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上海工商界
3月29日下午，罗一民先生在上海市奉贤区“民营经济（贤商）大讲堂”作主旨演讲。
根据《张謇与上海》一书的统计，张謇从1876年第一次到上海，至1924年最后一次到上海的48年间，共有177次上海之行及多达约1119天的沪上岁月。
张謇从1895年底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就与上海各类工商业人士广泛联系，深度合作。张謇与同时代全国知名的沪上企业家，如荣氏兄弟、穆藕初、陈光甫、盛宣怀等人，均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与合作，成为近代中国工商界历史上的佳话。张謇在上海投资各类实业，涉及航运业、金融业、新闻出版业、现代渔业、进出口贸易等多个经济领域。在助推上海发展的同时，促进了近代南通与上海的连接，包括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融合。
一、上海成就张謇事业
第一，上海的“三个重镇”为张謇提供了广阔的事业平台。
其一，上海是对外开放的经济重镇。张謇时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张謇认为“沪地为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居世界商业重要地位者近百年”。在张謇看来，要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就不得不与西方交流、学习，效仿其先进之处。而这些都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决不能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能闭关锁国。在其实业、教育事业中，张謇“博采外域知识”，引进西方人才、技术、资金等，积极聘请外国专家为其企业指导技术，也派遣过很多人员出国留学、考察。应该说，张謇的对外开放的思想实践，主要也是通过上海来实现的。
其二，上海是中外贸易的商业重镇。甲午战后，张謇的人生志趣开始转向实业，此时张謇已有对世界贸易的初步认识。张謇试图以进出口贸易的方式，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地位，达到强国目的。20世纪初，张謇洞悉时局，更是提出“自欧战停后，世界商战，将在中国；中国形便，必在上海”。1920年后，他通过上海为大生集团拓展海外市场，在沪成立南通绣品公司，并在美国纽约第五大街设立分公司，经营刺绣工艺品，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新海贸易公司，从事进口业务。同时，他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设备，大多是从上海口岸进入。
其三，上海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重镇。上海开埠后，逐渐发展成为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市场资源集聚的重镇，具有中国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市场化优势，这一切皆为张謇深刻洞察，“沪之地，人聚、财聚而恶聚之海也”。大生纱厂所需原材料一些是从上海购买，所产的棉布等产成品再销往上海出售。《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中数据表明：“纱销通居百分之四十九，沪居百分之五十一，布销通百分之十八，沪居百分之八十二。”上海发达的经济体为南通兴办近代化机器纺织工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张謇输送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了南通与上海两地经济的融合发展。
第二，上海的工商界在张謇创业过程中的示范和奠基作用。张謇曾言：“大生一厂之设，在前清未有商部之前，一切章程皆采诸上海各厂，而加以斟酌。”在张謇的创业道路上，上海工商界始终是其学习与效仿的对象。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是1872年在上海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采用了股份制形式，盛宣怀创办的华盛纺织总厂是大生纱厂初创时的主要学习对象。1895年，为解决大生纱厂的筹办资金问题，张謇特地邀请上海广丰洋行买办潘华茂、郭勋、绅商樊芬等为沪股董事，与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等通股董事一起，集股办厂，史称“通沪六董”，相约如“通股不足”，则“沪股补认”，并由潘、郭等在沪上专事招集沪股。
张謇在上海停留与筹资两个多月，有时生活困顿不得不以卖字为生。但是他并未因此而终止与上海金融机构的合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从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取得了大生纱厂亟需的贷款。后来，纱厂开工一年后即盈利，发展势头甚好，原先退股的“沪董”又重新要求入股。沪上官僚、钱庄、布商等也积极入股，上海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大生集团企业。
