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道衡诞辰九十周年 | “他是中古文学领域的开拓者”
【编者按】
曹道衡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50多年，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十卷本的《曹道衡文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发书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所长撰写的《中古文学领域的开拓者——试述曹道衡先生的学术历程及其成就》一文（原载《文学评论》）以示纪念。
中古文学 ，约定俗成，一般是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不少研究者上挂下联，东汉以迄隋代，亦复多有论列者。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段文学的际遇遭逢是颇为不同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以及陶渊明等作家备受后人推崇，评价甚高；而像永明文学、宫体诗等却颇遭非议和指摘。有不少作家作品似乎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他们的存在；而有些作品如《文选》、《文心雕龙》等又是古今两大学术热点，成为显学。这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本应给予相应的阐释，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零乱，难以取得较大的进展。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相对处于沉寂荒漠的状态。唯其如此，本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从刘师培、鲁迅，到余冠英、王瑶，凡是在这一领域作出成就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首先都是从最基本的史料的钩沉索隐开始起步的。
继上述前辈学者之后，曹道衡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中古文学研究，在史料考释与整体建构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一
从195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从明末清初科举制度看〈儒林外史〉》到1964年的十年间，曹道衡先生主要参与了何其芳先生主持的《红楼梦》研究和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段落的编写工作。为配合这两项研究工作，他前后发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书评凡三十余篇，参与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的讨论。为此，涉及的研究范围上自《左传》、《战国策》，下至《红楼梦》、《儒林外史》，泛览群籍，贯通古今。这是曹道衡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一个收获的季节。《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是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引起时人的重视。在这十年间，曹道衡先生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出广博的知识储备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江淹及其作品》、《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初探》、《对刘勰世界观问题的商榷》、《关于〈文心雕龙 风骨篇〉的“骨”字》等论文，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吴云先生《陶学一百年》[ 吴云《陶学一百年》，载《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7期。]对曹道衡先生五、六十年代的陶渊明研究作了很高的评价 。周振甫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 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也对曹道衡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的重要论点作了介绍。但是，曹先生对自己的旧作筛选甚严，八十年代中期，编辑第一部论文集时，十年间的论文只选录三篇，不及这个时期全部论文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作者对于自己的学术追求有着非常严格标定。
然而，在以后的十余年间，正是他精力最充沛的年华，却像绝大多数学者一样，被无情地剥夺了研究的权力，留下一段令人叹惋的研究空白。1978年，他已年过五十，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个丰收的季节。“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曹先生淡漠于竞途，潜心于书斋，努力在学术研究上拓展新的境界。他深感六十年代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时对北朝文学研究的不足，发愤重读中古文学史料，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北朝文学的重要论文，如《试论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家考略》、《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等等，将过去被视为“文学作品几乎绝迹”的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横比较，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厘定了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代表着八十年代中古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些成果已经结集在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和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南北朝文学史》（与沈玉成先生合著）等论著中，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后者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一等奖。此外，就是对汉魏六朝辞赋和散文的探讨，其成果除十余篇重要的研究论文外，还有一部《汉魏六朝辞赋》[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专著，时常为学术界所论及。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曹道衡先生又以极大的研究热忱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南朝文学方面，集中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已经发表了十余万字的相关论文；第二，除对传统的诗文进行精深的研究之外，对于这个时期的小说作了系统的研究。