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1922年部分史实考订
由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作为记录齐白石生平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权威性一直得到极大认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石老人自述》对齐白石在这四年期间部分经历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2010年，北京画院将所藏齐白石手稿公开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比较完整的日记手稿。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点滴的私人笔记，齐白石日记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齐白石
1919——1922年是齐白石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由于家乡连年兵乱、土匪横行，齐白石非常无奈地认识到“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1919年阴历三月初，他生平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他是要“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这四年间，齐白石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娶了胡宝珠为副室，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良迟；他结识了梅兰芳、胡南湖等众多京城文化名流与政界达人，并得到他们的热情赏识与鼎力支持；他的画作赴日本参加展览大获成功，由此声誉日隆，“海国都知老画家”。
一方面，短短四年里，齐白石竟然在北京搬了九次家，还有数次带着行李辗转求租而不得入住的尴尬经历；而他在北京、湘潭茹家冲老家之间往返奔波，更是多达十三次。用“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来形容他这期间的生活状态毫不为过。另一方面，他毅然践行“衰年变法”并开始见到明显成效，为后来一跃成为世界艺术巨匠奠定了坚实基础。齐白石在这四年里的人生大事“密度”之大，超过他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时段。
由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作为记录齐白石生平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权威性一直得到极大认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石老人自述》对齐白石在这四年期间部分经历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白石老人自述》目前有多个版本。其中，国内较早出版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10月版，名为《白石老人自传》。在此之前，香港上海书局曾于1961年9月推出《齐白石诗文篆刻集》，其中载有《白石老人自述》一文。香港版虽然面世较早，但内容有大量删节，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基本上接近原文（略有删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此书，皆定名为《白石老人自述》，且均以1961年香港版为底本，除删减部分外，所保留的内容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大体上没有出入。近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为底本，重新推出此书，且将后者所删文字补全，并将书名定为《白石老人自述》，这是目前所见最为接近原稿的本子。
有关齐白石的传记，目前出版的也有多种，相关研究文章则难以计数。这些传记和研究文章在涉及齐白石身世、经历的叙述上，大抵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白石老人自传》或各种版本的《白石老人自述》为主要依据（为行文便利，本文以下统一简称《自述》）。
2010年，北京画院将所藏齐白石手稿公开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比较完整的日记手稿。由于《自述》是从1933年开始断断续续进行口述、笔录的，整个过程跨越十多年，许多内容甚至记录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方面，齐白石年事已高，记忆难免失真；另一方面，《自述》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公开出版而撰写的，考虑到人情世故、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口述时难免有所取舍，甚至“曲笔”。与之相比，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点滴的私人笔记，齐白石日记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一、齐白石1919—1922年在京居所
