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黑利，印裔美国人正在美国政坛全面开花
原创 李林杰、陈佳骏
▲2023年2月15日，尼基·黑利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场集会上宣布竞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Reuters
印裔在美国商界“吃得开”已众所周知，目前微软（Satya Nadella）、谷歌（Sundar Pichai）、IBM（Arvind Krishna）和万事达（Ajay Banga）等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皆为印裔。但近年来，印裔在美国政界全面开花往往被人忽视。事实上，印裔政客已经连续三次参与了美国总统竞选，今年已有“印度移民的骄傲女儿”尼基·黑利以及反ESG投资的“领军人物”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宣布角逐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提名，往前则有2020年的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和2016年的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不仅如此，今年1月宣誓就职的第118届美国国会也迎来美国历史上拥有印裔议员数量最多的一届国会，有多达五名印裔众议员在任。与此同时，有接近50人在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任职。为何越来越多的美国印裔投身政治，美国的政治主流以及非印裔选民为何能接受印裔政客，这对其他亚裔族群参与美国政治又有哪些启示？
▲5名印裔政客在第118届国会众议院中任职。左起：Ro Khanna（CA-17），Pramila Jayapal（WA-07），Shri Thanedar（MI-13），Ami Bera, M.D. CA-06），Raja Krishnamoorthi（IL-08）
一、印裔美国人政治崛起的背后
印裔是美国第二大移民群体，也是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近150％。印裔是一个普遍经过高等教育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口群体，他们的收入中位数几乎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2015年估为10万美元），其富裕和受教育程度也高于其他所有族裔。
印裔作为选民、参选人，捐助者和候选人在政治上都非常活跃，与其他亚裔群体相比，印裔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最高，据抽样统计有72%的人表示对政府议程有一定程度的兴趣。他们普遍精通英语，经常在混合社区定居，而不是同族裔聚居。仅仅考虑到前述社会经济特征，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印裔和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一样有资源参与美国的国内政策议程：高收入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社会参与进入政治议程，而高水平的教学历教育和英语能力将使他们具备作为政治公民的素质技能，能积攒自身的社会信任网络。
除了社会经济地位的特征给印裔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为这个群体的参政提供基础，亦不容忽视印裔本身的高参政热情与美国社会对印裔政客的包容性。
一方面，印裔移民群体固有一种离散意识，基于母邦文化传承而无法完全融入到任何一种文化之中，在此过程中会逐步意识到参政的重要性，“在议会里，需要有我们的人为我们发声”，从政成为改变印裔群体生存环境的终极办法。印裔族裔的精英特性，以及以印度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意识，赋予他们的强大动员能力，并形成的鲜明政治目标，为他们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有力保障。从技术上而言，美式民主与印式民主的复杂程度差异，使得美式选举对印裔言不构成操作层次的难题。现实中，积极投票不仅会让各政党和政治人士不敢轻视印裔的诉求，且会让更多印裔候选人当选，这已构成一个自我的良性循环。有限的政治空间加之印裔在政治声量的正向反馈，不可避免地会压缩其他亚裔的政治表达，使得印裔从亚裔中渐渐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印裔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入，使其更能被不同族裔选民认同。印裔具有语言文化乃至种族的优势：母国英语文化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轻松容易地将自己的意思精确地表达出来，并且更加亲近西方的文化，熟悉西方的话语体系，而印度文化中开放热情的一面，使他们在社交上和情感沟通上能够更好地接轨欧美社会，他们的论辩能力以及逻辑思维也使得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更加容易融入团队。而构成印裔主体的雅利安人在种族层面的亲缘性也使得于心理距离而言，印裔更能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此外，印裔在政治参与中也保持着自主性：印裔政治人士会主动彰显族裔认同，也会积极替本族裔代言，依托发达的族裔组织，印裔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增强了族裔整体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以及群体的凝聚力。一定的自主性不仅增强了族裔群体作为参与整体的内聚力与动员力，且使得印裔始终作为一个族裔整体在美国政治社会发声、表达、参与，这才带来美国政治社会中的印裔族群问题，而非作为单一个体的印裔政客现象。
二、美国印裔的政治态度与党际差异
印裔在经济层面的群体性成功以及政治上的较高活跃度，加之在印裔的人口分布上较高比例集中于得克萨斯、密歇根与宾夕法尼亚等摇摆州，它的政治声量得以远远超过其人口比例，因而两大政党都在积极拉拢印裔选民。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1年曾针对印裔美国人政治态度进行了抽样调查，从政党认同、政治意识形态和总统投票选择三个指标来窥测印裔美国人群体的政治偏好。调查显示，就政党认同而言，印裔群体具有强烈的民主党身份归属认同，约56%的印裔报告说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15%的人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另外22%的人认为自己是独立人士，这个结果与近年历次的选民调查数据相似。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印裔明显偏左，虽然29%的印裔美国公民认为自己是温和的，但更大比例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意识形态左派，处于意识形态范围右端的受访者比例要小得多。颇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谈及2020年总统投票的选择，支持拜登－哈里斯的印裔比例远远未及前述自我政党认同与意识形态定位的民主党倾向，显示出在总统选举中“拜登－哈里斯自由化”与“莫迪－特朗普保守化”的价值对立。
