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克制的观看：观鸟实践中“人-鸟”物种边界的互动

近30年来，中国城市观鸟群体规模扩张迅速。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公众环保意识提高，由民间组织发起的环保活动兴起，观鸟活动得到积极支持（Walther & White，2018）。世纪之交，第一部涵盖中国全部鸟种的鸟类图鉴《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出版（约翰·马敬能等，2000）；两年后，民间力量协同政府举办“首届洞庭湖国际观鸟大赛”，并创办首个“中英双语在线鸟类数据库”，中国鸟类记录中心诞生（闻丞等，2020）。本世纪初以来，观鸟活动蓬勃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民间观鸟活动普及到东中部省会城市，中国西部、南部观鸟人群兴起。在此背景下，探究城市居民为何观鸟，关注观鸟实践中人与动物如何互动对于反思城市中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探寻城市中人与动物共同的生存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观鸟队”（名称经匿名化处理）是2013年成立的观鸟组织，其团队成员主要为北京地区高校的观鸟爱好者，现有在册会员近300人，会员们活跃在鸟类观察和保育理念宣传一线，定期面向市民举行导赏活动。研究团队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宛平湖公园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进行多次参与式观察，参加“观鸟队”组织的导赏活动，观察他们观赏鸟类和交流互动过程，了解其对观鸟和鸟类生态的认识，并对观鸟组织中7名有着2年以上观鸟经验的青年观鸟者进行深度访谈，探究其对鸟类行为、人类与鸟类关系及观鸟实践中伦理准则的理解。

既有对于观鸟现象的研究较少关注人鸟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而多探讨观鸟对鸟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近20年来，多物种民族志和人与动物伦理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非人之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越发受到人类学关注。在伦理联系层面上，动物被视作与人类平等并具有独立意识的本体存在，物种之间伦理边界的生成、维持和浮动受到学界关注。

本研究旨在考察观鸟实践中人与鸟的物种边界如何跨越并维系，借此探索当下中国城市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可能性。研究发现，观鸟实践中人－鸟的物种本体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物种边界既可被跨越，亦被刻意强化和维系。观鸟者跨越物种边界对鸟类的理解通过“识别”鸟种而建立，同时经由对猎奇欲望的克制、日常生活中与鸟类偶遇而得到强调并维系。在遭遇养鸟之时，野生与驯化间的张力使人－鸟间的物种边界愈发复杂。观鸟实践中，人鸟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观鸟者并未将鸟类行为进行拟人化理解，也未视其为环境客体，而是使其为与人类平等、具有独立意识存在。这一特殊的伦理关系在观鸟实践的不同维度中呈现，在跨物种协商的实践中生成、维持并浮动。

大斑啄木鸟；拍摄者：kiwi；拍摄地点：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时间：2022年10月30日。

一、识别：观鸟实践中鸟类本体的转译

观鸟是个体借助望远镜、相机等设备，捕捉单只鸟的形体、叫声等特征，以识别鸟种、记录出没时空并观察其习性状态的活动。通过“观”的实践，观鸟者将鸟类从作为环境的无关客体营造为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行动能力、人类共生的物种。在此过程中，观鸟者世界的边界得以扩展，对世界图景的想象从以人类为中心延伸到鸟类世界，不同鸟种的生命线条汇入个体生活，呈现出不同物种生命状态的交叠。

识别是一切观鸟行为的前提，包含积累鸟类知识、捕捉、辨认、标记出没时空等环节。多位资深观鸟者均强调“认识”的基础性作用。“一定要认识，不然我觉得你拍它也没有意义，拍半天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筛子哥，2022-11-19）观鸟者在前去观鸟之前会对某一地区特定时节出没的鸟类进行初步了解。“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很重要，你在云南那些密林里面，可能就看到鸟的屁股，或者听到叫声，你得根据这些小的特征去判断它是什么。我们暑假和一些不参加观鸟的同学去新疆，那些同学就觉得你们这帮人‘视力’不太一样（笑）。”（奥羽，2022-12-01）观鸟者依据鸟类特征与特定鸟种建立深程度的关系，使得处于旷野、野生而不被认知的物种被赋予意义。