《自述》对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在北京多次迁居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地址，齐白石确实住过，但也有个别实际上并没有住过；至于齐白石入住这些地点的先后时间顺序，则被彻底打乱了。
先将《自述》里的相关内容引述如下。由于《自述》是以齐白石向张次溪口述的形式进行的，文中偶尔会出现齐白石与张次溪对话的口吻，以及张次溪的按语。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她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将来京布置，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这是我在北京正式租房的第一次。……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灯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戏题一诗：
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
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灯庵。
刚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我当时作了一首诗：
石灯庵里胆惶惶，帅府园间竹叶香。
不有郭家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
战事没有几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灯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从早到晚，鸡啼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我早想另迁他处。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战事停止后，我们全家，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昼夜不断，比石灯庵更加嘈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迤南三道栅栏六号……记得你我相识，是我住在石灯庵的时候。（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随先君同到石灯庵去的，时年十二岁。）
先看1919年的部分。经笔者考证，1919年秋，齐白石并未“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查对齐白石《己未日记》手稿，证实齐白石从1919年阴历三月四日到京后，直到阴历九月十三日起程返回湖南，其间一直住在法源寺，从未提及搬迁，也无租赁住房之事。关于这一年齐白石在京住所，《己未日记》有多处明确记载。
（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
题公园图记：……己未七月九日，白石老人居法源寺，时槐花正开。
（七月廿二日至闰七月初二期间记）……昔赵无闷尝居京华，喜刻印。……己未七月十有七日，湘潭齐璜时寄萍法源寺。
关于齐白石在《己未日记》里记录日期用的是阴历还是阳历，这里简单补充几句。齐白石在《己未日记》里多处记录了他将现洋交与杨度（日记中多称作“虎公”）存款生息的情况，每次交银，杨度打收条（日记中称“批折”），收条上注明日期。比如：
（七月）廿二日得家书，借山平安，甚喜。……是夜之虎公处，又交去现洋壹百元。伊批折云：八月十七收濒生交来洋壹百元。
（闰七月）补前十七日，交洋一百元与虎公。伊批云：九月十一日收濒生交来洋一百元。
八月初五……交虎（公）洋一百，批云：九（月）廿二收濒生交来洋一百元。
查万年历，1919年阴历七月廿二日正是阳历8月17日，由此可知，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记录日期用的是阴历，而杨度在存款收条上使用的是阳历。后两则记录中，阴历闰七月十七日应是阳历9月10日，阴历八月初五应是阳历9月28日，齐白石所记均小有出入，应该是笔误所致。本文所叙及日期，如非特别说明，均为阴历。
由前述引文可知，截至1919年阴历七月十七日，齐白石一直住在法源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七月十七日之后，齐白石有没有可能另外租房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齐白石对于搬家之事非常在意，查阅他的《庚申日记并杂作》可以发现，甚至连暂时住一两天的地方，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记录，而《己未日记》中却完全没有七月十七日之后租房的任何记录。
