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由女权主义商榷：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是伪对立
近年来，大规模流入欧洲的中东难民，把同作为欧洲“政治正确”价值的“女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张力暴露了出来。欧洲各国关于“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实践，围绕着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穿着包裹全身的罩袍、或在偶尔爆出“难民强奸白人女性”新闻之际，便争议不断。至今，更导致各国的民粹势力抬头。作为女性主义者，该如何思考“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市场就此问题，约稿两篇，分别以自由民主框架下的“自由女性主义”视角，和质疑这一框架的“激进女性主义”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
女权主义VS多元主义
女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立产生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女权主义者出于同情心，对各种文化习俗采取宽容的态度，除非是该文化习俗侵害了女性的利益——比如伊斯兰教里面对女性的各种不平等的苛求的时候，这种文化就成为了需要被改造的对象，甚至直白点来讲，这种文化就成为女权主义的敌人。这仿佛是康德那个著名悖论“你自由，前提是服从”：你当然可以自由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我们给予你充分地尊重，但前提是请严格遵守我们的规矩，要是违反，我们的仁慈是有限度的。
辩证法给我们的教训是陷阱至少是成双的。这里的僵局有两个陈腔滥调的陷阱：一是坚守一种普遍的法则实施文化的霸权，将一种西方中心的抽象“人权”强加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去，哪怕是伴随一种假惺惺的心平气和；二是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对他方的苦难采取一种冷漠的宽容：那毕竟是他们的文化，我们无权去干涉。这甚至意味着要求人去忍受他者给自己造成的不快，比如一个白人女性被要求去理解、接受一个他国的移民男性对她的侮辱。这种“以他者为中心“的伦理激化了所谓的有德者和无德者的鸿沟，前者也只不过是服务于一种外部的抽象道德而已（如果他们真的去无条件接受他者的话）。这种立场除了加剧民间对左派的嘲讽和怨恨外也没有益处，尽管这种立场的出发点是好的。
这个问题的张力并不可能轻易地回避，除非我们重新审视女性主义是什么。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女权主义就要平等地分蛋糕，别人拥有的权利她们也要争取拥有。在这个角度来看，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肯定是不兼容的，后者不只是会分走一部分女性要吃的蛋糕，而且还有着不同的分蛋糕准则。比如说对进入欧洲的难民打开国界，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本地人的就业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个国家里女性依然是就业弱势群体，那她们就更是利益受害者了；更有一些文化的观念里女性就是不应该工作而应该在家打理内务的。
但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虽然她们内部也有诸多分歧），会直接怀疑这个蛋糕本身：为什么非要得到别人得到的东西不可？为什么我们要被这个蛋糕控制而不得不互相争夺那个所谓的蛋糕？继续用刚才的例子的话，女性应该思考为什么就业劣势群体被社会构造出来的，甚至进一步去思考女性怎么被劳动力市场奴役的，而不是忙着想怎么和难民抢饭碗。换句话说，“权利”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实体，激进女权主义并不像自由主义女权那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的权利，而是重新提出“女性是什么？女性的欲望是什么？”等问题。
比如说，在西方自由主义女权看来，日本的少女文化是病态的。大众文化对女性的物化导致了年轻女性过早地成为了男性的性客体（一般是想象的性客体），一些少女在未成年年的时候就要从事一些“软色情“的工作，比如去女仆咖啡厅打工、拍摄有性暗示的写真等等。在西方人看来对可爱的女孩子有性欲是很变态的事情，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简单地为特殊的文化形态正名，如果把某一个文化形态称为是特殊的，那就是默认了存在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而特殊性只能屈从于这种普遍性。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把特殊的文化看成是被压抑的症候。也就是说，特殊是被普遍性的结构中被生产出的异物，当它被体认的时候，为了将它纳入，普遍性就必须发生激进的改变，正如弗洛伊德在个别病人那里发现了无意识，而改变了所有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根基。比如说在日本的少女文化就能够揭示出可爱-性感的对立并不是自然的，而是有历史政治因素在其中运作出来的结果。把可爱从性感中区分出来是出于未成年女性需要学习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过早地有性生活和生孩子是密切相关的。
不同于“你有你的，我有我的”的多元主义，这种多元主义无非是为了保存现有的普遍性而隔离他者的特殊性罢了，症候式的分析方法能让我们看到差异性背后的同一，但是这个同一不再是那些人权宣言上清晰明确的条款规定，而是有待不断重新发明的东西，在每一种异质的文化里面都需要重新激活，这个过程是无法穷尽的，所以不存在一个终极的人权。比如说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尽管能够声称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但是只把它当作特殊性去看待，而或许无法去接受自己身上和宗教狂热者共通的那样东西——比如说，如果自己追求世俗享受或成功的激情和信徒们对超验世界的激情尽管内容上截然不同，但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包含着一样的“疯狂”的要素，那又会是怎样呢？女性主义只有踏出这一步，才能在与他者的遭遇中重写“我们”的共同体，从男权社会的一元欲望中走向更多的可能性。
女性的欲望是男性的欲望？
