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巴黎温州人的移民史

移民是西方社会学界的热门话题。欧美国家最头痛的问题就是移民，特朗普当选就是因为他的政策思想完全迎合美国中西部的许多白人想法。因为移民往往与恐怖主义、宗教、种族等联系在一起，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复杂性。

我在巴黎做调研时，发现在法国生活的人中有20%以上的人或是移民或有移民背景。法国有很多黑人，因为白人生育率低，有些人到非洲领养好几个黑人孩子。在巴黎，黑人、穆斯林人的生育力很强，一般都有六七个孩子。当然，这和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关，少儿津贴高，所以很多穆斯林找不到工作，生五六个孩子，有住房补贴、儿童补贴、失业补贴，光拿津贴就能生活下去。

巴黎左岸相对富有，右岸的93区、95区聚集了不少贫民。93区是黑人、穆斯林的聚居区，据说法国公司看到求职信件上的地址是93区，就原封不动地直接退回去或者根本不回复，因此法国的社会也是这样分裂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研究在法国的中国移民呢？

温州人移民研究的缘起

1988年，我硕士毕业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不时有一些小学同学来看我，找我喝酒吃饭，才知道他们在大红门一带做生意，那里聚集了不少温州人。读博士的时候我对导师陆学艺先生说，在北京南面离天安门五六公里的地方集聚着十几万的温州人。陆先生说这个事情要去好好研究，博士论文就做这个。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展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中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穿皮夹克，他们中有许多人做皮夹克生意，我跟着他们去采购皮料，观察他们生产制作，后来写就了题为《社会流动与社会转型》的博士论文。这本书出版以后，法国有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找我，并告诉我，巴黎也有很多温州人，邀请我去研究。1998年，我去了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当访问学者，在巴黎住半年。当时我关注的是：同样一批人，在不同的制度、政策下，行为会发生变化吗？如果会变，是怎么变的？是什么原因？如果没有变化，那又是什么原因？

温州人在巴黎，最先居住在巴黎三区庙街（Rue du Temple）一带。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很早就偷渡到巴黎，后来因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生活，就回国了。我在出国之前，找到他，请他介绍他的巴黎朋友给我。我到了巴黎不到两天，就去找他巴黎的朋友，说明来意后，他的朋友就把一间用三合板隔离出来的房间租给我，我就搬过去住那里，便于就近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社会交往。

第一次调研，我在法国待了半年，确实了解到很多法国巴黎温州人的事情。当时我关注的是，他们是如何融入这个社会？以什么方式融合？等问题。经常说温州人很团结，但是从内部来看，他们也有许多纠纷，甚至多勾心斗角，也有为争利益、争面子而大打出手，闹得满城风雨，惊动当地警察。但是在外部人看来，他们又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不仅相当团结，而且遍布全球，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即使与中国没有建交的地方也有温州人。

温州人号称敢为天下先，能吃苦耐劳，其实都是逼出来的。温州这个地方以前很穷，土地少，不像东北有广袤的黑土地，粮食生产量比较高，又是计划时代的宠儿。相反，温州地处对台前线，国家几乎没有项目安排在那里，除了常规的单位能提供少量工作外，当时就业是一个大问题，劳动力剩余严重，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找活干，找生存之道。好在温州靠海，海上交通便利，能够外出，再加上观念开放，商业观念比较浓厚。南宋时期，温州就有永嘉学派，与当时的程朱理学并立而存，永嘉学派又称为事功学派，主张士农工商皆平等，其土壤就是温州的商业文化。这样的商业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恶劣的生存条件，铸就了温州人敢于人先、敢闯天下的品性。

温州人的法国移民史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华侨在温州是很吃香的标志，移民海外成为一种时尚。当时，那些曾在海外待过多年、四五十岁还没有老婆的男人，回到温州娶老婆，都能娶到十七八岁的漂亮女性，让国内的男人羡慕不已。华侨回国探亲，给亲友送四五十块钱的礼金，成为轰动的事件，这进一步促使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出国，那些没有直接海外关系的人也千方百计找关系移民海外，一些本来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也辞职出国。其中去巴黎是重要的选项。

温州人较早开始了移民海外。清朝时，温州人先移民到日本，但关中大地震以后，日本人传播谣言说地震是移民带来的，因此很多朝鲜人、中国人被杀害，当时移民日本的温州人被杀害了不少，活下来的纷纷跑回，转向下南洋（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其中有一部分辗转来到法国。

