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警示1.5℃升温阈值倒计时，主流经济学准备好了吗

上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称，全球可能会在2030-2035年间达到1.5摄氏度的升温阈值。报告敦促各国，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全球所有国家的合作、大规模资金的投入和全球各领域的重大变革。留给各国有效合作的时间不多了。

不主流的“甜甜圈经济学”

英国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在2012年提出“甜甜圈经济学”概念（Doughnut Economy）。所谓甜甜圈经济学，就是把社会治理模式比作一个甜甜圈。甜甜圈的内圈为人类12种需求的下限，12种需求为水、食物、健康、教育、工作与收入、社会平等、政治参与、性别平等、住房、网络和能源。如果经济发展不足，不能满足需求下限，社会将陷入贫困、动荡。

《甜甜圈经济学》书封

而甜甜圈的外圈是地球资源承载临界点，同时也是生态的天花板。如果突破天花板就会受到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氮磷负荷物污染、淡水减少、土地转换、生物多样化流失、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等生态灾难的影响，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所有生态灾难都虎视眈眈地包围着甜甜圈，只要有一个缺口，就有可能引致重大的灾难。

这个模型很直观，内、外圈之间构成了一个绿色甜甜圈，只要人民生活在甜甜圈内，在不过度消耗地球资源、也不彻底破坏自然生态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福祉，整个社会可能达到一种生活舒适、发展均衡、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过去非常流行的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甜甜圈模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且这个新概念很快就被投入应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先套用这个概念来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并且设定了发展目标，在2050年将要成为全循环城市。哥斯达黎加发起国家“再造计划”，也将甜甜圈作为基本框架，希望成为全球首批成功再造国家之一。英国利兹大学也正在大力推广甜甜圈模式，将它介绍给多个国家和城市。

“甜甜圈经济学”的概念在全社会都有巨大影响，但似乎它在经济学界并不是很流行，至少我极少听到经济学家认真讨论这个模型。拉沃斯对此应该毫不意外。据她自己描述，早在1990年，拉沃斯还在牛津大学念经济学本科时就对课堂讲授的经济学内容特别不满。她觉得教授讲的都是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老观念，跟不上当代世界的发展。所以她最终走上一条异端的道路，发展出甜甜圈经济学这样的综合理论。

必须承认，我与拉沃斯有相似的感受，而且直到今天，拉沃斯对于主流经济学界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成立。经济学对于甜甜圈内部那些需求已有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外部的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主流经济学界对此确实已有反思，也做出很多努力，但是限于手段，还有众多困难无法解决。

所以甜甜圈经济学虽然持论过苛，但对主流经济学仍不啻为一次很好的警示，提醒经济学界不要因为各种理由而对最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同时，经济学界也有义务做出回应，告知大众经济学界对这些最重要问题的共识看法，并且解释研究中遭遇哪些具体困难。

难量化的福祉

作者首先质疑“经济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并且解释了GDP如何变成了经济的最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学不加反思地以此作为目标，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因为GDP本身只是数字，而经济学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福祉。

但这里就遭遇一个技术难题，人的福祉极难测量，而且人的福祉很难相互比较。一个富人的快乐与一个穷人的快乐能否相提并论，一个人四十岁时的快乐能否弥补二十岁时的痛苦？这些都是困扰经济学家上百年的难题，而且至今仍没有定论。用幸福指数取代GDP的呼吁也已提出数十年，确实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做了试点，有得有失，但并没有成为各国信服的共识。

GDP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成败得失、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指标，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个指标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经济学家都同意，GDP绝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它不包括环境考量，不包含家庭劳务，甚至也不包括地下经济。但它是一个最通行、最直观、横向在全球范围内可比较、纵向在时间上可比较的指标。世界各国都会统计GDP，口径也比较一致，目前确实还找不到其他可替代的指标。

在GDP以外，确实还有很多重要的因素需要考量。例如环境问题很重要，诺奖得主诺德豪斯多年来一直主张把环境纳入GDP的考虑，形成绿色GDP。但是如何测量经济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本身极为困难。环境如何定义，包括哪些方面，如何测量破坏环境，一个个问题推敲下来，恐怕比GDP的统计要困难万倍。

此外，收入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目前除了很可疑的基尼系数外，似乎也没有太多可以准确描述收入分配的指标。计算收入分配的挑战要远大于计算GDP。综合考量，使用GDP来界定经济，恐怕是各国最实际、最简易的统计手段。

缺乏统一的ESG评价指标

再从企业层面来看甜甜圈经济学的影响。书中指出，企业对于甜甜圈有5种常见的回应：第一，什么也不做，罚款是经营成本；第二，做有回报的事情，采取削减成本、提升品牌生态效益的举措；第三，按公平份额出力，争抢“污染权”，还能排放多少；第四，不为害，零能耗建筑；第五，设计可再生的企业，以重建自然循环为核心业务。这些回应与现在流行的ESG非常相似。

