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凤凰村：因为厕所“出名”以后

汽车沿着盘亘的山路颠簸向上，快到达山顶时，再蜿蜒向下，一直到半山腰，除了绵延的群山，只有几座垮塌的土墙房和窑洞立在那里。四下很静，悄无人语。

出租车司机李保国把车停靠在娄烦县凤凰村村民委员会的门口，车轮掀起的黄褐色尘土纷纷扬扬盖过车顶。李保国下了车，站在约十米高的悬崖边上，环视一周，拿出手机，咔嚓拍下几张凤凰村的照片。

过去，他偶尔载客人到过这个村子，但从未多看过一眼。“现在不一样，这个村子出名了。”

“半拉子”工程

六月的一天，71岁的凤凰村村民强建丙带着一个来到村子的陌生人，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沿路看了看裸露在外的白色蹲坑。

没过几天，凤凰村的厕所上了新闻，这些废弃的厕所成为新闻里的“半拉子”工程，既没有围墙也没有顶棚。

强建丙的照片也出现在新闻里，有人调侃他“出名了”，他感到难为情，并一直为此自责，村里“有说好听的，也有说不好听的”。

2015年，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三年旅游厕所建设和管理行动。据新华社报道，“厕所革命”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

凤凰村的“厕所革命”始于2016年，那年只修建了厕所的地面部分，围墙和顶棚因为资金问题一直没有修建。《中国之声》的报道援引凤凰村村支书刘月喜的话说，厕所的上半部分因为“资金到不到位”没修。他说，物价上涨，修一个厕所，人工加设备，要3000多元，有四五家村民自己把厕所上半部补齐了，其他人“出不起钱，没有条件修”。

娄烦县卫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厕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各出1000元，因为县级财力紧张，所以厕所上半部分的围墙和顶子需要村民自己负担。当时政策宣传不到位，村民们误以为政府负担改厕所有的资金。

娄烦县是国家贫困县。凤凰村第一书记鹏飞说，在修厕所的钱刚拨下来的节骨眼上，不知怎么的新闻就出来了，他在今年一月开过一次会，县里已经将厕所列入修建计划当中。

强建丙的女儿强美丽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凤凰村会因为厕所“出名”，甚至觉得有些“小题大做”。那天，同事发给她凤凰村厕所的新闻，她看着新闻“笑了半天”。

厕所从来不是凤凰村村民最关心的事。“有个地方上就行了”，强建丙的妻子王月枝搞不清楚厕所是谁让修的，修好的新厕，她和丈夫还没用过，因为“不习惯”，后来在一场大雨中，厕所突然就垮塌了。

从小到大，强建丙习惯了农村的露天茅坑。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挖上一个坑，将深一米多的瓷坛子埋在里面，盖上两块石板，再用枯木围成圈，没有顶。这样的厕所他已经用了大半辈子，即使在冬天下雪的夜晚，也是如此，“有风呼呼刮过来，不过是一下子的事。”

不过，女儿强美丽觉得修厕所还是好事，原来的厕所“毕竟不环保不卫生”，她关心的问题更实际，“一个厕所上面拨了1000块钱，运到我们村就得5000块，这个缺口谁来补？”

6月24日，娄烦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回应称，当地组成了专门的整治领导组，制定措施确保资金到位，限期整改落实到位。

这几天，村里多了从外地来的修厕所的工人，村民苏建军家门口的几名工人正在将水和泥搅拌在一起，他们是乡政府和村书记找来的。

一名河南籍的工人说，这次的任务是要修35个厕所，尽管村里常住的还不到20人。“一个厕所材料费三四千块钱，加上工钱，算下来六千多”。

一些废弃的白色便池被枯草覆盖。凤凰村的前任村长强利君开着拖拉机将沙子和钻头运送到各家门口，“村里的流动户多，有几十户家庭在城里租房打工的，会不定期回村，所以厕所数量会比常住村民户数多一些”，他解释说。 

这些日子，村子里来的陌生人多了不少。修厕所的工人说，几天前有两个从太原来的女记者，来了解厕所的情况。“厕所”成了村子里的敏感词，提到这个话题，村民们就格外谨慎，大多人缄默不语。

村委会的书记和干部会对进村的陌生人过问一番，他们担心，再有关于这个村子的“负面消息”。

悬崖孤村

凤凰村从未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过。

这个位于娄烦县城东南十公里处的偏僻村庄，原本有78户人家共230人，其中贫困户就有31家，69人。村民常年居住在布置简陋的窑洞中，电视机和冰箱是少有的两样家电。巍峨的群山包围了村庄，阳光一寸寸退去，山顶的颜色也从翠绿色变成墨绿色。

