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民族调查⑩莫俊卿：城市同学干农活闹笑话
【编者按】
为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名师和前辈学者，2014年该校民族博物馆启动了“民大记忆·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文献资料选编》等。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包括17位学者的18篇口述访谈，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这场学术调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莫俊卿的口述。
莫俊卿（1928—），壮族，广西融安人。1951年考入中南民族学院，1956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广西调查组壮族、仡佬族调查分组负责人，撰有大量调查报告，毕业后留校任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
访谈对象：莫俊卿
访谈者：张龙翔
访谈时间：2016年9月6日
访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
在场者：宝阿咪丽
录入整理：宝阿咪丽、周甫翰
[张龙翔按]：莫俊卿先生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当年莫先生29岁入学，是班级里面年纪最大的，所以其他同学都称他为老大哥，正是由于他阅历丰富，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他被任命为广西柳州、桂林分组的领队，带队到地方进行调查工作。
我们采访到莫先生的时候，当年意气风发的老大哥已经变成了徐徐老人。莫先生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如今年事已高，记不清很多事情了，但是听到我们要采访他有关历史调查的事情，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采访之后，我们把采访稿的初稿交给他修改整理的时候，由于老先生不会用电脑，他就用钢笔一点一点地修改，在整个过程中更是几易其稿，当我们认为稿子修改到可以的地步时，莫先生还是要反复的思量校订，这种一丝不苟的学者精神很是值得今天的年轻学生学习。
张：听了动员报告，你就被分到广西调查组了，我们就详谈广西调查组吧！
莫：好的。当时同时被调来广西组的还有本院历史系、政治系、研究部、文物室的师生、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混合组织在一起，前往广西加入“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进行了一年半的工作。约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首先被分配到由12人：莫俊卿、韦文宣、严英俊（女）、沈端发、任崇岳（以上为民族学院历史系学生）、何谊（女，民语系毕业生）、王天奖（北大研究生）、徐萱玲（女，北大历史系本科生）、谈琪（广西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李伟信（云大历史系毕业生）、张介文（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唐兆民（广西调查组老专家）等组成的调查组。后来这个组里最初还有宋兆麟（北京大学历史系），到罗城后，没几天他就奉调到别的一个调查组去了。县委统战部又派来两人组成的“仫佬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我被指定为小组长。在北京时，好像由杨成志教授当组长。副组长哪个忘了，队伍中有石钟健教授。我们到广西后，全部归属于广西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领导了。我们从北京去这个组啊，后来分开了。也仅剩一部分在了。我们的党支部改属由广西民委组成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领导。
张：民委这个组的头头是谁啊？
莫：这个组，哎哟，这个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是个侗族的。
张：哦，是个侗族。