其次，齐白石对于银钱往来一向都非常在意，在日记和各种杂记中记载十分详细。《己未日记》中除上述法源寺佃房费用外，尚有大量关于银钱往来的记录，有的仅涉及两块银圆，也记录无遗，但却没有一条涉及“龙泉寺租房”费用支出的。
如果真有“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之事，因其必然涉及银钱，齐白石不可能不在日记中记下此事。
更为重要的是，自八月中旬起，齐白石就在筹划回湘潭的事，而直到齐白石离京返湘的九月十三日当日，齐白石到了火车站以后，胡宝珠才由胡南湖送到齐白石身边（后文将要述及），与其一起乘火车去湖南老家。那么，在离京之前的这段时间，独居，且素来非常节俭的齐白石有什么必要另租新居呢？
笔者根据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日记手稿，整理出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情况如下：
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
由此可知，齐白石1920年先后住了五个地方，其中涉及庙产的只有一处，即当年七月初九日迁入的顺治门内象坊桥观音寺。可见，《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所写的由龙泉寺迁石灯庵之事，并不存在。龙泉寺从来就没住过，入住石灯庵不是在1920年，而是在1921年阴历十月廿七日以后。不是从石灯庵搬到观音寺，而是从观音寺搬到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再搬到石灯庵。在观音寺住的时间不是“不到一个月”，而是有一年零三个多月。住到观音寺这个新址，也不是胡宝珠托人找的，因为此时胡宝珠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湖南湘潭（后文将要述及）。
《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写道:“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给人一种印象：齐白石1920年再次来京后，所谓“龙泉寺的住房”仍保留着，只是因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才搬迁的。实际上，齐白石1920年年初来京时根本没有地方可住，他当时下了火车就随身带着行李，辗转求租住处，连续奔波八九天都没有一个安稳落脚的地方，简直是其苦万状，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二月）廿二辰刻到京。至法源寺无房可居，即移南湖春雪楼，亦无处置榻两宿。再迁米市胡同四十四号门牌。余先不知此处属公事所，即将迁出。
廿三日，之法源寺相调房间未得。
廿四日，偕马吉皆去象坊桥观音寺佃房间，未妥。午后将行李暂移米市胡同。
廿五日，会朋友及问佃房间事及儿辈入学堂事。
……
三月初一日，余迁于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五爷家居焉。此处余可过暑月，初来似清静。熙宝臣欲聘余往，郭五代为暂谢，约以少迟可矣。
如果齐白石此前租过所谓“龙泉寺的住房”，且此时仍可居住，那么齐白石大可以从容不迫地搬迁，而不至于这般狼狈。
《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提到齐白石写的与石灯庵有关的两首诗，实际上都不是写于这一年，而是写于1922年闰五月廿七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齐白石写道：
又得石灯庵题壁诗二首：
心出家时痴且顽，燕脂铺地作蒲团。
即空即色终身误，一笑天花著阿难。
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
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灯庵。
值得注意的是，齐白石在这里写到“法源寺徙龙泉寺”，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龙泉寺住过，前文已述。这里的“龙泉寺”应是“观音寺”之误。
齐白石在法源寺之后住过的第二个庙宇是观音寺，而不是所谓龙泉寺，不仅有他关于迁居的日记为证，还有他的诗作为证，这首诗作于1920年阴历八月十六日：
答心佛先生赠葡萄干（二首之二）
木偶泥人学老翁，法源寺里感君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听观音寺里钟。
至于齐白石在《自述》1920年条目下提到的另一首涉及石灯庵的诗—“石灯庵里胆惶惶，帅府园间竹叶香。不有郭家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将石灯庵与帅府园并提，给人一种暗示：他去帅府园避难之前确实是住石灯庵的。实际上，此诗最早记录在齐白石1920年阴历六月十八日的日记中（确实是在避难帅府园期间），但原文与石灯庵没有任何关系：
十八日，题画竹
紫荆山下竹米熟，（己未余避兵，尝食竹米饭。其米坚固，炊成饭，必须细嚼。）帅府园间竹叶香。（庚申，余父子祖孙三人避兵友人郭憨广家，帅府园为外人保卫界也）。我感此君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