所谓​ESG，就是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现在企业界和商学界非常热门。但与甜甜圈经济学一样，似乎都是外热内冷，经济学界内部并没有太多人研究ESG，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不能把握ESG的明确定义。很多人都记得，弗里德曼在当年曾主张：公司的唯一使命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社会责任只会对公司财务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当然这是197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现在可能有所不同。但问题是，如果要借鉴ESG，那么借鉴哪一种好？现在国际上的ESG评价指标有上百种，互不相同。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统一的ESG。

目前全世界的财务报表都很难说完全统一，各国都有一些特有会计准则。会计都如此，想要设计统一的ESG标准就更困难了。我认为ESG需要更多地讨论与整合，厘清各自的分歧，逐渐合并到数种甚至两三种，只有达到那种程度的共识，在现实中才可能有力地执行，企业也才能去适应。如果有上百种标准，企业无所适从，满足了这个满足不了那个，最终必定不了了之。

财务报表需要审计，ESG同样需要审计，否则它必定出现广泛的寻租现象。但是审计企业的ESG恐怕比审计财务报表还要困难。测算标准，数据监督，数据操纵等可能都是潜在问题。所谓的“漂绿”、“洗绿”现象，现在已经有不少。如果ESG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那么这些现象一定会更普遍。经济学家对此并不乐观，相应的制度和监管也都远没有做好准备，故而经济学家暂时不会把ESG归入到最关心的问题列表。

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两难

此外，甜甜圈经济学的作者还严厉批评经济学家钟爱的“外部性”概念，这个批评富有洞见。20世纪理论中期，随着“科斯定理”等重要定理提出，新制度经济学快速发展，“外部性”得到了充分讨论，被认为是破解资源环境问题的钥匙。可是到了21世纪，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已经演变成为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认为，这些负面的外部性就是我们无奈地划归为“外部成本”的东西。之所以是外部，是因为在主流的经济理论里没法解释它们。

这个批评有一些道理。因为“外部性”是一个局部均衡的概念。当我们研究某个具体领域，分析生产、交易活动时，必须假定外部环境不变、与其他人无关，这样才能专注于市场内部的结构分析，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手法。比如某化工厂要生产一个产品，再把它卖掉赚钱，但是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废水，就偷偷把它排放到河里。按照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我们只关注这家工厂和它所面对的市场，而工厂的环境、工厂周边的居民乃至于河流都与我们的分析无关。可事实上，工厂所产生的污染当然与生活在周边的人士有关。经济学家把这些因素统统打包为“外部性”。这是为了研究方便，最好有一个简单测算或解决外部性的方案，把这些干扰因素排除掉，经济学家才能专注地研究他们更关心的“内部性”。

但是这种姿态太骄傲。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外部性，每辆行驶在路上的汽车都有外部性。外部足够大，外部已经联成一个整体。新古典经济学习惯从各个市场的联合来看待世界，可是每个市场以外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已经威胁到市场乃至人类生活的安全。所以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法来看待世界，显然有所不足。经济学界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一般均衡，就是把所有市场，所有交易都联系在一起，从总体来看，全面来看。如果从这种方法论来看，就不存在什么外部性了。

目前处理资源、环境、气候的经济学模型，一般都会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比如诺奖得主诺德豪斯所开发的RICE和DICE模型，都把碳排放等问题纳入到一般均衡模型，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从我个人角度看，RICE和DICE模型比传统的“外部性”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已经可以初步分析总体的环境问题。但是它还有很多不足，毕竟要把一切都联系起来，非常困难，甚至常常不可能。

IPCCAR6综合报告

每一次的IPCC报告都汇聚了全世界数以万计不同领域专家对于气候问题的共识。但是这些共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远没有凝聚成一些坚固内核，更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经济学家虽然对IPCC报告很重视，但是如何将其纳入到诸如RICE和DICE模型，仍然一筹莫展。这既是经济学家的能力局限，也是所有关注气候问题人士的能力局限。我们直到现在仍没法用一套逻辑一致、概念清晰的话语（还不用说数学模型）来界定气候问题。这个局限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只能一点一点地推进。

除了经济分析方法，作者还挑战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质疑了“理性经济人”模型。作者认为，“理性经济人就是一个孤零零地站着，手里握着钱，脑袋里有台计算器，心里装的全是自己”。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我们在研究中，应当假设个人是捷径人，而非理性人。基于这种批评，作者质疑了一些具体的环境政策。比如在环保上引入惩罚制度，就会抹杀了一切愧疚感。大家会把破坏环境看作是一种市场定价，更加无所顾忌地破坏环境；又比如农民参加森林保护计划的年限变得越来越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保护森林的动机也发生变化，开始变得看重森林的经济效益。如果不提供那么长的年限，大家的动机可能会更单纯。

作者在这些维度的批评，其实正与这些年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相符。行为经济学是最近20年经济学界突破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中，我估计至少得有3成都是行为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把行为研究应用到各个领域，除了传统的金融、消费、拍卖等领域之外，环境问题正是行为经济学大显身手的领域之一。

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都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拉沃斯提出的批评，大家早已认识到，并且确实提出很多可供借鉴的政策变革方案。“理性经济人”早已不是经济学不可动摇的核心假设，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芝加哥学派留给大家的错觉。经济学教科书的更新确实比较落后，但只要有可靠的实证、实验的支持，经济学家随时接受在特定领域采用更符合实际的理论假设。