第三，上海的市场化促成张謇的总部经济。在1897年冬，大生纱厂竣工开车前夕，张謇就在上海福州路广丰银行内附设账房，料理货物资金的往来。1907年，账房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几乎囊括了大生集团各家企业所有的物资机件采购、产品运送销售款往来、进出口、投融资等事务。1913年后大生集团各纺织厂连年盈余，业务项目不断扩大，大生上海事务所又承担了置办布机、批售布匹、付货收款等业务。当时，沪上的一些银行、钱庄纷纷向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信贷。为此，张謇将大生上海事务所改组为外汇调剂、融资与投资中心，出口产品的运销、报关、结汇以及银根调度等，均由大生上海事务所办理，初步形成企业发展的总部经济模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上海塑造了张謇，成就了张謇。没有上海，也就没有我们后来看到的张謇及其宏伟事业。
二、张謇助推上海发展
张謇经营的大生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他对上海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创办实业，又有主持吴淞开埠与规划新城建设，还投身上海教育文化、新闻出版、交通运输、金融、进出口贸易等多种活动。他在上海的政治活动，更是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张謇被誉为20世纪初期“上海滩上的七张面孔”之一，这七张面孔是指张謇和当时沪上工商界的盛宣怀、郑观应、荣氏兄弟、虞洽卿、陈光甫、宋子文等人。
（一）科学规划吴淞商埠新城，推动上海城市建设现代化
1921年初，北京政府任命张謇担任吴淞商埠督办（市长）。商埠规划地区包括今天上海宝山区大部、虹口区、静安区与杨浦区北部区域。北京政府同意在商埠规划区内实行高度自治，这为张謇实现自己的建设目标提供了平台。张謇受命后，以68岁的高龄，怀抱雄心壮志，赶到上海吴淞，发表《吴淞商埠督办就职宣言》，承诺用两年时间完成新城建设的城市规划。
1923年元旦，张謇正式发表《吴淞开埠计划概略》，概述吴淞商埠新城建设“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步为地形测绘，将全部道路、河渠位置精准定位；第二步考察各国建设商埠的规章制度，拟定分区建设规划；第三步就所拟的分区规划，征求公众意见，认为妥善然后实行。规划中的吴淞商埠新城面积430平方公里，与当时的闸北、宝山县接壤，形成一个东临浦江，北至马路塘，范围包括原吴淞的殷行、江湾全乡及杨行、大场、刘行、彭浦等乡的一部分。
在新城道路规划设计上，张謇将城市街道定为长方格形，南北长而东西短。就中分为六区，各区立一中点，各中点以斜路互联。将斜路分为三种，凡各中点互联之斜路及电车经由之道，宽各十丈，市区工业区为六七丈，住宅区宽四五丈，全部干道四百四十余华里，支路六百二十余里。道路规划以各区中点连线为主干道，构筑网状道路系统，并以道路用途不同而对其具体宽度加以界定。
在新城港口建设设计上，张謇很早就认识到吴淞港口的地理优势性，“上海距江浦交错之处四十余里，轮船驶入，多费周折。吴淞接壤上海，濒临浦江，为国内外货物运输之门户。欧战以后，贸易发达，海泊吨数亦日渐增加。为改良商港容纳大舰舶计，因势利便，吴淞较优于上海。”在开埠计划中，吴淞口谈家浜向西至剪淞桥为海轮码头，剪淞桥以西为江轮码头，附近设立仓库。
在新城交通运输设计上，规划中的内河航运，拟开浚吴淞江故道蕴藻浜及其上游顾冈泾，然后开通与太湖的水上航运线路。铁路运输方面，以张华浜为总站，建筑环绕整个吴淞商埠的铁路，与工厂运输，码头起卸衔接。电车与铁路同向，环绕各区中心，并与租界平凉路、北四川路电车尽头衔接。
在新城公共事业设计上，公共事业位于各区中心，如市政、司法、警察、消防、税务等机关。学校、医院、图书馆等设于住宅区僻静之处。公园、菜市设于斜直两路交叉之地。电厂、自来水厂都于相宜之处而设。他还从居民便利与生活舒适的角度出发，对于公用事业的分布也作了安排，将市政、司法、警察等设于繁华地带，而学校、医院、图书馆等设于住宅区域，并在各区中点、主干道交叉之三角地带都分置公园、菜市等，使各区居民十分钟内可以到达。
吴淞商埠的新城规划，是张謇根据建设南通模范县的实践经验，参考了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华盛顿等国外城市规划的成功方案，规划起点很高，倾注了张謇整整两年的心血，尽情演绎了他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抱负与情怀。他说：“沿铺马路内外的商场、轮埠同时并举，合计东西南北周围二三十里，以与英法美之租界比较大小，不相上下，且扼淞口之咽喉，出入商业操吾华人之手。成为东方绝大市场，挽回主权，在此一举。”
张謇在进行城市规划的同时，已经开始着手建设活动。在就任督办后，就派专业技术人员前往吴淞进行实地勘测，规划工厂区的选址。同时与荣宗敬、金其堡等人组织左海公司，荣德生是这样记录的：“余兄弟合买三分之一，分得三百九十亩，有图、有部照。张君（张謇）出面，金君之力为多，余条陈最先，主动也。该处地位亦宜设工厂，今后必见。”根据左海公司的规划，该公司有三个建设目标，包括建设码头、开办工厂、经营航业。虽然最后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反映出张謇实干家的鲜明本色。吴淞商埠启动规划建设不久，就有不少工厂新设、投产，南北杂货店、洋广货铺、米店、戏院等新增了百余家，新建了石库门建筑数百幢，商埠规划建设由此带来了新气象。
