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20本书：春天，十个海子
春暖花开的季节，读一首诗吧，或者一本书。
《毒理学破案手册》
【美】黛博拉·布鲁姆/著 温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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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看推理小说或相关影视作品时，氰化物是一种最常见的毒物，标志性描述是有“苦杏仁味”，当时大概也产生过疑惑：这种对毒物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然而在引人入胜的推理之下，这样的疑惑在脑中也只是一闪而过，不曾去探究。这本《毒理学破案手册》可以说与此疑惑有关。
1918年，病理学家查尔斯·诺里斯和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特勒在纽约创建了毒理学实验室，当时毒理学还不是一门站得住脚的科学，然而在一宗又一宗的案件中，他们的科学侦察，使其成为了一门令人敬畏的科学。本书以11种毒物为线索，讲述了两位科学家的工作。有毒药，有谋杀，也许这本书亦有阅读推理小说般的快感，但在此之外，这本书更交织着二十世纪初的科学、政治、社会等多重面相，比如在甲醇、乙醇的中毒故事中出现的“禁酒令”，比如居里夫人口中的“我美丽的镭”，它不曾被视为危险，甚至用于医疗，推广到日用消费品中，还有“镭女孩”控诉之路上的多重阻力……
《翻译侦探事务所》
赖慈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3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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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侦探事务所”是台湾师范大学赖慈芸教授的博客。为什么要开这家事务所？因为“台湾翻译书目问题重重，伪译众多，译者不详的、代以假名的、署以‘编辑部’的，甚至张冠李戴的都有”。据赖教授研究，目前“已确认为抄袭的译本超过一千四百种，被抄袭的‘种子书’超过六百种，有些种子书甚至被抄袭了二十多次之多”。之所以抄袭盛行，首先是政治原因，其次是人事原因，再次是生意原因。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所有身处大陆的译者的译作都列为禁书。“可怜台湾人才刚刚脱离日本统治，还在学北京话和‘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哪里一时生得出那么多译者，既要外文够好，还要能写白话文。”因此，把“大陆的译者名字涂掉，出版他们的译作，既无政治风险，又有书可卖，还不必付译者半毛钱，就成了出版社赚钱的方便法门”。抄袭抄多了，难免“消费名家，例如俄国作品都算耿济之翻译的，莎士比亚都算朱生豪的，连林语堂名下都多了好几本译作”。赖教授本就痛恨抄袭，面对台湾特殊的翻译史，更觉得“身为译者与翻译研究者，为前辈译者恢复名誉责无旁贷”，于是她以是否署名、出版社、年代、用语、序跋为线索，寻找可疑译本，再去找大陆译本比对，“大概九成五以上都能破案”。当然《翻译侦探事务所》里的文章并不限于破案，还有许多精彩篇什呈现了大时代下翻译与政治、权力、禁忌的关系，译者的命运，她这一世代的翻译记忆，以及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有趣现象。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
孙述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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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全怪读者，因为这书是的确很难看的。字数惊人之外，书中生动的对话多是明末山东的方言，今日的读者往往读也读不来，更遑论欣赏那特别的味道。版本又糟，几个版之间大有出入，而每个都有讹漏。小说又有不少当今读者不喜欢的‘缺点’，使我们从开首就对它生出偏见。而书又写得深沉，比别的中国小说都深沉得多。一般人若是带着看淫书或看消闲书的心情来读，看见只有些家庭琐事，没有《水浒》中的天上星宿降生来播乱尘世与讨平辽国，没有《红楼》中的补天遗石降生为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公子与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小姐恋一场最漂亮的爱，怎么肯看下去？”
“这书”指的就是《金瓶梅》。孙述宇在其《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的自序中如此评说了这部奇书，更把它与《水浒》《红楼》做了一番比较。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这本书，简洁而犀利。作者点出奇书《金瓶梅》的卓越之处：“作者同时用了更是多得多的笔墨在一件其他作者所不愿多语的事上，那就是死亡——佛家称之为‘无常’的人生重要课题。”
