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建筑师⑦陈伯超：沈阳近代建筑与日本人密不可分
【编者按】
建筑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记忆，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历史。
梁思成如何发现佛光寺？贝聿铭何以成为一代大师？两广总督之子张镈为何选择建筑设计之路？
2018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书中选刊22篇建筑口述史采访记录。被访者包括张镈、莫宗江、贝聿铭、罗小未、陈式桐、汉宝德、邹德侬、李乾朗等22位著名建筑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为本书题词。
同济大学出版社旨在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打造成为保存人人记忆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历史，借此倡议全国更多的建筑学界同仁、建筑学爱好者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留下珍贵记忆。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陈伯超的口述。
陈伯超，男，1948年生，沈阳建筑大学教授。2015年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沈阳近代建筑史研究”和2016年完成的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沈阳近代建筑文化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学术专著《沈阳近代建筑史》，是他和他的学术团队经过30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采访者：张勇，原砚龙
访谈时间：2017年12月进行了3次专访
访谈地点：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研究所
整理时间：2018年2月20日
审阅情况：经陈伯超先生审阅
访谈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陈伯超教授主持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研究所，对沈阳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已30余年，成果丰硕。我们邀请陈老师就自己的研究经历和心得进行介绍。希望有助于总结经验和进一步推进这项研究的开展。
张：在技术层面上，沈阳近代建筑的发展有些什么特征吗？
陈：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经过长期的发展，建立起一套十分成熟、完备的技术体系。愈是成熟亦就愈是固步。正值中国建筑难于再有所突破，西洋风暴刮了进来。近代建筑以全新的形态另辟新路。于是，古老的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种转变，又是以建筑技术跨越性的进步作为前提和依托。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步幅是巨大的，正是这个时期的技术成就，为现代建筑的发展奠定了直接而坚实的基础。
沈阳建筑近代化的初期，从建筑技术层面上，属于一种用传统技术对西洋建筑形态适应性的应用阶段。西方近代建筑是在石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混凝土结构，由于混凝土与石头具有类似的坚固、敦实、大体量和可雕塑性，由石头向混凝土的转变不但使建筑的基本性格和形态能够得以保留，又为建造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与灵活。当西洋建筑样式传到沈阳，而石头和混凝土的材料与建造技术未能及时跟进的情况下，充满智慧的前辈们尝试着用当地现有的材料和技术对完全陌生的建筑形式与空间进行着适应性的尝试，并塑造出许多令人惊叹的优秀作品。其中奉天省谘议局即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以精湛的青砖砌筑技术和砖雕艺术将本属混凝土或石材特有的技术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绝世的“替代技术”至今令人惊叹不已。
不过，沈阳建筑全面近代化的进程，还应从“新材料、新技术支持下的洋风建筑的设计与建造”算起。那么，沈阳近代建筑发展的技术性标志，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力学在建筑中的具体应用、钢筋混凝土材料与技术的引进、建筑设施与设备的近代化、建筑功能的专一性与多样性，以及工业建筑的出现与发展。
所谓力学在建筑中的具体应用，是说原来中国传统建筑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对力学的感性理解和应用，但从不需要进行具体的结构计算。只是从大的方面进行控制，而具体部位的构造采用大材大料，确保建筑的安全与坚固。随着洋风建筑的进入，建筑中所蕴含的建筑力学就一起被带到近代建筑之中。这是建筑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跨越。
在沈阳近代建筑中最早的力学计算应用在屋顶部分。三角形木屋架的出现，标志着近代建筑的实质性开端。用三角形屋架取代抬梁式屋架使得木材用料大大地节省、建筑跨度可以更大、屋架受力更合理，并有效地减轻了屋面的重量。在沈阳近代早期的建筑中就已经有三角形木屋架的应用，一开始是出现在由外国人在本地设计的建筑之中，逐渐地被中国设计师所学习和接受。
本地近代建筑的发展顺序是由表及里，力学计算也是由外至内：最初只是将外维护部分的形式塑造成西洋样式，而结构系统仍以中国传统的木构框架作为承重体系；此后，首先在屋顶的结构部分发生了变化，经过力学计算的三角形木屋架成为近代建筑走向科学化的第一步；进而，外墙变成了承重体，由外围护部分变成了外围护结构，这时楼房各层内部的承重系统仍为木构框架；以承重墙和梁柱系统构成的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以及多种高层建筑结构标志着建筑技术近代化的真正实现与完成。
