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⑧｜赤土：葬礼
祖父应该死得像一部电影，而不是由我在这里写成文字。应做而未做之事实在太多。一开始，我将故事的线索深藏在心里，就像孩子把心爱的东西藏在房子角落、藏在草丛深处甚至是一棵树最高的树枝上，决心在未来某个时刻回来，赋予它们合适的形式。我极少与人分享它们，唯恐它们过于随便地进入符号和再现的世界，会让我失去返回过去重新审视它们的动力。我也这样教学生，就像《卧虎藏龙》里俞秀莲对李慕白说，守住这口气！我们应该守住故事，不要随便说出来，直到想清楚要怎么处理它。可惜未来无穷尽。终于有一天，我知道，“合适的形式”不会出现了，故事藏身的地方物是人非，情节消失在时间里。我没有说过这些故事，但也没有守住这口气。我失去了它们，再也找不回来，留下似曾相识和若有所失两种感觉。每一种感觉，都不是非常真切。祖父的死也是如此。
祖父垂危之际，我和大伯、哥哥先到家，不久后妹妹和妹夫赶到，祖父已经落气了。祖父生前，本县强制取消了土葬，他几十年前为自己置下的棺木，被移风易俗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拉走后劈成碎片，所以大殓之类流程，也就免谈了。
我对那具棺木印象很深，仿佛在一切都是临时搭建和拼凑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一件古风犹存的东西，首先被它的形制吸引。棺木是一个三面隆起的木头盒子，棺盖模仿房屋的人字形坡顶，通体由圆滑的弧线和直线构成，从头至尾逐渐收窄，厚实，没有苟且的痕迹。一层层漆得黑黝黝的，两头挡板上，细看可见棕红色寿字纹——这个细节不是特别确定，因为我不敢盯着看细节。棺木放在粮仓顶上，先是一具，后来变成三具。我父亲和母亲为自己置下的棺木，从用料到做工，都明显要比祖父的棺木粗糙很多。倒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木工的手艺和心态，都不同于往日。棺木基本上是一种闲置家具，只是对孩子来说，稍微有些瘆人。但可怕的东西太多了，午后仓房深处那种阴冷，那种无人的安静，粮食陈化后特有的气息（暖烘烘淡淡的霉味），就算加上三具棺材，毕竟还排不上号。
对有些老人来说，不能土葬是很可怕的事。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鼎故革新的政策出台于2014年的愚人节，正式实施的时间是2014年儿童节，于是有些人选择在两个月的时间窗口里穿戴整齐（或不整齐）地一死了之。这种有传染性的集体自杀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过，因为对死者和他们的后人来说，抗拒一项令人恐惧的指令是不可能的。不能说早死晚死没有区别。为了能土葬去自杀，也算一种选择——人一生当中，真正能自己选择的事情，又有多少呢？这些人选择了自己的归宿，可能出于恐惧，也可能出于愤怒，多数情况下当然二者都有。
祖父无动于衷。这种不萦于外物的态度，应该是他能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当然不是气量宽宏的人，只是很少执著于自己无法左右的得失。在祖父漫长的一生中，这个性格特征非常突出。以至于处理他后事的时候，我也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一个哪怕是毫无自觉的经验论者，或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对幽冥鬼神、因果报应，大抵是持不置可否的态度。这和我父亲那种注重仪式、注重过程、有时候胜过注重实际的人生态度，对比鲜明，不由得我不注意。但祖父也有一丝不苟的地方。虽然缺少必要的知识，并且是间接死于抽烟引发的慢性呼吸阻滞，但他的生活方式比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更健康，不仅个人卫生无可挑剔，住处也尽可能做到整洁——考虑到祖母1978年去世时，祖父还不到60岁，接下来他作为鳏夫生活了将近40年，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也就不足为奇。主要得益于生活习惯，当然也得益于我父母照顾，到90岁之后，祖父的牙齿仍然坚固，胃口很好，有时候不吃晚饭，只是防止肠胃消化负担过重。他如此自我克制，因此对我父亲糟蹋自己健康的行为非常不以为然。但在别的方面，事情就未必如此。祖父脾气暴躁——虽然也不见得比其他人更暴躁，但他和我父亲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然而他们依然生活在一起，从未见分开过。对我祖父这样的个人主义者而言，这可能是一种理性选择。毕竟，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生活起居有人照料。但他是否会视之为自己对家庭所做的让步甚至牺牲？也很有可能。祖父有一套自己的处世方式，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自私自利。但在我看来，他不仅勤劳，也很讲究效率，十分独立。
