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土耳其语学者沈志兴：中国高校土耳其语专业创设史
【编者按】
土耳其语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也是突厥语族诸语言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作为连接欧亚两洲的十字路口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一直都极为明显。因此，对于中国来讲，培养相当数量的土耳其语人才是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现实需要。
近日，“丝路两端的文化交流——中土语言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土耳其两国的20余位学者共济一堂，集合老、中、青三代，就现代土耳其语和古代突厥语的语言文学等相关问题互相切磋。
现代土耳其语学者沈志兴教授也参加了会议。沈志兴在上世纪80年代负笈土耳其学习土耳其语，毕业回国后任教于洛阳外国语学院，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资深土耳其语专家。
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由沈志兴翻译的帕慕克系列作品被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在国内率先出版，畅销一时。
在近30年的土耳其语教学生涯中，沈志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土耳其语专业学者，可谓桃李芬芳，如今全国大部分高校的土耳其语专业教师都曾在其门下受教。今年3月，沈志兴离开洛阳外国语学院，调到浙江外国语学院工作，从事的依旧是土耳其语教学。
沈志兴见证了中国高校土耳其语专业教育的起步、发展和壮大。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蓬勃开展，土耳其语这门小语种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会议结束后，借机采访了沈志兴。他从中国设置土耳其语专业的历史开始谈起，一直讲到多年来中土关系的变化，以及他自己翻译帕慕克的体会。
以下是沈志兴教授的口述：
土语专业的创设
我们国家设立土耳其语专业，应该说最早是由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需要培养播音员。60年代初，国家就选派了五个人去莫斯科留学，学的就是土耳其语，找苏联专家帮忙培养。学完回来以后也是供职于各行各业，我所了解的有在新华社的，有在文化部的，当然还有到国际广播电台的，还有就是去了洛阳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洛外”）。
中国高校里最早开展土耳其语教育的可能就是洛外。
洛外1974年就招过一批专科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最早开展土耳其语本科教育，1985年招生，他们请的老师就是国际广播电台的退休专家，不过85年招收一批后就中断了。主要因为没有师资，国际广播电台的专家是退休以后才去带了一批学生，本来师资就少，另外专家的年龄也大了，所以后来就没再继续。洛外是1988年招的第一批本科生。
如果从教学角度讲，我国土耳其语专业最早的前辈就是洛外的周正清教授，他原来本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的是俄语专业，然后60年代初就被国家选派去莫斯科留学，学的是土耳其语。毕业回来以后，因为当时正好国家在组建洛外，所以他是作为专业人才特殊引进的。进了洛外以后，就是74年招过一次土耳其语的专科生，除了这次之外，他基本上都是从事俄语教学。
周正清教授现年87岁，是江苏盐城人，算是我国高校第一位土耳其语教授。他89年赴土耳其访学，90年回国后就开始边编教材边上课，是《土耳其语汉语词典》的第一主编，编写过《土耳其语语音》、《土耳其语》（1至8册）、《土耳其概况》、《土耳其地理》等洛外的主干教材，教授过“土耳其语”、“土耳其概况”、“土耳其语语法”等课程，为我国高校土耳其语教学及专业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最近三年，洛外的教材也陆陆续续地公开出版了四部，这四部教材我都是交给年轻人去干。（注：四部教材分别是《土耳其语汉语翻译教程》、《土耳其语口语教程》、《土耳其语语法》、《土耳其语基础语音教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留学土耳其
我是1984年从老家江苏无锡考上的洛阳外国语学院，当时进去读的是英语专业，然后1985年就被选派到土耳其留学，1990年本科毕业回来，就留在洛阳外国语学院教书，一直教到去年。
我上大二的时候有机会到土耳其留学，因为最老的一批土耳其语人才就是留学莫斯科的那几个，后来他们在各自单位也培养了一批，但是年龄层次慢慢也都拉大，为了确保后续人才，所以也就有了我们这么一次机会。
当时教育部从全国各个院校挑选了十个人。我记得有北大的，有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注：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的，有外交学院的，有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还有就是洛外的。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十个人就去了，回来以后呢，从事教学工作的就是洛外派出去的两位。除了我，另外还有一位1999年就去北京开公司，不再从事教师职业了。
我大二的时候对土耳其实际上了解也不多，知道的就是中学历史书上所讲的那些东西，因为当时想出去见见世面，也没考虑那么多，再加上是国家派的，轮到头上那就去呗。
