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国川：日本现代化道路的启示丨政邦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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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长期从事媒体工作，在评论、访谈上都有独特贡献与心得，工作之余又从事研究，其中，“日本三部曲”因其独特引起广泛关注。

本期政邦茶座，与他一起谈谈日本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马国川  资深媒体人、作家，现任《财经》杂志高级研究员、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秘书长。出版作品有“日本三部曲”、《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看中国》、《重启改革议程》（吴敬琏、马国川合著）等。

高明勇：在过去的几年里，你出版了“日本三部曲”，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比较好奇，是什么机缘让你关注日本，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书？

马国川：这是一个“偶然事件”。2016年夏天，我到日本的庆应大学做了四个月访问学者。这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创办人是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他的头像印在现在的万元日钞上。我研读这个人物的历史，写了一篇长文《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福泽谕吉活跃在明治维新时代，由此我对明治维新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媒体“界面”上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每天一篇，介绍明治维新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回国后，我继续写作，最后一篇写的是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

中信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为《国家的启蒙》出版。我请尊敬的吴敬琏先生为该书撰写推荐语时，他提出，日本的现代化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明治维新只是第一阶段，建议继续写下去。在吴先生的鼓励下，我相继写了《国家的歧路》和《国家的重生》，于是形成了“日本三部曲”。所以，我特别感谢获得庆应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特别感谢吴敬琏先生的启发和鼓励。

高明勇：《国家的启蒙》从1853年写起，《国家的重生》写到1973年结束，为什么选择这样两个时点呢？

马国川：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率领太平洋舰队抵达日本，日本历史将其称为“黑船来航”事件，给日本以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二年，日本打开了国门，告别了过去那种封闭状态。因此，就像1840年之于中国一样，1853年是日本近代史的起点。我从1853年开始写起，就是追溯日本近代史，希望找到这个国家走向现代的起点，寻找它面对新文明冲击时的思考和选择。

《国家的重生》描写的是日本战后的奋斗历程。到1968年，日本GDP已经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本想写到这里结束，但是我发现，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日本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环保、国民心态、左翼思潮、“一亿总中流”的出现等。于是我把这些问题都写了下来，最终截止到了1973年，这一年日本告别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纯属巧合的是，这也是“黑船来航”的120周年。在我看来，经过120年的奋斗，日本完成了追赶型现代化。

高明勇：阅读“日本三部曲”，一个突出感觉是，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艰难曲折，甚至犯下过“颠覆性错误”。

马国川：你的总结非常对。“日本三部曲”的主线，就是日本的现代化。自从日本打开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明治维新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欧美一样的先进国家，所谓“与万国并峙”。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清王朝的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是失败的。清王朝确实是失败的，但是明治维新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成功的现代化故事，毋宁说它是一个成败参半的现代化故事。

高明勇：这个观点倒是有些与众不同。看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所谓成败，一个是看对谁而言，参照系不同，结果必然不同。另一个是看问题的时间周期，更长远的时段看，评判结果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马国川：是的，从日本本国角度看，从经济、军事等角度来看，明治维新是成功的。它逐渐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型，国家实力大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打败了庞然大物的清王朝，而且在1890年实施宪法，实现了君主立宪，成为东亚第一个宪政国家。但是，日本的政治体制有许多问题，教育以培养服从天皇和国家的“臣民”为己任，思想启蒙不彻底，到明治后期国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盛行，就连主张对内民权的政党也鼓吹对外侵略。从1894年到1904年，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竟然对外发动两场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在明治天皇去世时，一方面跻身世界列强之列，实现了明治维新的目标。但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民权不彰、思想“蒙启”，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再次面临“国家向何处去”的考验。

高明勇：明治天皇之后，日本迎来了大正时代。从《国家的歧路》这本书看，在大正时代开始的时候，日本似乎还是很有希望的。

马国川：确实如此，日本历史学家把大正时代称为“大正民主时代”，因为民智已开，社会活跃度极大增强，于是发生了两次护宪运动，政党组织发展成熟，建立了政党内阁制，普选制度也是实行了，民众的权利得到了大大的扩展。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对外实行协调外交，努力融入世界主流，参加“国联”并成为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许多人认为，当时的日本非常有活力、有希望。

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现实。虽然民权扩展，但是明治宪法没有修改，社会进步没有得到宪法保障，国家制定治安维持法来打压民众的政治权利。在政党政治建设过程中，“肉桶政治”等腐败现象也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右翼思想一直是暗潮涌动。在国际关系上，对外强硬的思想主张一直存在，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主权制是世界最优秀的“国体”，蔑视、敌视欧美国家。

高明勇：看来，在1920年代日本面临多种选择，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那么，为什么日本会走向自我毁灭的歧路呢？

马国川：我认为，除了日本国内的问题外，1929年的“大萧条”是一个重要原因。“大萧条”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这时日本已经进入昭和时代，整个国家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陷入困境，尤其是在东北的农村地区，农民生活困苦难言，甚至有些人家被迫出卖女儿（到大城市的妓院去）。经济打击刺激了国内矛盾，尤其是那些中下级的青年军官，不肯装作看不见现实的苦难。相反，他们满怀激情地要救国家、救国民，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呼吁国家改造运动，然而他们选择的却是法西斯道路。从杀害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到杀害众多内阁大臣的“二二六事变”，都是这些军人制造的，结果政党政治被中断，军部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权力，日本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高明勇：你把1853年到1945年战败的日本称为“现代化第一波”，将近一百年、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令人不胜唏嘘。

马国川：日本的历史证明，现代化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须怀抱战战兢兢、戒慎戒惧的心态，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特别是在历史关头，如果一招不慎，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完全有可能中断。

高明勇：日本的“现代化第二波”要顺利得多。战败后，日本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从满目苍夷的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第一波”由盛而衰，“现代化第二波”由衰而盛，其中的秘密是什么？

马国川：我认为，秘密就在日本的宪法里。在第一波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把国家\天皇作为最高价值，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歧路。1890年实施的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国家，主权属于天皇，民众都是天皇的“臣民”，有限的权利也是天皇恩赐的，随时可以被剥夺。

在第二波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校准历史航向，彻底改变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再强调国家利益，而是把民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原则。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国民才是主人，一切都应该以国民的福祉为重。日本通过对现代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全面革新国家制度，顺利完成了第二波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先生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他在为《国家的重生》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指出，战后日本成功的关键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为此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由于包容性制度存在，化解了各种利益冲突，让大众能够普遍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让利益受损者得到合理的补偿。反之，由于社会矛盾被吸纳和化解，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得到保障”。他还指出，“纵观世界，成功国家虽然少数，但是从过去70多年的历史看，通过建立包容性制度而走向成功的国家在逐渐增多。在这个意义上，包容性制度是世界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