再摘引一段如下，出自书中章节“宋惠莲”：“宋惠莲的画像，让我们看见《金瓶梅》的写实艺术是多么的认真。我国小说的读者，历来都不甚懂得写实艺术，看到小说中的动作与对话生动活泼，就会很满意，通常不再追问是否有更深的人生真实。比方《红楼梦》，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伟大的写实主义小说，原因是书中有很丰富的细节与生动的对话。《红楼梦》里的晴雯，与惠莲颇有相类之处，同时亦有许多地方恰成对照的，若把两人比较一下，很可显示两书艺术的分别。两人都是丽质天生，外有轻佻淫荡之名，内有贞操之实。红迷会指出，这两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惠莲连从一而终都做不到，而晴雯却真正是‘清操厉冰雪’，她虽然得到宝玉钟爱，自己也深爱宝玉，却一点儿也不透露出来，而且对他不假辞色，直要到最后两人在病榻上会临终一面之时，她才说出深藏的情意，并用牙齿咬下两条指甲给他留永恒之念。这故事好像很动人肺腑，但同时也是幼稚得像十多岁情窦初开的少男编来讲给十多岁少女听的，哪里比得上惠莲故事之能反映出复杂的人生？又哪里及得到惠莲故事以不贞妇人来写贞节那么惊人与感人？两个故事的叙述方法也完全两样：《红楼》的故事中，晴雯的贞洁是毫无疑问的，读者从头到尾都如作者一般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是王夫人由于一时误会而枉加给她淫荡的恶名而已。王夫人的误会何以竟一直不能消除而要晴雯屈死，这是关乎本书艺术本质的关键问题，答案也许很多，但最根本的显然还是，非此便不能引出故事的精髓部分，即是那荡气回肠的永诀与私祭场景。这些场景，乃至这整个故事，明白是写来‘赚人热泪’的，事实上后来果然改编成许多戏曲，供人叹赏。若说这种唯情的作品是在认真对待人生问题，我们就太不认真了。惠莲的故事正相反，惠莲的行径如何，书中人物所知并不比我们读者为少，他们对她的节操判断错误，不是由于知识不足，只是由于见解与同情不够，而他们的错误，我们读者也一直都在犯着。这么认真的写实艺术，真是难能可贵，在我国小说史上太罕见了。”
《旧时上海》《旧时北平》《旧时广州》
张伟/主编 孙莺/选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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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曾无意中从校图书馆翻出几本1996年出版的《读书》杂志，封面已有脏污，纸张也已发黄，却读得津津有味，一个全新的广大世界就此在面前打开。印象最深的，是谢兴尧先生《回忆〈逸经〉与〈逸文〉》一文，仿佛听这位饱览世事的长者不紧不慢地闲谈，昔日如何与同为太平天国研究爱好者的简又文先生共编杂志，至今不忘。之后便迷上了旧报旧刊——更准确来说，是记载旧人旧事亦即掌故的报刊。
正因如此，张伟先生主编、孙莺女士选编的“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对我而言，不啻于可以大快朵颐的盛宴。张伟先生的丛书总序，标题即为“一座无法估量的文献富矿”，这是对以上海图书馆馆藏为代表的近代报刊的极准确形容。丛书已出的《旧时书肆》《名家书单》《旧时书事》，关注的乃是一个“书”字，而这次新出的《旧时上海》《旧时北平》《旧时广州》，则围绕一个“城”字展开。一翻开《旧时广州》，就看到“简又文”“谢兴尧”“《逸经》”等字样，诚可谓又惊又喜。而在《旧时上海》与《旧时北平》中，熟悉的字、号就更多了：胡适、老舍、知堂、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废名、金受申、郑逸梅、邵洵美、周劭、纪果庵、柳雨生……不过，更大的惊喜来自那些陌生的名字，他们笔下的上海、北平与广州，都自有一番趣味，张伟先生曾在采访时对我说过，（“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都是从当时的报刊中选的，作家文集里有的，一概不选。不仅文章的范围大大地拓宽了——我们选的很多作者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很多文章大家也从未读过”。（《张伟谈近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1年11月21日）确实如此。
最可痛惜的是，张伟先生已于今年年初猝然辞世，想起他神采飞扬地与我谈及诸多有待继续的选题，不禁黯然。近代报刊这座富矿还需要也应该继续开掘下去，希望“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今后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作。这是对逝者的最好纪念。
《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
王锦萍/著 陆骐、刘云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2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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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自序”中表示，这本书有一明一暗两个故事，“明线的故事，是13世纪初蒙古入侵造成毁灭性破坏之后，华北地区的人们如何努力通过宗教实践来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政治动荡。暗线的故事，则是山西地区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出浓厚的地方宗教文化”。又是山西。相较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山西的历史遗存、地方文献，很容易引得历史学者的关注，在我之前的学习和阅读中，山西的水利史、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还有沈艾娣的著作，都令我对山西别有印象，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明清以后。