说到钢筋混凝土材料与技术的引进，要了解青砖、木材是长期以来构建沈阳传统建筑最主要的材料。洋风建筑的进入，首先体现在建筑的样式上，材料和技术仍是传统的延续，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到。尽管这种状态打破了传统建筑材料和技术长期以来与建筑形式之间所形成的牢固、稳定与平衡关系，并推动和刺激着它们的适应性革新与提高，但是，毕竟传统材料和技术与一种全新的建筑体系并不能实现全面的对接，它们对近代建筑的空间、结构和理念的实现与表达往往很牵强，甚至力不从心。新型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跟进与发展就成为必然。
红砖技术借日本人之手被带入沈阳。红砖的引进并不完全出自建筑样式的需要，由于红砖具有更好的受力性能，随着砖混结构形式的出现，红砖也自然地出现在建筑之中。由太田毅和吉田宗太郎于1908年设计的特大型火车站——奉天驿，以“辰野式”的建筑形象令人耳目一新。红色砖墙、白色线脚、绿色穹顶形成的色彩构图打破了沈阳城的单一色调，成为城中红砖建筑的典型代表，以及大型砖混结构具有综合性服务功能公共建筑类型的开端。而在由中国人设计的建筑中，红砖的使用则首先体现在它的装饰方面，再逐渐地被用作承重材料显示出它的受力优势。早期建造的奉天东关模范小学堂教学楼和奉天省谘议局大楼都是仅用红砖作为青砖的点缀，而此后红砖建筑则越来越多并替代了青砖的主体地位。
日本人设计建造的“南满洲铁道奉天驿”。
建筑材料历来是激发建筑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沈阳近代建筑发展迈出的最大一步，莫过 于钢筋混凝土的引进与应用。钢筋混凝土技术进入沈阳并不很早，但发展很快。虽然1906年由日本人设计建成的七福屋百货店已是城内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多层公共建筑，但直到1910年前后的公共建筑大多仍采用砖木形式。因为，一方面在于混凝土技术的普及需要时日，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钢筋以欧美者为合格”，舶来品的价格自然昂贵，也成为早期难于普及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实力雄厚的张作霖于1922年建造的帅府大青楼，也仅是在建筑的前脸露台部位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他部分仍采用砖木结构，这与同期天津大多小洋楼建筑在结构形式发展的进度上有所滞后。然而，至20年代中后期，混凝土建筑迅速普及，特别是大量出现在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之中，这与近代社会生活对建筑功能和建筑 空间的特殊需求，以及政府和日本人对该项技术的强力推进密不可分，从而造就了近代建筑的突破和快速发展。
在建筑设施与设备的近代化方面，今天我们所谓的建筑设备——水、暖、电等及其相关设施，恰恰也是在近代才与建筑形成直接的联系。无疑，这使沈阳人的城市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步巨大的跨越却来得十分迅速。曾几何时，令今天沈阳人难以置信、甚至觉得可笑的“马拉铁道”正式营运，竟在当时成为引起全城轰动的重大事件。然而，仅仅时隔两年（1909），在沈阳建立起的电灯厂就开始正式发电、送电。随后电话、电报、自来水等设施都在沈阳城陆续出现。城市亮了，家庭亮了，自来水进屋了，严寒的冬季不再靠生炉子房间里依然暖洋洋，在这些可能令今人不以为然的变化之中，体现着巨大的社会进步与建筑业里程碑式的发展。
国外的设备与技术被引进的同时，也在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被改进着、完善着。由日本人设计的满铁社宅为了适应沈阳寒冷的气候，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叫作“撇拉沓”的供热方式——在几个相邻房间共同的屋角处设一个圆柱形的锅炉，可以同时为几个房间供暖。电梯出现在公共建筑之中、有轨电车代替了马拉铁道、沈阳也成为国内最早广泛应用煤气的城市之一。特别重要的，又在于建筑设备与技术成为沈阳现代工业及工业建筑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与必备条件。
说到建筑功能的专一性与多样性，需要先了解中国传统建筑虽有殿、堂、轩、亭等称谓之分，但其空间形式大同小异。若用以居住，规模大、装修豪华者可作宫殿或神殿，反之就为民居。四周以墙壁实围者称为“堂”，以门窗虚围之则为“轩”。单侧不设墙可作“廊”，双面无墙者为“门道”，三侧不设墙可用作“戏台”，四面皆无墙乃“亭”也。几乎可以说，中国建筑是以不变之空间应对万变之功用。这也是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内容相对单一，对建筑空间特点的要求不高，而以梁柱作为主要承重构件的木构框架体系，基本可以满足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必在增加建筑类型方面花费心思了。
近代，伴随着洋风建筑进来的也包括了丰富多彩且前所未见的生活方式。单一类型的空间形式逐渐不能满足相互差别巨大的行为模式和人们对具有个性空间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于是，有声电影院、百货商店、电报电话局、西式医院、洋学堂、广播放送局、体育场等多种多样的新的建筑类型应运而生。建筑功能专一化、多样化成为沈阳乃至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显著标志之一。不同的建筑功能不仅令建筑空间的形态丰富起来，也为建筑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推动力。对大跨度、灵活分隔、高层、专业工艺等需求，使得建筑的科技含量迅速提升。原本以手工劳动作为特征的建筑业开始与科学技术接上了轨，并进入到同步发展期。
