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展细读｜浓缩的欧洲油画史（下）
原创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2023年1月17日至5月7日，上海博物馆首度联手英国国家美术馆，推出“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二个展览——“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展览通过52件大师杰作，为观众奉上一场视觉盛宴，讲述欧洲绘画的故事。
上期我们与大家一起细读了展览前五单元的内容，本期我们继续欣赏第六至第八单元，了解展览所呈现的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绘画的故事，并在文明对话间感受中国和欧洲艺术传统的相似与差异。
一个年轻人只有经历过意大利旅行，瞻仰过那里的古典遗迹和艺术杰作，才算完成了教育——17世纪就有英国人怀着这样的想法踏上旅程，到18世纪这终于成为社会共识，成千上万的英国富家子弟带着家人的叮嘱，在称职或不称职的“伴游导师”（Tutor）陪同下，启程汇入雅游（即壮游，Grand Tour）的洪流。雅游最初主要是英国青年前往意大利的教育旅行，但后来欧洲大陆人和美国人也都参加进来。雅游的内涵一直在变化，但在18世纪的雅游中，艺术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
*本画很可能是为纪念两兄弟启程游历欧洲而委托制作的。
《约翰·斯图亚特勋爵与其兄弟伯纳德·斯图亚特勋爵》
安东尼·凡·代克
约1638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典型的雅游路线是从英国多弗尔渡海至法国加莱，从那里换乘驿马车前往巴黎，向南经瑞士、萨伏伊一带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波河平原，随后前往威尼斯游历一段时间，再取道佛罗伦萨抵达旅行的目的地罗马。回程不走原路的，或经德国、荷兰再返回英国。通常完成一次这样的雅游要一年半左右时间，长的可达三年。早在17世纪，英国早期收藏艺术的一位重要人物，阿伦德尔勋爵（Earl of Arundel）就曾命建筑师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陪同他前往意大利考察艺术和建筑。至雅游大盛的18世纪，英国文艺名流普遍成行，其中不乏以伴游导师的身份，趁便旅行的。雅游经历成了谈论艺术的敲门砖，伦敦著名的古典艺术家和鉴赏家团体爱好者协会（Society of Dilettanti），其入会条件就是完成一次雅游。
雅游给艺术家带来了机会，本次参展的好几位艺术家都仰仗旅行者的订件为生。意大利画家卡纳莱托笔下的威尼斯运河风光令人赏心悦目，大受英国客户的欢迎，他后来索性移居伦敦，在那里画了十年风景；
《威尼斯：城堡区圣伯多禄圣殿》
卡纳莱托
18世纪30年代，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法国人韦尔内长年旅居罗马，向旅行者销售带有古典题材的海景画；
《有渔民的河流》
克劳德-约瑟夫·韦尔内
1751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威尼斯人巴托尼则是雅游时代最著名肖像画家之一。
《班克斯费的约翰·斯科特（？）肖像》
庞贝奥·吉罗拉莫·巴托尼
1774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18世纪也是英国画派蓬勃兴起的时期。自文艺复兴以来，英国惯于招引欧洲大陆的杰出艺术家前来服务，17世纪前期在位的英王查理一世热爱艺术，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查理一世身边围绕着一个鉴赏团体，研究者称之为“白厅圈子”（Whitehall Groupe），前文提到的阿伦德尔勋爵就是这个团体中颇具眼力的一位，这批鉴赏家手下还掌控着一群像伊尼戈·琼斯这样的行家里手，并经常把他们派往欧洲各地发掘艺术品。
在与欧洲大陆艺术的长期交往中，英国本土艺术家成长起来，他们效仿巴黎美术学院，于18世纪中期创立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其创院会员囊括了英国本土的优秀艺术家，本次参展的庚斯博罗就赫然在列。庚斯博罗是极富个性的肖像画大师，在温泉疗养胜地巴斯为人画了不少肖像，他的手法非常巧妙，不做过多的细节刻画，却让人感到很“像”，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首任院长约书亚·雷诺兹曾评价庚斯博罗的高超手法，认为他深谙“传神”的要诀，省略了不必要画出的地方，任凭观众的想象力去补充。