《蒙古征服之后》所涉时段则更靠前些，它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在蒙古征服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之后，华北地区的人们如何重建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努力如何改变、影响随后几个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我的话头由山西讲起，是因为我对山西有兴趣，而这本书的相当内容是基于山西的资料而展开的。但就这本书来说，确是以“华北”为题，作者亦表示“聚焦山西，但并不以山西代表整个华北地区”，希望日后读者能看到关于华北其他地区相关历史的研究和讲述。
这本书的讲述中，我读起来感到饶有兴致的内容是“入世”的佛道。作者指出，蒙古征服之后，“全真教和佛教引导华北地区的人们组建了新的社会群体，使他们能够在蒙古入侵时期幸存下来，并在战后和其他灾难后重建社区”。而且，他们“吸收了动机各异的人群加入教团，将他们安排到各种教育、宗教、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僧道在地方层面扮演着社会精英甚至政治精英的角色，他们灵活运用蒙古统治者和蒙古帝国的政策法规，使之服务于地方利益”。这与一般“出世”的佛道印象大为不同，即使历史上佛道参与社会事务，蒙古统治下呈现的这一历史面相也颇为不同。再到一个具体的层面，比如水利。书中“僧道、水利组织和乡村社会经济秩序”一章，讲述佛道团体如何参与到乡村水利组织中，如何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一段极特殊的历史，既与我过往的阅读有联动，又令我添了全新的认识。
《女性小传》
【西班牙】罗莎·蒙特罗/著 罗秀/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
推荐人：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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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作者，西班牙作家、记者罗莎·蒙特罗所言，1995年她的作品《女性小传》出版时，女性传记还未引起公众的注意，那时几乎没有人想到去撰写关于女性的作品。而现在，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妇女节，国内女性话题因为上野千鹤子的对谈策划，掀起了比往年更大范围的热闹和关注。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回看这些大约三十年前的文本却不觉得过时。女性日益要求自己“被看见”的过程是漫长、艰难而日常的。比如语言，这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语言包容性小组”。这个小组提问道：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词汇的诞生，来自一个个痛苦的人？这些人，不仅指女性，还有那些日常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这本书读得很快，作者选取的女性人物有声名显赫的，也有不为我所知的，胜在行文流畅，在简短的传记中时不时会出现作者的金句点评，以及冷不丁的揶揄，令人不得不赞叹作者犀利的视角和解读能力，难怪人家能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翻译得也很顺畅。看完这些出色女性的小传，有点想去看一看她们的作品了。
《秦汉名物丛考（增订版）》
王子今/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1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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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各种名物数以万千，每件器物的源流、状貌、生成过程和功能作用都含有大量的专门知识，不可能尽数了解，更何况几千年前的秦汉器物，秦汉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今人如何获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子今的《秦汉名物丛考（增订版）》，积三十余年之功，选择一些常人比较陌生而冷僻的秦汉名物进行系列考证，包括秦汉百姓日常饮食之酱、豉、酒，衣饰之赤帻、香囊、手巾，行居之行囊、马甲、鹿车，道路形式之浮桥、阁道、石道，器用之角杯、合卺杯、连弩，儿童玩具之鸠车、竹马、瓦狗，鸟兽昆虫之天马、貘、蜂，植物之茭、苇、慈其，等等，可视为一部秦汉社会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书中所涉名物的研究，取材宏富，广征博引。除了传统经、史、子、集、野史、笔记外，近人的专著、杂志论文，无不在征引之列。除了传统典籍外，秦汉简牍、金石砖瓦、碑刻画像、出土文物，凡可作为证据者，无不纳入论证之中。除人文学科外，自然史、生态史、海洋史、交通史、饮食史、农业史、兵器史、酿造史，亦多有涉猎。翔实考证辅以图片，更加让读者增加观感，触摸历史的细节。
《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