于20世纪20年代兴建的银行建筑成为沈阳近代数量为众的一类新型公共建筑。由日本人设计修建的朝鲜银行奉天支店（1919）、东洋拓殖银行奉天支店（1922）、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1925）；美国人设计的花旗银行（1921）、英国人设计的汇丰银行（1932）；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东三省官银号（1929）、 边业银行（1930）、志诚银行（1932）等西式金融建筑改变了中式钱庄、票号的四合院式传统格局。另外，如满铁大连医院奉天分院本馆（1909）、耶稣圣心堂（1912）、满铁奉天图书馆（1921）、东北大学理工楼（1925）、奉天邮务管理局（1927）、吉顺丝房（1928）、奉天大和宾馆（1929）、奉天国际运动场（1930）、同泽俱乐部（1930）、平安座电影院（1940）……内容丰富的新建筑类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近代沈阳城中，显著地改变着沈阳的城市形态，记载着沈阳建筑近代化所取得的成就。
再说工业建筑的出现与发展。进入近代之前，沈阳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清末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刺激下，盛京（沈阳）地方当局开始考虑修建铁路、开设矿山、开设工厂等事务。1895年盛京将军依柯唐阿奏请清政府批准，成立了“盛京机器局”（后改名奉天机器局）——沈阳第一次出现了官办的机械厂，成为沈阳现代工业的开端。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张作霖为发展奉系实力，大力发展工业和铁路。军事工业、炼铁业、机械工业、机车制造、飞机修理等成为沈阳近代工业的主体产业。沈阳被迫开埠以后，沈阳的民族工业在与外来资本工业竞争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很快在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工业之城。1931年沈阳沦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沈阳工业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鉴于沈阳的工业基础，日本人操纵的伪满洲国为其侵华战争需要，将沈阳作为工业中心加速进行建设。在继续发展原有工业的基础上，又倾全力开发和建设沈阳铁西工业区，一大批规模、设备、产品皆为一流的工厂建成投产。重工业城市从此成为沈阳城市性质的基本定位。尽管日本战败投降前对沈阳工业进行了摧毁和破坏，但1949年以后国家的大规模投入与建设，使沈阳成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和闻名遐迩的工业之都。
工业的需要促动着工业建筑的进步，也为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保障。进入近代之前，沈阳发达的传统手工业对建筑并没有过多的要求。然而，现代的大机器生产完全改变了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线、不同的生产工艺对工业建筑提出了与其他建筑类型完全不同的要求。特别是在巨大的内部空间、良好均匀的采光和通风条件、能够运行生产的起吊设备、耐热耐腐蚀的工作环境、必须严格遵守的生产流程、不同设施设备的安装与使用要求等多方面都对建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正是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出现为工业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最初，以三角形木屋架有效地加大了建筑的跨度。位于城内北中街的仓库即为采用了三角形木屋架的木结构体系，并装有简易电动提升梯。以钢材代替木材的三角形屋架使得建筑的跨度、受力与耐腐条件都得到更大的改善。位于沈阳北市场东侧的原英美烟草公司的生产车间即属采用了三角形钢屋架的混合结构建筑。钢筋混凝土的普遍使用，令工业建筑的发展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各种单层厂房、多层厂房、承担吊车运行工作的柱梁结构、锯齿形天窗、各种冷却设施、高大的烟囱、形形色色的传送装置……复杂的生产要求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逐一得到了保证。沈阳相对先进的工业条件又对近代建筑的工业化以及建筑技术、建筑设备的发展与提高，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和推动。沈阳近代的工业建筑与沈阳的近代工业同步，走在发展的前列，也成为沈阳建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代是建筑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质的跨越的时代。沈阳建筑近代化的标志性特征既展示着沈阳建筑在近代的发展足迹，又体现了其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
受访者简介：
陈伯超，男，1948年生，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寒地建筑专业委员会及工业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辽宁省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及建筑师分会名誉理事长等。
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和建筑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主持完成建筑设计、规划设计、景观工程设计项目共98项；获国际国内建筑设计奖多项；主持完成科（教）研项目74项；发表论文170余篇，出版著作36部。其中于2015年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沈阳近代建筑史研究”和2016年完成的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沈阳近代建筑文化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学术专著《沈阳近代建筑史》，是他和他的学术团队经过30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