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袁世凯“以夷制夷”，一着漏算满盘皆输
尽管早知结果，但唐启华先生《洪宪帝制外交》仍提供了扣人心弦的阅读体验。全书犹如一部结构紧凑的美国大片，环环相扣，步步相连，令读者为之凝神屏息。丰富的外交档案固然为作者写作本书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作者历史叙事能力，犹在一般小说家之上，令人不忍释卷。
袁世凯凭借军事实力，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左右逢源。对清廷，他施加压力，逼其退位；对革命党，他以拥护共和为条件，成功当选临时大总统。以当时而论，袁的军事实力、个人权威、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均无人能及。其沉浮于晚清官场多年，更是深谙政争之技，通晓权谋之道。如徐中约先生《中国近代史》所示，袁当选总统之后，外交、内政、陆军、海军四个实权总长，均由其亲信担任，而教育、私法、农业、林业四个权力较弱的总长，则分配给同盟会员担任。革命党提名的陆军总长人选黄兴，仅担任南京留守使一职。但袁拒绝为黄兴手下五万士兵提供军饷，黄不久被迫将部队解散。总理唐绍仪乃1872年留美幼童，崇尚法治。为羞辱唐，袁未按临时宪法命令须经总理副署的规定，即将直隶总督派往南京帮助遣散部队。1912年6月16日，唐与四名同盟会会员辞职，以示抗议。（《中国近代史》35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8月版）徐先生为革命党人不平之意明显，但袁氏精于权术，则属事实。
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袁世凯8月6日下令中国严守中立。其后日本对德宣战，9月初攻击青岛德军，11月7日战事结束。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军。1915年初，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双方2月2日以此为基础谈判。日本以军力威逼，并以支持革命党相要挟，企图迅速逼迫袁世凯全盘接受。袁故意拖延，指示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逐条交涉，并将日本要求的内容泄露给英美各国，并派亲信赴日，扩大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元老嫌隙。日本不耐袁氏拖延，提出最后通牒，将第五号留待“日后商协”。因内外环境不利且日本已经让步，于是接受。双方5月25日签署《民四条约》，其外交达到了当时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比“二十一条”打了很多折扣。其后，袁氏制定法规在满蒙掣肘日本，张作霖在东北贯彻抵制，使得日方条约权益无法落实，双方冲突不断。正因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施展的种种手段，使得日本对其高度提防，亟思乘隙摧抑。而袁世凯谋求称帝，给了日本以机会。在袁世凯看来，日本对华野心已基本满足，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于是稍后推动帝制。（《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00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
在本书之前，唐启华曾经出版《北洋修约史（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其一系列研究显示，无论是“二十一条”交涉，还是推动帝制，均无证据显示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日本支持。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袁氏称帝失败，前因是多方抵制日本而埋下了后患，更重要的是，他漏算了外国势力在华格局的变化：英国因一战吃紧，在英日同盟对中国事务由主导变为随从。同时，袁氏低估了日本对华野心及政局复杂，以及日本各界对其个人敌意，因此一步走错，推动帝制，其后内忧外患，满盘皆输。
袁世凯何时起了称帝之心？《洪宪帝制外交》从外交史角度观察，最迟在1915年派顾维钧出使，帝制外交即已启动。帝制外交的决策，均出自袁世凯主谋，其经验丰富，手腕灵活。而陆征祥、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顾维钧等均为主要执行者。
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外交博士的顾维钧参与和英美使馆联系及宣传工作，表现优异。7月11日，27岁的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公使，不久转任驻美国公使，一则联美制日，一则收集欧美对帝制态度，并制造舆论。顾维钧在回忆录否认出使与帝制有关，但《外交档案》明确显示，顾维钧参与鼓吹帝制甚深。（《洪宪帝制外交》45页，唐启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其时，欧战演变为壕沟站，一时陷入胶着。1915年下半年，协约国东线吃紧，英国急需购得中国枪械，补足俄国缺口。为此，在1915年5月到10月，经历了疑似骗局的巴克斯军火案，一无所获。其后，在1915年10月到1916年初经历了梁士诒军火案，购得一批军火。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帝制运动就积极展开。8月14日筹安会成立，帝制运动正式公开化。在外交方面，9月份，顾维钧在美国积极活动，鼓吹帝制。施肇基在英国随时报告英媒对帝制的报道和评论，而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支持袁世凯。驻法公使胡惟德热衷帝制，经常报告法国政府对帝制的态度，并为袁氏宣传。外交部参事夏诒霆试探俄国态度。9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报纸发言，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并称赞袁世凯。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也认为，帝制乃中国内政。23日，陆宗舆报告大隈重信支持帝制。这些因素，显然影响了袁世凯的决策。