徐英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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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对人工智能还是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作者在这本书中对哲学家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AI研究需要的来自哲学界的思想支援，乃是对于如下问题的指导：‘如何造出能够灵活处理人类语言信息的机器’；而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这样的机器已经被造出来的前提下，它算不算是真正具有心灵’。”作者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但读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发笑，后者实在是传统哲学的惯常思维。在书中，作者试图用哲学史中的各种理论为人工智能发展中遇到的难点提供思路。比如海德格尔哲学为人工智能带来的启示：“海氏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哲学传统关心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而他自己的新哲学要重新揭露这被遗忘的‘存在’。所谓‘存在者’，就是能够在语言表征中被清楚地对象化的东西。比如，命题、真值、主体、客体，都是这样的存在者。而‘存在’本身，则难以在语言表征中被对象化，比如你在使用一个隐喻的时候所依赖的某种模糊的背景知识。”作者认为，人类真实的智能活动都会依赖说不清楚的背景知识，而传统人工智能的麻烦就在于不能够找到背景知识与非背景知识之间的界限，“所以由海德格尔哲学所揭示的人类现象学体验的某些基本结构，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真正的人工智能体”。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2020年7月版
推荐人：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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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读苏东坡纯属偶然——因为大数据在今年1月的某日给我推送了“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的广告。不由得感叹大数据推送（窃听）之精准。那就读吧。
挑哪一本开头呢？大数据让我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看了前言和第一章后，我感觉豆瓣网友所言不虚：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我太熟悉这味儿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评估了一下阅读需求和难易程度后，我打算从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开始，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花了两个月读完，这本书的确没有让我失望。作者李一冰经历牢狱之灾，可能更好地理解了苏轼人生的困顿一面。虽然本书内容安排有些琐碎，但是的确让不快乐的我获得更多共鸣，甚至得到一些解答。
有时看到书中所选事例，不知作者下笔时是否也在反省自己的人生之失。比如：苏轼常常讥诮时事时人，他的画友文同极不以为然，替他担忧，“每每苦口劝诫，而苏轼不能听从。到被出为杭州通判时，文同作送行诗，还郑重叮咛：‘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让我想到林黛玉那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如果能改，苏轼也就不是苏轼了。
有这本打底，第二本想选《苏轼十讲》了，还可搭配观看b站一位up主制作的五集系列视频《苏东坡-北宋顶流的躺平之路》。
《童年的安全依恋》
【法】安妮·雷诺·波斯特尔/著 张之简/译，上海三联书店·猴面包树工作室，2023年1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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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除了有育儿事例和指导建议外，作者还提供了很多理论依据，虽然对改善不一定有用，但也能提供一些同情和安慰。在安全感的获得上，作者还是认同“依恋理论”的，并且给出了具有“恫吓性”的观点：“预防胜于治疗”——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鼓励向婴儿投资：“从经济角度看，预防人的发展问题比努力治愈更加有效……早期介入比后期介入更加有利可图。”经济学家之言显得有些功利，但还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另外，人们口中常说的“高需求宝宝”，作者也给出了理论源头，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育儿专家威廉·西尔斯提出的——“高需求宝宝这一概念来自北美文化，法国人对此态度冷淡，并深表怀疑”。