莫：这个侗族的同志是广西民委办公室的主任，不是民委主任。广西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副组长，负责日常工作的实际领导人叫做黄钰。他是个龙胜县的瑶族。解放初成立了龙胜县，他是副县长之一。把他调来当副组长，组长是广西政协副主任，叫陈什么，我忘了，也是个学者，是个教授，广西一个民主党派的头头。
张：有点来历。
莫：有点来历。广西民族学院的一个院长，还是副院长，也是当副组长。我们这些人都是调查组之下的小组长。
张：队伍很庞大。
莫：很庞大，总人数多达百数十人，我去后被选为党支部的委员。
张：您负责哪个组，哪个民族呢？
莫：第一阶段我任仫佬族调查组组长，兼管调查毛南族的调查工作。（由唐兆民等二人前去调查写调查报告，我也去过短期的）
张：当时你们都自己背着行李走路吗？
莫：是的。不论你是教授、老师还是学生，每个人一出门都背着自己的行李。背包及自己的洗涮、穿戴、睡觉等一切用品都是自己背带着。晚上如果是在县镇机关，就借用当地机关食堂、礼堂；如果到农村，就在农民堂屋，或者临时腾出的空地，男女分开打地铺睡觉，一切用具包括床上一切用具，都是自己带来的。
张：那就请谈谈你们是怎样从南宁到罗城县农民家里落户搞“三同”，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吧？
莫：从南宁到宜山，当时已有火车坐，没有什么谈的。我们是到宜山下车。马路还没有通到罗城呢。虽然当时已经开工了，但是还没有竣工，我们就只好走小路。在宜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叫大家起床，吃早点，然后各人就背起行李上路。沿着河边走，还是平地的，大家有说有笑的。不久，就开始上山了，沿着山坡小道走。我们一行人上山，爬山坡。当地天气多变，有时被雨淋，有时冒着火热的太阳晒，好辛苦呵！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从中央民院去的有我、韦文宣（广西壮族，后来当民大《学报》主编，今已去世）等，还有民院政治系，语文系的同学，还有广西师大毕业生、云南大学毕业生。年龄最大的是唐兆民老师（他当时已有50岁左右，曾经当过广西桂岺师范学校校长，当时算是老知识分子了）。从北大来的那几位同学，宋兆麟是当头的，其中有个年纪最小，生得很娇嫩的一个女同学徐萱玲（后来与宋结婚）在山顶上走不动而哭起来了，搞得我们很着急。怎么办？我就向大家建议：就地休息一会，然后大家就在山坡一棵大树底下把背包放下来，就地睡一觉。她就睡了半小时，我一直不敢合眼，大概过了2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就叫大家：“醒了啊，咱们走！不然晚上半夜在山上怎么过？”这个女孩呢，哭了以后起来擦擦脸，身体好了一点又背着背包走。在路上，同志们发扬了互助精神，身体强壮的帮着身体瘦弱的同志拿东西或者背行李，好像宋兆麟同志替她背了一半行李。一直走到天黑才到县城。虽然说天黑了，但是县长、副县长、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在罗城。我们又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在本地调查，一个组跟徐仁瑶到金秀搞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去了。
张：来迎接你们了。招待你们吃饭吗？
莫：不仅招待，可说是特殊的招待。中央派来的人啊，开玩笑。他们真的这么说：中央派来的调查组，要吃好饭啊，酒啊菜啊早就做好了放在那里等我们，一直等我们。县领导致欢迎辞后叫我“你讲两三句话”，我说不讲了，我也不能讲了，吃饭吧。吃完饭到农民家里落户，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地铺床睡觉，一觉起来。第二天，天一亮，就分配下去。
张：哦，在县城附近吗？怎么个“三同”呢？
莫：我们这个组到罗城来的主要目的是要全面调查仫佬族的社会历史。第二天，我们全组就在县城听取罗城县委统战部给我们介绍仫佬族在罗城县的分布状况及其最特点的村寨地点。然后我们就分成许多小组，分别下去蹲点，与农民“三同”，白天与农民一起到田间地里搞生产劳动，晚上召开座谈会和写调查报告。留一人（北大研究生王天奖）在县城档案局等单位翻阅抄写文献、历史、县志资料。下乡村的点很多，例如在县城附近的有大罗村（全部或大部分是仫佬族罗姓人家）石行乡大梧村的吴屯（吴姓仫佬族人户）、谢屯，四把乡的新村谢屯、覃村；还有下里乡、怀集乡山居村屯仫佬族村屯等等许多点面结合。一个点两三天不等，调查清楚一点，又换下一个点。我首先在大罗村，再到怀集，再到银村，并且经常到各点检查。此外，我还抽时间到环江县毛南族集中居住地区了解情况。
张：哦，白天得去参加劳动。
莫：得去参加劳动，跟当地农民一样去参加劳动。
张：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这个太累了。
莫：哦，是太累了些，休息、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张：作为北京的大学生，城市里成长起来的到那里去生活恐怕是很艰苦的，坚持不下来吧！
