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危机、巴以冲突、与美龃龉：以色列新政府还能撑多久

2022年12月底，以色列新政府在国内外巨大纷争和重重顾虑中登台。这届政府汇聚了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势力，试图依据其秉持的极右翼价值观推进其内政外交议程，从而改变以色列的国家形态和特性。仅仅两个多月后，以色列新政府就已经陷入多重危机，右翼联盟执政的可持续性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司法改革引发的“宪政危机”和巴以局势的严重恶化尤其成为重要的危机症状。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1日，以色列特拉维夫，数百名女性再次装扮成《使女的故事》中的角色参加抗议表演。约有20万人参与抗议政府的司法改革提议。 视觉中国 图

司法改革点燃严重“宪政危机”

联盟协议要求参与各党完全支持司法部长推动的司法改革议案，以推动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修复恰当的平衡。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限制最高法院对政府政策以及议会法案的审核权，以及改革选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流程。

在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中，立法权和行政权很大程度“耦合”，均由同一个执政联盟主导。参与执政联盟的政党得以通过议会立法，将自身利益诉求转变成行政部门政策。唯有司法系统，对前两者构成制度性的权力制衡。最高法院法官任命机制的多元化，及其拥有的司法审查、立法否决、政府部门法律顾问、行政决策审查等多种权能，使其长期以来成为以色列中左翼抵御和反制右翼保守势力“暴政”的关键堡垒。新世纪以来，在以色列人口结构加速向着有利于极右翼势力转移的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并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最高法院，尤其成为以色列右翼势力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掣肘。而保留或削弱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力，则成为以色列“极化”政治中左右翼大博弈的“必争之地”。

执政联盟在议会正式推出司法改革议案前，以色列主要城市已经出现了反对派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面对此种乱局，总统赫尔佐格2月12日警告以色列将出现社会崩溃，流血冲突的前景，要求各派在司法改革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强调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要求以色列在推进司法改革中寻求共识。美驻以大使纳德斯也公开要求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司法改革问题上“踩踩刹车”。2月21日，执政联盟不顾多方强烈反对，在以色列议会提交并通过了司法改革法案一读。该法案旨在确立政府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权，并取消最高法院审核基本法的权力。接着，执政联盟又通过了法案，限制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核的权限。

以拉皮德为首的反对派则积极呼吁各界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和抵制右翼推动的司法改革，以捍卫以色列民主。数十万民众在全国各地发起“破坏日”游行，反对右翼推动的司法改革，已经成为近期以色列日复一日的常态。在一些地方，抗议者甚至采取封堵交通的做法。而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则下令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抗议者，并拘捕那些妨碍公共交通者。群体对立、警民冲突、军人抗命、民怨沸腾、资金外流、本币贬值……与十年前“阿拉伯之春”时相似的场景，俨然在以色列形成席卷之势。

巴以冲突“螺旋式”上升

在贝内特-拉皮德时期，以色列政府尚愿在定居点建设等议题上展现出自制，并通过国防部长甘茨维持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间的对话渠道，有效地管控巴以分歧。而新政府一上任，本-格维尔、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政客就在巴以问题上不时采取咄咄逼人的挑衅性言行，以色列由此引发了巴以关系新一轮紧张态势。

1月3日，本-格维尔不顾此前国内外的反对，悍然访问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此举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警告，本-格维尔此举“相当于宣战”。紧接着，因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被占领土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寻求裁决，以色列安全内阁则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启动多项制裁，包括扣留税款并将截留税款用于补偿以色列恐袭受害者，停止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的建筑，取消对一些巴勒斯坦贵宾的优待等。1月26日，以色列国防军以“反恐”为名突袭西岸的杰宁难民营，导致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暂停与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协作。

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一名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潜入东耶路撒冷一座犹太会堂，对参加安息日活动的犹太信徒实施恐怖袭击，导致7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政府对此以大幅推进定居点建设和大举打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加以回应。以色列内阁随即批准将深入西岸被占领土的9个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并宣布将在定居点建设1万套住房。宗教锡安主义党领导人、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甚至宣称，将在被占领土推进无限制的定居点建设，并要求以色列将西岸作为该国一部分处理。2月22日，以色列国防军突袭西岸纳布拉斯，在枪战中打死11名巴勒斯坦人。接着，以色列将负责西岸定居点事务的决定权从国防部长移交给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后者很快批准在西岸定居点建造7000多套住房。

2月26日，两名犹太定居点青年在驱车途经西岸胡瓦拉镇时受袭身亡。许多犹太定居者群情激愤，暴力袭击周围村镇的巴勒斯坦居民，大肆破坏他们的财产，并与试图管控事态的以色列国防军发生冲突。在胡瓦拉镇，数百名犹太极端分子发动暴乱，导致该镇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30座房屋和数十辆汽车被纵火焚烧，羊群受到屠杀。这一暴行发生后，斯莫特里赫进一步火上浇油，公然宣称“胡瓦拉应该被抹除”。