作者用收音机来形容高需求宝宝，“他们能接收到所有电波，所以更显得不安”，给出的建议是父母尽量理解过度敏感的孩子，也表明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新手父母都很害怕孩子哭闹，但作者认为“孩子的哭闹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他们只有用这种表达方式才能把自己的存在和各种感受告诉周遭环境。这也是孩子释放压力的方式”。作者引用了科学家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拉姆齐医学中心的生化学家威廉·弗雷博士通过对眼泪成分的研究，断定哭泣有多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降低体内压力状态。他在人类的眼泪中发现了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成分。通过泪液排出这两种造成压力的成分，可以减轻对交感神经系统的刺激，从而使人从紧张状态过渡到放松状态。”此理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宝宝哭泣的场景，但应该可以大大缓解大人的焦虑情绪。
《我的朋友来自1918》
谢翠屏/著，广东旅游出版社·后浪，2022年10月版
推荐人：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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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麻风康复村的人物故事集。麻风病今天早已被人类战胜，曾经却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可怖疾病，在并不遥远的上世纪50年代，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万到39万麻风病病人，实际数据还要更多。19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推行的抗麻风联合化疗方案实现了麻风病的完全治愈，然而很多康复者因为疾病留下的身体残疾、害怕拖累家人和社会歧视等种种原因，选择留在与世隔绝的麻风村继续生活，直至终老。随着老人家们一个个离去，这段关于麻风病的往事便将永远地尘封在历史之中。
谢翠屏从2010年开始接触麻风康复村，后来以社工助理、行政文员的身份为康复老人们服务多年，以平等亲切的姿态和他们相处，用生动温情的笔触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尽管大多数老人的身体和精神都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苦痛，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笼罩在凄风苦雨之中，相反，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个性和光彩，在远离“健康人”社会的微型世界中释放着善意、智慧、温暖和生命力。书名中这位出生在1918年的朋友刘大见双手萎缩变形，脚掌截了一半，还有帕金森病，可他90多岁时还在自己的房间外面种植着一片玫瑰园，谁都可以来摘花；杨四妹婆婆在梅州的一座山里住了整整58年，不知道哪一年开始那座建在山里的麻风病院就只剩下了双腿截肢的她独自生活，80岁搬到山下的泗安麻风康复村后，她充满天真地开始探索崭新的世界；还有满嘴胡言乱语的梁叶芬，种菜、养各种动物，仿佛生活在一个脏兮兮的游乐场里，却有着数不清的好朋友，随时都能召集一场聚会，把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子变成节日，每年生日更是要大摆十几桌宴席……这些闪闪发光的故事是翠屏姑娘为他们精心采集的生命的露珠，难怪老人家们都喜欢她，而读到这些故事是读者的幸运。
《巫者的世界》
林富士/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孤魂与鬼雄的世界——北台湾的厉鬼信仰》
林富士/著，稻乡出版社，1995年6月版
《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林富士/著，中华书局，2012年7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最近集中阅读了林富士先生的几部著作，《巫者的世界》《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孤魂与鬼雄的世界——北台湾的厉鬼信仰》，几部书的主题集中于宗教史，可以看出林先生的关注的重心所在。
《巫者的世界》这本书的第二、第三篇梳理了中古以前巫师变迁的情况，资料收集极为丰富全面，并且做了整理和分析。巫师从上古到中古，地位的衰落，算是常识了。不过，其中还是有很多可以进一步分析的地方。比如，林先生指出：
至少到公元前六世纪末为止，我们相信，在周人封建体制统辖或影响范围之内，巫觋应该仍然是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即使“司巫”在《周礼》中只是“中士”的位阶，并不能因此判断他们身份地位低下。当然，相较于商代的巫者，周代巫者的职权与地位似乎有逐渐下滑的趋势。而要判断巫觋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最清楚的指标应该是“民巫”的出现……当民间出现职业巫者之时，应可视为旧有格局的一大变动。这可能意味着统治阶层丧失对于巫觋的控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统治阶层不再重视对于巫觋的控制以及对于巫术的垄断。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原本的官巫集团无法保有其特权地位，无法自统治者手中获得供养，因此，部分巫觋只好转而服务民众以换取生活所需，有一些可能因此逐渐丧失其官巫身份。当然，也有可能是在统治阶层不再压制“民巫”的活动之后，民巫才逐渐壮大，形成可以和官巫并存和竞争的势力。（21-23页）