巴黎的温州人中，还有一部分是一战留下来的中国劳工。一战的时候，北洋政府支持协约国派出十三万劳工，战争结束以后还剩下十一万。法国政府给参加战争的中国劳工每人几百大洋。这些劳工中，山东、安徽等地的基本都回到中国，因为一战以后，法国经济也不好，他们觉得家乡土地很多，可以拿着这笔钱回去购地当地主。但是温州土地少，回去无地可买，于是便有上千温州人留在了巴黎，他们当矿工，或者自己开餐馆等，找到谋生之路。由于欧洲先后发生两次战争，导致大批男人死亡，法国的性别比失衡，于是，留在法国的很多温州人都可以娶到法国女性，尽管有的在国内已经有老婆，但是远隔千山万水，他们也顾及不到这一点了。此外还有一部分早期通过俄罗斯去到法国的人。到上世纪50年代，虽然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但是走出去并不困难，又有几千人移民去了法国。当然，当前在法国的几十万温州人中，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去到那里的。

走出去的温州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来自温州贫困区域。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生存能力特别强，在社会学习中获得成长，他们占了移民很大比例。第二种是温州市区的“社会人士”。当年温州缺少就业机会，就出现一批在社会上游荡的人，他们后来积极参与“文革”的“武斗”，甚至有的还加入黑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有了出国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加大严打力度，这些人纷纷出国，寻找发展机会，有不少人去到巴黎。第三类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改革开放以后，出国是很时髦的事情，当时家里有华侨，作为侨属很有地位，吸引了不少已经抱着“金饭碗”的干部辞职出国。

温州人早期在巴黎，主要靠“三把刀”生存，即菜刀、剪刀、剃头刀。菜刀就是开餐馆，最早的餐馆名字叫永嘉餐馆；持剪刀者主要是从事服装、布料、皮包行业；剃头刀能谋生是因为在巴黎理发比较贵。

改革开放后，大批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法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各种名义偷渡到法国，当时的费用在12万元以上。他们或是亲友支持，或是从社会上借贷的，一般来说，到了法国，至少需要做五年左右的黑工才能还清这笔钱。然后再想办法成为合法劳工。当他们拿到居留证后，第一个念想就是自己开店当老板，一般在一两年时间内就能当上老板，然后开始追求成为华侨领袖，因为国内有政策，侨领回国很风光，能受到地方党政领导的接待，也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巴黎温州人中，曾为当侨团会长或副会长而打破血头。

强关系：温州人在巴黎生存的保障

上世纪8、90年代，巴黎的温州人主要从事服装皮包行业、餐饮业、杂货销售等。随着从业者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出现集聚，形成伏尔泰街（十一区）、美丽城、三区等三个集中活动的街区。较早到巴黎的温州人已经获得合法身份，成为老板，晚来的便在温州人圈内打黑工，主要是给早来的亲戚朋友打工。他们一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拿计件工资，挣的钱或还债，或存下来，没有其他消费。他们的下一代都说，父母这一辈像牛一样干活，像猪一样吃饭，像鸡一样睡觉。他们之所以如此玩命干活，目的就是能够拿到合法身份后当上老板，然后将国内的老婆、孩子和其他亲戚带出来。

从1975年开始，法国实行零移民政策，意思是不接受任何移民了。但是，移民关系是一个链条，并不是说法国政府想拒绝就能拒绝得了的，他们会通过这个链条，以各种方式来到法国。当然，法国在出台这样的移民政策的同时，也会受制于它所一直秉持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夫妻俩相隔异地太久、父母与子女分离等，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于是，法国就有了家庭团聚政策。在家庭团聚政策下，就会出现各种寻租行为，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单身的就赶快找个人结婚，没有孩子就从国内的亲戚家领养或者过继，通过各种方式把国内的人带到巴黎。