不难看出，《自述》中1920年条目下的“石灯庵里胆惶惶”一诗，是从日记里的“紫荆山下竹米熟”一诗移花接木而来的。目前，各种齐白石传记、研究文章多以《自述》为依据，甚或运用文学化的笔法，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客观上对人们正确认识这段史实造成误导，亟待加以纠正。这里举一篇出自学术刊物，相对而言还算比较严谨的文章为例：
民国八年（1919），齐白石第三次进京……再次寄居法源寺后不久，齐白石在北京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为了安顿这个新家，首先是要觅得一所与副室胡宝珠举办婚事的新房。……但没想到胡宝珠在城南找到的新住处位于龙泉寺附近，仍没能离开寺院。九月，新婚夫妇还乡。翌年春回北京时，这个新组建的家庭增加了三子良琨和长孙秉灵（移孙）……为此，齐白石将家搬到了宣武门内的石灯庵。
这里提到了齐白石于1919年在北京与胡宝珠“举办婚事”，在龙泉寺租房居住，以及于次年即1920年年初搬到石灯庵居住。这些叙述都是以《自述》为依据，而实际上这三件事均不符合史实。
后世研究者以《自述》为依据撰文，被误导而致失实，尚可理解。最令人不解的是，张次溪与齐白石有过长达数十年的密切交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他在《回忆白石老人》一文的开篇写道：
我认识白石老人，是在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的四月，那时我才十二岁，老人已是五十八岁了。我是随同先父篁溪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他的。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对先父说：“世兄相貌很聪明，念书一定是很不错的。”他还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
张次溪说他于1920年阴历四月“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齐白石，并强调说“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据表1“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可知，齐白石1920年阴历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廿八日期间住在“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葆荪家”。前文已经说过，齐白石1919年秋根本没有在龙泉寺租过房，所以当然也就不存在1920年四月“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这回事了。
张次溪作为当事人，为什么也会在回忆中出现如此错误？笔者认为，张次溪第一次与齐白石见面时年仅十二岁，尚处于少年懵懂年纪，他对于齐白石“摸了摸我的头顶”“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这类比较感性的事，记忆相对比较深刻，而对于齐白石的住址与过往经历，则难以有清晰认知。他在回忆文章里所写的这方面情况，更多是依据后来的了解而补录的。齐白石向他口述这段时间的经历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记得你我相识，是我住在石灯庵的时候。”随后张次溪还加了一句按语：“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随先君同到石灯庵去的，时年十二岁。”张次溪对于齐白石住址的“回忆”，完全是以齐白石自己的口述为依据，这是非常明显的。
二、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行程
《自述》多次提到陈春君1919—1922年期间往返京湘的行程，可惜均不属实。先将《自述》涉及这部分的文字摘录如下：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不久，春君来京……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挂念家园，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我五十九岁。……九月二十五日得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我六十岁。……师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我到长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时了。
由于《自述》关于齐白石1919—1922年间相关经历的失实表述，多年来出版的各种齐白石传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影响，从而对广大读者不断强化误导。比如有一本齐白石传记中这样写道：
1919年春天，57岁的齐白石孤身一人来到北京……转眼快到中秋节了，妻子春君来到北京，她带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给齐白石聘的副室胡宝珠。……齐白石特意在陶然亭附近龙泉寺租了几间房，迎接新人的到来。……1919年冬天，齐白石陪妻子陈春君回了湖南老家。