山里的太阳将强建丙的皮肤晒得黝黑，这个老农民的脸上满是刀刻般深深的皱纹。吃过午饭，他躺在宽大的炕床休息片刻后，起床赶往其他村民家中帮忙修葺厕所。

家里的收入主要靠种地，种的是土豆和玉米，他需要干额外的体力活补贴家用。妻子王月枝说起丈夫，“总是一天到晚干活，一停下来就浑身不舒服。”

丈夫出门后，她一个人搬张椅子，坐在院子里，身边围绕着一群觅食的小鸡。鸡群散去后，她回屋躺在炕上，静静地望着挂在墙上的红色木边相框。

相框里有她的孩子和孙子。王月枝抚育有三个孩子，女儿和大儿子都在县城里安了家。长子身体不好，经济拮据。 32岁的小儿子正在加拿大读建筑学博士，五月，他和妻子在那里生下一个男孩。夫妻俩一年难得回国一次，王月枝和丈夫只有通过手机视频，才能看到嗷嗷待哺的孙子。

大多数时候，王月枝都独自待在家里，看着院里的鸡，望一望门口的菜地，或干干杂活。她养的狗，名字就叫“狗”，养的猫，就叫“小猫”。房间里有一台电视，可很少打开过。有时，当屋子陷入黑暗和安静，她会坐下来仔细聆听山谷里的声音。

“白天，黑夜，白天，黑夜，”王月枝说，嫁到凤凰村的四十年里，自己的生活就这样轮回着。

“这个村子里的女人都很长寿”，有人活到了100多岁。强美丽的奶奶已经92岁，在凤凰村度过了冗余漫长的一辈子。十年前的脑瘤没有夺去她性命，手术后她活了下来，只是神经受损，影响了她说话的能力。

现在的每一天，她都会搬张木椅坐在村口，望着远处的群山，强美丽说，余下的每一天，她也将这么度过。

日暮时分，黄昏的光线渐渐隐没在远处的山头。此时在凤凰村，除了清风刮至杨树林时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整座山间一片宁静。

“无孩小村”

即使在大山里生活了六十六年，王月枝依然适应不了那种孤独。在这一点上，她和丈夫产生了分歧。比起城市，丈夫更喜欢山里的清幽和宁静。

他们很少和自己的三个孩子、五个孙子见面。女儿曾把强建丙接到城里住，他在那里感到无所适从，说自己更适合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王月枝喜欢城市便捷的生活，但又担心山里的丈夫没人做饭，小鸡没人喂养。

王月枝的女儿强美丽四十年前出生在凤凰村，从十多岁起，她就到山外的县城里念书。关于村子的大多数记忆，她还停留在童年时期。

她清楚地记得，二三十年前的小时候，孩童们冬天玩雪，夏天玩水，嬉笑声在山谷底下的小河里回响飘荡，充斥在乡间疏远零星的房屋间。女人们每天会端着装满脏衣服的脸盆，在村庄下面的山间沟渠里浣洗衣物，直接在草坪上晾干后收回家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溪水枯竭了。

过去村里有所简陋的小学，但后来孩子们都被送到县城上学，父母也跟着去了县城打工。学校几间荒废的屋舍，如今只剩下一堆朽坏的木梁，一些乡民院落前的木门被枯藤缠住，或是倒在地上，无人问津。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强美丽从县城回到凤凰村，沿着儿时常去的溪流边漫无目的走着。每次周末回凤凰村。同事总问她，村子里什么都没有，回去干嘛，“只要父母在跟前，一草一木都亲切。”她爬到山脚的一块石头上，摘下一颗小时候常吃的沙棘果。那时候没有钱买手链，秋天到了，就用针和线把一颗颗野果穿成串，当作饰品戴手上。这些，都是遥远的记忆了。

村里的孩子们长大了，都搬离了村子，或在外面工作，或在外地念书。村子里只留下上了年纪的老人。

54岁的苏建军是凤凰村最年轻的人。他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原本妻子生完第二个女儿就不想再生，他不同意，觉得儿子才能传宗接代。

过去，在苏建军家门口的小路两边的石板上，坐满了人，欢声笑语。如今，村里只有四五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年轻人都带着孩子去了县城。

强美丽说，如果老人们都离世，这个村子也许会消失，她深信不疑的是，离开的人们还是会在特定的节日里回到这里。“自己的地方再穷也是自己家。”

长久或者暂时离开村子的人们会在腊月和正月重新返回家乡，祭奠他们埋葬在山里的亡故亲人。

几天后，假日结束了。那些家庭纷纷驱车而去，村子再次回归平静。

沉默的异乡人

六月的最后一天，苏建军家门前的厕所已经围起了红色的砖墙，成群的鸡和羊在院子里来回乱窜，一只幼小的羊不断用犄角顶撞苏建军的大腿，他用手把羊推开，那只羊不放弃，又顶了上去。

