯先生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他的报告既讲学术问题，也谈学习和研究方法，真的很生动，让人深受教益。二是系里会组织一些思想学习活动，比如读报纸，谈体会。还有一类就是同学们相互讨论，自己看书，交流读书经验。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看报纸，经常读《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了之后就交流，还会自己写文章。我那时候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就是写“解放思想”“报效祖国”之类的。

那时候我们跟老师联系比较密切，我觉得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那时候大家常常谈论的，一是国家的思想解放，还有就是要求学生做“新人”。我那时候还会收集资料，带着问题跑到老师家里去请教，我记得自己找过南京工学院的刘叙杰老师，在他家求教城市考古与城市文化问题；到南京师范学院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学家、我国人文地理学的鼻祖李旭旦先生家，他家就在南园八舍对面的一个院子里，我去求教历史文化地理学问题。那时候学生在课堂上或者课外登门向老师讨教，是很普遍的事情。现在不要说本科生，连研究生都很少主动跟老师联系，来讨教、交流，都要老师主动找他（她）们了。

那时候学校不时会在小礼堂放一些电影，也很便宜，票价就几分钱，一毛钱。我们会到小礼堂去看一些英文原版电影，或者一些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学校里放的电影，一般内容还比较严肃，多数都是以重大事件为题材或者著名演员演的。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外国拍的关于二战的电影，场面非常宏大。

当时非常流行伤痕文学，我们也特别喜欢看。这样的作品在图书馆能借到，同学之间也会传，比如你买了一本，你看完我看。当时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第二次握手》，那个小说在学生中间特别流行，那是一个关于科学家凄美的爱情故事，体现了人的那种纯洁、坚守的精神。我们刚入学的时候，这个小说已经流行了，据说之前是手抄本，但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正式出版物。另外当时一些伤痕文学的诗文，像北岛，舒婷的诗，也特别流行。我们自己也写类似的作品，那时候学校里有一本文学杂志，就发表了我的散文《姐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读，很多学生都写作，写诗、写散文、写小说。

那时候写作主要还是反思“文革”，因为1977年、1978年进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文革”的，除了少数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可能受“文革”影响不深。他们本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长辈，其实多少都受到“文革”的冲击。到学校之后思想解放了，加上受到社会上伤痕文学的影响，很多同学都是发自于内心地写这些小说、散文、诗歌。我们的黑板报经常发表这一类作品，同学们也很喜欢看。

南京大学在我的印象中，整个气氛都非常活跃，那时候匡校长还组织舞会——虽然我没有参加，是听同学说的——当时是很新鲜的。我们的校长都组织舞会，就说明大家思想还是很开放的。那时候除了做课程实习，我们出校门的次数不是太多，偶尔出去看看电影、出去转转。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从学校出去，从南园宿舍那边走到新街口，一路上有不少老字号，现在大多都被拆掉了。还有我们班组织同学去登紫金山，爬到紫金山上面就奖励两个苹果，我们从不同的路线朝上登攀，天没怎么亮就出发了，不管有没有苹果都很开心。

岁月峥嵘，幸而与理想同行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因为实行分配制，基本上在毕业之前就有单位来预先要人。像我们考古、历史专业的同学，会有一个单子给你，上面是要人的单位——有北京的机构或者某个省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有政府的，有研究机构的，也有新闻出版的，也有学校，我们更多的是挑选博物馆、考古机构，大家基本都是奔着自己的专业理想选择单位，选择空间很大。

一开始学校团委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更希望做与专业方向相关的工作。正好南京博物院来洽谈——当时是双选——他们也点了我的名，希望我到南京博物院工作。那时候考研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而且我来自农村，对于出国、考研好像一点没有什么概念，比较懵懂就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岗位要我，那我就去。因此，我就到了南京博物院。在我们二年级考古实习的时候，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们带过我们，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好几个月，相处得感情很好，老师也了解我们。学习期间我还去博物院向老师们求教过问题。南京博物院当时的考古部主任纪仲庆先生，直接跟我讲“小贺到我这来吧”。我们还没毕业，他就来要我们了，我们也很乐意到他们手下去工作。

当时同班有五位同学一起选了南京博物院，因为都想做专业工作，有的选了安徽省博物馆，也有同学出国深造了。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不存在就业压力，选择的空间很大，是自由选择制，选择自己满意的单位。

2002年我又回到母校做老师，开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一边教学，一边做自己认为对国家有意义并且还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些年我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担过全国数百个课题，还应邀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自我感觉是尽心尽力，做得也真的开心。

一路走来，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本科时期我就有这个理想，就是为了学术事业，为了国家，我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感觉很幸福。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遗憾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考研，如果不是调档遇到了麻烦，就能被北京大学录取——宿白先生也是一位国内外都很知名的教授——内心认为也许我今天在学术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遗憾。

我从跟其他同学的交流中，知道很多同学是有理想的。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没有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尽管今天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那时候——我现在翻开当时的日记——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毕业之后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麻烦、困难，比如被人嫉妒、被人打击，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放弃，为理想要一直执着坚守，毕竟你不是只为自己，你有远大的事业追求，这样内心才能经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才有幸福感。

七七、七八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不用像今天这样，承受那么大的就业压力。现在我看到研究生，甚至包括博士生，居然为了工作如此费心，到处去找单位，到处去参加招聘考试，甚至放弃了课程去考试。现在的不少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这让我很痛心也很遗憾。我们那时候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单位很多，可以随便挑，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跟需要的岗位结合起来。今天的学生，很难找到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我们是占了便宜的，或者说是拥有了比较好的社会资源。有这种社会需求，正好也有选择的机会和条件，两者很容易结合。

所以要分开来看，一方面要看到七七、七八级学生的这种优点，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处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考大学——他们出来的时候，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对他们的渴求，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条件，是非常丰厚的。当时有个玩笑话，说七七、七八级的学生毕业之后非常吃香，会有好多人来找他们谈对象，条件非常优厚的一些女孩子的父母会找来，“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你吧”。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本身就受到社会的优待和欢迎，这种期许是社会给我们的，我们要对得起社会，而今天的大学生数量多，竞争激烈。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看到，完全说是因为他们有优势，所以他们做出了成就，我觉得这并不实事求是。“时势造英雄”，大概有这层意思吧。

关于高考，我有两点感悟。第一是中国的人才选拔，目前也只能通过高考。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很难把优秀的学生选拔进高校。因为中国这种人情社会，如果没有高考这道门槛，也许会把我们搞砸掉，会让优秀的人上不了大学。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讲人情而是讲公平竞争，讲法规，不用人情来运转了，大学办得也都很优秀，大家都能够公正地自由择校，也许就不需要高考了，所以我们需要办更多高质量的大学。但是就今天看来，高考还是唯一的方式。第二点，由于高考是让学生进行高校选择、专业选择的唯一机会，所以会带来大家只会为高考而高考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七七级、七八级的学生，在得到消息之前，不知道有高考，我们也没想过会去参加高考，那我们其实就是平时自己看书学习，家里没有书，就到别处去借，星期天会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书看。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书，没有功利性，也没有目的性，单纯喜欢。今天的初、高中生好像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这样一来，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可能给了我们学生一种暗示，认为我进了大学了，好像我就达到目的了。这种心态会损害自我的兴趣，以及不利于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

所以我觉得，第一，高考这个形式，目前仍然是相对最公平的选拔机制；第二，高考中间存在的过分功利化的现象，对学生的理想主义、自我兴趣培养、自我独特才华的发挥是一种损害，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这是很遗憾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贺云翱简介

贺云翱，江苏扬州人，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众考古》月刊主编。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等。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时代成就了我们”。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