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制定了“大上海计划”，江湾地区划为市中心区域，建筑道路、市政府大楼和其他公共设施，以五角场为中心形成干支道路系统。市中心区域划定后，再把全市分为行政区、工业区、商港区、商业区、住宅区五大区域，这种规划与张謇当年的设想是极其相似的。张謇提出以中国自己的力量建设吴淞国际大港和“东方的绝大市场”的愿望，充分表明他是上海建设“东方大港”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先行者与探索者。
今天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淞兴路、同泰路交叉口有个吴淞开埠纪念广场，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设立了一个开埠广场纪念碑，纪念铭文简述了吴淞开埠的历程。纪念铭文曰：“二十世纪初叶，南通钜子张謇再行开埠，以明华夏勤谨之心。于是机械、纺织，初露端倪。铁工、电力，渐透声光。学堂星罗而棋布，巨轮横海而溯江。鹏程发轫，格局甫成。”
（二）积极投身教育文化实践，推动上海城市文化现代化
张謇在上海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值得大书特书。他创办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参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支持中国公学、同济医工学堂复学，设立上海商科大学等。张謇在上海的一系列办学、助学举措，使其声望无人能及，以致当时的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非张謇莫属，张謇数次恳辞亦不得公允，时人称“有公具名，无事不成”。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建成后，张謇聘请萨镇冰为校长。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素有“中国航海家摇篮”的美称，虽然创办过程历经磨难，但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航海人才，在千余名的毕业生中，大都卓有建树。这所学校是今天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于1912年在老西门江苏省教育会三楼开学，1913年全校迁到吴淞，改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该学校是现在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曾求学于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张謇还是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的校董之一。1903年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两年后，震旦学院因校务管理问题引发学生风潮，许多学生脱离震旦公学，拥戴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马相伯邀请张謇、严复、熊希龄等28人为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并借用吴淞衙门为临时校舍。1905年9月，民办官助的复旦公学正式开学。
1920年，张謇、蔡元培、江谦、黄炎培等人发起创立国立东南大学。第二年，东南大学的商科专业迁至上海，组建上海商科大学。解放后，该校先后更名为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
另外，上海东华大学是由南通大学纺织科和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等7所学校合并而成的。南通大学纺织科的前身是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是张謇1912年创办的国内最早的纺织专门学校。此外，张謇还支持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复学。同济医工学堂原为德国人在上海办的学校，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法租界当局关闭，后由张謇借用中国公学和海军学校的校舍复学。
张謇百年以前预言，“今后之时代，一大学教育发达之时代也。”在百年以前的现代高等教育起始年代，上海最早的高等学府很多集中在吴淞镇与炮台湾之间，其中知名的大学有：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同济医工学堂、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政治大学等。这座近代大学城的形成，倾注了张謇太多的心血。张謇与同时代的精英们开创的上海大学教育事业，为上海的腾飞注入了无比强劲的人才动力。