为使“识别”的过程更加有效，专业设备必不可少，望远镜尤其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双筒手持是8倍，超过10倍的话手持就很不稳定。单筒可以直接从20（倍）起跳，比较适合看水鸟，因为水鸟隔得比较远也比较静，它不像林鸟那么好动。像柳莺啊或者山雀，这种喜欢蹦迪的林鸟就得用双筒。它的机动性比较好，调节起来操作方便。”（筛子哥，2022-11-19）望远镜作为视力的延伸，极大增强了“观”的可能性，使得技术手段在不同情境中能针对不同鸟类行动特征做出机动调整。此外，拍摄也是服务于识别的关键环节。相较于用眼观察，相机能够更客观地记录鸟类特征，便于观鸟者事后对照图册和识别软件识别。

在“捕捉”的基础上，观鸟者携带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的鸟类特征，结合观鸟图册、网络信息和小程序软件定位鸟类名称，获知这一鸟种在中国境内的迁徙路线、生活习性及某一时节的出没区域。“9月份一般是迁徙季，从10月开始、十一过就开始爆发。开始会有先头部队，然后慢慢聚集。因为鸟也会等，它会凑一团，凑齐一个种群、一个规模的群体才会走……新编的两本单独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一个是鸻鹬，一个是猛禽，这两个也是难点。我之前去连云港找我朋友，看了一圈鸻鹬看得我头真的很大，很难记住，因为它们太像了。图册上就是熟悉一下，认下特征。乐观的话，可以从事更深度的研究，对它的境遇什么的都有更深度的了解。”（筛子哥，2022-11-19）观鸟者与鸟类建立的关系是以鸟种群体为单位的。即使现实遭遇的鸟类是独立的一只，观鸟者对于这只鸟的想象依然依托于对应鸟种而展开的。

观鸟者通过形成个人清单、标记不同鸟种的时空图谱，建立起独属于个人的鸟类时空想象，以鸟种集群为单位形成个体的“私藏”。作为一名有着4年观鸟经验的资深“鸟人”，奥羽将观鸟的实践形容为“集邮”：“观鸟类似于集邮或者搜集，是博物学性质的一个爱好。大家一般也会记录整理自己的清单，一般来说可能在这个圈子里面你看鸟超过1000种，就很受人尊敬，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大佬。”（奥羽，2022-12-01）集邮的意义并非仅在于积攒的快乐， 更意味着观鸟者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地点与特定鸟种相遇，建立私人化的联系。鸟类作为具有独立意识、与人类平等的种群以此方式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成为“复调”的存在——鸟类的生命存在形式作为人类形式之外的另一“声调”与人类共在。“我觉得开始观鸟就是获得了一把通向自然剧场大门的钥匙。为什么是自然剧场，就是因为自然界中这个物种的行为，它的多样性，它的魅力。观鸟不仅是记录自己收集的物种数，也是对它行为、形态的一种观察，能看到另外一种物种和人非常不一样的物种的生命形式。”（大丰哥，2022-12-04）