我85年去的，一呆就是五年，中间只回来过一次，在那边主要就是学习，在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学土耳其语言文学专业。
1980年土耳其正好发生了军事政变。（注：1980年9月12日，以埃夫伦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视台宣布发动政变，解散前文官政府。）所以一直到我们过去，都实行的是军事管制，应该说社会治安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不像前些年的恐怖活动比较频繁，那时候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学习环境也是非常稳定。
我们过去后，土耳其政府，包括安卡拉大学都非常重视。首先是校长接见了我们，然后就把我们这十个人每人安排到一位教授家里面，住了一个月。因为我们刚去还没有协调好学生宿舍，所以每个人都先跟着一个安卡拉大学的土耳其教授住在他们家。
我们经过前后加起来八个月的语言培训后，第二年就正式进入大学本科的专业学习。虽然说经过语言培训，但是对于语言文学专业来讲，要听课、做作业什么的还是非常困难。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每天下了课以后，首先是问同学借笔记，然后回家就是抄笔记，这是每天必做的功课。平常课后的话经常跟土耳其同学在一起聊聊天，提高一下自己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在家里面的话，也是经常看看电视，从中学习。
因为课堂的知识都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还是需要看大量的书，而且当时课程还涉及一些古典文学，那就需要学奥斯曼语和阿拉伯语，像这几门课对于我们来说难度是很大的，不过经过四年的学习好歹毕业了。1990年回来以后，我就开始从事土耳其语的教学。
土语专业的发展
1994年或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开设土耳其语专业。201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开设了土耳其语专业。西安外国语大学2012年开设土耳其语专业，是全国第五个设立土耳其语专业的高校。这几年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出来之后，有很多学校都开始增设土耳其语专业，现在算起来的话，全国共有十所院校开设了土耳其语的本科专业。
实际上，就各个高校的土耳其语专业来讲，专业的培养方向还是跟每个学校它本身的培养目标紧密相连的。比如说像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基本上都是面向国家部委，特别是外交部；像北京广播学院的话，它主要还是面向国际广播电台；像西安外国语大学，它比较特殊，首先专业开设时间稍微晚一些，其次招生力度也比较大，它每年的招生规模在所有院校里是最大的，每年是30个吧，现在其他院校基本上都是十几个，而且基本上还是年年招。它本身是立足于我们国家的西部建设发展，所以培养目标可能跟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契合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原来设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搞翻译，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学生毕业后从事翻译的还是很少。据我所了解，基本上还是要不去国家部委，要不就去政府机关，还有像出入境管理啊这些地方，当然也有去一些企业公司的。总之，这几所院校各自有各自面向的单位。
目前各个高校都在纷纷开土耳其语专业，一方面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建设“一带一路”。另一方面来讲，可能也是各个省的外语院校都想扩大自己的规模和影响力，也为各个省的经济发展寻找各种契机。
如果说我们单纯着眼于学生的就业率，或者说专业的对口率，这种大规模地招生可能是有所不当。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就是说虽然招来的学生毕业以后不一定就从事专业的土耳其语相关工作，但是最起码人的文化水平素质提高了。
中土关系
应该说，中土关系这几年是越来越好，以前土耳其政府在向西或向东的政策问题上面是有选择的。以前是紧跟着西方走，紧跟着美国走，那么这样就势必会影响到中土之间的正常交往。另外也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的新疆问题上，明里暗里它会采取一些不利于我们国家的一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从最近这些年来看的话，虽然说土耳其还是没有完全摆脱美国，但是最起码已经敢跟美国唱一些反调，而且也在慢慢向俄罗斯、中国等国或者说是亚太经贸合作组织靠拢。这样的话，对于中土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好的往来都是一种正面的影响。
再加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好多经济实体都在向外走。那么土耳其也必然是想吸收一些外来资本，发展它自己的经济，这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经济出口的方向。
这些年，媒体通讯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各种信息爆炸，一方面是传递速度快，另一方面是覆盖面比较宽，所以人接受的各种信息也是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现在一提到旅游，土耳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多旅游公司都专门开设去土耳其的旅游线路。