在教育组织机构建设方面，1905年10月，张謇在上海创办了江苏学务总会，主张教育经费独立，组织人员编制教材、设置各种专业教育研究会等。总会成立之时拥有会员175人，至辛亥革命前夕就发展到600多人，1912年改称为江苏省教育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最早在上海成立的省级教育会，直至1927年被国民党当局解散。1917年5月，张謇与蔡元培、宋汉章等人一起，支持黄炎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此，职业教育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张謇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对上海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6年4月，张謇提议在上海建立图书公司。1906年10月，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图书公司的股东大会。1907年10月，他继任中国图书公司总理。1908年2月，该公司总发行部在上海开业，出版有中小学教材、学术著作等，是沪上知名的出版机构。
《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传播范围最广的报纸，这份报纸同样与张謇关系密切。1912年，张謇同史量才、赵凤昌、应德闳等人合股收购《申报》，并使《申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发行量最大、读者群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他本人还亲自为该报题写报名。此外，张謇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期支持张元济的出版事业。
（三）投资各类现代实业活动，推动上海城市经济现代化
1904年7月，张謇秉持“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的爱国理念，开始筹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他在《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中说，黄浦江畔，北自外虹口，南抵十六铺，“每见汽船、帆舶往来如织，而本国徽帜反寥落可数，用为愤叹。”当时在十六铺以南有十多座码头，仅适宜于停靠沙船、小轮，无法停靠大轮船。张謇下决心拆除了旧码头，建造了7座新码头，统称为大达码头。在得到清政府批准后，张謇与浙江商人李厚祐等人联合筹建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先后招集华商股本一百万两。
外滩十六铺码头和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成立后，张謇任经理，李厚祐任副经理，继而购进数十艘江轮投入行营。为了扩大运力，张謇又于1904年在南通天生港建造码头，成立天生港轮步公司，开辟从上海至天生港的轮船航班。1910年，大生轮船公司并入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此时，公司已拥有轮船4艘，载重量为1630余吨，资本为39.7万余元。
1922年，张謇一口气又从国外进口了19艘轮船，一时实力大增，打破了外轮公司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使上海成为中外百货的集散地，也使南通土布等物资改从上海运往全国各地。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与大达内河航运相互衔接，相互依傍，形成了上海与江北腹地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上海地方志》记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即大达轮步公司。1905年张謇创办，经营上海至泰州、扬州、盐城之间的航线。”
1906年5月，商办苏省铁路公司在上海成立，张謇就任该公司协理（副总经理）。江苏全省铁路计划分南北两线进行，北线由南通经清江浦（今淮阴）、徐州至开封；南线由上海至嘉兴、苏州至嘉兴组成，与浙江的杭嘉铁路连接，建成沪杭甬铁路。当年夏天，张謇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实地考察苏（州）嘉（兴）线地形，并与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签订合同，购买钢轨、垫板、螺钉等工程材料。1907年3月，沪杭甬铁路江苏段正式开工，由苏省铁路公司负责建设。1908年11月，江苏段全线通车，自上海南站至枫泾，全长61.2公里，由苏省铁路公司负责运营。沪杭甬铁路是当时建筑与经营最好的一条铁路。