识别是打开鸟类世界想象的钥匙。在具备鸟类专业知识的之后，观鸟者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鸟类迁徙的时序被编织进个人的日常节奏，人类世界引入了另一物种鲜活的生命体验。大丰哥提及，当自己看到刮大风时，会想象百望山的猛禽是否会出现；在路边看到流浪猫时，他会十分忧心是否会有鸟类因此丧失生命；早间见到扰流时，他感受到同一时空中的鸟类受到干扰栖息于林中不出没。对于大学生来说，生活中经常出现鸟类的偶然闯入使其意识到自己与一群同样聪明、有灵性的生物一同栖居在学校里。“鸟也会藏东西，他们也会在树底下或者土里面去藏一些吃的，留着冬天吃。他们也会犯坏，像喜鹊，它做窝比较豪华，外面枝特别大，里面会用毛去填。它会特别贱。比如说你在遛着狗，他会过来叼狗的毛或者什么牛的毛，去给自己续窝去。外人看就贱兮兮的。很多乌鸦冬天会在树上过夜。它也不是随机选树，就专门挑那些有空调外机的。包括下面有路灯的，它可以躲在路灯的上面，在背光的地方你看不到它、它可以看到你。有时候你走到树下，举起望远镜，你会发现整个树的乌鸦都在观察你。”（筛子哥，2022-11-19）

在通过识别让鸟类进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之后，观鸟实践的偶然性和鸟类活动的无法预测性使得生活中与鸟类的偶遇成为观鸟者珍视的经历。“我看到一个自然飞来的鸟，我就觉得好开心，我能遇到它是它在眷顾我。我记得就前一阵子“观鸟队”去沙河培训，好多人。大家走着走着就走散了。突然后面有一堆人叫着说——有天鹅！抬头一看有五只小天鹅就朝北边飞过去了。回来之后我做梦都会梦到。观鸟就是这样，天上掉馅饼似的，那种不期而遇。不能抱什么指望去等待，而是等着突然降临。”（天天粟，2022-11-20）观鸟者所探寻之鸟并非时时刻刻可见，即使依靠可靠鸟讯追寻稀有鸟类也时常会扑空。寻鸟的随机性呈现出观鸟实践中人类对鸟类物种独立性的尊重。观鸟者放低姿态——他们不向自然索取，而是等待“鸟的赏赐”；而鸟类不因人类探寻的行为而改变自身的行为实践。观鸟本身的随机性昭示着人与鸟之间两个平行的物种世界的在场，这一在场经由“观”的祈求而让观鸟者意识到遭遇野生鸟类的难得机遇，使其生成感激与敬畏。日常生活中鸟类的闯入让两个物种的平行世界有所交叠，观鸟者在生活世界中与鸟类互动而激发情感。“我之前救助过一对，它们每年都回一棵树上，那个地方掉下来的小鸟我给它放回去了。后来第二年它回去的时候就变成了三只。这种事情就是一个很温暖的过程。”（小天，2022-12-01）如此两个物种生命线条的相遇为观鸟者带来了丰富、细腻的情感体验。这意味着在“偶遇”过程中，寻找鸟类时的不确定性所彰显的物种边界和日常生活中两个物种平行世界的相逢共同构筑了观鸟体验，以此方式将鸟类的生命存在形式引入人类世界，扩展观鸟者想象世界的方式。

由此，观鸟者通过博物学的知识体系识别种类、标记时空范围，标记这一种类的鸟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与特定鸟种建立联系。观鸟者通过观鸟打开“自然世界的大门”，意识到自己在观察鸟的同时也成为被观察者。观鸟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既是在积累鸟种、识别对照，也是在日常情境中以“共生”的眼光观察它们的习性，体察鸟的处境和情感。最终，在知晓何时何地、何种气象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什么鸟种，人类逐渐打开一个与鸟类共生的世界。

二、克制：观鸟实践中的人－鸟物种边界的协商

观鸟实践中，人与鸟保持着各自独立的物种边界，观鸟者通过“识别”将鸟类从环境背景转换为与人类物种平等共生的存在，达成对鸟类习性的想象。这一部分，笔者将集中呈现观鸟实践中伦理边界的协商——观鸟者通过刻意强调人和鸟之间的物种差异，拉开与鸟类的接触距离，在克制观察欲望之时尽可能减小对鸟类的干扰。同时，观鸟实践中的伦理边界存在着一个模糊地带，观鸟者因猎奇而接触鸟类的欲望与避免干扰野生鸟类的伦理准则在具体情境中不断协商，使得二者间的伦理张力愈发明显。