祖父年轻的时候去过不少地方，一度跟着他姑父，以接种牛痘兼卖跌打损伤膏药为生，换言之，他是江湖郎中的助手。他以这种居无定所的边缘人特有的方式，经历了两次战争。先是中日战争，接着是内战。我听他“说古”，也就是以夸张的方式回忆往事，从小半信半疑，因为听起来像吹牛大王历险记，与教科书和《烈火金刚》之类的样板民间艺术中的底层民众形象完全不符。现在想来，那些细节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几乎不可能编造出来。问题是祖父回忆往事的着眼点，似乎战争与他完全无关，他只是个看客，年轻、胃口好、跑得快，所以对什么都兴致勃勃。死亡不止一次与他擦肩而过，也改变不了这种置身事外的感觉。祖父其实是个左撇子，左右手非常协调。他做过各种职业，包括油坊工人、药店伙计、食堂厨师，很明显不安于种田。为了避免直接卷入战争，他和整个家族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内战期间，为逃避当兵，他曾投奔亲戚，在地方法院当过法警，还请人冒名顶替，结果失去了家中耕种的土地。顺便说一句，后一种情况似乎很常见，因为有专门做这一行的人，说起来也是祖父的一个远房亲戚，数次顶替别人当兵，然后从部队开小差回家，如此周而复始，据说也挣下了一份家业。按时间推算，这已经是1940年代后期，这份家业固然不久就保不住，这段好兵帅克式的冒险结果，很可能还会让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在1950年代初的土改中处境不利。至于我祖父，似乎再怎么天翻地覆，都与他无关。
祖父火化后，火葬场工人交给我们一盒碎骨头，每一片都很干净，洁白无瑕，两头断口尖锐。我想利用空闲时间把这些骨头敲敲碎，甚至磨成粉——这很符合祖父自己的作风，反正他的一生，经常有这类出人意表的举动，但于我而言，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急迫的事。照风水先生的意见，祖父一时不能落葬，葬礼拖延了很长时间。要做这件事，时间是充足的，但这些时间后来都花在打牌或打麻将上了。哥哥、妹妹、妹夫和我平时很少见面，这时候无所事事，只好打牌消磨时间。牌桌就在祖父灵前，供有灵位的长案装了落地帷幔，案上立有各种牌位，安了香炉祭品。那一盒碎骨头，就藏在牌位背后，象征性地占据着本来应该安放棺木的大片空间。这个失去焦点的空间干净、空虚，毫无死亡气息。我们不擅打牌，也很少说话，每一手牌和下一手牌之间，时间总是会被切出一段沉默的空白。慢慢地，这些空白的时间碎片拼成一幅画面，占据了全部记忆，似乎除了死者和打牌的四个人，那几天里再没有发生别的事。
死亡正失去它最后的意义。在我的记忆中，甚至是在不久之前，死亡还是重要的。死亡为村子里积累多年的心理压力提供了释放出口。充满兄弟相争、父子不和、婆媳冲突的日常生活中，矛盾大多数时候被压抑在人伦的框架内，葬礼起码提供了公开释放的机会。哭是难免的，有一些发自内心，有一些属于仪式的组成部分，多数情况下，也是兼而有之。在女性中，哭有时候会演变成轻度疯狂。外嫁的女儿回到娘家吊唁父母，哀哭生命中一段重要关系永远成为过去。她们出生和成长的空间，早已经不再属于她们（大多数是变成了兄弟成年后的住所），随着父母过世，原生家庭纽带中最紧密的那部分已然失去，很难有人理解这种丧失感彻底的程度。大多数父母都对外嫁的女儿心怀歉疚，自知亏待她们甚多。她们出嫁之后，得以跳出原生家庭的利益纠葛，能以相对超脱的立场，尽力弥合父母与兄弟或兄弟之间的嫌隙，因此得到比原来更多信赖。这就是乡人普遍畏惧姑母的原因。但出嫁女儿的痛苦中包含有道德批判的锋芒，有时候会灼伤她们的兄弟，尤其是兄弟的配偶。
死亡导致的冲突是常见的，但主要发生在成年男性继承人或舅甥之间。冲突是丑陋的，但也可以看成是净化仪式的一部分。死亡带走了冲突焦点，带走了关于人性偏私的种种抱怨，带走了善意但无聊的干涉，带走了自以为是的尖刻评论，也带走了两代人之间一些真正残酷的心态和行为模式，以及几乎弥漫在村庄里的全部窃窃私语。总之那是个解脱的时刻：死亡终结了活着的痛苦，也解除了那些除了死亡无法解除的义务，同时缓和了村子里的道德危机。