莫：很艰苦的，刚才我不是讲吗，徐萱玲，是最典型的。她是上海人，回来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小徐和老宋在广西就建立了感情。她回京后来和宋兆麟结婚，不久还生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大后去美国留学了。
张：那么一个上海长大的姑娘到了那么一个地方去三同劳动，他们干什么呀？
莫：劳动嘛，当时主要同农民一起，就到地里干活儿，男的跟男的一起干，女的跟女的一起干，锄地种红薯、芋头样样都干。出身于农村的同学好办，来自城市，没干过农活的，这道关是很难过的，很艰苦的。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我到各个落户点去检查时，问当地农民，我说：“我们这个调查组来你们这里搞‘三同’，特别下地干活，表现怎么样啊？吃得了苦吗？”他们说：“不好讲啊！”我进一步说：“请你们不要客气，实事求是地讲。”他们说：“大多数表现得很好，干活很勤快，吃得苦，耐得劳，与农民关系也很好！个别同学主观上也是努力的，可能由于缺乏农活知识，出点笑话也是有的。”我细问他们这个笑话怎么讲？他们说：“昨天我们与几位同学一起到地里去锄芋头苗，芋头苗刚刚长起来，那个小姑娘在锄草翻土的过程中，把芋头苗子连同杂草都锄光了。我们只好笑个不停。又不好当面讲她，怕她难过呗！我说：“对不起，我们是来向你们请教学习的，不但可以讲，而且你们要手把手地教我们干活，向我们讲知心话。”总的说来，我们这个组在罗城县同仫佬族农民关系搞得很好，劳动表现得也很好。刚来时大家的脸都是又白又黄，几天后大家都红光满面，手脚都是红彤彤的了。
张：那上山砍柴这个事去不去呀？
莫：我是去了，他们去没去我没有问，锄地我是问了。
张：当初那儿的社会治安还可以吧？
莫：社会治安可以，社会治安没有问题。可以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张：那就轻松多了。
莫：轻松多了，这个刚刚解放，毛主席领导尤其是地方政府民兵都搞得很好。
张：您作为壮族和这个仫佬族交流语言上有障碍吗？
莫：不行，虽然语法相同，但是语句、基本音、发音点不一样，刚开始去呢，不懂。但是从我来讲呢，去了两周以后可以听得懂，但不能交流。我讲的人家听不懂，他讲的我可以明白个大意，可以记录，因为仫佬语跟壮语相近，同属于一个语族，起源和初期发展都是相同的，后来才逐步分化为不同的语支，基本词语的发音都近似。连起来就听不懂，相处两周以后就慢慢听懂了一些，可以记录大意。韦文宣又比我强点，因为他老家（忻城县）跟罗城仫佬族更近。
张：你们的调查成果如何？
莫：呵！说起调查成果，我至今依然很自豪地告诉你们，成果很丰硕。当然，这不是说我们那几个人多么能干！而主要是说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真大，一切归功于党的英明伟大，归功于集体的力量。说实话，我们调查组的每个成员和被调查访问的各民族群众、老年知识分子和谐相处。每个调查点的群众住户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回到南宁后，调查组又重新找参加过调查的笔杆子较强的成员，来根据大家的报告、手抄文件、碑记、记录综合写成五篇正式的调查报告。有的篇章的编撰者写上了参加调查的全部成员的名字，如第二篇写十个人名字；有的只写综合整理人的名字，如第三篇只写整理人唐兆民；第四篇整理人唐兆民、韦文宣。其实这两篇的材料也是由大家调查得来的。后来，我们又把这五篇文章合订在一起，名曰《广西仫佬族社会历史调查》共50余万字。今存有1958年打印本，1985年铅印本，1986年8月间（记不大清楚）又调莫俊卿去对全书进行了批改，加注，然后交给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永存于国家档案馆和各个图书馆，民间的个人也可以购置。
访谈对象简介：
莫俊卿（1928—），壮族，广西融安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解放后曾任当地小学教员，校长，剿匪工作队队员，1951年考入中南民族学院，1956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广西调查组壮族、仡佬族调查分组负责人，撰有大量调查报告，毕业后留校任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长期从事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著有《壮侗语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岭外壮族汇考》（合著）等。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