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马克梦②对中国生活的第一印象就是围墙

【编者按】

1952年9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14名外国留学生成建制调整到北京大学，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工作的开始。60多年来，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完成学业。

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是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的有效途径。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人生经历和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为理解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海外视角。

2015年，“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旨在收集和整理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成长记忆，重点讲述他们与中国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故事。考虑到口述者的特殊经历、个人情感以及因时间久远而造成的记忆模糊等因素，作者通过访谈第三方、查找资料等方式对口述内容进行考订、补充，成稿后又请口述者进行了校正。

近日，这套丛书中的《梦，在路上：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前主任马克梦口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口述者简介：

马克梦（Keith McMahon），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前主任，曾在台湾、北京和上海等地学习、研究多年。1984年始任教于堪萨斯大学。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小说、中国文学中的男女人物类型、色情文学、鸦片吸食与现代主体性、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历代后妃及制度等。

在来中国前，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北京，但是我选择了上海以及复旦大学。因为我觉得在那边外国人可能会少一些，可以更容易地融入中国学生中间。

外国留学生都住在复旦大学校园东南角一栋新盖的宿舍楼里，围墙的另一边就是邯郸路。宿舍里有独立的餐厅，留办（留学生办公室）执行很严格的来访规定，严格筛选获准来拜访我们的中国人。“规定”成为外国人之间一个持续很久的话题。尽管我们受到严密的监视，活动也受到限制，但我的观念是，在规定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说、可以做，非常多的人可以认识，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规定和限制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一部分，每时每刻都影响着我们，提醒着我们的身份，把我们同中国人泾渭分明地分开。在中国的欧洲人或美国人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宇宙一样，这种裂隙/差异很巨大，令人沮丧，有时还导致误解和冲突。但那些年间我与中国人的交流，无疑是丰富的、持续进展的。

我在上海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可以用来解说那些区别对待怎样影响了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留学生们无法忍受那些限制，但反对又没有效果。我对在中国生活的第一印象就是围墙，尤其是围绕着整个复旦大学的围墙。

我们的宿舍离南门和东门都很远，但离我们宿舍不远的国定路一带的围墙很矮。我们只能通过大门出入，这对我们来说很没有道理，所以有一些留学生就爬墙出入，代替走大门。有一天晚上，一个丹麦留学生凌晨四点从属于商业区的五角场喝完酒回宿舍，想要爬墙进来。结果墙造得很不结实，他的大腿直接把墙压塌了，损坏得太厉害了，导致他被遣送回了丹麦。有个中国学生，老冯，当时和他们在一起，他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留办让他写检讨，但他拒绝了。多年以后聊起来，他说当时跟留办的人说：“李白也喝酒，喝酒怎么就是件坏事了？”但他最终还是同意写份检讨，检讨喝酒产生的不良影响。没多久，墙又重建了，高了，也结实了。1980年6月，贴出一份新告示，对拜访留学生宿舍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中国访客在晚上九点以后不得停留；非特殊日期不得逗留超过三小时；不允许过夜。另一个丹麦留学生立刻把告示撕了。第二天留办批评了他，又贴了一个新告示。很多年后，2005年6月，我回到复旦大学，跟留办的人碰面。他们主动邀请我一起吃饭，我们都为当年发生的那些误解道了歉。这顿饭期间，他们基本上都在说上海话（我从来没学过），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聚会非常难得，也很开心能够见到彼此。

住在特定的宿舍，被限定来访，意味着很容易就变成只和其他外国人来往。外国学生们上留学生课程，在留学生餐厅吃饭。我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到中国学生的餐厅吃午饭。后来我开始旁听中国学生的课程，去他们的宿舍聊天，一聊就是好几小时。到了假期，到他们一些人的家乡去拜访。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在公开场合，中国人还会经常盯着外国人看。在中国，这种情形被叫作围观，而政府试图说服群众停止这类行为。在上海，有一些围观的年轻人会发出嘘声，而且十有八九说了些粗话。但他们说的是上海话，我们也听不懂。北京的群众盯着看的少，他们对外国人更习以为常些。还有一种状况也影响了外国人的流动性，即如果想要离开上海，必须提前两天到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公安局特别部门申请旅行证，而且只有部分地区“开放”。我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多地去旅行。我经常去杭州（我最喜欢的城市）、苏州、绍兴、南京、北京等地。