飞鸟市民导赏活动，队员参考鸟类折页；拍摄者：kiwi；拍摄地点：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时间：2022年10月30日

（一）人－鸟物种边界的刻意强化

观鸟者遵循着一套伦理准则。这套准则的核心在于尽可能限制观鸟群体的行为，以减少人类生活节奏对野生动物习性的干扰。伦理准则的存在刻意维系并强化着人与鸟间的物种边界，以此激发观鸟者对鸟类种群的尊重和保护。

在观鸟者看来，部分拍鸟群体出于获得照片的目的而不顾及其习性，甚至随意引诱的行为是不尊重这一物种的表现，更严重时还会对鸟类造成伤害。“可能养鸟包括拍鸟，很多人拍鸟的时候可能会撒点米或者撒点面包虫，把面包虫用铁丝拴在树上，以前就经常有鸟会把那铁丝给吞进去，然后就死掉了，或者说太多的人去围观他拍摄以后，鸟会受到过多的干扰。比如说繁殖季节拍养育小鸟的画面，有可能一群人围在那里，然后那只鸟可能就不要那个小鸟了。”（大丰哥，2022-12-04）在观鸟者的讲述中，因个人欲望而不顾鸟类的主体体验是违背观鸟伦理的表现，鸟类在其认知中仅为自然环境中的客体，构成拍摄画面中的景物，与林中树木花草无甚区别，更不必说尊重鸟类的感受。如若将鸟类视为客体而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想法引诱、设置铁丝，鸟类的生命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观鸟首要的原则在于将鸟类视为独立于人类而平等存在的主体，不可因观鸟者的主观意愿而对其施加有明确扰动的人类行为、介入鸟类独立于人类物种的习性，尤其是在其停留歇息、育雏之时，更应该明确保持人与鸟之间的物种边界，如此才是践行观鸟的伦理道德、尊重保护鸟类。由此可见，观鸟者的伦理实践在将鸟类视为与人类平等的主体而刻意强调人与鸟的物种差别，以减少对鸟类生活的介入。

类似典型的违背观鸟伦理的行为还包括夜间拍摄猫头鹰时不顾鸟类主体感受而刻意做出干扰行为。这些行为既包括随意公布猫头鹰出没的位置，也包括用脚踹树、大声吵闹等为便于观察拍摄而对鸟类生活的严重介入。在观鸟者筛子哥看来，公布猫头鹰的位置意味着违背观鸟的道德准则，是人类对鸟类物种的侵扰。“这种鸟都是不能随便公布位置的，这也是观鸟的道德行为标准。它不同于别的鸟，它是夜行性的鸟，你如果白天去拍的话，很多人会踹树啊或者什么的，让他睁眼或者飞，因为他们都觉得猫头鹰睁眼的时候很可爱。半夜话也会拿手电筒去照猫头鹰，这很干扰它的习性。还有好多人喜欢拍育雏、喂小鸟，都是夜间，打着手电，很容易造成它弃巢，认为这个地儿不安全，就会跑。”（筛子哥，2022-11-19）观鸟的伦理道德要求人们既视鸟类为区别于人类的物种，同时尊重其主体性，使其为与人类平等的存在，而非毫无知觉的客体，因而更需要以鸟类的习性状态为先，意识到观鸟和拍鸟行为本身是对鸟类正常习性的介入，进而有所克制，明确强调鸟和人有各自的生活、有各自的生命周期，强化物种边界，进而尽可能降低对鸟类的人为影响。

