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跨半世纪的三位日本女性的故事：婚姻、家庭和自我的选择
日本东京 视觉中国 图
“现在没有更多精力去经营婚姻，老了可能会后悔吧。”
“如果是能回到过去，一定不结婚，不生小孩。”
“丈夫去世后不久，我感觉人生差不多就这样了。”
三位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日本女性，面对亲密关系、婚姻和家庭，做出了迥然相异的选择，她们在挣扎与坚持中明晰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
纪子高中毕业不久后便结婚了，彼时恰逢日本经济泡沫膨胀，丈夫在企业工作，符合当时所盛传的三高择偶观——“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她在家做全职太太，一手撑起一家四口的生活起居。然而经历一系列变故，60多岁的纪子如今单身独居，在一家酒店兼职保洁以维持生计。
与纪子女儿的年纪差不多，佳代出生于平成元年（1989年），对伴侣的要求更接近于日本当代流行的“三低男”——低姿态、低风险、低束缚。从校园恋爱直接走向婚姻，佳代的情感生活顺风顺水，直到孩子出生，“他还是像往常那样，而我一直在牺牲。很多时候想逃离，难下决心”。
在外界目光中，由衣是一名法学精英，将踏入国会作为职业目标。还不到30岁，周围催婚的声音已经令她厌倦，即便如此，她也没有组建家庭的计划。“女性需要亲密关系，但不一定需要婚姻和家庭。”由衣说，她不排斥恋爱，但是不想被婚姻束缚住情感关系和时间支配。
“对于经济独立的女性而言，婚姻不是必需品，而是生活的加分项。女性对婚姻的要求提高了。但是很多男性还和过去一样传统，形成了错位。”日本女性学研究开创者上野千鹤子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男性和女性的观念不匹配，所以很少有男性能够很好地回应女性的期待。
“因为日本一直是父权制社会。无论哪个时代，女人都很苦。”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这样论述。在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女性被赋予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分工，这与时代变迁中的女性觉醒发生激烈的碰撞。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女性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嬗变，也深刻地影响到她们对于恋爱、婚姻、家庭的选择。
纪子、佳代、由衣对婚姻的期待不一，导向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些选择或许也是当代许多东亚女性正在直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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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家庭的姿态
时间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那时候经济景气，很多在企业上班的男性赚得多，意气风发，开车带女孩旅行、在高级餐厅请客吃饭、送礼物，单纯的女孩很容易倾心，我也是如此，20岁出头就结婚了，没有过正式工作，理所当然地做起了全职太太。”婚后的5年内，纪子便生了两个孩子，衣食无忧。
昭和时代的全职太太不仅做家务、育儿，还要负责照顾丈夫的父母。纪子每天的“待机”时间超过16个小时：从一早六七点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左右，在孩子和丈夫都入睡后，才是她真正休息的时候。“家庭成为我生活的全部重心，我也因此逐渐和朋友疏远，生活圈变得很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丈夫的高收入是纪子的安全感来源之一。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破裂，日本企业大幅裁员，纪子的丈夫也未能幸免，失业后用积蓄开了一家店。由此，纪子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既要顾家还要帮丈夫料理店里的琐事。
想到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都是这么过来的，纪子当时并未抱怨丈夫不分担家庭责任，“抱怨不会有改变，不必给彼此找麻烦。”而谈及现在的想法，纪子说，每个时代的观念不同，她不后悔为家庭付出，但不想让女儿像自己一样。
尽管丈夫不太管孩子，纪子仍然觉得一家人感情很好，让她心里很踏实。然而几年前，丈夫猝然去世，纪子觉得“家”这个意象瓦解了，“生活变成了一大片空白。”说起如何让生活充实，她很难列举出兴趣爱好，也不习惯使用电子产品，只是偶尔看电视打发时间。