10月6日，参政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正式启动变更国体的法律程序。各省随后积极筹备国民代表选举与国体投票，并于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陆续举行。但是，这里涉及英日同盟。10月日，日本外务省电令日本驻英国大使井上胜之助拜会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称，日本担心中国实行帝制在南方引发不安，英日应联合行动。朱尔典在11日回复英国外交部的密电中，建议支持帝制，并被英国政府接受。
表面看来，袁世凯推动帝制似无国际障碍，成功在望。然而，随着10月13日石井菊次郎接任日本外相，日本反对袁世凯的势力迅速集结。晚清时，袁世凯在朝鲜与日本人打过交道，他对日本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而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大陆浪人也视之为主要防备与攻击对象。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时的反日情绪，让日本北进论者对其不满，认为不推翻袁世凯，就不可能实现大陆政策。此时，日本内阁主流主张对外强硬，内阁政策受到大陆浪人及陆军参谋本部影响，两者都主张强力自主外交。日本军方和浪人及舆论强烈反袁，并主张趁欧战取得东亚外交主导地位。14日，日本阁议与英国，加上可能的俄、美、法共同劝告中国政府延期事实帝制，其主要意图是取得对华外交主导权，让列国明白日本的主动地位，令中国对日本的威信产生自觉。
虽然朱尔典不同意劝告，但英国外交部决定与日本合作。10月27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英国公使朱尔典、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一起到中国外交部，小幡酉吉“依据训示用最友善态度进行劝告”，口述日本政府训令，劝告中国政府延缓帝制。
袁世凯要维持国家颜面和对内威信，不肯对日本劝告屈服。11月1日，曹汝霖分别口头答复日、英、俄三国公使，称改变国体乃中国内政，未明确说明帝制是否延期。日本认为这就是拒绝劝告、轻视日本，双方都认为对方不尊重自己，各有苦衷和坚持，不能明白退让。到11月9日，曹汝霖派秘书访小幡酉吉，称年内不变更国体，同时非正式通知列强，希望英、美、法、俄同情，牵制日本。
11月初，袁世凯试图以参加欧战，换取欧洲列强支持帝制。梁士诒与朱尔典多次密谈，中国放弃中立，从协约国贷款生产军火，供协约国使用，一旦德奥抗议，协约国即支持，实际等于中国对德宣战。梁士诒向朱尔典建议，由包括日本在内的协约国列强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委托英国与协约国及日本交涉，但不能被人知道这一计划由中国提出，朱尔典保证，此事以源自英国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提出。
11月12日，英国外交部向日本驻英国大使井上胜之助交给了邀请中国参战的备忘录。日本政府对此很疑虑。由于英国敦促法、俄共同行动耽搁了时间，直到22日，英、俄、法三国驻日本大使才一起会晤石井外相，提出备忘录。英国外交部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提议源自中国从几个方面被泄露。日本政府一边拖延，一边煽动日媒反英，同时积极调查参战计划是否源自中国。石井以日本舆论对英国施压，而日本军方基本反对中国参战。此时，英国在加里波利战役死伤惨重，23日，陆军大臣吉青纳决定撤军，而塞尔维亚11月底全境沦陷，英国决定尽快与日本妥协。11月底，英国发表声明，等于完全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外交主导权。显然，这一变化大大出乎袁世凯意料。12月6日，日本回复三协约国，反对中国参战。
到11月中旬，中国各省国民代表选举及国体投票正在审查结果，各省代表聚集北京。12月12日，袁世接受拥戴，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5日下午5时，驻北京的日、英、俄、法、意五国公使一起到中国外交部，第二次劝告帝制延期。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继续推动帝制，12月31日宣布，下一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
12月16日，陆宗舆与石井菊次郎会晤。石井说，既然中国政府说重于他邦，而且来密询意见，日本可与各国协商承认中国改制日期。但陆宗舆听错了，以为石井与大隈商议此事并报告了外交部。之后，石井16日电告驻英、美、法、意、俄各使，与所在国协商承认中国帝制事宜，陆军参谋次长也对袁表示善意。对此，袁世凯也对日本表示善意。20日起，曹汝霖与各国接洽2月登基，他完全不知道此举与日方正在与各国接洽的行为相冲突。当天他拜访11月9日到任的日本公使日置益，次日又拜访法国公使，中日双方严重误会。
此外，日本积极支持反袁分子。石井训令关东军司令支援东北宗社党和国民党。财阀大仓喜八郎借给肃亲王100万元，条件是清室复辟后，由大仓主持吉、奉森林等税收机构。1915年12月，青木宣纯中将到上海与唐绍仪及国民党政客组织反袁运动。11月初，日本支持的蒙匪在蒙古边界击败中国军队。11月10日，松沪镇守使郑汝成在去日本领事馆途中被刺。12月5日，革命党试图在上海劫持肇和舰等船只，使用的是日本制造，藏在日本商店的枪支。因上海动乱，日本采取措施保护日本居民及其利益，派出军舰到上海。岑春煊秘访日本，希望得到援助。梁启超、蔡锷都经日本协助，赴云南和广西。