中国人现在对土耳其表面上看是了解得越来越多，但是了解的东西还是比较窄的，比如对土耳其的社会民情等这些东西还是缺乏深入了解。虽然说这些年中土两国之间的往来非常多，我们也举办过土耳其文化年（注：中土互办文化年，是2009年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时与胡锦涛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2010年温家宝总理访土期间，中土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确定2012年在土耳其举办中国文化年，2013年在中国举办土耳其文化年。），但是影响力还是不太够。
假如我们问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土耳其了不了解，或者说有什么印象，他可能说不出来什么，当然最起码他知道土耳其在什么地方，可能跟80年代比要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反过来，普通土耳其人现在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可能还不如中国人对土耳其的了解。一方面因为土耳其对中国的宣传并没有像我们对土耳其的宣传力度这么大，我们起码是把土耳其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商品大量进入土耳其，这样无意当中就会冲击土耳其本地的产业，特别是一开始进入土耳其的商品都是一些价格很便宜但质量很差的小商品，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土耳其的老百姓对于中国是有一些负面印象的。
普通土耳其人假如一见到东方人，他首先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如果说不是，他会接着问你是不是韩国人？如果说还不是，他知道就是中国人了。土耳其人对日本和韩国的印象都非常好，因为日本、韩国的电器等商品进入土耳其的时间比较早，另外出口量也比较大，而且它们出口的东西在一定时期内的质量都非常好。
我相信中土关系会越来越好，特别是像现在中国高铁进入土耳其，中国在土耳其的影响力必然会越来越大。
翻译帕慕克
关于土耳其的文学作品，我还是在土耳其上学的时候读过一些，因为当时老师要求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实际上当时我读得最多、最完整的是一部叫《戴菊鸟》的小说，我把它翻译为《戴菊鸟》，后来汉译本由国际广播电台的徐玫老师翻译出版，她把书名翻译成为《伊斯坦布尔姑娘》。（注：《伊斯坦布尔姑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徐玫、黎地译，小说作者列萨特·努里·君泰金（1886-1956）是土耳其近代著名作家，也是土耳其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小说的主人翁就是一个伊斯坦布尔姑娘，我的毕业论文是以这部小说为蓝本。
我在翻译帕慕克的小说之前，从来没翻译过文学作品，以前一般都是翻译各个翻译公司寄来的一些翻译件。
翻译帕慕克的作品，前前后后也经历了好几年，从2005年开始翻，一直到2008年，把他的四部作品翻译完了。（注：沈志兴参与翻译的四部作品为《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雪》、《寂静的房子》，前两部为独立完成，后两部则与洛外的同事合作完成。）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翻译就是一个费时间、费工夫的事情，虽然我拿的稿费还算比较高的了。这几部书都是边看边译，对于我来讲，帕慕克的作品也是第一次拜读。
说实在的，以前我对土耳其的文学作品兴趣不是太大，看了帕慕克的几部作品以后，我觉得他的语言和写作水平，包括小说的创作手法，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也看过网上的好多评论，包括土耳其人对他小说的一些评论，都觉得他的语言晦涩，看不懂。 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还不至于，并没有觉得他的小说有多么难以理解，唯一可能会有难度的是，在我边看边译的过程中，还要去猜测故事的结尾，由于作者的故事情节安排，可能猜不出来。
另外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如果说有的读者对于中亚文化、中亚历史，包括波斯文学了解不多，要读懂帕慕克的书，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书。
我是独自翻译了《我的名字叫红》和《白色城堡》，当时出版社催得比较急，因为他们要赶档期，要趁帕慕克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度还没有凉下去的时候，争取把他的作品都出出来。
于是我就拉着几个同事，他们也是我的学生，就一块翻，一方面是为了完成出版社的任务，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年轻人的带动，希望他们有锻炼的机会。
当时出版社一共引进了帕慕克的七部小说，要尽快地翻出来。我说靠我一个人翻译肯定来不及的，于是介绍说我有个同学叫陈竹冰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可以联系她问问看，让她也翻一翻，最后也达成了合作。就这样，出版社才基本赶上了档期。陈竹冰也是我们当年一块去土耳其留学的那十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