这里涉及1919年秋天的四件事：陈春君从湖南来到北京，她带来了胡宝珠，齐白石特意在龙泉寺附近租房，齐白石陪陈春君回湖南，都不符合史实。其中三件事是以《自述》为依据，而“陈春君把胡宝珠带到北京”则属作者臆造。
关于齐白石住处问题，已见前述。这里主要讨论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间往返京湘行程问题，以论证齐白石妻子陈春君1919年秋天并没有到过北京、1921年阴历九月也并没有同齐白石一起赴京这两件史实。随之，《自述》所写的陈春君1919年冬间、1922年春末返回湖南之事，自然也就并不存在了。
笔者根据齐白石日记手稿，整理出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间往返北京与湖南湘潭茹家冲老家之间的行程情况。
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情况
由此可见，齐白石大部分时候是独自旅行的。这与他在《自述》里的“我是出门惯的，向来不觉旅行之苦，此次带了儿孙，不免有些累赘了”的表述倒也十分吻合。
齐白石在日记中除了详细记录他自己的行程，对于家人往返京湘的行程也无一遗漏。比如其长子子贞于1921年阴历二月廿七日独自由北京返回湖南，齐白石甚至在日记中用大段篇幅记录了他和子如、移孙去车站为子贞送行时，“车行，吾泪潸潸，贞儿泪亦如雨。余望车不见方归”等情形。
首先，1919年阴历九月十三日齐白石自京返湘，同行的不是陈春君，而是胡宝珠，有齐白石当天的日记为证（后文将述及）。如果陈春君确实于1919年秋到过北京，则齐白石是不可能将她独自留下的。既然齐白石已于1919年阴历九月由北京返回湖南（次年二月才再赴京），则所谓“（1919年）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挂念家园，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之事，也就随之消解了。
其次，1921年阴历九月接到良琨电报后，齐白石是独自上路赶赴北京，而不是与春君同行。这次行程十分惊险，《白石杂作（辛酉并壬戌）》中有十分详细的记录：
（九月）廿六，天未明，强食饭少许，起程。至长林铺遇兵，再前四里，祝家亭子遇一暴兵，掳去轿夫一人。余吞声草莽之中约半日。此半日肝肠欲断，时卧地上，时起坐松柴中……至日夕，始另得一人。轿到茶园铺客栈，又大兵至。余又窃窜出街，绕道宿于皋山……
廿七日，天未明，绕道由包爷殿经过至易俗河。独小火轮今日二次，来得甚迟，为兵过湘潭大码头拦截河路故也。立候数时之久，……不得已又宿于湘潭……
廿八日，鸡二唱即出邑城。上早班小火轮到长沙……
廿九日，天未明，昌和船开行……
卅日，平明到汉口。……是日十一点钟，上京汉火车。
十月初二日辰刻到京，呼如儿开门。移孙见祖父至，忙起坐床上……
首先，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旅途六天的经历，却从头至尾没有提到陈春君。前文已说过，齐白石对于家人出行（不管是否与他同行）必有详细记录，如果陈春君此次确实同行，齐白石不可能在日记中对她只字不提。其次，对于当时湘潭一带乱兵横行、治安极差的情形，齐白石不可能毫无耳闻。齐白石自己是惯于旅行的，独自一人更有利于应对不测。如果他带上陈春君一起出行，两个六旬老人在路上的风险显然要远远大于一个人。再者，十月初二日到京后，只言“移孙见祖父至”，而不说“移孙见祖父母至”，亦可见陈春君并未同行。既然陈春君1921年阴历九月并未赴京，则她不可能于1922年春末随齐白石一起回湖南。
实际上，陈春君在这四年期间的唯一一次北京之行是在1922年阴历六月，随同齐白石，同行的还有胡宝珠和她那刚刚半岁的第一个孩子良迟。为了把“眷属”接来北京居住，齐白石于当年六月初二日特意租下了“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十号程姓房屋”。陈春君这次来京就是住在这里。她在京只待了两个月。当年八月，因为挂念长孙秉灵的病情，齐白石带着她一起回了湘潭，八月廿二日启程，廿六日到达。这次，胡宝珠和良迟没有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
三、胡宝珠由“婢”成为“姬”
目前市面上有些齐白石传记有关胡宝珠的部分表述严重失实，但是与《自述》无关，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林浩基在《彩色的生命•艺术大师齐白石传》中写道：“一天下午，陈春君带着一位年轻女子赶到北京了。女子叫胡宝珠……”又如周迅在《齐白石全传》中写道：“不久，陈春君专程来到北京……经过反复挑选，陈春君给齐白石聘到侧室胡宝珠。”
其实，《自述》里的原话是：“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自述》说陈春君1919年去北京，固然失实，但是《自述》从来没有说过胡宝珠是由陈春君“反复挑选”出来的，更没有说过“陈春君把胡宝珠带到北京”这类话。这些“传记”脱离《自述》的叙事框架而凭空臆造，其责任与《自述》无关。
已有研究者考证发现，胡宝珠其实就是胡南湖赠给齐白石的“婢”。关于齐白石与胡南湖的相识，以及胡南湖“赠婢”之举，齐白石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1919年七月）初七日：胡南湖，最慕余，一见如故，请余游城南游艺园……