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国民政府时期的四大银行之一。1921年，上海交通银行再度停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经过董事会决议，聘请张謇任交通银行总理。张謇在主政交通银行期间，逐步改变交通银行过分依赖政府、听命于行政指挥的状况。完善了银行放款制度，积极清理旧欠。张謇在上海交通银行任职虽然不到三年时间，但在他的主持下，“交通银行的窘迫年境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并呈现出复苏的迹象”，“所有前任所耗，以盈剂虚，亦以过半”。可以说，此时的交通银行已基本上走出困境，经营状况也大为改善，张謇在这期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在此期间，大生集团的淮海实业银行在南通成立。1920年9月大生集团购买上海九江路22号四层大楼一幢，命名为“南通大厦”。楼上为大生公司驻沪办事处，底层用作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大厅。上海分行开业时，上海银行界及工商界知名人士纷至沓来，一些外国驻沪使节也来庆贺。张謇谆谆训导全行职员“齐乃力，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念古之明训哉”，要竭诚为企业提供融资贷款等金融服务。
1905年4月，清政府令准张謇的陈条，在上海吴淞口开办了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从青岛德商处购进“万格罗”号拖网渔轮，更名为“福海”轮。从此，吴淞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机器捕捞的海洋渔业公司。《上海渔业志》记载：“张謇办渔业公司的宗旨是把当地的渔民和渔商团结起来，改良他们的渔具和渔法，把旧渔船组织起来，予以保护，以保全中国海权，张謇创办的江浙渔业公司，是中国第一个拥有新式渔轮的渔业公司，‘福海’号是中国第一艘引进的新式渔轮。”江浙渔业公司创办的意义，在于“伸海权，保渔界”，开创了上海海洋捕捞的基业，保护了渔民的安全和利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还是张謇作为全国性政治家重要的活动舞台。1906年12月，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雏形、并在立宪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社团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郑孝胥当选会长，张謇、汤寿潜当选副会长。后来，张謇担任了会长。无论是清末领导立宪运动，还是辛亥革命后推动南北和谈，最后完成国家统一与共和肇基，张謇参与的许多重大政治决策和协调活动都是在上海进行的。
三、张謇与沪上知名企业家的合作
长期以来，张謇与上海工商界，特别是众多知名企业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在实业报国的事业中，相互借鉴、学习与支持，反映出良好的事业型企业家关系。
荣氏兄弟与张謇事业的起步，都与上海有着不解的渊源。在事业发展过程中，相互有所启迪和帮助。在思想方面，张謇重视立法对于经济的保障作用对荣氏兄弟影响较大，在农商总长任内，完成了20多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在中国经济法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此，荣德生深有体会，他在晚年回顾人生时，感慨“我国工商界深明法理者不多，忆民国三年与蔡兼三至京，同见张部长（张謇），谈次，谓吾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故与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遇到交涉时，自己立场亦多不合，以后商会应对此注意，倡导研究。当日只作平常语，时历三十余年，今日思之，实有深意。余数十年经营，未尝触犯刑章，二十余岁读刑、民法，三十岁后始有商会，遂习商法，凡事依法而行，至违法取巧之事，万不可为也”。他们都是在商海里摸爬滚打过，对于经济立法的重要性都有切身体会。
荣氏兄弟与张謇在实业上的最大合作在吴淞地区。当时除左海公司的规划外，中国铁工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纺织机器企业，主要股东为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穆藕初等，实收股金30万元。张謇任董事长，聂云台为总经理。1921年在吴淞建厂，有木模、锻铁、翻砂、机器等车间，机床200台，当时中国唯一设备先进、齐全的纺织机器制造厂。工厂最初仿制日本丰田式自动织布机，同时兼造纺织机主要零部件，产品供应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纺织厂。
张謇和“棉纱大王”穆藕初同为近代实业界和经济思想领域的名人，有着较为相近的价值追求取向。穆藕初出生于1876年，上海川沙人。在张謇、黄炎培等人的推举下，穆藕初于1907年出任江苏省铁路公司警察长，时年32岁。1909年穆藕初赴美留学，1914年7月，穆藕初回到阔别数年的上海。当月，应张謇、黄炎培等人之邀，赴江苏省教育会演讲。他根据自己的留美心得，提出必须改变中国作为工业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壮大民族实业。与会者被其热情和抱负深深打动。张謇也对其赞誉有加，称他“以硕士而不求得官，有学识而不思厚值”。还亲自为其译作《科学管理法》作序。
从1914年开始，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穆藕初就已创办了三家纱厂、一家纱布交易所、一家银行，还参股多家纱厂。这些成绩，充分展示出他在实业方面的非凡才能，时人将他与张謇、聂云台、荣宗敬并列为“四大棉纱大王”。他对国内经济需求和国际经济竞争形势综合考察得出了与张謇相同的结论：急需振兴棉业。他的经济思想以振兴棉业为中心，虽然不及张謇的经济主张全面，但是仍然具有时代进步性。