山里突然刮起大风，下起了暴雨，几只山羊在院子里乱窜。凤凰村经历了长久的干旱，雨露甘霖。

五十多年里，苏建军坚持每天在黎明时分起床，将羊群牵到对面的山坡上，再到庄稼地里拔土豆或掰玉米。

和他一样，他的妻子秦香玲很少下山，她常年待在山里，陪伴着鸡和羊。

二十六年前，十九岁的秦香玲在贵州家里填不饱肚子，离开村子打工，被人贩子骗去卖到凤凰村，苏建军花了六千元“买”下她。从此，秦香玲的命运和凤凰村绑在一起。

“一家比一家穷”，吃的蔬菜只有玉米和西红柿。命运没有改变，她还是一个农民。田地都在对面的山上，她每天跑两三趟，锄地，播种，收割。

在她心里，乡村的生活是荒芜的，有时想吃块豆腐都是难事。到了冬天，只有腌制的咸菜。第一次住进窑洞里，躺在炕上，看上去屋顶离自己很近，秦香玲还担心洞顶塌下来，直到苏建军在窑洞内的墙壁上贴上了蓝天白云的墙纸。头两年，她每天都想逃跑，但苏建军每天牢牢盯着她，无处可逃。

秦香玲的老家在贵州一个山区里，父母都不在了，只有三个哥哥。她从小患有癫痫病，每天需要吃药控制，一旦感冒或者上火，就容易发病。苏建军一直在身边照料她。

1990年代初，她怀上第二个女孩时，国家加强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的打击，那会儿有人可以带她回贵州老家，她也可以选择留在村里。因为孩子，她留在了凤凰村。

再回到贵州是在十多年后了，秦香玲兜里揣着一万多块钱，那是卖了五头猪换来的。她一路坐大巴，走走停停，摸索着回到了故乡。几个哥哥看到失踪多年的妹妹归来，杀了两只公鸡，弄满一盆子肉，桌子上摆酒，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大哭。

几天以后，苏建军把她接回了凤凰村。在这里，秦香玲先是生了三个女孩，丈夫想生一个男孩，最后又添了一男孩。

来到凤凰村二十六年，秦香玲仍是一口贵州方言，村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她说的话，和她年龄相仿的女村民只有一个。她很少出门，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太原。

年近五十的秦香玲早就放弃了逃跑计划，但她永远是凤凰村里的异乡人。 “喜欢不喜欢，也就在这里一辈子了。”她痴痴地笑着说，一头黑色短发蓬乱地顶在头上，皮肤像晒干的小麦的颜色。

扶贫与出路

30岁的鹏飞是娄烦县下派到凤凰村精准扶贫的帮扶责任人。

帮扶措施有养殖帮扶，帮助村民发展自主产业，比如养鸡；政策帮扶，帮助村民申报土窑洞改造；此外还有办理大病医疗保险。鹏飞说，扶贫任务要求，每户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500元。

村里大小事他都管。关于厕所问题的新闻出来后，他变得异常忙碌，挨家挨户盯着修厕所的进度。修建厕所也是精准扶贫的内容之一。

王月枝赞许政策可能带来的福祉。她家是村里的贫困户，现在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鸡，县城的女儿会帮忙销售鸡蛋，家里的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有时候，王月枝想吃一块豆腐，也只能托女儿带回家。

她家炕头的墙壁上，挂着一张2017年12月太原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的宣传海报。政府帮她家免费盖了一间窑洞，但平时都空置在那里，堆放杂物。只有等到春节，孩子和孙子们都回来后，家里的新房才有人住。

贫穷贯穿王月枝的一生，子孙后代是她的出路。她高中毕业，当年是村里学历最高的女性，毕业后她就嫁给了强建丙，整日农活缠身。这对普通的夫妻，还饲养着一群羊，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负责将它们赶回长长的羊圈内。

王月枝向往城市生活，但如果要进城，只能打电话从外面叫车，再花五十块钱的车费。有时，为了省钱，她不得不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她的腿脚不好，胃也有病，因此很少外出。

王月枝把走出大山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在她的设想中，儿子博士毕业后，“可能会回到国内，应该是在成都”，他念大学的地方，谋得一份教师的工作，再把自己接到那边。有时候，她会在梦里提前实现这个愿望。

秦香玲的几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或读书，因为交通不方便，孩子们都说不想回村。她唯一的希望在两个读书的孩子身上，但她又想，等到孩子们都毕业成家后，自己是不是老得走不动了。

“只能留在凤凰村，直到死去。”她边说边将做好的油面端给修厕所的工人吃，工人们听不懂她的贵州话，只是说了声谢谢。她并不关心厕所，只关注眼前的生活。

那天送走修完厕所的工人，秦香玲在屋子里扫地、收拾剩饭残羹，偶尔透过窗户静静注视着窗外的山谷。

山里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乌云散去，又是湛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