（七月）廿二日：庐江吕大赠余高丽陈年纸，裁下破烂六小条，灯下一挥成六屏。令厂肆清秘阁主人代为裱褙，裱成为南湖见之，喜。清秘主人不问余，代余售之。余以为不值一钱，南湖以为一幅百金，时流何人能画。余感南湖知画，补记之。
（闰七月）十八：胡南湖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正色曰：“君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诗云：菟丝情短此情长，万事何如为口忙。采撷不思红豆子，加餐尝坐紫丁香（原注：南湖有紫丁香馆）。良朋如此皆为累，爱我虽衰未减狂。蟋蟀声中归万里（原注：一作十月家山满篱架），老馋亲口教厨娘。
为什么胡南湖要主动跟齐白石提出“赠婢”话题？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齐白石对于父母年迈、照顾乏人之事一直萦怀，而且很可能向刚结识不久的胡南湖主动提到过。《己未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录，可以作为证据：
（闰七月）十六日，夜作第十一号家书，明日即发。言请人侍奉父母及子如叔侄明年来京读书，今冬延师事。
这条记录写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提出“报公以婢”之前，据此可得出以下结论：正是在齐白石想要找个婢女在湘潭老家侍奉年迈父母的关口，胡南湖得知此事，遂提出将一个婢女送到齐家，以满足齐白石照料父母之心愿。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已明确提出“赠婢”之后，过了将近两个月，直到九月十三日，在齐白石即将乘火车返回湖南老家时，胡南湖才将胡宝珠送到齐白石身边，而且是直接送到火车站：
（九月）十三日：八钟买车南返。至车站，胡南湖送宝珠来，姚石青、马吉皆亦来为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己未日记》手稿本页本条上方的天头位置，齐白石用浓墨竖写了一行字：“宝珠来时。”此四字不仅墨色与正文有异，且字体也很不一样，明显是后来补笔。齐白石有在日记页的天头位置写提示性摘要、做标注的习惯。本页天头，除“宝珠来时”四字外，从右往左，还有“书”“确己未年”“药”“诗”等文字、符号。“宝珠来时”四字竖着挤在“药”与“诗”两字之间的狭小空隙里，“来时”二字甚至写到了下面正文的行间，充分证明这四个字是后来补写的。
齐白石 己未日记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合理推测，这四个字应该是在胡宝珠的身份发生变化（由“婢”而变为“副室”）之后，齐白石忆及胡宝珠最初进入齐家的情形，特意加以标注的。这个标注反过来也说明，1919年阴历九月十三日之前，齐白石并没有与胡宝珠在北京同居，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为成家而特地租房之事。
从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确提出“赠婢”，到九月十三日胡南湖将胡宝珠送到火车站交给齐白石，中间有近两个月时间。其间有四则日记值得注意：
（八月）十五日去天津，宿李直绳家。
十六日还京，闻湖南南北又战于朱（株）州（洲）。湖南再战，民何以堪？
十八日，与楚俊生邮片书，问湖南此时可归否。
廿三日，朱悟园（名羲胄）来，赠送《齐白石山人南归序》：“……白石行且舍我南归……”
很明显，齐白石自八月十八日起就开始筹划回湘潭之行，至八月廿三日，行程已大致确定下来，故而才有朱悟园赠送《齐白石山人南归序》，为齐白石饯行之事。由此也可以推定：齐白石此次“南归”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胡宝珠送回湘潭以照料父母，而不是省亲（省亲只是顺带）——理由很明白，如果仅仅是齐白石本人要回乡省亲，那么他完全可以从容等待时局更为平静之后再动身，而不必在“湖南再战”的节骨眼儿上冒着风险急急忙忙赶回。
从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确提出“赠婢”，到齐白石八月十八日左右开始筹划回湘潭，正好有一个月时间。在胡南湖已经答应“赠婢”之后，齐白石为什么没有立即将胡宝珠送到湖南，而是有这一个月耽搁呢？合理推测，一方面，胡南湖需要确定“婢”的人选，并做好相关安排；另一方面，齐白石也要将此事与湖南湘潭家里进行沟通，当时只能通过书信往来。这都需要时间，尤其在当时“湖南南北又战于株洲”的战乱背景下，邮路难保通畅。这样大致到八月中旬，相关事项均安排妥当，齐白石便开始落实既定计划—将“婢”送回湘潭。
前文通过对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在京居所以及往返京湘行程的考证，已经证明，所谓“1919年秋，齐白石与胡宝珠在北京成家”并不属实。事实上，齐白石不但没有在北京与胡宝珠“成家”，而且在齐白石将胡宝珠带回湖南老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胡宝珠的身份仍然是“婢”，即女佣。
齐白石有一通1930年致姚石倩的书信，证明胡宝珠到齐家以后，先是为“婢”，后才成为“姬”（即侧室、姨太太）：
友人赠来之婢，今已为姬，生有男女五人矣。赠婢之友人不通音问，未知平安否？殊念念。
“赠来之婢，今已为姬”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确：胡宝珠到齐家时，并不是以“姬”的身份“嫁”进齐家，而是到齐家来作“婢”即女佣的。