张謇与“中国摩根”陈光甫关系非常良好。陈光甫曾经留学美国，归国后成为张謇眼中的新一代金融家。辛亥革命后，陈光甫经张謇推荐，被任命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不久又出任新成立的江苏银行总经理。1915年6月，陈光甫开始个人的创业生涯，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得到张謇的大力支持。时人回忆称，“上海银行创办时资金周转是比较困难的，大生不仅在投资方面帮助过，而且常在往来户上存款维持，所以后来大生碰到资金周转困难时，上海银行也予以帮助。”由此奠定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牢固的合作关系，张謇也是上海银行最早的股东之一。1919年5月，张謇、张詧等当选为上海银行董事。
清末红顶商人盛宣怀在洋务的道路上风生水起，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具体筹办电报局、督办铁路总公司，总理汉冶萍公司，并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经过近30年的经营，他已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最重要操盘者之一。张謇与盛宣怀亦有交集。1897年前后建大生纱厂时，盛宣怀曾受政坛大佬张之洞、刘坤一之托，与张謇合作。起初，大生商股的25万两也以白纸黑字的合同条款明确由盛氏帮助筹集。“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姓氏头衔。然而，盛宣怀承诺的资金没有到位。虽然张謇和盛宣怀的合作开局不顺，但是两人在东南互保、赈灾和导淮方面仍然交往密切。盛、张都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治腐败、自然灾害频繁的时代，他们两人都热心于赈灾慈善事业，都是“绅商”阶层的典型代表。
四、张謇与沪通连接
张謇认为，南通“距沪一水”，“折苇可渡”，这是引用达摩渡江的故事，比喻沪通两地紧密相邻的空间关系。因此，加强沪通的连接，对于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南通接受上海的辐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关于沪通连接的发展方向，他在实践中形成一系列的战略性思考。这种战略性构想无疑开历史之先河，有力地推动了近代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产业连接上，大生上海事务所是张謇设在上海的市场总部，负责融资、投资、进出口贸易、设备采购等事务，他还在上海开办上海大储堆栈股份有限公司，是为配合长江内河航运于1918年创办的物流公司。1921年，南通成立绣织局，从事绣品生产和出口贸易，张謇在上海九江路设立南通绣品公司，作为南通绣织局的中转站。此外在上海还设有大生新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中华国民制糖有限公司、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苏省铁路公司、上海南通房地产公司等多家企业。受上海开办交易所的影响，南通于1921年设立“南通联合交易所”。其中花纱交易以产地与上海大市行情为基数，与上海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动关系。
在市场连接上，南通等地的工业原料、农产品也经由现代航运流入上海，促进了上海工业的发展，丰富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南通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其油厂所产的棉籽油，“销于本地者仅十之二，余皆运销上海、常州、江宁等处，有时由沪上各洋商购销欧美。饼除通海两境尽销外，余数尽由沪上日商购运东洋各埠行销。”上海则为南通的发展提供了各类优质的市场资源，在南通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资金连接上，张謇发展金融业，创办了大同钱庄，淮海实业银行，并担任上海交通银行总理。张謇所办的企业多数采用股份制形式在上海集资，例如，上海的股东占大生轮船公司的股份为62.5％，占上海大达轮步公司的股份为70%。张謇在上海集股融资为其成功创办企业与发展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大生集团成为涉及各个经济领域的全国最大实业和资本集团。
在技术连接上，大生纱厂采用的发动机大引擎、清花机、钢丝梳花机、纺纱机、打包车等均属英国制造，后来采用的自动布机购自日本；广生油厂采用的榨油机来自美、英两国；通遂火柴公司的生产机器也是向日、德订购的。以上这些设备都是在上海订购和进口的，上海成为南通进口先进技术装备的口岸城市，发挥了技术引进的重要作用。
在人力连接上，上海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力需求非常迫切，上海人口迅速从1895年的50万增长到300万，其中就包括南通等地劳动力的流入，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产业工人。而大生集团在上海先后聘请了多位外国技术人才，如机器安装专家英国人汤姆斯、忒特、冯特，水利专家荷兰人特来克、奈格，瑞典人施美德，勘探专家法国人梭尔格、瑞典人安特森等。