对于纪子此前几十年的人生而言，家庭几乎是生活的全部，投身家庭也是默认选项。而佳代作为另一代人，拥抱的是一套新的家庭观念。“爱情很浪漫，但它只是婚姻的前提，组建家庭不是浪漫的事。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像是在选择合适的搭档一起创业。”佳代谈起家庭时，持一种异常理性的态度。
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佳代从小是资优生，考入东京知名学府读完研究生，在外企工作几年后辞职，跳槽到私塾做老师，帮助高考生升学，她认为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且需要持续精进的工作。但一说起家庭，她的语速就变慢了很多。
在大学校园中与学长相恋，毕业即结婚，感情生活没有给佳代带去太多困扰，直到30岁，夫妻俩开始讨论生育问题。“我们俩都觉得孩子不是非生不可，但希望尝试一下新的角色，拥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经历两年备孕，他们拥有了一个女儿。
成为母亲之后，佳代感受到人生观和价值观悄然改变。“我有了铠甲和软肋，变得更加珍惜生命，对人和事物的看法越来越深刻和包容，对事业也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佳代丈夫有4周陪产假，但他休了两周就提前返岗，频繁出差。“虽然请了婴儿保姆，育儿负担几乎全在妈妈身上，一个人很辛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可能健康，回头去看，只为自己负责的生活太轻松了。”佳代回忆道。
自孩子出生，佳代的压力与日俱增，由于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也不想把孩子完全交给婴儿保姆照顾，因此经常在家熬夜加班，她希望丈夫抽出更多精力投入家庭。而在她的丈夫看来，佳代的想法过于理想主义，最终可能导致事业和家庭两头受扰。
“养育孩子像是合伙干事业，创业失败可以宣告破产，而孩子不可能中途放弃，万不得已只能考虑单干或者换合伙人。”佳代每当情绪崩溃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她也知道，这么做要面临多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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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婚姻“不将就”
佳代怀念二人世界，那时候即使有矛盾，也能够很快沟通和解，而围绕育儿产生的分歧层出不穷，大多数时候找不到两全的方案。“孩子成了婚姻中的不确定因素，我们一直在做艰难的决定。”
佳代休完产假回归工作之后，育儿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她和丈夫的父母都不在东京，仅在逢年过节相聚。双方长辈的观念是，育儿是夫妻自己的事情，他们当年没有依靠父母，现在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没有义务为孩子的下一代继续付出。
于是，佳代夫妇请婴儿保姆到家里照顾孩子，按时计费，但不负责餐食。佳代每天5点多起床，准备好孩子的辅食，还要给丈夫及自己做午餐便当，甚至比昭和时代的纪子更加忙碌。虽然辛苦，佳代觉得勉强还能撑下去，而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委托的育儿服务机构不能保证长期派遣同一位保姆，除非支付高额佣金聘请专属保姆。
佳代在这件事上如此执着有她的原因。孩子在上学之前是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每一两个月就要接触一个新保姆，逼迫孩子从害怕、抗拒的心情过渡到接纳，这让作为母亲的佳代有深深的愧疚感。而长期的专属保姆不仅是花费高，还需要亲自考察和排队预约。佳代和丈夫商量过几次，两人意见不合，每一次都以争吵结束。
长久且无解的争吵带来的是对婚姻的疲惫感。“考虑过离婚吗？”面对这个问题，佳代没有直接回答，“心理上，我不害怕成为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经济上也有能力。但是一直还留有一丝希望，育儿问题应该可以找到两人都能接受的方案，只是谁愿意妥协更多。”
“过去的女人往往不得不忍受不满的婚姻生活。而现在的日本女性不再隐忍了，即使有了孩子也会离婚，即使孩子幼小也会离婚，即使知道会变得贫穷也想离婚。”上野千鹤子说，离婚的门槛大大降低了，不甘忍受不堪婚姻的情绪在女性群体中蔓延开来。
尽管女性对婚姻的“不将就”正成为一种趋势，但细究每个人的实际生活，问题更显复杂。比如佳代还没有想清楚“解除婚姻关系的后果是什么”，孩子的抚养、财产分配、未来是否组建新的家庭……离婚看似是快刀斩乱麻，也可能带来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
由衣已经想通，“幸福和困扰同时与婚姻相伴，以我目前的状况不适合结婚。”她毕业后通过层层选拔，得以进入一名参议员的事务所工作，4年多来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和公休日，也没有精力约会和恋爱。