齐白石致姚石倩书信 1930年 北京画院藏
胡宝珠由“婢”而“姬”，有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笔者考证发现，这个身份转换的完成时间大致在1920年阴历九月到1921年正月之间。齐白石手稿《庚申日记并杂作》里有大量线索可以佐证这一点。
（1920年）三月初四日，发家书第二号。（与内人及子贞及宝珠……）
（四月）十三日，得子贞书……复子一函（四号），并宝珠一笺。
齐白石于庚申年（1920）的二月廿二日到京，十一天后，第二次写家书，就有专门写给胡宝珠的话，后来更是单纸另写。这可以说明两点：其一，胡宝珠毫无疑问是在湘潭齐白石老家，而不是在北京；其二，胡宝珠在齐白石心目中的角色已发生微妙变化。因为如果仅仅是交代胡宝珠如何侍奉好年迈的齐白石父母，完全可以由陈春君或者长子子贞代劳，没有单独给胡宝珠写信的必要。
齐白石刚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给家里的婢女接连写信，已属不同寻常。《庚申日记并杂作》中还有一些涉及胡南湖的记录，值得引起格外关注：
（1920年九月）初九日……又与胡南湖书，寄上海山海关路森益里。晚间又与邮片。十七日……夜深有打门者，南湖快信到。
十九（日），答南湖书，并寄画大小四帧。
齐白石 庚申日记并杂作 1920年 北京画院藏
胡南湖非常喜欢齐白石的画，前文所引《己未日记》相关记载已经证实。为了齐白石的一幅藤豆画，胡南湖可以“报之以婢”，那么齐白石“寄画大小四帧”，胡南湖又将何以为报呢？或者说，齐白石这是为了感谢胡南湖为自己做的什么呢？也许紧接着的另外两则日记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1920年九月）廿日，得子贞家书，言宝珠事。
廿一日，发家书，言宝珠事。
接连两封来信、去函，不说别事，专门“言宝珠事”，可见此事非同小可。言宝珠何事？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大概率是与胡宝珠身份转换有关。将其跟此前齐白石与胡南湖之间的“快信”联系，以及“寄画大小四帧”的不寻常举动联系起来看，大体可以做如下合理推测：经过1920年以来齐白石与胡宝珠之间多次通信联系之后，到这年九月，胡宝珠由“婢”而“姬”的身份转换之事正式提上日程，齐白石一方面向胡宝珠的旧主人胡南湖征求意见（从通信地址来看，胡南湖此时已离开北京，人在上海），另一方面，湘潭老家这边的意见也需要统一。显然，对胡南湖来说，婢已归人，人家要怎么改变其身份，他并没有阻拦的权利，于是顺水推舟；而湘潭这边，陈春君等人也最终做出了妥协让步。
有鉴于此，齐白石不由得心情大好。正巧好友夏午诒派人接他去保定游玩，齐白石遂欣然上路，并直接由保定回湘潭。
十月初一日，夏君使人来接余去保定游玩。
廿五，午刻由保定搭京汉车。
（十一月）……初五日到家。
正是在这次齐白石回乡省亲期间，胡宝珠怀上了齐白石的孩子，这就是后来生下来的齐良迟，齐白石第四个儿子。齐白石在日记手稿中留下了相关信息。
（1921年五月）廿六日……得家书，知父母平安。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凭春姊所报，可喜可愁。
齐白石 白石杂作 1921年 北京画院藏
“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即胡宝珠已有身孕的消息。齐白石关于“儿孙之累”有多处叙及。比如《自述》里提道：“我是出门惯的，向来不觉旅行之苦，此次带了儿孙，不免有些累赘了”，又如《白石杂作（辛酉并壬戌）》所记：“（1921年）六月初一日，由宣武门邮务局寄银一十五元与梅儿……老翁往返觉难，儿女之累人，翁将逝不可已也”，都是一样的意思。
由于有了宝珠这个副室在家乡，1921年齐白石往返京湘的频率大为增加。他于这年正月廿一日离乡赴京后，又于当年九月初九日再次返湘；仅住了十几天，九月廿五日得良琨电报，长孙秉灵病重，他即于次日启程返京，路上遭遇乱兵，十分惊险。十月初二日到京。这次在北京待了仅一个多月，齐白石又回了一趟湘潭，原因是胡宝珠产子，且产后身体状况欠佳。
（1921年）十一月初一日得贞儿书……宝珠得子，老年人有孙长过于我又生雏儿，将来累及贞、如二儿也，可喜可虑。即名曰良迟，字曰翁子，号曰子长。
十七日……又得家书，宝珠之病危急。余且愁且收拾行箧。
这里记录的良迟出生时间是在“十一月初一日”之前，而《自述》则说“腊月二十日，宝珠生了个男孩”。良迟的出生时间应以齐白石日记中所记为准。因胡宝珠只能是在齐白石正月廿一日（阳历1921年2月28日）离家之前有孕，如果“腊月二十日（阳历1922年1月17日）”才生子，则孕期达320天以上，显然违背常识。齐白石后来与胡宝珠育有五名子女。以齐白石旺盛的生命力来说，如果胡宝珠1919年秋天就已“嫁入齐家”，她不会迟至1921年年初才怀上孩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胡宝珠进入齐家之后，一开始只是“婢”，一年后才成为“姬”。
1921年阴历十一月这一次返乡，齐白石一直住到了1922年阴历五月十三日才又回到北京的住处，而且仍然是独自旅行。胡宝珠自从1919年阴历九月由齐白石带到湖南湘潭老家后，截至1922年阴历五月也没有离开过。
（文章选自《齐白石研究（第十辑）》，转刊自北京画院公众号，原文有注释，此处并未予以收录。 作者系新华社《中国证券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