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华vs胡蝶，胡珂vs胡歌——名字里的性别
原创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组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作者 ｜ 黄娅娜 王天宇
责编 ｜ 吕利丹
图编 ｜ 胡文波
上世纪20年代，一名叫胡瑞华的女子在投考上海的电影学校时将名字改为“胡蝶”，开启了此后二十年的影后生涯。8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男演员胡歌，小时候的名字叫做“胡珂”。新生代演员中的改名者也不乏其人，男星刘昊然原名刘源，女星林允的原名是费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不相信改名导致了这些明星的成功，毕竟一个人的命运主要靠自我奋斗。但将观察的时间线拉长，这些名字背后体现出的中文姓名的性别特征以及时代性别文化的变动，却相当微妙，甚至值得写篇论文探讨一下。
在大多数语言的命名实践中，男名和女名都有一定的区别，汉语亦如此。何晓明所著《中国姓名史》对传统的男女名称用字的区别做了总结：男名通常表现光耀祖宗（如绳武、显宗）、祈求福运（如长生、发财）、展示抱负（如建业、鹏飞）和彰显意志（如克强、浩然）；女名则多用女性字（如娜、婷）、花鸟字（如春兰、莺莺）、珍宝字（如珍、珊）、彩艳字（如红、丹）、柔情字（如爱玲、婉君）、美景字（如彩云、红霞）和女德字（如素贞、静娴）。图1的词云展示了中文姓名中男女高频名字的区别。
图1 中文男女姓名词云
注：[1] 词云中的男女姓名和频率均取自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 名字大小代表了出现频率; [3] 上为男名，下为女名。
但男女名的流行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进一步对不同出生年代的人名进行词频分析可以发现，上世纪40年代，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人期盼的“光明”、“春生”、“长生”在男性名字中是最高频的。到了上世纪50-70年代，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报国志趣让“建国”、“建军”和“志强”成了最高频的男名。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小龙”和“俊杰”成了最高频的男名。在女性名字方面，上世纪40-50年代的女性在贤良淑德传统性别观念的约束下，多用花鸟珍宝字，“桂兰”、“玉兰”和“淑珍”是最高频的女名。进入60-70年代，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集体化运动中，象征女性坚强独立的“海燕”和“红梅”成了最高频的女名。进入80-90年代，女性身份角色更加多元化，由叠字组成的“婷婷”、“丽丽”和“丹丹”成了最高频的女名。
汉语名字的性别特征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时代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有一个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名字对未来人生有什么影响？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构造出能够度量名字的性别化程度的指标。
名字的性别特征指数（GNI）的构造
文中以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为姓名数据库，在区分性别和年龄组别的基础上，利用名字中的每个字在自身性别中出现的概率和对立性别中出现的概率之比代表性别特征，把名字中的每个字的概率比相乘，并取对数以减少指数的波动，就得到了每个名字的性别特征指数（Gendered Name Index，GNI）。
以一个出生在80年代叫做王建国的男性为例，“建”在80年代男女名中出现的概率比为4.714，“国”的概率比为4.674，两者相乘取对数，就得到了“建国”的GNI为3.098。考虑到男名GNI的均值为1.95，“建国”是个听起来男性特征极为明显的名字。
同理可以计算出一个出生在90年代叫“李雪琴”的女性，名字的GNI为5.641，而一个出生在90年代叫“王勉”的男性GNI为1.035。“雪”和“琴”在90年代女性中使用的相对概率均较高（分别为31.163和9.040），而“勉”作为单名，在男性和女性名字中的使用比例为2.815。
构造好GNI之后，就可以得到整体男名和女名的分布图。在全国的样本中，男名性别特征指数的均值为1.95，女名性别特征指数的均值为2.90。这里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女性名字的性别特征的差异性更大。
图2 中文名字男女名的性别特征指数（GNI）分布
中文名字性别特征指数的跨期和跨地区分布
图3展示了男女名字的性别特征指数（GNI）随出生年份的变化。女名的性别特征指数在不同年份均高于男性，但男女GNI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这主要是由于女名GNI的下降所导致的。上世纪60年代起，女名的GNI开始第一次明显下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受教育程度提升、广泛参与劳动的一代女性进入生育年龄的直接结果。进入80年代后，女名GNI又开始了第二次更陡峭的下降，这一趋势和计划生育政策在时间上基本重合。当女孩成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传统的男孩偏好发生了变化，父母对女生的教育投资更高，也更希望女孩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体现在起名上便是女名的中性化。
图3 名字性别特征指数（GNI）的跨期分布
男性和女性名字性别特征指数的省际分布也非常有趣。总的来说，发达的沿海省份的性别特征指数（GNI）要小于内陆地区，尤其是男性。但是，山东、广东的男名，浙江、福建的女名有些例外，这可能和当地的文化特质有关。山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儒教的伦理纲常为男女做了明确的等级区分，这可能解释了山东男名的男性化特征为何远高于其他沿海省份。东南地区宗族文化盛行，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广东的男名GNI和福建、浙江的女名GNI较高的原因。
性别化名字的影响
在描述了中文名字的性别特征的分布特征后，论文进一步用回归分析探讨了这种性别化名字的后果。为了排除名字的长度和罕见性对GNI的影响，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是否为单名和罕见名。
男名和女名的性别特征指数对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相反的，男性化的男名有利于收入提升，而女性化的女名则会导致收入下降。这背后至少有两种机制在起作用。一是高度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名字会强化个体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一个例证是具有高GNI的女性更可能因为“做家务”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个机制是高度性别化的名字会激发性别刻板印象而引起歧视。根据“污染理论”，传统的男性主导行业会为了保持该行业只有男性能胜任的印象而极力排斥女性的进入。研究发现在男性占比越高的行业里，GNI对女性工资的负面影响更大。
除了劳动力市场表现，研究还发现，拥有更男性化的名字的男性接受了更多的教育，结婚时间更晚。而相反的，拥有更女性化名字的女性接受了更少的教育，更早结婚，并且会生育更多的孩子。
尽管如此，总体来看名字性别特征的影响力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作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忘掉自己的名字，也就找到了自己。我们忘掉别人的名字，就避免了触发性别刻板印象，失去的仅仅是几个朋友而已。
参考文献：
Huang, Yana, and Tianyu Wang. “MULAN in the nam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endered Chinese nam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75 (2022): 101851.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黄娅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王天宇
责编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吕利丹
编辑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生 胡文波
原标题：《胡瑞华vs胡蝶，胡珂vs胡歌——名字里的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