自由主义式的女权主义的问题不只是将一个西方白人女性的价值观加到所有女性身上，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将女性当作是受害的客体。所以他们往往一口咬定日本的少女偶像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但正如齐泽克批评Metoo运动时所指出的，女性也有自我物化、勾引男性的自由，她们可能采取一个主体性的姿态来把自己放置到一个物化的位置上（当然，这里说的是可能性，还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这里可能有种经典的（针对对个人选择宽容的多元主义的）批判：你怎么知道她们是自愿的呢？就算她们是自愿的，难道不是在这个男权社会下被洗脑，又或者是经济条件的不平等下的自愿吗？他们会举例说女性因为遭到职场歧视而难以就职，所以只能从事软色情行业。我当然赞成争取女性进入她们想要进入的职场的权利。但是问题是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自由主义者正把传统来说男性从事的工作赋予了最高的价值，而女性是觊觎着这个价值的，而且是受男性意识形态所害无法接近这些价值的。如果女性真的乐意从事色情业等“上不了台面”的行业，那自由主义者可能只会把她看作是男权意识形态下的受害者/客体，而不会承认她主体性的选择。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的欲望总是不言自明地是男性大他者的欲望，女性想要的东西就是主流男权社会所标记为价值的东西，他们无法真正承认每个人的欲望和快感的内容可以是彻底地不同的，但如上文所说，却是可能分享着同一个结构。
谁是女性？
说到这里，自由女权主义的另一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他们维护的女性到底是谁？对于他们而言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仿佛他们那里的女性是一个能够按照解剖学特征简单划分的一个群体，而在实践的时候，可能甚至会将“进步的”西方白人女性当作榜样，认为所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都应该效仿她们向男权社会的那一个蛋糕进攻——这个逻辑和男权社会简直如出一辙。
所以齐泽克才戏称多元主义下的种族和性别差异就像一场化妆舞会，里面有各种各样性别的装扮，但如果揭开他们的面罩，他们都是白人男性——一个西方大写的“人”。这表明了性别、种族的多元性表现其实依靠着一个想象性的本质，必须将他者（如女性、少数族裔等）想象成与自己拥有同一个实质的人，才能接受他们的多样性。但多样性并不只是“多姿多彩的人性”这么积极和浪漫的东西，齐泽克在评论科隆强奸白人妇女事件时说，并不是那些作案的犯人不知道在西方的文化里女性穿着迷你裙上街并不是勾引男人的标志，正是因为他们深知道这一点，才会挑衅式的侵犯白人妇女。秉持自由主义的左派总是会将弱势群体赋予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美好”的想象本质，忽视了他们在劣势下更倾向于对西方世界产生敌视甚至是报复性的攻击。
所以齐泽克把“爱你的邻人”这句《圣经》里的名言解读为对邻人激进他者性的回避，但在所谓的多元主义社会，不会逼迫他者去带上一样的面具，相反，要让他们带上的是一样的本质，后者比前者更有效，因为这个本质是看不见的，所以也不能被证伪的。同时有了这个本质，“他们”也被算作了“我们”的一份子，他们被编排进了我们既存的社会象征系统里，从而更好地量化和管理他们。但是这样的量化和管理永远是不能够完整的，总是有一部分超出控制，这是为什么即使我们在多元主义下能够和允许少数群体在社会里共存，但依然对他者心存警惕。
而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看来，被预设了和男性具有一样本质的女性在结构层面上同样是象征秩序里的男性：所谓的结构中的男性总是可数的、可量化的，能够稳定地在社会道德秩序中安身的。而在把一切地切割、量化、整理、安置好的社会秩序里，女性并不存在。拉康在第二十个研讨班《再来一次》说女性是“非全部”（not-whole），也就是女性并不能在一个整体中被找到，她们无法被量化为一个单位，一个“一”，她们是不能被数量的切割，在整体中不断地溢出，这种溢出让这个封闭自足的整体重新引入了晦暗不清的问题。这种女性的本体论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女性是完全不同的，在后者看来，女性需要争取和男性一样被算作“一”的权利，比如在竞选中她投的一票和所有人的一票同样有效。我当然认同第一二代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到被算作“一”的权利的进步性，但也需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就是女性完全被框入这个既存的象征秩序之中了，在政治层面上她们自身的独特性都被“一”所取代，变成可以计数和穷尽的东西。当然了，精神分析说的女性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也不是“心理”上的性别特质，而是结构意义上的。每个人在既定的象征秩序里生活只要感到不适，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一部分没有被接纳，那也是“非全部”的女性。
这种女性的本体论让复数的女性主义成为了可能，因为女性没有一个固定的实质，没有可以明确化的欲望对象，正是因为这一点女性主义可以不断更新自身。复数的女性主义当然也不是一种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多元主义，因为后者依然是基于实数的集合，也就是说是多元基于一个个完整、封闭的一元的组成的。而复数的女性主义不只意味着女性主义的内部可被划分为若干单元板块，而是每一种思潮本身也在围绕着未知的部分在流变运动，它永远比多更多，因为它在不断地瓦解着作为“多”基础的“一”。她们不基于一个固定的身份认同（女性或少数族裔），也不基于一个虚构的身份本质（“面具底下的白人男性”即西方大写的“人”的样板），相反，她们可以悬置住所有可以被清晰表述出来的本质，以实验性的探索代替被简单地定位。
当然了，并不能把这种流动的特征过度浪漫化。实际上能够把自己的身份认同悬置的一般都是经过很高程度教育的人。反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倾向于将自己身份绑定于某个固定的标签来获取归属感，而且这种绑定有时候为的是向西方主流展开复仇式的行动，例如前文所说的难民强奸白人女性。对身份的悬置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的，首先是经济政治上的平等，然后是受到教育和自我教育。这里说的教育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西方普世价值的殖民式灌输，也不应是一个普遍的抽象“人权”，相反这应该是非常具体的，在日常生活和与他人交往之中形成的对他者的尊重态度。这种在交互性中产生的伦理不应是条文式的，而是需要能够植根于生活的直觉里的，这也是女性主义继续探索流变的身份政治的一个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