与此同时，法国渐渐地开始允许部分特殊行业招收特殊工种的工人，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人，比如中餐馆招厨师。我见到一个人通过招工、领养和请别人帮忙带的方式带出去400多位亲戚朋友，几乎把自己国内所有的亲戚都带到欧洲，包括结拜兄弟的孩子。现在他的亲戚朋友遍布整个欧洲，形成巨大的社会网络。还有在温州的一个村庄，绝大部分人口都在欧洲，国内只剩下五六十个老人，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地区有五六百人，每年在欧洲召开全村大会。温州有一个镇，国内只有几千人了，而有2万多人遍布世界各地，在镇学校的墙上挂着世界地图，标明各地的时间。因此，在法国的温州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不限于法国，而遍布欧洲，形成资源互补，比如意大利大赦，他们就都到意大利获取合法身份，再回法国工作，因为在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是流通的。实际上，绝大多数巴黎温州人是在法国实施零移民政策之后来到巴黎的，而不是之前，可以想见的是要限制甚至杜绝移民的来临，并不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适得其反。

由此可见，在这个移民关系网中温州人互相支持，互相利用。中国人讲人情不仅仅是人情，其中也有利益。当然，温州人在移民环境中，其一些看法和做法会有所变化，比如原先比较重视文化感情的，但是到了移民环境中，他们更重视实务，更秉持理性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温州人的老板之路

在巴黎刚开始当老板会面临资金短缺，但温州人自己有民间借贷，叫做抬会。温州人的抬会注重信用，靠的是熟人关系，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相似，因此不需要契约或借条，口头契约就可以。一个人想当老板募集资金，事先跟亲戚朋友打招呼，定个日子，在酒店里办几桌酒席，邀请五六十人，听取他的经商策划构想与资金需求，一般都是五六十万欧元。参加酒席的每个人会借1万欧元给他，收取利息，当然也有不需要利息的。温州人的抬会分干会与活会，干会是白借，不收利息，活会收取和银行利率差不多的利息。不同的是，银行贷款需要抵押，而抬会只需一桌酒席，当晚就可以获得五六十万，第二天当上老板。

抬会后，借款人在借钱的第二个月开始，每个月还一个人的借款，用50多个月时间还清，但越往后，利息越高。而还钱的顺序通过抽签决定，抽到几就是第几个收账，这其中既有市场规则，又有人情规则。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么多温州人都能当上老板的原因：从最开始洗脚上田到成为老板，靠的就是社会网络。老板越多钱越好借，形成累加效应，因此，在二三十年间出现很多温州老板。

1998年，温州人在巴黎主要从事中低档的服饰皮包行业和开餐馆。巴黎也有香港人的餐馆，大都是豪华的高档餐厅，而温州人主要针对中下阶层，因此1990年代，香港人在巴黎的地位比温州人高。后来温州人改做皮包，可那已是犹太人的天下，开始只能给犹太人加工。做了一段时间加工生意后，温州人积累了一定资产，就开始模仿犹太人的做法，在街上看见犹太人制作的皮包，买回来研究一下，就能制作相似的产品，市面上很快就有大量同款东西。当时犹太人已经法国化，周末休息，但温州人没有休假的概念，周末不停工，生产率极高。于是犹太人慢慢地感觉到，做中低档箱包，难以与温州人竞争，转向做高档的箱包，把原先的店铺转手给温州人，此后犹太人开始进军高档皮包，如LV等，由温州人进行代工。同时，温州人继续制作一些中低档皮包，运往非洲、中东甚至国内。

随着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市场形成恶性竞争，巴黎的温州人开始转向其他行业。特别是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带来新的商机，助他们由生产转向贸易。他们发现在国内生产产品比在巴黎便宜，于是，手中有一定资金的人就回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依托国内招商引资政策，在国内办厂从事生产加工，再运去巴黎销售。

巴黎温州人的变迁

1998年以后，我每隔几年都会去巴黎做点调查，看看温州人的变化。温州人由最开始的餐饮业到服饰皮包行业，再转向贸易行业，到现在有人开始购买、经营巴黎的报刊亭。首先地域上的转变是从市中心向郊区扩散，形成一片商贸城。在获得资金以后，出现居住与工作的分离，温州人也开始享受生活，住别墅，买豪车。

其次，当前形成了中国温州、法国巴黎、巴黎温州人这样的三重空间，三重空间不仅是三种地域，还是三种融合状态，更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空间。

最后，族群是具有优势的，移民必须要具有族群优势。这个优势来自自身特征，也与移出国的影响力相关。比如中东小国的影响力小，因此其移民族群优势就弱，在法国的社会地位就较低。

（以上内容选摘自作者5月24日在吉林大学发表的题为“温州人在巴黎：一个社会学的解释”演讲，由张传运整理，经作者审订。感谢微信公众号社会学吧提供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