在交通连接上，1921年，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已拥有轮船11艘，总吨位为4555吨，年载货量至少为81万吨，以南通为集聚区，天生港码头为中转枢纽，航线往来如皋、通州、启东、海门等地的港埠，后期航线覆盖苏中、苏北与淮北地区，与大达内河航运相互衔接，相互依傍，形成了上海与江北腹地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大达轮步公司成为上海乃至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民营航运企业。
在文化连接上，南通与上海同受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影响，两地之间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张謇兴建的南通更俗剧场耗资8万银元，综合上海、北京、日本等地剧场的特点建造的，可容纳1500人的空间。舞台面积大，设备好，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一时间，戏剧名角荟萃南通，包括上海在内的国内著名艺术家几乎都来南通演出，如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王凤卿等，都曾在南通更俗剧场登台献艺。为发展女子教育、提倡工艺美术，于1914年成立刺绣学校女工传习所，7年后创建南通绣织局，后来在上海及纽约设分局。
1918年，曾有日本经济学者上冢司来南通考察，将参观考察结果写成了一篇题为《以扬子江为中心》的报告，特别指出：张謇事业发展与上海存在至为密切之关系，发展路线体现出立足南通，依托上海的显著特点。
英国人戈登·洛德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中，最后一章以“通州”为标题，介绍了南通的经济、社会情况。报告中指出“张謇是使通州发展成为一座中国模范城市的主要人物”，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通州（南通）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现为上海附属口岸的通州，早在1895年就开始了建设。它从一开始就坚持自治的原则。”
五、历史经验与启示
上海是张謇创办各项事业资金的主要募集地、技术和人才的核心来源地、设备和燃料的集中采购地，同时也是张謇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孵化地和催生地。张謇选择上海，是张謇的事业所为；而上海接纳了张謇，又使张謇的事业有为，并对上海的发展有所贡献。张謇重视地缘、业缘，对上海有深刻认识，在上海有成功实践，对于今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早期现代化经验表明，城市互动有力推动了区域发展一体化。近代以来，上海作为“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既同内地、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联系十分密切，又直接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大都市，对包括南通在内的周边城市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南通之所以成长为长三角新的区域中心城市，无疑是受到上海强烈辐射并与之发生经济互动关系的直接结果。在20世纪初期，实现沪通城市互动的主导人物即是张謇。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张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在上海工业实业、航运交通、高等教育等领域投资发展，兴办事业，着力推动沪通两地的全面合作与交流，为上海与南通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謇还是近代上海新城建设的设计师，1921年初受命出任上海吴淞商埠督办，从全球海运业和港口发展态势，敏锐抓住上海的独特城市定位与商业布局，科学规划吴淞商埠港区建设，与现在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不谋而合。正是在张謇的努力下，上海通过经济辐射，向南通工业输出技术、设备、资金及人才，使得南通工业无论在发展的深度、广度方面都超过长三角其他一些经济城市。