第三，对于南北朝文学渊源和文化背景作了探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先生试图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深刻地总结中古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他强调指出，探讨南北朝文学的特点及其区别，“其根本的原因还应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中去探求。”譬如探讨北朝文学早期衰败的原因，《隋书 经籍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无不以为缘于地理的因素。也有人认为，北朝文学不发达是由于中原士人在“永嘉之乱”中都已南渡，甚至以为北朝士人“致力于经学”是其文学式微的根本原因。对此，曹道衡先生尖锐地指出，这些“都不过是任意的猜想，并无任何根据。事实证明，北方的崔、卢、李、郑等高门士族，在‘永嘉之乱’中仍留居家乡；北方也有许多风景胜地，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王维的许多山水诗名篇；‘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见北方亦绝非没有美女，其所以没有产生‘宫体诗’，更不是由于地理条件；至于北朝的经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也极稀少，当然绝不可能把文学的衰落归罪于经学的发达”。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风范，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其影响所及，就使得中古文学研究始终保持一种较高的学术品格。凡是读过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和《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 曹道衡《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中所收论文的读者，无不具有同感。此外，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文精选》对于中古文学中的散文优秀作品作了系统的整理，也体现了这种无徵不信的治学原则。
二
傅璇琮先生在为《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撰写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进展到现在，各种论点、说法已有不少，需要有人作一种科学归纳的工作，把能成立的、符合于文学史实际的，就作为定论肯定下来。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所必需做的学术积累的工作。这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应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往前开拓，能作为定论的点越多，就标志这一学术发展水平越高。我们相信，如果有人对中古文学研究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则道衡先生论著中可以作为科学结论而列入学术成果积累的，当居首列。”事实正是如此。1993年完成的拙稿《中古文学文献学》，其中引用曹先生的论文多达三十五篇。这些成果，曹道衡先生总是谦逊地称之为初步的推论，但是从目前的学术水准和资料占有情况看，很多是可以视之为相对稳定的结论的，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境界。
曹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从表面上看，多属于微观的研究。他的论文题目大多着眼于一个个具体的材料问题，即使是总体评价，也多从具体材料入手。但是读过若干篇论文之后，读者很快就可以发现，这些论文对于中古文学研究的意义，显然并非仅仅限于具体的结论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古文学研究的空间。
过去对于中古文学的研究，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到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主要集中在南朝文学，而且主要是对诗文的研究。近五十年，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学者从事着精深的研究，但是大多局限于某一个作家（如陶渊明、刘勰），或某一文学流派（如山水诗、宫体诗），或某种文体（如乐府诗、辞赋、骈文），缺少一种通观全局的研究气魄。近二十年，虽有雄心勃勃的学人试图创制这种这种通观全局的论著，但是缺少精深的专题研究作基础，便难免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捉襟见肘。处理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是决定一个学者研究水准的极为重要的因素。1995年，曹道衡先生在为拙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作序时这样写道：“大凡在学术上能做出某些贡献的人，都是能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才能发别人所未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 ，这样的见解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出的，他必须对某些方面有所专精，才能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底蕴，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因此，前人曾经说，为学要像金字塔，这就是既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又要有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这是曹先生一生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他对于中古文学领域既有全面的勘察，又有精深的开掘。魏晋文学，南朝的鲍照、江淹、谢脁，北方的十六国文学、北魏文学，隋代文学以及南北朝乐府民歌、汉魏六朝小说等研究领域，都留下了曹先生辛勤探索的汗水，为后来者划定了研究范围，也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当这些精深的专题研究联成一片之际，便呈现出别开生面的全新境界。《南北朝文学史》就是这样一部以若干专题作基础，全面系统地评价这个时期重要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学流派的重要成果。就其横断面而言，这是目前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专著。学术界盛称这种“在平实中创新”[ 《在平实中创新------〈南北朝文学史〉座谈会纪要》，《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的精深研究是曹先生对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研究古代文学的问题，其任务并不仅限于评价某些作品的优劣，而在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出为什么这个时期出现了这一流派和作品；那一时期又出现了那一流派的作品 ；甚至在同一时期里会出现几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文风发生变化、并为唐代文学的高度繁荣奠定基础的时代。