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的底端：华尔街的入职培训

【编者按】

为什么来自政府和各行业的掌权者要依靠金融家来解决自己搞砸的事情？为什么逃避监管和引发危机是华尔街“聪明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什么现今金融市场自诩为普通民众的金融市场？

何柔宛（Ho Karen），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她描述了投行文化的脆弱和矛盾所在，通过访谈压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佣的毕业生、经验丰富的投行董事与总经理，试图揭示华尔街文化的整体图景。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二章《华尔街的入职培训：剥削、授权和努力工作的政治学》，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1990年代后期，约瑟·蔡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纽约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后，他决定进入帝杰证券这家投行。他在律所工作时就非常羡慕投行家，因为别人曾经告诉他，在华尔街“是你告诉企业律师做什么，并且能够赚取更多的钱”，他当时有一种终于梦想成真的感觉。当他和一群刚毕业的MBA学生一起进入帝杰证券时，约瑟·蔡跑去购物，精心装扮了自己的衣橱，从暗淡的企业律师装扮转变到他想象中的投行中层经理（等级高于分析师，但低于副总裁）应有的装束。受戈登·盖柯启发，他第一天出现时穿了吊带裤。他对我说：

我觉得头几周我穿吊带裤时，人们都会看我一眼，然后我就想，“好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随后我注意到，职位低的人不穿吊带裤。看起来只有董事总经理才穿吊带裤之类的东西。有人向我解释道，你不应该穿吊带裤，因为看起来你花了太多时间修饰你的外表，你本应该努力工作的。你不应该浪费早上的时间穿吊带裤。另外，你应该在任何时候都看起来非常职业化，特别是在见客户的时候……你应该穿得好看，但不是过度修饰。

像蔡一样，刚被提升为经理的摩根大通企业并购部分析师安东尼·约翰逊描述道，许多年轻的分析师刚到华尔街的时候“穿着过于隆重……你会认为他们是董事总经理”，然而一周内，他们就会意识到“分析师是绝对没有理由戴劳力士的”。正如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凯特·米勒所说：“分析师认为他们将要在华尔街工作，成为前途无量的投行家。他们误以为自己将过上曼哈顿上流社会的生活，得了吧，他们不过位于图腾柱的底端，会经历：被彻底剥削两年——憎恨这样的生活——去商学院读书——两年多后再回来——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的循环。”

那些从精英本科学校和专业院校毕业的访谈对象通常期待着毕业后就可以享受乘着飞机到处旅游、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然而这种想法立刻就被高强度的艰苦工作改变了，这种工作强度足以改变他们的原有观念，使其重新认识到成为金融资本世界中的成功者意味着什么。我的大多数访谈对象最初都被华尔街的巨大工作量震撼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开始声称努力工作是荣誉和杰出的勋章。重要的是，努力工作逐渐被理解为消除不平等的区隔的解决方案，以及名声显赫的投行家们的象征，这些银行家也同样试图成为全球范围内金钱精英制度中无人盯防的专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的大多数工人们，华尔街精英们依旧感受到努力工作、货币回报及向上流动的紧密关联——尽管这一联系严重依赖于名校、社交网络和崇尚聪明的文化。通过对华尔街核心价值观“聪明”和“努力工作”的分析，再加上对华尔街投行组织文化的深入检视，我们可以以民族志的方式深入洞察华尔街究竟是如何重塑美国企业、金融市场以及在美国工作的实质的。

几乎每一个投资银行都有一套精心制作的、针对大学和MBA应届毕业生的入职培训和介绍项目。在秋季工作正式开始前，分析师们通过长达一个月的金融训练课程开启华尔街的生活，这些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非金融专业的学生更好地适应金融计算的强度（MBA应届毕业生一般不用参加这些课程，因为他们已经被认为是投行业内人士）。他们经过课堂测验、完成作业，并且按照表现排名。由于一些投行并没有确定将这些应届毕业生分配到哪些具体部门，因此在最开始的几周内，毕业生们必须拼命抢夺好的部门。在一些情况下，金融培训课程中表现出色的分析师会被声名显赫的部门所追捧。在第一个月中，分析师将再度经历面试和测试。我的一些访谈对象开玩笑地说，甚至在正式工作开始前，他们就常常在培训室里熬夜到凌晨2点，努力准备各种就职面试和笔试。从一开始，分析师就适应了不稳定和竞争性的文化，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必须快马加鞭。