袁世凯以为帝制可成，他曾写下一纸手片：“西引入战团东不允。东劝缓西不助。联恐德先承认绝其所望，不敢迟认。西先任东自不能独异。”意思是：英、俄、法等将中国引入协约国参加一战日本不允许。日本劝中国暂缓帝制英、俄、法不帮助。协约国害怕德国先承认中国帝制，不敢比德国更迟承认，而英、俄、法先承认帝制之后，日本不能不承认。袁世凯的判断准确，谋略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正在袁自以为得计，即将大功告成时，云南护国军25日起事。同一天，中日间的误会爆发，石井怒指陆宗舆背信，双方相互指责，外交关系事实上破裂。中国确认，陆宗舆听错了石井的谈话。月底，陆宗舆称病请辞。由此，日本更加不相信袁世凯，开始全面倒袁。
12月底，除日本之外的协议国列强均盼尽快承认帝制，压制叛乱，避免德奥抢先，频繁与日本商议。日本坚持登基与承认分开处理。到1916年1月，日本一方面保留观望态度，一方面援助反华势力。1月15日晚，日本拒绝了中国特使周自齐访日，避免让外界有利益交换的联想。19日，大隈内阁决定不承认帝制。2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警告中国延缓帝制，否则准备自由行动。21日晨，北京决定2月初登基作废。协约国再无德奥率先承认的顾忌，因此追随日本。自此，袁世凯“以夷制夷”的手段，被日本逐步击败。
1916年3月7日，日本内阁在陆军建议下，制定了《对于中国目下时局日本所执政策》，要点就是打倒袁世凯，旁观期待中国内乱扩大。在华南，日本援助岑春煊与梁启超组织军务院，对抗北京；在华中，策动孙文、黄兴。参谋本部还支持孙文指示居正在山东从事扰乱活动，外务省对满蒙领事发出通告，援助反袁运动。3月10日，日本人竹内维彦与孙文签约，提供资金反袁，并换取商业利益。3月20日，竹内维彦与岑春煊、张耀曾签约，提供资金100万元。此外，岑春煊在日本还与钢铁大王久原房之助等四人签约，借款150万元，为运动日本中下级海军将士在长江一带扰乱之用，事成则将浙江、湖南、湖北矿地让给四人组织的公司。袁世凯没有做过的事，反袁势力却趋之若鹜。
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梁启超及岑春煊均有参与。这对袁世凯打击很大，这导致广东将军龙继光压力巨大，他派到滇桂边境的军队进退失据。3月2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取消帝制。他试图对内停战媾和，维持总统权位。但日本大力支持反袁势力，一心要让袁完全退出政坛。4月初，袁世凯觉得，只有对日妥协，才能保持权位，于是对日表示愿意接受“亲善提携”，日本政府明确拒绝，并建议袁世凯引退。日本军方继续支持反袁势力。在经济上，日本取得英、俄、法同意，停付北京盐款余金，使袁世凯财源枯竭。对此，他只能挪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准备金，迫使两行大量增发钞票，引发通货膨胀，挤兑潮日趋严重。5月12日，袁世凯政府发布命令，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存款停止付现。这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物价飞涨。6月6日，袁世凯病逝。
纵观袁世凯推动帝制的全部过程，袁运筹帷幄，与朱尔典及英国交好，自以为可以凭借“以夷制夷”的策略渔翁得利，掌控局势。但实际上，“以夷制夷”作用的层面有限，过于依赖外部环境和时势。一旦英日同盟主从地外变化，日本凭借实力，干涉袁世凯的决心过大，其他诸国往往不愿因此对袁两肋插刀。显然，袁世凯未能预料这一因素。而日本各界反袁力度之大，对中国各个反袁势力的支援和利益交换，更在其意料之外。
在唐启华看来，外交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袁推动帝制实际是自败。更进一步说，袁世凯的实力和统治基础不足以支持他对权力的进一步攫取。其时，中国国力孱弱，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已经殊为不易。从“二十一条”到《民四条约》，袁世凯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幻觉，以为通过“以夷制夷”可以克服日本的阻碍，这助长了其推动帝制的意愿。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施展的种种手段，使得日本各界对其普遍忌恨，欲除之而后快。而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之大，更远远超过其预料：它希望自己充当东亚的领袖，中国作为追随者，争取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平等。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显然不可能做日本的跟班，而是极力对抗。因此，两方的矛盾实际不可调和。
另一方面，英国及其他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力度，不可能超过其对日本的需求。这意味着，日本由于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在协约国列强中的分量重于袁世凯政府。因此，出于利益考量，英、美、法列强不会因为同情和支持袁世凯而开罪日本。加上一战吃紧而无力他顾，这使得日本攫取了对华外交的主导权。可以想见，如果当时中国国力强于日本，可以对协约国提供更大的支持，日本就不可能主宰袁世凯的帝制成败。
在我看来，袁世凯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却昧于现代化的潮流，缺乏世界眼光和大局意识。以其身为总统还想恢复帝制的作为来看，他要搞的显然不是大权旁落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而很可能是与中国古代类似，君主大权独揽的帝制。因此，就算袁世凯1916年搞成了帝制，中国也不大可能会得到国际社会提携和帮助，一跃而走上康庄大道，成为强国。更有可能在内忧外患之下，进一步混乱和分裂。因此，袁世凯的悲剧，很大程度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