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另类战争叙事中的“顺从”与……“抵抗”
一般战争史叙事中的大国政治、外交角逐再怎么风云诡异、变化莫测也不会令所有人都感到难堪，但是当迪克手持锋利的战争伦理手术刀，划破包裹在事件表层的那种貌似中立的历史叙事，划破蒙在胜利者与失败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脸上那层被固化的面谱，人们看到的是一幅搅拌无比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和异常沉重的道德拷问的图景，没有什么人可以逃避拷问。真实的人性和国家政治的丑陋暴露得如此彻底，迪克笔下的战争真相的确令人难堪。
因此，奈马克说，“迪克讲述的是具有启示性的‘战时故事’，极具讽刺意味，而故事里各国自私自利、虚伪的面孔，也不过是冰山一角”。极具讽刺意味的战争叙事，其实就是战争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欧洲人心灵史。阅读的结果是，“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欧洲和欧洲人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罪名全都怪到希特勒和纳粹的头上，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说的是，这样的历史我们恐怕也不陌生：没有经受住考验，然后轻而易举地忘却得干干净净。
迪克的战争史另类研究不是来自书斋中的冥想，而是源于他的真实经历。他生于匈牙利，二战后离开那里，到了法国继续求学，之后曾在德国工作，1956年移民美国。他在该书“前言”中讲述了他所认识的一个匈牙利英雄的故事。他姐姐的未婚夫贝拉在1944年平安夜的战斗中，被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党”武装分子杀害，他的组织的目标之一是救助那些受到死亡威胁的犹太人，直到2003年他还因此被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荣誉称号。但是迪克发现，贝拉他们的那次战斗还有另一个目的：想占领附近的一座报社大楼，希望在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的苏联红军打进来之前，自己创立一份宣传民主、自由和拒绝共产主义的报纸；而更为吊诡的是，后来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为了纪念他的牺牲，那条街道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因此他发现“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贝拉和他的同伴究竟是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另外，如何看待因抵抗运动而被迫做出牺牲的无辜平民？究竟有多少这种无辜的平民成为“附带伤害”的牺牲品？这种伤害又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本来这些是在战争中常见的问题，但是在战争史研究中常被忽略，似乎因为平民的生命与战争目标、国家叙事相比总是显得那么卑微，那么无足轻重。
更为敏感的是，在贝拉个人悲剧的背后，是匈牙利人的两个政府——亲纳粹的政府和在苏联红军支持下成立的政府，在日后的漫长历史中，关于谁是爱国者与卖国贼的评判总是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迪克在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发现“的确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为人称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接着又反抗德国人，后来又与其他法国人对抗，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去惩罚战争罪犯……”（“前言”）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使他产生撰写本书的念头，他承认贝拉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从未想过要效仿他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
在入侵战争中，“顺从”可能比“投降”好听一点，但是比“投降”更复杂和更普遍，迪克说这个词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他继续分析说，想在外国入侵者的军事占领中活下来，人们会自然地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无论合作还是抵抗都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导论”）。或许有读者会感到有点惊讶，抵抗当然有危险，为什么合作也危险呢？迪克解释说，很多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破坏列车运行，或者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同上）。无论如何，人们总会觉得顺从是更为保险的选择。
那么，究竟什么是“顺从”，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特征就不算是“顺从”？迪克的回答把人逼进了那种真实的生活语境之中，让人们认识到“顺从的本质和特征变化多端，界限也无定数”。比如，如果你在一个为德国生产枪械的工厂工作，能否说努力工作就是合作、干得很糟糕就是抵抗、中庸的就算顺从？（同上）其实，在沦陷区生活的平民必须工作才能活下去，而在占领军的统治下又有哪些工作不是有利于占领者巩固秩序、支援前线的呢？在这里区分谁卖力谁偷懒是否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呢？或许在我们熟悉的叙事话语中，反而能够从迪克对普遍顺从的分析中解脱出来：为敌人修路的民工心里充满反抗的怒火，他们故意磨洋工……但是，如何才能证明心里的怒火和故意？而且如何证明他们每天上工都是这样？另外，除了平民自己对“顺从”与否的选择之外，一个对平民负责任的原政府，是否有责任在撤退前对只能留在沦陷区的人发出符合他们生命利益的指示或建议？
迪克举了一个例子，在作为英国皇家属地的海峡群岛（主要包括根西岛和泽西岛），英国政府考虑到德国入侵已不可避免，于是在1940年6月指示岛上所有领袖实施“消极顺从”，结果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们做得兢兢业业。（54页）如何评判政府这种行为的性质？这样的顺从究竟对谁更有利？当然还有无数的生活中的真实事例，使人们无法对“顺从”的定义和性质下绝对的判断，但是必须承认在战争中平民的顺从是普遍的，也往往是他们无法选择或不选择的命运。