由衣线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正值去年日本参议院选举前夕，她跟随的参议员不参与当届改选席位竞争，转而支援同党派的参议员候选人海老泽由纪——一名从滑雪运动员转型为政客，有两段婚姻和4个孩子的女性。由衣说，她不仅是作为党派同盟，也是以政界的女性同胞支持海老泽的竞选工作。
她佩服前辈能够兼顾竞选活动和陪伴孩子，“海老泽在一段日子里作为单身母亲经历了很多困难和痛苦，所以想要从政治源头上推动改革，而我也有这样的志向。”由衣的终极目标是国会议员，正在备考国会政策担当秘书资格考试，历年来的平均合格率仅4%—5%，其中女性考生极少，约占每年应考者总数的10%。
日本女性主义评论家斋藤美奈子说，我们这代人面临的选择是“当社长还是当社长夫人”，两种人都想当，于是在夹缝中踌躇犹豫。反观由衣，她早早做出了判断——“现在许多女性能够兼顾事业和家庭，很大程度需要得到爱人的支持。而我的工作性质可能比较特殊，如果结婚生子，要么我牺牲（个人利益）要么伴侣牺牲。我现在一个人过得不错，可以不结婚，或许人老了会变吧，会需要一个长期伴侣，但那是以后的事情。”
选择单身
“现在并非高学历的精英才有政治梦想，普通女性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变。这是一个许多人都立志成为政治家的时代。”由衣说，涉足政治的主要动力是改进育儿和女性支援政策。
在东京，像由衣这样对政治感兴趣的女性并不罕见。但是，由衣指出，女性从政的制度还没有完善起来，整体氛围依旧是男性更容易在选举中胜出，执政党自民党虽然一直强调女性活跃，在制度上根本没有任何推进，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日本女性议员的数量极少。
“我作为单身女性，有强烈的意愿想要推进‘女性活跃’，如果能改变日本社会，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在疫情期间，由衣还关注到了女性贫困问题，尤其是一些单身妈妈处境艰难，她认为女性就业支援和单身女性育儿支援都急需加强，也是她今后想要发力的方向之一。“一份固定的正式工作是单身女性生活质量的最强保障。”
对于做了几十年全职太太的纪子来说，在丈夫去世之前她从未做过一份正式工作，如今只有一笔金额不多的“遗孀养老金”。她不想依赖女儿的补贴生活，以非正式雇用的形式在神户一家酒店做保洁，一周工作6天，对于60多岁的老人来说并不轻松。
上野千鹤子表示，推动放宽雇用限制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以增加女性就业为傲，实际上增加的都是非正式雇用岗位。非正式雇员即使全职工作，年收入也不满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2万元），无法独立生活。
“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是贫困女性，内心暗暗希望能有足够的积蓄去山林里养老。一个人很寂寞，如果有人陪我去就好了，但丈夫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女儿们都有自己的家庭，那就我一个人平静地去世吧。”纪子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维持”，“如果有一天干不动（工作），可能会陷入真正的贫困。”
实际上，单身女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像由衣那样自己主动选择成为单身，也有不想单身却不得已而为之的人，比如纪子就是如此。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单身资源”——固定工作、固定收入，这将直接关系到养老问题。上野千鹤子说，遗憾的是在日本后者居多，现在日本52%的高龄单身女性是贫困者，由于长期处于无收入或低工资的非正规工作状态，晚年也会处于低养老金或无养老金的状态，这是日本女性养老的最大问题。
虽然养老还不是佳代这个年纪会考虑的事，新冠疫情曾激发她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受外力影响而阻断，如果没有伴侣，在情感需求方面是否需要选择其他人建立长久联系，又将如何维系。”她认为，意外随时发生，任何人都可能落入单身的状态。因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单身，都不应该被视作非主流的群体。“如何正视单身，如何过好单身生活，应该被广泛讨论。这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是每个人好好地为自己负责。”
“迄今为止，社会是以家庭为前提的。而我认为，如果社会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就很好。”上野千鹤子说，例如不依赖异性也能生儿育女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能得到政治支持就更好。
（纪子，佳代，由衣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