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谁是那个弱女子》｜杨斌：一次并不成功的“跨界文学之旅”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与三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本文为作者杨斌对三篇评论的回应文章。

杨斌著，《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非常荣幸，同时也非常感谢这三篇书评：《一次跨界的文学之旅》《谁眼中的郁达夫？》和《郁达夫的孤独感》。三位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对拙作的感想，既有对拙作的肯定，也有中肯的建议，还有犀利的剖析和批评。本人拜读之间有时点头微笑，有时汗不敢出，有时如坐针毡，使我对拙作以及郁达夫研究有了新的感触。

鼓励与批评

评论者或肯定拙作“勇于尝试”，“可读性很强且体验舒适”；或谬赞拙作“出入于文字之间，又兼实地考察，试图回到文学与历史的现场”；或认为拙作“既有学术性的考证、文本分析，也有一些作者主观的感想和联想，”“书中有不少可以引起学术讨论的新颖见解。”这些都代表了读者对拙作的宽容、爱护与鼓励。

评判者普遍不满意的是拙作在文学史、文学批评方面的缺失、疏忽与隔膜，这是切中肯綮的批评。《谁眼中的郁达夫？》指出，“全书一个理论也没用”,因而“疑心这本书的出发点并非真的要跟当前的郁达夫研究有一个密切的学术层面的批判介入（critical engagement），而是从作者本人作为郁达夫的爱好者出发，向普通读者和大众介绍多年来阅读和关注郁达夫的心得”。这当然是正确的推测。的确，本人既不熟悉文学理论，也不熟悉国内外学者对郁达夫文学之研究，因而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好在本人也有自知之明，没有声称要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包括旧体诗进行研究。即使如此，相关史实分析与推测，在缺少了对郁达夫写作方式之专门研究的前提下，无疑是一个缺憾，这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一次跨界的文学之旅》指出：拙作可以阐发的“一个可能的视角是，现代传媒与近代中国感觉结构和爱情观念的相互形塑。”私人情感的公共写作，这是一个本人略有感觉但却不知如何努力的课题，只能惭愧自己学力未逮。《一次跨界的文学之旅》进一步阐述说：“作者与读者，私人文类与公开发表之间的差别，无不体现出时代转型过程之中，包括感情体验在内的感觉结构已经产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时会给当事人造成痛苦和创伤，但有时候似乎有给长于写作的文化人，带来了某种自由的能动性。在任何时代，文字既可以直抒胸臆，又可矫饰掩盖，但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同文类的特点，似乎也给了同时擅长新旧文类的写作者以更多的能动性和空间。”这是非常精妙的分析，不但对拙作的不足提出了批评，也是近代文学、文人之研究这个领域的真知灼见。本人如果能在拙作完成之前请益，那真是太好了。

《谁眼中的郁达夫？》则遗憾而真挚地说：“我曾多次希望作者能在郁达夫写作的文本与其他作者文本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郁达夫本身作为民国文学明星（stardom）与其粉丝文化（fandom）之间的互动，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其社会关系的情感研究这些方面写深一笔。”这些无疑是郁达夫研究可以深入的议题，本人诚恳地坦白，这些都不是我当时考虑的问题，即使在现在乃至将来我也无能为力，故藉此呼吁相关研究者不妨在这些方向做一些努力。

《郁达夫的孤独感》在肯定拙作对郁达夫与胡适之交游的探索时，分享了其本人的发见，认为郁达夫早期短篇小说的创作，特别是以“短篇小说表现复杂的题旨”，这是受到了“胡适的1918年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一文影响”；并以《沉沦》为例，说这篇小说选择华兹华斯的《孤独的收割者》（The Solitary Reaper）为源文本，可能“也是受胡适理论的影响”。假如这些是真的话，那么，郁达夫在日本的几年，的确仔细阅读了胡适的著作，可以说是胡适的粉丝，因而其创作之初受到胡适的影响也是题中之义。如此，则郁达夫作为新文化运动熏陶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家，其渊源和踪迹更加显明。

这三篇评论还提到了其它一些拙作或者可以发挥或者阐发不够的议题，如近代史上的南下华人，如城市建筑与历史空间，这些都是本人未曾注意或者无感之议题，自然也未能处理。

郁达夫

绝对不是对郁达夫的“无条件崇拜”