从官巫到民巫的变化，相当于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确实是重要的变化，不过可惜的是，先秦传世文献中关于民巫的记载极少，除了大家熟知的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其余均为只言片语。不过，最近一些年先秦出土文献中有不少涉及巫术的内容，可以感觉到巫术已经融入彼时的日常生活，很多场合，已经不太需要专业巫师。
大约从汉代以后，巫师一直作为体制外的力量为各界服务，当然，在古代社会，巫术是无所不在的，弥散性地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根据作者统计材料显示：“从魏晋到隋朝，将近四百年之间，至少有二十一位君主和他们有所交往。巫者基本上也享有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可以出入帝室、宫廷，也可以行走于王公大臣、将军豪贵、编户齐民之间。他们提供了各种的服务（如视鬼、祭祀、祈福、解祸、医疗、助战、性爱、生育、丧葬、求雨、占卜、巫蛊、祝诅等），吸引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信徒，在各地兴建或主导了各式各样的神祠。”（114页）
但是，无论巫师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都是随着君主个人的偏好而起伏，在政策层面上，对于巫师的控制和限制越来越严苛，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宋代巫觋的一篇中，作者着重讨论了宋代禁巫的问题，关于宋代是否有禁巫，学者曾多有讨论，林先生认为：
宋代各地虽然承袭了旧有的“巫俗”，但也开创或扇扬了新的“巫风”。因此，虽说宋代朝廷颁布的禁巫诏令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久，都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朝，巫觋的数量、地位、生存和活动空间必然受到一些影响，但也似乎不能因此就断定宋代巫觋的影响力或是所谓的“社会能量”“日趋弱化”，因为宋代政府屡颁禁巫的法令，也可以解读为“巫风炽烈”的明证。事实上，也有人认为宋代政府全面禁巫，反倒成为巫风盛行的缘由。然而，我们似乎也不能简单地说“巫俗”与巫觋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较被忽略或较少被书写，随着北宋政府为强化其内部的控制以及南宋朝廷的南迁，政府或“中原”文化与“南方”的“巫俗”产生直接的接触与冲突，才会有一连串的官方禁巫措施以及士大夫丰富的反巫论述。因为，这样很容易忽略“巫俗”（巫觋信仰）的最新发展以及“巫风”的强弱变化。（157页）
一方面是皇权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宋代以来世俗生活的发展，巫术、宗教必然也随之扩大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越来越张。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下旨为各级城隍庙划定行政级别、恢复祭祀厉坛，都是皇权直接整顿神界秩序的表现。然而，巫术、巫师总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比如扶乩在宋以后的兴起，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作者在讨论明清的巫术时，就重点讨论了台湾乩童的现象。不过，似乎读他的另一部著作《孤魂与鬼雄的世界——北台湾的厉鬼信仰》，似乎更可体会巫术的弥散性。
所谓“孤魂与鬼雄”，主要指的是厉鬼。按照作者的解释：无后、乏嗣的死者就是“非常”（“非正当”）之鬼，横死、冤死者就是“非自然”的亡魂。无论是死后的丧葬、祭祀之事未得妥善处理的“非常”之鬼，还是在“非自然”状态（指死亡时的年龄、所在的处所或终结的方式“异常”）去世者的鬼魂，或是“非自然”死亡又不得“正常”善后者，都有资格成为“厉鬼”。（15-16页）对于厉鬼，主要采取抚慰和禳除的方式，也就是软硬两手。
作者主要是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整理了自己家乡台北乡村中祭祀厉鬼的情况，并从文献中探究其渊源。厉鬼信仰的一个特色，就是与政府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作者指出：
统治者虽然可以用强制的手段和武力，敉平其反对者，夺取其生命，甚至以“非常”的手法毁损、处置其尸骸，企图使其在宇宙间恒久消失，或使他们不再具有破坏和反抗的能力。但是，民间的信仰却往往会颠覆这样的一种统治机制和观点。多数百姓认为，这种被处以极刑，并且不曾被安葬的死者，是最具威力的厉鬼。其怨戾、痛苦、以及生前叛逆不屈的精神，往往会在死后永续存在，并且会向生者反扑，若不加以安抚，则活人世界也会不得安宁。这样的一种信仰，有时候也会逼使官方让步，准许百姓替“罪人”、“刑徒”立祠，甚至将之纳入体制内的“祀典”。（85页）