张謇时代早期现代化经验表明，沪通城市互动有力推动了区域发展一体化，对于今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也是富有启发的。2017年，《国务院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首次提出“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构建上海大都市圈”；2019年，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 构建上海大都市圈”。2022年9月，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联合发布《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范围包括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舟山在内的“1+8”市域行政区域，占长三角约1/6的陆域面积，承载了长三角1/3的人口和约1/2的经济总量。为实现规划的发展目标，李强同志近期明确表示，要以交通的同城效应为骨架，加快构建城际轨道交通“一张网”，加快构建世界级航运航空枢纽体系；以流量的放大效应为纽带，推动关键资源要素在大都市圈内高速流动、高频交换、高效增值。
其次，近代企业家的合作经历表明，苏商与沪商精神是同质共生的。张謇是近代苏商与沪商的领军人物。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在沪苏通地区留下深深的足迹，成为近代苏商与沪商的楷模与典范。张謇的历史经历充分表明，近代苏商与沪商都有共同的一些历史人文的传承，都有共同的一些精神素质，可以称为同质共生。苏商起于明清，盛于民初，苏商文化源远流长，苏商精神可以概括出五点核心特征。
一是爱国情怀。把实业救国、产业报国、企业兴国，作为企业的基本宗旨和最终追求，发挥企业家的特有功能，促进祖国繁荣昌盛。苏商爱国爱家乡是有传统的，从张謇到刘鸿生、刘国钧、荣毅仁，无不拥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在2020年7月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五位爱国企业家典范，其中就有两位是江苏的，即清末民初的张謇和新中国以后的荣毅仁。
二是创新意识。张謇与江苏的企业家们坚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几十年的开路先锋，创立了多个全国第一。
三是务实风格。从历史上看，苏商主要是“坐地商”，多在本地扎根经营，形成了踏实进取、扎实做事的历史传统。进入近现代，苏商大多以办实业、制造业为主，造福当地百姓，振兴国家经济。同时，在他们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低调务实的作风，不图虚名、追求实效。
四是精细品质。苏商企业在管理、产品等方面都秉持“做事精细，追求精致，力求精进，精益求精”的企业理念。同时，苏商强调以专促精，以他们的专长甚至专注，促进企业和产品的精良，以专促精，以精保优。
五是崇文禀赋。江苏自古文风鼎盛，士人文化、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清朝状元116人，江苏就有49人，占比近40%。苏商的崇文禀赋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苏商拥有人文情怀，具有儒商气质。状元办厂在全国是绝无仅有，沿江两岸状元办厂，江北有张謇，江南是苏州一位状元陆庠润；二是注重个人文化修养和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文化底蕴深厚、人文特色突出的特征，最有书卷气息；三是兴教助文，惠及民生，注重企业自身及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在热衷自身办学院、办培训机构的同时，支持社会教育事业发展。
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历经近两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经过一代代沪商的接续奋斗和努力拼搏，同样形成了以“爱国、敬业、诚信、进取”为内核的沪商精神，爱国就是富有家国情怀、无私奉献、敢于担当作为；敬业就是秉持工匠精神、聪明精干、做深做实主业；诚信就是遵守契约精神、守信务实经营；进取就是坚持开拓创新、开放包容、不断追求卓越。
不难看出，苏商与沪商精神在内核特征上有很多共同性，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今天我们应该共同发扬我们的沪商苏商的共同的优秀精神品质，文化传承，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我们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表明，张謇爱国主义精神是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年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中，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理念、实践和成就。特别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等，不光是我们苏商要学习，沪商要学习，贤商也要学习，全国的企业家都要学习。
[作者罗一民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本文系罗一民先生于3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奉贤区“民营经济（贤商）大讲堂”第一期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