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不是说说而已。到1990年代末，年轻男人纷纷离开村子到福建沿海打工，留下他们老病的父母和承受全部生活压力的妻子。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支撑乡村社会的经济和道德支柱吱吱嘎嘎作响，这个小小的移民社区从行动到表征都走到了解体边缘。如果不是死亡适时地带走了很多东西，解体也许真的会发生，而那种残酷是无法想象的。没有死亡，家庭无法再生，村庄也一样。至于再生的代价是什么，收益几何，用苏格拉底死前的话说，就只有神知道了。
人死后例行的仪式其实是调解的场合。仪式消解了死亡的身体属性和过程属性，几乎将其转化为纯粹的精神事件。资源在仪式上流动，而流动本身构建了社会网络。葬礼一方面将在生活的逻辑中四分五裂的村庄重新在死亡的逻辑中整合起来，另一方面再次确认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一个具体的人消失了，剩下他在血缘和婚姻网络中的身份：祖父（赤土方言中称“爹”）和父亲（“大”），祖母（“奶”）和母亲（“妈”），姑父（“姑爷”）与舅舅（“母舅”），姑母（“姑大”）、姨妈（“姨”）和舅妈（“舅娘”），伯伯（“伯”）与叔叔（“爷”），大妈（“嫲”）和婶婶（“娘”），兄长（“哥”）和弟弟（“老弟”），姐姐（“姐”）与妹妹（“妹”），表哥和表弟（“老表”），表姐（“姐”）和表妹（“妹”），这些身份大多数是从男性血缘中延伸出来，或依附在男性血缘之上，相比之下，妯娌、姑嫂、连襟甚至干亲虽然在实际中可能很重要，但在葬礼上都是次要的。整合沿着男性血缘网络主要是纵向的，也就是说主要涉及代际之间的关系，沿着婚姻网络主要是横向的，几乎只有在同代人中才有意义。
仪式调和当然以情绪疏解为前提，具体内容前文已述，但禁忌和恐惧此时也开始发挥作用，因为赡养责任在家庭中以代际的形式传递，此时变得一目了然，而赡养模式看上去是习得的。有一句俗语（“屋檐下滴水，点点落地不差分”），警告中年人或年轻人要善待父母，就是着眼于赡养过程不但是对上一代的义务，也是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关系到赡养人自己变老后可能得到的待遇。这种过分简化的因果论，假设了家庭生活是在所有家庭成员甚至整个乡村社会的注视下进行的。按照这个逻辑，舆论——特别是葬礼上的舆论，就很重要。因为葬礼是进行最后裁决的合适时机。不但死者生前的性格和作为将受到评议，子女们对死者的态度和行为，也逃不过人们的议论。舆论的压力并不仅仅针对个体或当事人，而是施加于整个家庭之上。在社会中立足主要意味着巩固并拓展血缘网络与婚姻网络，舆论不佳，意味着两重网络的巩固和拓展都会遇到障碍。的确有些戏剧性的情节在葬礼期间发生，比如找不到足够的人手为死者抬棺，甚至是葬礼的全部过程都遭到抵制。这些都令死者的后人紧张甚至感到恐慌。
然而，因果并不是因为命运的车轮真的会在无形中转动，并根据每个人的道德表现来匹配他们应得的待遇。因果是在代际间进行的长时段经济分配，而这种代际分配受到经济条件严酷的约束，总是首先着眼于维系主要劳动力的生存和发展，其次是人口的再生产，再次才是赡养老人。赡养是一种社会义务，但在所有社会义务中，是弹性最大的，因为人可以选择自己死亡、也可以间接地选择别人死亡的方式。在决定要不要活下去或怎么活下去的关键时刻，真正为为乡村道德表面上的完整性提供调节机制的不是仪式，而是疾病。2010年代之前，村子里几乎很少有人死于疾病本身，而几乎所有人都死于与疾病相关的衰竭。这就是疾病作为道德调节机制运作的结果。衰竭的进程当然可长可短，虽然地方医生只能提供最起码的医疗服务，但也不至于真的对所有疾病都无法干预。如今，乡村里平均寿命变长了，主要是因为衰竭的速度变慢了。同样是那些乡村医生，还是他们很少更新的知识结构，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慢性病患者的生存期延长到了以前无法梦想的长度。这里面起最关键作用的不是道德观念，而是医疗保险制度。像我祖父那样高龄且相对健康（没有进过医院）的死者，放在20年前，本来要算作是奇迹，现在已经降格到了不算很出格的日常经验。由于他死在农历正月，算是农闲时间，很多青壮年还没有出门打工，他漫长的葬礼本来应该吸引更多注意，但那时候已经有了智能手机，尽管快手和抖音还没有在乡村风行，但葬礼的娱乐价值已经大不如以往。根本而言，乡村对仪式调节功能和整合功能的需求都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