我倒觉得民间对厉鬼的祭祀，未必有多少道德因素，他们对所谓“叛逆不屈的精神”应该并不在意。厉鬼能否被接纳，一是作祟的能力，破坏力越大，越容易被慕强的民众崇奉；二是讲故事的能力，越具备传奇色彩，越容易得到崇奉和传播。从作者列举的“败军之将”如蒋子文、关羽受崇奉的情况可以看出。如果说关羽还有忠义观可资利用（即使这一点，也是关羽受崇奉之后，在祭拜历程中不断添加进去的，按照田海先生的说法，关羽之在玉泉山显圣，就是厉鬼作祟），蒋子文在六朝忽然受到官民的崇奉，则迹近无赖要挟了。对于民间祠祀的对象，可能很难赋予更多伦理道德的附加值。
作者在讨论厉鬼信仰时，还特别讨论了“童乩”的作用：
童乩基本上是厉鬼（尤其是其中的“败军死将”型的“王爷”）在人间的代言人，是他们和一般民众之间最重要的“媒介”。是童乩让民众能够亲眼目睹厉鬼凶猛有力的模样，也是童乩让其中一部份的厉鬼转化成使人敬畏、供人祷求的神明，并让信徒可以和神明面对面的沟通。透过童乩，厉鬼也可以开口向民众要求奉祀、要求尊敬、要求塑像、要求立庙、要求热闹的庆典，并且彰显其神奇的力量……
然而，在道士和僧尼看来，绝大多数的厉鬼并不是尊敬的对象，也不应该成为奉祀的对象或守护神。相反的，他们顶多只是引人同情、悲悯，有待救赎与超度的“沉魂滞魄”。不过，他们也不否定“厉鬼”的存在，不否认生者必须给予适度的抚慰、救助、和供养。因此，他们各自依其信仰和经典，创发了斋醮和普度仪式，在特定的一些节日和时机，进行“拔幽荐亡”的工作，使各式各样的厉鬼，得以脱离苦海，转生仙界或西方净土。他们也鼓励民众布施食物、金钱、衣服、和种种生活所需，给孤苦无依、东漂西泊的孤魂饿鬼，并且协助僧道，一起拯救这些痛苦的亡灵。
从童乩身上，从佛、道两教的仪式上，民众不断看到厉鬼具体的模样，见识到他们神奇的力量，听到他们悲惨的故事，理解到厉鬼世界的点点滴滴，再加上种种的街谈巷说和谣传耳语，以及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民众也会在自己的心灵或脑海里建构或拼凑厉鬼世界的图像。当然，官方有时候也会有所介入。
总之，台湾的厉鬼信仰是一项集体创作。特殊的政治、社会、自然情境和历史过程，创造了不少的“厉鬼”，再加上汉人原有的信仰传统，官方的倡导，宗教专家的活动，使“厉鬼”更是活生生的存活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或心灵世界里。我想，我们的祖先曾经共同建构了这样的一个厉鬼世界。（197-198页）
书中还有一些现场拍摄的“童乩”的照片，看着让我想起上海青浦金泽香汛时亲眼所见的扎肉提香，巫师对肉身的态度，跟平常人确实很不一样。古人的身体观当然也与现代人很不一样，林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就涉及这一问题。
《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分五编，第一编：瘟疫的冲击与回应；第二编，道教的终极关怀；第三编，医疗传教与道教医学；第四编，巫觋活动与厉鬼信仰；第五编，身体、疾病与文化。相对而言，我最想读的是第一编。
作者先根据史书概述了上古以来各个时期瘟疫爆发的数字及其影响：
从东汉中晚期起一直饱受瘟疫之害的中国社会，似乎要到南北朝时期才逐渐获得纾解，“大疫”爆发流行的次数锐减，频率也陡降。（第4-7页）
瘟疫所造成的伤亡，还会带来社会恐慌……这种社会恐慌往往还会导致疫区的民众流亡，四处逃散。逃离疫区，一则是怕受到传染，另一则是基于汉代以来“避疾”的习俗。此外，也是为了觅食。但是，其可能引发的灾难却不小，若所流行的是传染病，便会导致疫情扩散。此外，流离失所之际，为了生计，若未获政府妥善的安置，常会沦为盗贼，造成治安上的问题。（第8-9页）
瘟疫，尤其是接二连三的瘟疫，对于统治者而言，大多会造成致命的一击，而其关键不仅在于人口伤亡、赋役不足、治安败坏和战鼓频频，还在于重大的疫灾被当时人视为上天所降的“灾异”，是一种警讯，预示统治者即将失去“天命”，其政权不再具有“合法性”，因此，天下的英雄豪杰便可以起来“革命”。这段时间，出现许多“短命”王朝，应和这样的情境与思维不无关系。（9-10页）
其中，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传染病，无论高门豪族还是普通百姓，都受到重创，建安七子几乎团灭，这是大家都了解的。这场瘟疫引发的间接后果，则是道教的兴起。作者指出：东汉晚期出现的许多“道团”（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其性格既不同于佛教，也有异于传统的巫祝团体。这些道团所以能顺利崛起，和当时因疾疫流行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与社会变动可说息息相关，而其共同的特质之一，便是以治疗疾病作为吸引群众、传布信仰的主要手段。（60页）事实上，除了道教，新传入的佛教、根基深厚的传统巫觋，都在这一些列灾难中不断调适，以疗病作为手段招揽民众。作者“并不以为单以疾疫流行的社会情境就足以解释佛教在中国的兴盛、道教的崛起以及巫祝信仰的发展。但是，疾疫的流行与东汉晚年崭新的宗教情势之间的紧密关联，也不能忽视”。（79页）就如第二编“道教的终极关怀”所讨论的，道团正是将巫觋祛病驱鬼的各种方术系统化、理性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道教早期关注的一些问题，大多与驱鬼有关，当时人大多认为，瘟疫与厉鬼作祟关系极大。
《盐镇》