《拉尔夫·朔姆贝格医生》
托马斯·庚斯博罗
约1770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18世纪的英国艺术圈子颇有几分像中国明清的文人圈子，画家与学者之间过从甚密，一位名流时常有数位画家朋友为之画像，这让英国画家经常讨论谁画得更像以及什么是“像”。他们普遍意识到传神的秘诀不在于造型准确，而在于捕捉最能反映性格的瞬间，以及留有想象余地的表现手法。这类讨论提醒我们，再现从来就不是模仿现实，再现的本质其实就是表现。因为有这样的见识，英国肖像画达到了很高成就，这在两位苏格兰画家亨利·雷班爵士和大卫·威尔基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
《弓箭手》
亨利·雷班爵士
约1789-1790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跪在祈祷台上的年轻女子》
大卫·威尔基
1813年，桃花心木板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康斯特布尔的《干草车》曾让法国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深受启发，并为之改了自己的画。本次参展的《史特拉福磨坊》与《干草车》属于同期作品，天空高远清澈，充满光和大气的感觉。康斯特布尔笔下的风雨晴霁不是拼凑而成，而是完整的观察记录。
《史特拉福磨坊》
约翰·康斯特布尔
1820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晚些时候另一位英国画家约翰·拉斯金也用同样的精神观察风景，他首次记录了因工业污染而产生的一种暴雨云，还曾深入阿尔卑斯山长期考察，写下厚厚一卷书，那是画家论山的最佳著作之一。拉斯金对透纳推崇备至，赞扬后者的风景画不盲从自然却更加真实地体现了自然的精神。与这时期英国风景画的细致观察不同，法国画家柯罗追求的是风景的诗意。
《倾斜的树干》
让-巴蒂斯塔-卡米耶·柯罗
约1860-1865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19世纪艺术家热衷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画出户外的真实光效。因为户外光线非常明亮，传统绘画遇到外光一般都采用降调处理，把户外的色彩关系转换成室内的灰调子。德拉克洛瓦不满足于这种处理方式，想要发展出一套适于描绘户外光线的新的色彩体系。因为传统绘画一直把暗部处理为黑色，所以他从研究暗部的色彩开始找突破口。德拉克洛瓦的探索方向感召了一代青年画家，他们画了一幅《向德拉克洛瓦致敬》的群像表达敬意，马奈正是群像中的一员。
*画面中站立在德拉克洛瓦肖像右侧，并手插口袋的人物（画面右四）即为马奈。
《向德拉克洛瓦致敬》
亨利·方丹·拉图尔
1864年，布面油画
巴黎奥赛美术馆藏
*非本次展品
马奈的《咖啡厅演奏会的一角》是一幅色彩斑斓、阳光明媚的快乐的画，画中的主角是位特别能干的女招待，但整幅画的气氛才是真正的主题。马奈也有改革绘画的雄心，他借鉴17世纪荷兰大师哈尔斯的活泼笔触，放弃了结实的素描——那种效果只出现在室内侧光下，而处于户外强光照射下的形体，都会失去立体感，显得扁平。一边是得自知识和理解的素描造型，一边是得自观察和感受的形体表象，马奈抛弃了所知而选择了所见，这使他成为印象派的先驱。马奈沿着德拉克洛瓦的方向更进一步，他加强了对补色的研究，画中男子的蓝色衣服与啤酒杯及背景中的黄色相互强化，拉宽了画面的色域。
《咖啡厅演奏会的一角》
爱德华·马奈
约1878-1880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19世纪，现代工业颜料丰富了画家的调色板，取代了一些原先十分昂贵的矿物颜料，例如拉斐尔画中圣母衣服所用的群青，当时价比黄金，常常在合同中单独规定成色和用量，现在则被廉价的工业群青所替代。数百年来，由于制成的颜料不能长时间保存，只能在作画前准备，19世纪中期，管装颜料的发明结束了这一局面，颜料随用随取，画家现在可以背着轻便的画箱走出户外，随地作画，这有力推动了印象派画家的探索。