这种重大变化的文化机缘在哪里？历史背景又是什么？近十年来，曹道衡先生一直思考着如何回答这些重要问题。新近出版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思考的初步结果。全书十章，纵论南北朝文风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汉魏学术思想的变迁，分别论述了南方与北方文化的传统及其形成的社会原因，涉及到秦汉以来的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作者游刃有余地统御着中古文学研究的两大关键：其一是通观汉魏文风的转变；其二是比较南北文风的异同。就其前者而言，作者指出：“在追溯到两汉和魏晋之间学风的变化时，笔者比较强调的是魏晋的学风和文学对两汉的继承关系，认为魏晋玄风的兴起是两汉以来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结果，崇尚老庄的风气，其起源几乎与今文经学的衰微及古文经学的兴起是同步的。”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是现今为止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渊源最为通达确切的见解。全书视野之开阔，论述之清晰，材料之繁富，见解之新颖，确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认识。这是曹道衡先生对于中古文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纵观二十世纪中古文学的研究历程，凡是在这一领域作出较大成就的，无不兼具文学、史学、经学的传统根柢，不仅具有一种疏理材料的硬功夫，读书有间，心细如发，而且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将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作整体的观照。诚如前引傅璇琮先生序言所说：前辈学者中“如刘师培、鲁迅、陈寅恪、唐长孺等，无不如此。在当今，我认为曹道衡先生即是继这些前辈学者，在中古文学研究中创获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三
曹道衡先生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与他早年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或有直接关系。他是清末礼学大师曹元弼的从曾孙，幼年在其舅潘景郑的指导下，从传统的小学入手，研习《说文》、《尔雅》。其后考入无锡国专历史系，师从著名学者童书业教授。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插班生，曹先生直接进入二年级学习，得到一代名师游国恩等教授的教诲，更是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在何其芳、余冠英等著名学者的直接指导下，由传统的小学、经学到现代史学，再到中国文学史，博涉旁通，脱略铅华，最后集中到中古文学研究领域。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学术背景，就使得曹先生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选题方面具有一种弘通的眼光。
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小题而大作，探微而知著。这样，许多问题才能说深说透，才不至于隔靴搔痒。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今人独得胸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再说乾嘉学派中第一流的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只不过在走了许多弯路以后又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罢了。譬如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的多数文章，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典范。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乍看起来仅仅是篇读书札记，仅仅论述了魏晋清谈时期的一个哲学命题，但是陈先生却能在所谓“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中极精辟地洞察了魏晋时代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与转化。如果再联系到中国七十年代末期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起初似乎也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最终却转化为政治变革的理论先声。经历了这场变革，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这种以小见大，一针见血的研究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曹道衡先生《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从两首＜折杨柳行＞看两晋间文人心态的变化》就明显地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谢惠连的《雪赋》与谢庄的《月赋》是南朝小赋的名篇。历来的文学史家多有论及。而曹先生不仅辨析了这两篇赋从“体物”向“缘情”转变过程中重要艺术价值，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历史缘由，包括作者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文坛风尚的转变等，具体而微，令人信服。乐府旧题《折杨柳行》，历代文人多有拟作，这里反映了哪些问题，以往的研究多语焉不详，曹先生却能从陆机和谢灵运的两首诗中辨析出两晋文人心态的变化。两人都出身于高门贵族，但是生活背景和在诗中反映的思想情绪却全然不同。陆、谢两人的这种思想差别，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特有的情况，而是代表着太康诗人和元嘉诗人的不同。太康诗人志在用世，而元嘉诗人则更多地关心个人的荣辱。这种心态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的形成与衰微、儒释道对士人的不同影响所致。这篇文章由两首《折杨柳行》入手，就象剥笋一样，层层剖析魏晋到南朝士人心态的变化，还纵论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视野颇为开阔。《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从文风与为人考察晋宋之际江州文人集团的形成与历史，他们与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的高门大族文人有明显的不同，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考察陶渊明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使读者对这样一个传统课题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再联系《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五章《南朝文风向各地的传播》，在作者心目中实际有其通盘的把握，这里他比较了江州、荆州、雍州和益州四大文化中心的文人构成情况，上溯秦汉，下至初唐，又不仅限于江州一隅。论题虽小，却展现了一个全景式的文化空间。