但是，这么说并不等于为顺从叫好，真正令人感到难堪的是在顺从与合作之间的界限是那样模糊不清，尤其是当这种性质模糊不清的行为所涉及的是他人无辜的生命的时候；更为令人难堪的是，在执行纳粹命令中，只要自己不那么积极就可以减轻对他人的伤害，但是很少人会往这方面做。迪克说在迫害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的行为中，真正有代表性的欧洲人就是那些告密的、积极参与抓捕的、时刻期待从被迫害者的死亡中获利的人，这样的欧洲人数以百万计，而那些真正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受迫害者的欧洲人究竟有多少？（241页） 在战后的法庭审判中，这么大的人群自然无法都受到合理的甄别和对待，更多是无法追究责任。只有很少人会被揭发和受到清算，如新的捷克民主政权下的审判，大部分涉案者不是重要的政界或商家人物，而是如在德占期曾经为了某些个人利益而揭发过邻居的那种普通人。这难道是对顺从与合作行为的合理界定和公正审判吗？
比“顺从”更为复杂的是“抵抗”。抵抗无疑是英雄的行为，但是对普通平民而言，“抵抗”能否上升为道德要求和考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在赞成与反对抵抗之间做出选择？更难以判断的是，它在实际语境中的复杂性（各种不同的动机、目的和结果等等）是否或如何对其英雄性质产生影响？迪克在书中告诉我们，抵抗的形态五花八门，抵抗的动机和结果也同样很复杂，他承认有很多问题难以回答。比如黑市虽然削弱了德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但也使穷人的生活更加困难；面包师要求加薪而罢工算不算抵抗行为？这种罢工对同胞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德国人；很多抵抗者同时也是合作者，如一个波兰警察上班的时候会去追捕藏匿的犹太人，但到了周末又与反纳粹的同伴见面，商议着要去炸掉一列德国军用火车（“导论”）。最有效的抵抗者往往需要掌握信息和资源，而这种人往往也是合作者。“可以肯定的是，时机很关键，前线战局的变化让合作者转为抵抗者，不过也有很多人其实是身兼两职。毕竟，如果你想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大型破坏，你得是一个深得德国人信任的法国铁路高层员工。”（同上）
对抵抗者来说，一个更残酷的拷问是，抵抗常常激起敌人屠杀平民的报复行为，从而招致平民在内心对抵抗者的害怕和怨恨。关于这个问题，战后的审判提供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例子。对纳粹占领军劫持和杀害人质，在审判中被认为是合法的，“理由是，劫持人质至少能降低游击队袭击占领军时附带的平民伤亡数。没有人质，军队复仇的渴望可能会威胁到全部人民。纽伦堡法庭只是围绕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当一名占领军被杀时，可以枪决多少人质，而法庭的表述是，不应该劫持‘太多’人质或处决‘太多人’”（210页）。听起来不是很残酷吗？而且对抵抗者的道德声誉是否会产生怀疑——因抵抗而招致敌人的有限度的报复行为竟然是合法的？在我们熟悉的文艺叙事中，敌人的报复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维护抵抗者形象的方式很简单也很有效——隐藏在人群中的游击队员勇敢地站出来，牺牲了自己却保护了村民。然而在现实中，怎样才能让人群中刚好有一个愿意挺身而出的抵抗者呢？“尽管抵抗运动有着这样那样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纽伦堡法庭认为，由于纳粹体系的极端残暴，暴力反抗德国占领者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同上）
如果从战争时期延伸到殖民统治，抵抗的问题同样存在，只是显得更为复杂。例如对日占时期的台湾人来说，在接受“同化”与反抗“同化”之间，“同床异梦”究竟是否也属于抵抗的一种策略方式？因为“同化”所带来的台湾近代化客观上对殖民者造成威胁和危险，经济、文化上的近代化也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诉求。台湾学者陈培丰认为，“他们对统治者的抵抗论述和策略，基本上都是立足在近代化思维的基础上”（《“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480页，麦田出版，2009年）。但是，他在结尾再三强调，指出这种历史景象并非用来为殖民者开脱罪责，而是“试图能够提出一套台湾人‘在场’的新历史解释框架—— 日治时期台湾的近代化成果，正是台湾人祖先在‘同化’统治的欺压下，付出心力和血泪，以巧妙、机灵且务实的方式抵抗统治者而得到的结果”（491页）。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抵抗不仅发生在战争暴力下，同时也发生在殖民同化与政治暴力的环境中，但是对其性质的认定当然就更为复杂。
在法西斯的政治暴力面前，不参与讴歌、不传播谎言，这就是在底线上的抵抗，虽然是以消极的方式。对于政治施暴者来说，不鼓掌不行礼就是无声的抵抗，而且是一种很鲜明的象征。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个人良知的重要性，正如在捷克现象学哲学家帕托什卡的著作中所展现的，在政治暴力下对责任与牺牲所作选择的内在驱动力就是个人良知，这是个人在蔑视人性、冷酷无情的权力宰制下维护生命意义和尊严的最后防线。但是现实语境的复杂使对良知的培育与呈现困难重重。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对此有过深刻的描述和分析，他特别强调的是在政治暴力体制下权力与特权对人性的巨大腐蚀性，莱维非常深刻地指出：“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29页）在这种暴力体制中，“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向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借此获得原本无法取得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最后，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他们的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奋力向他们看齐”（34页）。权力是诱饵，强迫性的压力则使人们不得不成为“他们”。莱维认为，“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10页）。更加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当莱维在140多所学校做大屠杀历史讲座的时候，他感到的忧虑是“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他感到了“不被倾听的危险”，感到重新出现纳粹疯狂的“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因此必须把与青年交谈作为自己的责任（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