莫奈、雷诺阿、塞尚、高更和梵高等人先后都参加过青年画家联合展览会，展览会举办过八届，“印象派”这个名字即得自莫奈于首届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因此上述几位画家都曾被认为是印象派画家。印象派并无自己的宣言，画风也很不一致，只是早期多作风景写生，强调在户外完成画作，抛开所知，仅画所见，在画面上捕捉到所谓“视网膜印象”。为此，他们作画时严守光照条件，当光照条件变化时，他们就停笔，等光照条件恢复了再继续画。虽然组织上非常松散，但印象派画家怀抱理想、贫贱不移的早期经历，给后世留下了一幅感人的画面。
莫奈和雷诺阿晚年见到了自己的成功，塞尚、高更和梵高则一早离开了印象派——他们都不甘于仅描绘所见。塞尚继承家产后，退隐家乡埃克斯独自作画，他在世纪末被人重新发现，其雄伟坚实的风格迷住了他过去的同道们，本次展出的是他早期一张作品。
《画室中的火炉》
保罗·塞尚
约1865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梵高在巴黎经历了乌托邦的破灭，只身前往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燃烧生命的最后十年，成为我们时代的大师。《长草地与蝴蝶》是他罹患精神疾病，在圣雷米医院即将结束疗养时所作，画的正是医院的花园，梵高没有画出地平线，完全凭他标志性的笔触和漂亮的色彩支撑起画面，他的色彩极富表现力，热烈率直但并不简单，其复杂的黄-蓝、红-绿补色系统可以看作自马奈以来艺术家努力的成果。梵高像拉斐尔一样卒于37岁，他传奇的一生定义了现代艺术家的形象，其影响远远超乎艺术界。
《长草地与蝴蝶》
文森特·梵高
1890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高更受到原始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对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深恶痛绝，他曾尝试与梵高结伴作画，又前往荒凉的布列塔尼寻求世外桃源，末了他来到南太平洋的法属殖民地塔西提岛，最后死在岛上。
《窗前果盆和啤酒杯》
保罗·高更
可能作于1890年，布面油画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1910年，罗杰·弗莱在英国举办“马奈与后印象主义画家”展览，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把塞尚、高更和梵高归为一派，称他们是后印象主义画家。这三位艺术家站在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转折点，其中塞尚对后世的影响尤其巨大，被尊为“现代主义之父”。
绘画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冲动，但在大多数文明中，绘画一直停留在实用的层面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文明超越了实用性，视绘画为值得宝藏的精神价值，中国和欧洲恰都属于这样的文明。中国与欧洲对待绘画的态度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们都认为艺术性不在“画什么”而在“怎么画”；都不惜千金收藏画作，为之著录，并发展起颇为相近的鉴定传统；我们都崇敬画家，就连津津乐道的画家故事也如出一辙——天才的无师自通、惊人表演和自由不羁；我们也都通过绘画来窥探人性，陶冶情操，并留下连篇累牍的著作。每当想起中国和欧洲文明不约而同竟有如此相似的艺术传统，心中都不禁涌起一股惊奇感！欧洲画史群星闪耀，岂能遍数？观其大略，本次展览的52幅杰作已经足够。
*本文选编自《欧洲油画五百年：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简介》，有删节。作者：万木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上海博物馆编，《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
“对话世界”文物艺术系列大展系列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集》
上海博物馆 编
• 上海博物馆 •
编辑丨李宏洁
初审丨褚馨、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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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展细读｜浓缩的欧洲油画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