《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更是一篇重要的论文。曹先生根据赋中“越彼西旅，大犬是获”二句出于伪《古文尚书》的事实，从而判断作者贾岱宗并非如《初学记》所定为三国魏人，而应是北朝魏人；又由此考订出伪《古文尚书》在北魏时由山东一带的“平齐民”带入北方 ，从而纠正了《北齐书》、《北史》以及《隋书》等史书关于伪《古文尚书》要到北齐以后才流传到北朝的错误说法。其他如《关于裴子野诗文的几个问题》、《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等无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材料取舍追求一种平实的境界。
不以新材料取胜，而是在读人所常见书中得到新的见解，他戏称这是锻炼自己的“内功”。 《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 在考订作者生卒年的基础上，对于《冥祥记》的内容、史料价值和这部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所得的结论和推测在日本发现的三种观世音应验故事已经得到验证[ 参见孙昌武先生《关于王琰〈冥祥记〉的补充意见》，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在寻常材料中推出不同寻常的结论，这是曹道衡先生研治中古文学的过人之处。曹先生近十年研究《文选》，尽管《文选》版本新近发现了好几种，限于客观条件，借阅并不容易。曹先生不以为憾，更不刻意追新猎奇。他只是利用通常的版本作文章，探求《文选》编纂时间、分类标准、篇目次第、赋与乐府诗的收录、《文选》的注本与唐代诗学的关系等，见解平实，有许多见解与新发现的版本相合。曹先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对于材料的取舍，“不敢随便去采用别人已有的成果 ，总想在自己已经阅读了较多的第一手材料之后，才敢作出判断。”平心而论，中古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当寂寞的行当，投入产出很不合比例。在这里，几乎很少有可以改变学科面貌的新资料的发现，也不像后代那样需要用全力去搜求大量的不经见的材料。在有限的史料面前，“外功”几乎派不上用场。它只是需要长时间的内在功夫，沉浸其中，统摄熔铸，而没有其他捷径可供选择。在这里，急功近利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曹先生的这条治学经验对于年轻的学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
最近，我曾就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采访了曹道衡、罗宗强和徐公持先生[ 《分期、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其中一个问题是，读书治学，是超越别人难，还是超越自己难。窃以为，在具体问题上超越别人似乎不难，因为我们的选题和研究毕竟是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拓展，容易“后来居上”。但是，超越自己很难。我们时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有些学者，甚至是很知名的学者，在一个领域里长时间作研究，知识结构没有任何变化，研究观念日益老化，结果是越做越差。也有这样的学者，不断地变更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先秦到明清一路下来，移步换形，以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超越自己。其结果只是蜻蜓点水，解决不了多少实质问题。原因很简单，这只是在一个框架内、在一个水平上重复自己。这样的超越，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些略有名气的学者，本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成就，可惜不知藏拙，无限膨胀，以为自己处处都是行家里手，在许多领域随意发表意见，似乎涉及的领域很宽广，但是，这与前两种情形没有什么区别。
曹道衡先生令人敬佩的地方，其中一点就是守住自己的领域，几十年始终如一，紧紧围绕着中古文学这样一个领域从事研究，而且是越做越好，所以有的学者称之曰“老而弥坚”。这是很恰当的。
不论是对中古文学史料的阐释，还是总体的评价；不论是横向的探讨，还是纵向的溯源，曹先生总是试图提出新的问题，而且又总是能邃密扎实地提供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新途径。其所以如此，我想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就其显而易见的一点说，自然是根植于他的深厚的学养，厚积薄发，研几抉微。这道理，不言而喻。还有一个原因，往往容易为人忽略，即随时更新研究观念，绝不抱残守阙。早年努力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近二十年，对于研究领域的拓展，源于对文学评判观念的更新，而对于区域、文人集团的研究，更含有某种现代意识。平日，我们向他请教过程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向我们垂问最新研究动态。1997年我刚从美国访学归来，谈到国外对于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他非常敏锐地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尽管他自己没有办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却积极地鼓励我们及时跟踪最新动态，我最近撰写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 《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就是在曹先生的鼓励下完成的。这表现了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对于学术研究的高度敏锐性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时常为近世学者所推崇：“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具了解之同情”，我的理解，就是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背后，要让读者从中体会出一种别一样的意趣，并作进一步的思考。我读曹先生的论文，就时常感受到这种意趣和启迪。他总是谦逊地称自己不懂理论，但是，在近五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研究学问的路数。这路数，也就是研究学问的规范、研究学问的方法，具有一种内在的生机和活力。这种规范和方法不是哪一种生硬的理论所能规避，也不必视之为名山事业而让所有的人都去效法。但是我深信，正是这种看似最朴素 、最平实的探索，与那种纯粹的材料排比勘对区别开来，更与平庸和空洞俨然划清疆界，显示出一种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