当然，对于个别评论，本人或持保留态度，或需要加以解释。《谁眼中的郁达夫？》说：“此书专注于讲故事，缺乏批判意识。全书结尾最后一句乃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郁达夫的无条件崇拜，跃然纸上。”本书虽然讲了很多故事，尤其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注意到可读性的问题，但“缺乏批判意识”的论断，本人以为不妥。为什么呢？首先，历史学者对于档案文献之解读的基本立场是批判性的分析（critical analysis），而不是对材料不加辨析的接受。因此，在考辨、分析史实的时候，本人还是相对充分地比较各方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说法，不能说没有批判意识。第二，在对事件和人物的立场和道德判断上，本人依然既试图还原真相(虽然真相有时不可得)，又对特定时空中的人物保持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正是如此，所以本人无论对郁达夫和王映霞都有批评之处，如指出郁达夫给胡适通信前后那种“年轻人的不讲理”（39，51-52, & 55-56页），如指出郁王婚变对郁氏三兄弟少年之苦难的责任（365-369页），如批评郁达夫记录王映霞收了许绍棣“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离奇”（387页），如指出郁达夫称王映霞为“下堂妾”“格调太低”（381页）等等。以上各处都彰显了拙作对郁达夫（以及王映霞）同情下的批评，因而绝对不是对“郁达夫的无条件崇拜”。

《谁眼中的郁达夫？》说拙作“全书结尾最后一句乃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郁达夫的无条件崇拜，跃然纸上，”则可能是因为本人表达不清而产生的误会。“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全书最后一章（第十三章）的最后一句，因为全书没有结论一章，所以在形式上成了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这句话本意是表彰郁达夫在南洋数年传播中华文化、培养青年才俊以及衷心抗日乃至牺牲的经历和贡献，其中的一个背景是郁达夫当年救助的一些朋友在1946年后反而“批评”郁达夫的软弱，因而这一句并非代表本人对郁达夫一生的评价，否则也不合乎本人刚刚提到的拙作中对郁达夫的多处批评。

《谁眼中的郁达夫？》对于拙作花了大量笔墨讨论郁达夫的“尊容”不大以为然，认为拙作“这是以史心揣度诗笔，读得太死而写得太实。况且很多东西，作为文学研究者，并不真的想知道答案”。笔者以为，这是历史学者和文学研究者的旨趣不同造成的。中国古代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图像（包括地图和画像）也是今一二十年来学界的热点，笔者并不以为自己的努力仅仅是追寻八卦，仅仅想停留在通俗作品的层面上来满足一般普罗大众的好奇心。笔者还是要强调，郁达夫早期的书写，虽然不是他自己人生的披露，不是他自己经历的写照，但的确有写实的部分。对于“尊容”(这里的尊容不仅包括容貌，还包括多病、体虚、自卑等生理、心理和精神因素)不满乃至厌恶，的确对郁达夫的人生、爱情、婚姻和创作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原本

不仅仅只是有趣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也想为自己的切入点做一些无谓的辩护。正如评论者指出，本书不是一个博士论文般的专著，缺少一个理论，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这当然是对的。实际上，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跨越十年，其议题的选择是一个个浮现的，因而每章的写作也是逐次完成的。

郁达夫的著作和研究可谓多矣，光是传记，粗粗数来恐怕就不下六七种。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写一个传记，而是针对自己在阅读郁达夫文集中产生的疑问，在核查相关研究后，觉得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关注，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有一些解答不能令我信服。第一类如郁达夫的“尊容”，如胡适与郁达夫，如“二十三封信”，第二类如“弱女子”本事，如鲁迅与郁达夫，第三类如第三者，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因此，正如《郁达夫的孤独感》指出，拙作本质上属于读书札记，虽然篇幅比较长。《一次跨界的文学之旅》对此亦洞若观火，称拙作“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些议题，或者问题的提出的解答，本人以为是对郁达夫研究不无小补。此外，拙作做出的一些阐述和解答，也有一定的意义。如关于王映霞和郑秀岳名字的互文，如王映霞否认的三封信其实都和她有关，窃以为可以成为定论。假如这些是索隐，那么，这是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明确回答了长久的疑问，给出了相对令人信服的答案（当然，信服与否，还是要看读者），而不仅仅只是有趣。