对我来说，上海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但在当地居民眼中，上海吸引我的原因会让他们觉得很奇怪，甚至是很不相关。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旧时代的城市，很像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巴黎或者纽约。那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怀旧感，让我感觉自己正在观察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如同置身于被遗忘在原处数十年的巨型电影布景中。但神奇之处在于没有一个外国人留下来，他们都已离开，也不会再回来。同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以为常的一切。上海还有一种本不该存在的、被禁止的怀旧感。我走入房屋和建筑，迷恋于那些外国制造的老物件——灯的开关、水龙头、抽水马桶，以及在位于外滩的南京路和平饭店理发店剪头发时，坐的那把圣路易市制造的理发专用椅。

到复旦大学以后，我选了一间靠北的房间，以躲避邯郸路上传来的严重交通噪声。我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当时最受喜爱的是朝南的房间，因为那意味着冬天有日晒、夏天有阴凉。在一个冬天没有室内取暖设施、夏天没有空调的环境里，朝向不同带来的差别是巨大的。我这个年龄的美国人或欧洲人对这个老规矩没什么了解。

与其他外国人的友谊——主要是欧洲人和非洲人，占据了我在大陆生活的一大部分。1979年12月9日，我在留学生宿舍和我的法国、意大利朋友度过了在上海的第一个生日。那时我已经学会了中式的穿衣打扮，也就是棉质的秋衣秋裤，有时再加上一层羊毛制的秋衣秋裤，套上中式的大棉袄，在外面再穿上中山装，薄薄的一层棉质罩衣，可以防止弄脏了棉袄。我在室内室外都穿着这一身，因为教室不供暖，宿舍供暖也就比没有好一点（我们宿舍下午四点到七点提供热水，绝大多数日子有一点暖气）。

我的生日庆祝是在一个法国朋友的房间，但我打翻了蛋糕。当时我正在读弗莱恩·奥布莱恩的小说《哭穷者》。我的女朋友雷吉娜突然出现给我一个惊喜，把蛋糕放在了我腿上打开的书上，说我看书太多学习太用功了。结果蛋糕没平衡好，直接掉到了地上。幸运的是，在它掉下去之前，我看到上面用汉字写的“寿”字。朋友们也都带着生日礼物走进来，在我的双颊印下欧式的生日祝福吻。意大利来的欧亨尼奥在此前第一个祝福我时，已经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吻，雷吉娜开玩笑说：“他讨厌这样！”（也就是说，我讨厌这种亲吻双颊的欧式吻）。蛋糕从书上滑落，底朝上地掉在水泥地板上，哪怕我迅速把它捞起来，还是在地上印了个完美的圆形。大家都笑起来，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预示。蛋糕在地板上留下了污渍，大概是用来做糖霜的油造成的——和我过去常吃的糖霜并不相同。

我的法国朋友中有许多是左翼他们经，参加过1968年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常与留办发生冲突。1980年6月初，其中一位法国学者约了一辆三轮车载他去市中心——三轮车是最便宜的“出租车”。三轮车来了，但因为这位法国人没有及时出现，于是又走了，是看门的师傅让三轮车离开的。那个法国人很愤怒，直接拿起接待室的墨水瓶扔到门上，还把旁边的电话摔在门上。他咒骂看门的师傅，说：“你们真要让我们死。”墨水溅到无辜的朱老师——一位碰巧站在旁边的中文系老师身上。第二天，那位法国人和留办之间爆发了巨大的争执，他坚持要求留办支付三轮车和四轮出租车之间的差价。他们的争吵声在整栋楼里回荡。这件事也是那个时期发生冲突的典型例子。

学会在上海过日子，等于习惯一系列新的“生活条件”。“生活条件”是当时常常听到和讨论的说辞。“生活条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条件比中国学生要好——这也是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一个因素。在美国，生活条件很差的人住得离我们很远。在中国，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而旁边住的是条件更艰苦的人。划分出外国人的住宿区，是为了保护我们，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更便于监视我们。我们住的是双人间，中国学生住的是八人间，每周只能去公共浴室洗一次澡（虽然有些学生会在下午供应热水时来找我们，借用淋浴）。他们要用配给的票买粮食、香烟、布还有其他东西。留学生只需要用布票，而且分给我们的比中国人要多；我们不需要用粮票，还可以随心所欲地买香烟。中国的学生经常请我们帮忙买烟，友谊商店卖的凤凰牌最受欢迎。