这一系列事件使“两国方案”变得更加遥远，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更难实现。巴以紧张态势不断升级，还推动巴勒斯坦人的新一轮激进化。有评论甚至认为，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占领政策的第三次“大起义”实际上已经开始。随着穆斯林传统的“斋月”临近，巴以局势很可能进一步严重升级。

美以关系陷入困境

以色列新政府政策议程的极右倾向，还导致其在国际舞台陷入孤立。无论长期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还是近年来已经在对以和解中迈出重要步伐的中东国家，都经常加入批评和谴责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及其相关政策的“合奏”。作为以色列的外交安全支柱，美以关系的明显恶化尤其值得关注。

新世纪以来，美以关系伴随着各自内部左、右翼势力轮番更替上台的节律，形成不同的组合，呈现出从“亲密”状态转入“困境”乃至“危机”大幅度振荡的态势。拜登任期的前两年，美以关系尚且能较好地管控分歧。吸纳了以色列中左翼和温和右翼力量的贝内特-拉皮德政府，尤其成为美国民主党建制派当权的拜登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极右翼势力在以色列胜选上台，对注重价值观外交的拜登政府无疑构成一个重要打击。无论司法改革等以色列内政议题，还是巴以关系等外交安全议题，美以之间分歧公开化，两国执政团队之间抵牾不断。

巴以关系是美以之间极易出现公开分歧的领域。拜登致电内塔尼亚胡祝贺他出任以色列总理时，就强调对“两国方案”的重视。以新政府宣誓就职才一个星期，就在这一问题上与拜登政府出现了公开摩擦。1月 3日本-格维尔挑衅性地访问圣殿山后，美国加入了谴责之列。紧接着，以色列新政府单方面宣布将一个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又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公开反对。1月底，以色列将9个定居点合法化的举措，尤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白宫和国务院都对此类单边行动表达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发表主席声明加以谴责，该声明获得美国的支持。1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以期间，还郑重地反对以色列在西岸被占领土的定居点建设计划。针对2月底“胡瓦拉事件”后斯莫特里赫“抹除胡瓦拉”的极端言论，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言论不负责任，令人厌恶，令人作呕”。斯莫特里赫计划中的3月访美，受到美国官方公开抵制，白宫甚至专门讨论是否要给他发签证。

与巴以关系问题上的尖刻话语相比，美国在司法改革议题上的对以批评尚算“温和”，但也同样凸显出美以政府的明显裂痕。1月底，布林肯访问以色列。在与内塔尼亚胡会谈中，他大谈两国“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其关注点在于以色列广受诟病并引发政局动荡的司法改革。而内塔尼亚胡的关注重点则是伊朗议题。会谈结束后，以色列极右翼议员很快回敬布林肯，称以色列不需要布林肯的“民主课”，反对“外部介入”。2月初，美国驻以大使对以色列司法改革提出了温和批评，要求以色列在司法改革问题上“踩踩刹车”。这又引发斯莫特里赫等内阁成员的反击。他们要求美国尊重以色列的民主，不干涉以色列内部事务，并让纳德斯“管好自己的事”。

除了美以政府间关系的明显恶化，以色列新政府与美国犹太社团的关系也出现严重裂痕。2022年12月底，新政府组阁尚未完成，330多名来自犹太教非正统派的美国拉比就发表公开信，表态将抵制宗教锡安主义阵营的政客。2023年1月底，169位自由派犹太领导人联合发表公开信，表达对以色列政府司法改革、移民法修订、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兼并西岸等相关政策的“关切”，并反对以色列政府滥用反犹主义标签。这些领导人包括犹太联合会、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等长期支持以色列的主流建制派组织。胡瓦拉事件尤其招致主流美国犹太群体的广泛谴责，就连与以色列右翼势力有着紧密关联的现代正统派组织“正统派联盟”，也对这一事件表示“难以置信”，“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

内外危机叠加联动，使以色列新政府在推进政策议程中进退维谷，也给以色列新政府的执政前景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在国内外反对浪潮中后撤，显然不符合以色列右翼提升以色列“犹太国家”特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使命。一旦放弃凝聚右翼势力的“共同使命”，以色列极右翼执政联盟就很可能迅速崩解。

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而言，能否有效推进司法改革，还是延续其政治生命乃至免于牢狱之灾的关键。而继续推进体现极右翼色彩的内政外交议程，又必然导致以色列国内外更加强烈的反对，加深社会政治和外交危机。短短两个多月，以色列执政联盟的民调支持率已经大幅下降。而反对派却顺势实现有效动员，并争取到许多温和派中间选民的支持，阶段性地走出在大选中的颓势。在一系列问题上，执政联盟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也时而出现摩擦和裂痕。作为领导执政联盟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需要在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同僚中进行折冲协调，保持“友谊的小船”不会倾覆。但他只是内阁中“首要但平等”的一员，并不总能对执政团队和政策议程保持有效掌控。

拯救以色列国，还是维护执政联盟？内塔尼亚胡面临选择。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