长达一个月的培训期之后迎来的是入职介绍，通常是三到四天的异地会议和团队建设狂欢会，使得这些新的分析师和MBA开始融入企业的“文化”中：人事、工作环境、历史、内部组织结构和银行的思维模式。尽管培训的气氛是既残酷又令人头晕眼花的，但在入职介绍中，这些新雇员是被正式欢迎的，银行给予他们皇室般的待遇。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技术官、部门负责人以及董事总经理们都“从他们日理万机的行程中拨冗”，参加聚会并给予导引性的演讲，从而揭晓新一年的业务目标和主题。高级管理人员用公司的“核心价值”、战略和自我介绍轰炸热心听众们。当我参加美国信孚银行在1996年秋季举行的介绍会时，“聪明”、“全球化”、“金钱”、“奋斗”、“关系”和“技术实力”的主题几乎弥漫在每一个演讲之中。新员工被反复称赞为百里挑一的精英，被告知他们一开始就能进入这家全球性的公司是多么幸运，在这里金钱、智慧和机会可以自由流动。墙上挂着巨大的地图，彰显着该公司的全球影响力（范围）。演讲嘉宾包括信孚银行拉丁美洲区私人银行的首脑和亚洲业务部主管。新入职雇员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团队建设训练上，参加体育活动，与高层社交；在夜间，开放的酒吧，流动的盛宴和乐队，方便他们与高官们进一步小酌清谈。

入职介绍的第一天通常以众人无精打采地坐下来吃早餐为开端。接着，一个30多岁的白人男性董事总经理（许多人认为他即将成为银行的主席）走上讲台，并在房间里大喊，“给我钱！”“你将会赚到比你梦寐以求更多的钱。”他这样告诉新入职的MBA学生们，于是观众都站起来，挥舞着拳头，欢呼雀跃。“但是，仔细想想，”他接着说，“你们中的一些人如果在麦当劳煎汉堡会挣得更多。如果你不含奖金的年薪为5万，并且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其实就相当于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下。”听众们窃笑起来，尽管他们听懂了这个笑话。在这里，永远都是有报偿的。引用华尔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故事，他回忆起“我们是如何挣得比你们挥舞魔杖那样还要多”，并保证说这家新成立的投行一定会让金钱像以前一样涌入。

一开始，我惊讶于华尔街人坦率地认识到他们对分析师（和许多经理们）的剥削，并且敢于以此自嘲。后来我意识到，最初两年经常每周工作至少100小时不仅是稀松平常的，更是被广泛接受的，甚至被吹捧为投行工作中颇具吸引力的部分。当我1996年7月开始在信孚银行工作时（并且贯穿我田野工作始末），我开始亲身感受到了努力工作、聪明的文化是如何与精英主义、隔离政治密切合作的。例如，在和大约30名应届毕业生共同参加的、为期六周的“GFMTP”（全球金融管理培训计划）过程中，我从第一天就明显察觉到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因为对员工的筛选和分类已经开始了。转瞬间，我和其他三个来自普林斯顿或哈佛大学的内部管理顾问，已经被其他培训生打上“聪明人”的标签，其他培训生大多毕业于公立学校或是“二流”私立学校，例如，利哈伊大学，纽约州立宾厄姆顿大学，纽约大学，科尔盖特大学和罗格斯大学。我有些尴尬，因此不断提醒我的同事们，我的金融知识和他们相比简直苍白得可怕，他们足以当我的老师。我们培训项目中二等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占多数，因此这一情况使我误以为信孚银行正在消除这个旧有的区隔。结果我错了。

开始时，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就在不同楼层中还有一个平行的培训班，叫做“全球企业金融培训计划”（GCFTP）。在这个项目中，所有的培训生都来自沃顿、普林斯顿、哈佛、杜克、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这些学校都被我在GFMTP项目中的朋友称为“你们那类学校”。此外，除了我们四个内部管理顾问，GFMTP组中的每个人都被分配成“后台”工作人员了（尽管也是管理岗位），然而“精英”组中的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企业金融组，成为“前台”投行家。他们有更精致的食物、更优越的后勤服务，更有一个专门的脸书（Facebook）主页，上面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出身和个人经历，附有高清的个人照片。正是在那一刻，GFMTP成员意识到，不仅有我的存在，更有整个“精英集团”的存在，他们发现我们和他们正在驶入不同的人生轨道，获得不平等的职位。他们刚毕业就在纽约的跨国投行找到一份工作的期望与激动，全都讽刺性地化为泡影。尽管我不断地贬低自己，并且表现得很不称职，我的同事们却认为我是真正的华尔街人。当与我同时培训的人被分配到名望较低、薪水较少的银行部门时，不平等的标签和分类的全部负荷都压在他们身上。从那时开始，我GFMTP的朋友们就会早回家，因为他们意识到，就算他们再怎么在6点之后加班，再怎么积极表现，他们都始终被排除在“前台”岗位之外：对他们而言，努力工作已经和晋升、奖金再无关系。带着一种悔恨和抗拒的混合心情，他们开始讲述GCFTP和我将如何通宵达旦地为公司干活的故事，而他们则可拥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训练结束后，除了早有计划的聚会，我很少碰到同期的培训生。这并不是偶然，它反映出建立在华尔街的非常结构和精神之上的、隔离的文化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