有一个说法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生活条件，即“艰苦朴素”。有一次一位加拿大朋友查尔斯和我一起去宁波，我们在一个乡村公共汽车站等回上海的车。旁边有两个男人用汉语议论我们，以为我们听不懂。“他们穿得很艰苦，”他们说，“比我们还艰苦。”其实查尔斯和我只是想可以更好地“融入”。我们穿的是灰色或蓝色的衣服，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们是在扮演，但无疑我们都喜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说听起来有点傻，但我回到美国以后还经常穿那种衣服。

尽管我的“生活条件”舒服得多，但我喜欢“艰苦朴素”这个理念，它与我在美国时就养成的简单、节约的价值观相符。对于“生活条件”我不太喜欢的地方是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在公共广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包括新闻里、政论中，以及广播体操中——每天都要听到很多次，尤其是在我的房间里可以听到国定路另一边的小学的大喇叭在播放。相比之下，蚊子的哼哼声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它们属于“生活条件”中新奇、有趣的一面，让我学会了使用以前从未用过的东西——蚊帐。我喜欢蚊帐。1979年复旦大学还属于郊区，周围都是农田，一年之中有六到九个月到处都是蚊子。在美国，纱窗可以把蚊子关在外面，但在上海不行。我们每个留学生都被分配了一位中文系的中国室友。他们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群人，有些人我们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来往。我的室友老何，来自四川宜宾，他教会了我怎样用蚊帐这宝贵的一课：确保下边塞得严丝合缝，在睡觉之前要仔细检查，蚊帐里一只蚊子都不能漏网。否则，一只蚊子就能把你逼疯。

我喜欢逐渐开始习惯的睡觉和穿衣习俗。睡觉时，我喜欢中国的被子，我学会了定期晒被子，让它变得松软舒适。在潮湿、少见太阳的上海生活，这非常有必要。在夏天，上海的天气总是很糟糕，但我极为惊喜地发现了凉席这个宝器，铺上以后整个房间都散发着稻草的气息，棒极了！茶是另一件新奇的事物。在美国我只喝自来水，不喝咖啡。但上海的水因为含铝太多，很难喝。不久我就发现龙井茶可以让水变得好喝些——我喝茶的习惯从此养成，一直持续到现在。所有这些事都新奇而令人激动，同时也符合我“把自己的生活尽量中国化”的大目标——虽然有时候会引得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大笑。

垃圾是当时生活环境中无法忽略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人们并不把垃圾当作垃圾，或者说只是看作暂时的垃圾。它只是暂时被从个人、住宅或工厂那里丢弃，如同一种遗忘。没多长时间，就会有人把手或工具伸到垃圾桶里去翻找宝贝，重新用起来。拾破烂的人——学校的孩子们去翻找漂亮的香烟盒；驼背的捡废品的人衣着褴褛，推着带有小铁轮的小车到处捡金属和玻璃。中国人远早于美国人开始回收利用废品，但这主要是因为贫穷和生活所致，而不是由于环境意识。

我们每天制造的垃圾主要包括餐厅残食桶里收集的残羹，还有不少废纸。宿舍前有个地方被我的芬兰同班同学佩尔蒂称为禅园，废纸会在那里被烧掉。佩尔蒂在回芬兰的前一晚喝醉了，由于回来太晚，他就在已经关闭的学校大门口睡了一晚。禅园是一个废墟，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从一个温室拆下来的砖木搭建的，一砖一瓦都仔细保存着。废墟里有我们那些烧了一半的垃圾，以及荧光灯管等其他东西，这是因为有一天在换完荧光灯之后，坏掉的灯管被电气师开心地随手扔到窗外。那是他自我表达的重要时刻之一，灯管摔到下面的废墟上。我的室友说他“扔得很流利，流利得使人吃惊”。虽然垃圾到处都是，但夜晚总是弥漫着复旦大学周围农田的泥土气息，也没有光污染。在复旦大学的晚上，可以看到整个银河，非常壮观。我非常喜欢这一景观，在美国除了偏远的乡村地区，是看不到银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