易小荷/著，新星出版社/新经典·琥珀，2023年2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本书序言中的两句话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这里的人几乎不关心什么宏大命题，他们把眼光放在最近的地方，只有金钱才能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贫困始终是古镇女性必须时刻抗争的敌人，而伴随贫困的是见识的狭窄和环境的逼仄，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次生灾害——来自家庭男性成员的欺压和剥削”。在书里反复看到，女性在贫穷方面显得如此脆弱，但对于这些女人来说，贫穷不是所有的灾害——出轨、家暴、在法律上缺少援助……一切都意味着她们不得不在忍受痛苦中，默默地过完这一生。她们中的一些人试图维护过自己的尊严，却一次次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也有人试图让自己成为女强人，却依旧害怕离婚，被“名声”所压制。正如《黑暗荣耀》里姜贤南被她的酒鬼、赌鬼老公家暴的画面……同样是家境贫寒，同样是家庭中的男性游手好闲，同样是长时间的忍受……但当个人身处在封闭、愚昧的结构中，脱身又谈何容易？在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生命中并不存在随机的痛苦”，这些女性的痛苦，大概是命运重压之下的必然；但一切反抗的开始，或许恰恰是不再保持沉默。
《战争回忆录：1914-1915》
【法】马克·布洛赫/著 考舸/译 贾珺/校，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3年3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有没有人是天生的历史学家？读到年轻的马克·布洛赫作为法国陆军步兵中士写下的一战回忆录，还得承认确实是有的。他和战友在地下的壕沟里挤成一堆，“一个摞着一个”；身边人非死即伤，伤者哀嚎着恳求给个痛快；自己的生命也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一枪毙命……如此情境中，他的笔下从容不迫地描绘着士兵的细微动作、上校的表情变化、荒谬可笑的逃逸战马、宰杀绵羊的残暴之夜，甚至枯枝与灌木、路过的农妇，仿佛抽离于这个兵荒马乱的战场之外，开启了上帝视角在写小说——“我想我是十分镇静的。我的好奇心极少抛弃我，现在它们仍未消失。”
参战之前马克·布洛赫是中学教师，后来他成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这场战争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学也从此去往一个新的方向。这部回忆录在布洛赫生前并未完成，也没有出版，未经改编的文字承载了远超战争和战场本身的内涵，对“记忆”本身也保持警醒的自觉，读起来扣人心弦。
《植物妻子》
【韩】韩江/著 崔有学/译，四川文艺出版社·磨铁图书，2023年3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2016年，韩国作家韩江凭借小说《素食者》击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那不勒斯四部曲”终曲《失踪的孩子》等154个竞争对手，最终成为了亚洲首位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本书是她的第二本小说集，收录的八个中短篇小说发表于1996年至2000年间，包括曾为她赢得第25届韩国小说文学奖的《童佛》和被认为是《素食者》雏形的《植物妻子》。
韩国评论家黄桃庆说：“在第一本小说集《丽水之恋》中，在下着雨的黑暗街头徘徊的韩江小说人物，在第二本小说集中仍在‘没有希望的世界里像孤儿一样’流浪。他们从偏僻小镇的旅馆房间、考试院走廊尽头的房间、黑暗的地下室或多户型住宅和高层公寓的走廊尽头走出来，经过黑暗的楼梯和没有路灯的胡同，走进纷繁的令人疲倦的城市大街之中……他们处在都市喧闹、污染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却没有能够包容和安抚他们的乐园或是母亲。”
母亲们都是“心里怀着刀活过来”的人，告诫女儿“不要靠眼泪来应对这世界”，女儿们也便学会了“不去抚慰和理会自己的疼痛”。面对亲人和爱人的背叛、伤害，她们用不置可否的乖顺甚至包容来宣示一种巨大的漠然。在爱消失之后，出现了寒灰般的理解与宽容，“我像善待其他人一样善意地对待他”，“我一点也没感到自己是不幸的，我知道，我的不幸还不及他的四分之一”。就像女儿后来说母亲的：“宽恕？对如同铁人般走过一生的耿直的母亲来说，心里难道还有什么宽不宽恕的概念？”
《祖国，或以梦为马》
海子/著 谭五昌/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推荐人：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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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是属于诗人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这部诗集，是为纪念海子逝世30周年而编选，选取了诗人创作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成名作《亚洲铜》《阿尔的太阳》，那首大家熟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用作书名的《祖国（或以梦为马）》，《麦地》、《黑夜的献诗》等，以及诗人的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麦地、粮食、土地、月亮、爱、大海……这些元素不断出现，述说着诗人的幸福、爱情、忧郁……很喜欢《自画像》这首：“镜子是摆在桌上的/一只碗/我的脸/是碗中的土豆/嘿，从地里长出了/这些温暖的骨头。”幽默，印象派。然而，他终究长成了“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春天，十个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