但是这里仍然存在微观领域与宏观领域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与前面提及的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之间的两难有关。我们可以针对个人的行为，设定一些成本不高、力所能及的环保方案，减少使用塑料袋、减少外卖包装盒、利用厨余垃圾堆肥种菜等等。但这些行为对于总体的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影响甚微。真正会对环境产生致命影响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区域开发政策等，其中涉及太多复杂因素，远非个人“理性”还是“非理性”所能解释。所以行为经济学者在环境领域研究了很多小问题，但是否能在总体上对环境保护产生实质性影响，效果仍然很可疑。

拉沃斯在书中对于循环经济提出了赞美，同时批评了传统的线性经济，认为它只是个毛毛虫，循环经济才是破茧成蝶的蝴蝶。作者认为，在一个退化性的工业经济中，价值体现为货币，并通过寻找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产品销量来创造，典型结果是密集的物质直流（through-flow）。可是在循环经济中，物质直流就转化为物质环流（round-flow），循环不断。这种真正的转变来自对价值的新认识，而经济学家对此讨论得很少。

这也是对目前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很好的反思。因为循环经济目前确实很流行，而且在未来它应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对于循环经济确实了解得很少，因为它跳出了经济统计，跳出了GDP，从某种角度看，它也是一种“地下经济”。我们永远没法从官方统计数据中获知循环经济的全貌。

每个国家都希望全面监管经济活动，一方面是要从中获取税收，另一方面也是要保证经济活动的安全，减少不确定性。同时，国家要采取什么经济政策，也会更加直接有效。这些监管随着全世界IT手段的不断发展，已经变得很严密，主流经济活动大都难以跳出这个系统。但是个人对于某些商品的循环利用，自行开发，就可以跳出这个系统。

循环经济的商品，它的成本、收益，基本的价值计算，都和市场上的商品不一样，因为它是非市场化的。它的成本有可能比市场上的商品更高，因为缺乏规模效应，也缺乏生产经验；但也有可能更低，因为本身是循环利用，也极大地减少了中间环节。而循环经济对于环境的影响也很难估计，它在很多时候都比正常商品的环境影响要来得小，但也有可能更高，也有可能产生“外部性”。

一个经济体的主体必然不是循环经济。如果都采用循环经济，那么原本的经济体系就崩溃了。但现在的经济活动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循环经济，它始终存在，并且占据一小部分的经济体量。其实循环经济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比如它缺乏法律保障，缺乏安全保障，缺乏质量保障。既然它在主流经济之外，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也很难获得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庇护。这些原因都会阻碍循环经济进一步地扩大规模。

期待更好的研究方法

拉沃斯在书中提到了大量创新型的经济案例，例如开源循环经济运动，再生性金融，补充性货币，气候积极城市，以及一大批非主流经济学家，如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智利经济学家曼弗雷德·马克斯-涅夫，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补充性货币大师伯纳德·列塔尔等。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其中很多作者。但我仍然认为，不需要强行把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加以区分。

例如诺贝尔奖得主诺德豪斯是环境经济学方面的领衔专家，他开发的RICE和DICE模型都是很主流的纳入气候考量的经济学模型，被很多国家和机构投入应用。他对于环境和生态问题非常关注，与拉沃斯所介绍的其他经济学家的热情关怀没有本质差别。与他同样关注环境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比如芝加哥大学的李斯特（John List），又比如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达斯古伯塔（Patha Dasgupta）。他刚刚出版了一本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分析的力作《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

在我看来，没必要从立场上对经济学研究加以区分。拉沃斯推崇的很多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虽然理念和目标很吸引人，但最终没有变成主流，就是因为存在一些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往往不是研究问题、研究观点上的差异，而只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如果有一些好方法被发明出来，可以更准确地描述环境问题或气候问题，主流经济学没有理由不加以采纳。

而在这些精准的描述方法、测量手段没有被发明出来以前，持论严谨的经济学家会保持沉默。当然，无法开展有效研究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重要。这是当前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这些年来都陷入“对于鸡毛蒜皮研究得越来越深”的窘境。而试图跳出鸡毛蒜皮转向现实挑战的学者，却因为缺乏有力的分析工具而被学术共同体边缘化。每个学者都面临两难选择，到底要对这个世界负责，还是对自己的学科和学术共同体负责？只有抛弃趁手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才可能直面重要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可抛弃趁手分析工具后，经济学家还怎么保证自己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凭什么标榜自己还是经济学家呢？

这里面涉及的挑战，已经不是经济学或者任何社会科学所能解决的了。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需要全球人类的合作，但这仅能在科幻电影中出现，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当全世界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当下就面临巨大生命风险时，大多数国家和个人才愿意合作、配合。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暂时放下自身的利益。人们总会乐观地预期，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疫情是这样，气候变化也会是这样。

（本文由作者在“明日之路x一见图书馆”好好吃饭共读会的现场讨论内容基础上扩展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