关于戴笠是不是第三者的问题，拙作做了详细的回顾和分析，指出：“假如汪静之的旁证是真实的话，那么，戴笠就是第三者”；胡健中提到的“神秘的第三者”，“虽然没有直指其名，但相关细节已经完全可以证实戴笠的角色。”（484页）这是对郁王婚姻中第三者问题的大胆而合理的推测。拙作中还就在重庆帮助王映霞进入军统和外交部的神秘人物杨素平向读者请教。此人如此关键，如此神通广大，王映霞却对其背景只字不提，故“希望知情者有以教我”（474页）。北京的孙潇潇先生在读了拙作之后，马上告知：书中提出杨素平是谁的这个疑问，其实已经有了答案。根据他的研究，杨素平是戴笠的一个比较少见的化名（而王映霞却知晓）。如此，则本人关于第三者的猜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个插曲也凸显了本人推论之合理以及探索之意义。当然，这些微薄的贡献其实已经得到了评论者的肯定。《谁眼中的郁达夫？》就指出：“作者在这几章着力颇深，不仅努力探究了一些新材料，在材料分析的基础上也往往有新见解。”

拙作虽然是读书札记，但本人也不满足于几个专题的合并，而是努力从这些议题中归纳出共同或共通之处，如“前言”所述（13-14页）：那就是郁达夫的“弱女子”情结。在郁达夫的创作中，在郁达夫的生活中，郁达夫的自我呈现和公众表达可以说都是以“弱女子”的形象出现。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的“病者”，《她是一个弱女子》男主人公吴一粟，创造社和左联的失意者，战后衮衮诸公回忆中的软弱者，皆是如此。这个提炼，是否妥当，当然可以讨论。

《郁达夫的孤独感》希望本人能谈谈郁达夫与创造社以及左联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以我所见，论述颇多。以我个人的偏见，郁达夫1926年底从广州辞职回上海，就是受托全心全意负责创造社，结果出乎意料地导致了他人生和家庭的骤变。而创造社事务之繁、难，也着实出于郁达夫的意料之外，吃力不讨好，反使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对他颇有微词。因此，我个人觉得郁达夫对得起创造社，创造社对不起郁达夫。与左联的关系也大致如此，所以鲁迅当年尊重郁达夫“退出”左联的选择。

《谁眼中的郁达夫？》则希望本人介绍一下郁达夫被害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第一手材料的缺乏，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被捕被害传说很多，各有其理，真相可谓难以知晓。《谁眼中的郁达夫？》提到的日本人因其旧体诗而断定郁达夫身份这个说法，我也看到过，可惜拙稿完成后材料散失，手中也无法找到出处。不过，我以为这个说法的可能性比较低。毕竟，苏门答腊岛小镇上的日本驻兵文化程度与中文修养还是可以揣测的。假如问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另外一个说法比较可靠，那就是郁达夫因为帮助别人得罪了某人而被报复。

《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

不成功的跨界旅行

如《郁达夫的孤独感》所言，拙作采用了“历史学和文学的综合视角”，这既是努力的尝试，当然也可能是尝试的失败。上述三篇评论文章的标题便点名了这个旨趣。拙作是一次史学和文学的跨界，成功与否，要看史学和文学这两个领域学者的满意度。综合看来，可能史学界的满意度略高于文学界。因此，不妨借用《谁眼中的郁达夫？》这个标题，拙作依然还是历史学者眼中的郁达夫。

十几年前，我曾经就张爱玲著作中的“南洋”之概念写了一篇论文，那可以说是本人第一次从史学跨进文学，结果令我颇为沮丧。历史学者嫌弃我的论述太浅薄，文学学者质疑我的动机，批评我未能与汗牛充栋的张学对话。那篇文章在数个期刊间几经辗转，屡拒屡投，最终在初稿完成的八年后发表了，虽然没有什么反响。回过头来，那是一次不成功的跨界。

《谁是那个弱女子》也是一个历史学者企图跨进文学史领域的尝试。虽然跨界了，可是双足胶着于淤泥，举步维艰，无力前行，最终在界上踟躇彷徨。这又是一次不成功的跨界文学之旅，我很惭愧。胡适曾经说，尝试成功自古无，自古成功靠尝试，因此我并不后悔。

《谁眼中的郁达夫？》文章最后赋诗一首，文采斐然，一书胸臆。本人不才，自不量力亦赋诗一首，聊以自娱：

富春江上神仙侣，风雨茅庐几树花？

战乱演来悲喜剧，贫寒钟爱秀才家。

多情坠入无情界，上海淘成苦海沙。

创造社中栖霞客，可怜湮没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