所谓“莫迪－特朗普效应”，指印度总理莫迪与特朗普的友好联系对印裔选民带来的偏好影响，见之“Ab ki baar，Trump sarkar”的口号，二者分享同一本质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均拥抱民粹主义，且带来了美印政府关系的亲密联系，这使得相当一批印裔选民或是着眼共和党治下的美印关系，或是倾向“莫迪－特朗普式”民粹风格，将人选考量优先于自身的政党与意识形态认同之前。
在具体的政策议程偏好中，印裔则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迹象。就像更广泛的投票公众一样，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在政治上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对反对党持明显的负面观点，并在从移民、堕胎到执法等几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印裔群体对于两党的政策议程偏好及其不满，就共和党而言集中在对其文化议程的不满上，而对民主党则聚焦于经济议程的不支持：不容忍少数族裔、过于基督教福音化，以及枪支与移民管制构成印裔对共和党的主要不支持理由，占样本数量约50%；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医疗保健、税收政策与商业监管上，相当比例的印裔选民保持了同共和党经济议程的一致性，大约占40%的比例；除此之外，对于民主党身份政治与激进左翼的不满也是由部分比例的受访者持有。但总之，经济议程与文化议程的价值对立构成两党印裔选民支持者的深化对立所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裔美国人的社会现实：2020年印裔美国人态度调查结果》报告封面
尽管大部分印裔政客与选民偏向民主党，但近年来共和党籍印裔人物的一言一行却体现出十分有特色的经济和文化形象。
第一种是“忘本”型，代表人物是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2008年，金达尔当选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成为美国首位印裔州长，2016年曾一度宣布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他向来刻意否认自己的印度背景，从来不参加美国印裔社区的节日活动，其年轻时就转宗了基督教，此后一直以“正统（美国）南方白人”自居，而美国的印裔社区普遍认为金达尔为了仕途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第二种是与“忘本”型对立的“念祖”型，代表人物是妮基·黑利。2010年，黑利在成功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就职典礼上，曾经异常激动地表示：“我为自己是一名印度移民的女儿而自豪”，同时也曾在公开场合声称自己是“锡克人的女儿”。
▲2022年8月5日，拉马斯瓦米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保守派聚会CPAC大会上发表讲话/Getty Images
第三种最有意思，即“融入升华”型，代表人物是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其在经济形象和文化形象甚至比美国本土保守派还要传统。比如最近他做的选举动员：“我们正处于一场民族认同危机之中，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在庆祝自己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以至于我们已然忘记了我们真正相同的所有方式，这系于受一套共同的约束250年前业已确立且让这个国家动起来的价值理想”。拉马斯瓦米抨击民主党人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企业上的投资，力图将议程从气候变化、身份政治等世俗意识形态中拉回久远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与神圣理想，致力于个人自助、企业竞争与小政府式的政策愿景，并赋予此经济性实质以信仰式价值，他说“这是一场旨在重振缺失的民族身份的文化运动，而非简单的经济议程”。
经济议程与文化议程的价值对立构成两党印裔选民支持者的深化对立，也构成两党印裔政客的形象区别，只是两党各自的经济或文化议程都被政客赋予了价值深化，构成了美国内部一场深刻的价值冲突。
三、后记：对华裔美国人的借鉴
联想到去年拜登提名前美国百人会主席、华美银行董事长吴建民（Dominic Ng）担任今年美国主办的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所遭遇到美国内（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弹（包括指责为其撑腰的民主党华裔议员赵美心Judy Chu“通中”），印裔美国人的政治活动及其成功对华裔而言或许有借鉴意义。
▲今年2月，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Lance Gooden，右）声称FBI应调查吴建民（Dominic Ng，中）与中国的潜在联系。民主党华裔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左）为吴建民的任命辩护。
对印裔与华裔美国人作比较，二者在社会经济特征上差距不大，没有人怀疑华裔族群的经济素质能力，但在政治参与因素上，不论是社会参与还是社会信任维度，印裔的参与意愿与能力均强于华裔。一定程度上，由于政治参与度的差别，造成华裔与印裔两者的政治声量与权力差距，但两大族群不同的嵌入方式与同化模式或许构成了不同政治参与要素的中介变量。印裔在族群嵌入与同化上，一方面维持了对于族群本身的自主性与凝聚力，后者可以杠杆化族裔整体的政治声量与权力能力，另一方面，值得观察的是印裔维系了对于美国主流社会较强的亲和力与适应力，而或是由于种族、语言、文化乃至历史锁定等因素，华裔对美国社会主流始终保持了一定的疏离度，以社区定居为例，华裔一般选择同族聚集而印裔惯于混合社区；自主有余而同化不足，无论是先天造致还是后天积累，使得华裔也同时被美国社会主流所边缘化。
完全复制印裔美国人成功的嵌入与同化路径实不可取，但如何维系族群本身自主与融入的平衡对华裔而言确是一道考题，尤其是当下美国社会政治论述中反亚裔的替罪羊叙事蔚然成风之际，对华裔的考题之分量愈发重要。
本文作者：
李林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陈佳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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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止黑利，印裔美国人正在美国政坛全面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