多名观鸟者都提及10月颐和园昆明湖发生的长尾鸭“围捕”行动。“颐和园10月份的时候来过一只长尾鸭，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想去看，但是因为长尾鸭在湖里面，拍鸟的人想去拍近一点的，就坐船把鸭子包围了，把它赶近一点。这些拍鸟大爷经常干。很多人把那个鸟包围了，然后等它出来，慢慢收缩包围圈，最后反正那个就被吓死了。第一天发现的人没有想到，第二天之后人越来越多，可能有50个人在草地里追它。这个事情在观鸟圈子影响都很大。”（峰哥，2022-12-02）此次“围捕”行动在观鸟群体中影响极大，诸多观鸟爱好者均在微信、微博等平台报道、转发，网络评论大多是对只顾拍摄照片、不站在鸟类主位考虑而予以谴责，并呼吁以“保护鸟类”为出发点的观鸟实践。

以上种种在观鸟者看来均属于“非道德拍摄”，诱拍也属于非道德拍摄的一种。观鸟者认为诱拍违背了人与鸟之间的伦理规范。对诱拍的谴责和对观鸟伦理准则的强调均强化了人与鸟作为两个物种的边界，以尽可能限制人类越过自身干扰另一物种的生存状态。伦理边界的刻意强化与扩大是视鸟类种群为与人类共生于城市、平等且具有独立生存空间的物种。如若彼此独立的生存空间被过分扰动，野生动物的习性就会发生改变。“像公园这种喂鸭的，吃进去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投喂时间长了的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峨眉山的猴子。它分几个阶段，第一是怕，你去投喂了之后它不怕了。第二个阶段变成乞食，它会乞求你给他食物。再往下演变就变成抢食了。一般野生动物的话是很怕人的，它不会说去主动接近人，一般主动的动物都比较有问题，可以当它被人喂过。”（筛子哥，2022-11-19）

人与鸟物种边界的刻意强化旨在避免将鸟类种群视为客体、以人类欲望为中心而不考虑其的主体体验，甚至对鸟类育种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观鸟的核心伦理在于“让野生动物怕人，而不是亲近人”，强化物种间的距离，甚至将物种边界营造为不可跨越的鸿沟，以使鸟类保持野生性、维持自身的迁徙时令与生存方式，对人类存有戒心，以尊重鸟类种群的独立性。由此，观鸟者践行着“克制”的伦理准则——人与鸟之间隔着由肉眼和望远镜“观看”而无法企及的空间距离，正是这一“观”的目光在两个种群间建立连接，使得鸟类得以进入人类世界，作为多元物种与人类共生；同时这一距离构成对物种边界的强调、维系甚至营造物种间的鸿沟，使得人与鸟之间的本体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促使观鸟者在实践中克制对鸟类的干扰，以维护鸟类的野生性。在“观”这一特殊实践拉开人－鸟的物种距离之时，观鸟者得以将鸟类置于与人类平等的地位，站在鸟类的立场思考它们的命运。“它们需要活着，它们真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它不像人有什么爱好之类的，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繁衍后代。人的体型在他们眼里是非常可怕的，太大了。如果说在城市里边生活的话，必须要考虑到鸟的习性特征，要避免做出干扰。”（峰哥，2022-12-02）

（二）观鸟实践中的伦理协商

刻意强化并扩大人与鸟的物种距离之时，观鸟行为给观鸟者带来的猎奇体验使得个人在“观”的满足与克制对鸟类的干扰之间形成伦理张力，由此营造出一个模糊地带——对于究竟何种程度才算是妨碍鸟类存在着诸多争议。观鸟实践的伦理核心在于尽可能避免对鸟类造成人为影响，但在城市中鸟类遭遇的人为影响几乎无法避免，而观鸟实践本身即是人类以鸟类为对象的实践，因此影响的程度往往难以评估，并在具体情境中不断调适。

最典型的莫过于观鸟者对拍鸟者诱拍行为是否合宜的界定。诱拍时“诱”的尺度十分模糊。在筛子哥看来，“繁殖期的话，你是不能这么干的，平时的话可能人少也就默认了。像以食物诱拍，用面包虫和用水，你也不好去区分。最极端的话，你放了一盆水也算是诱，但如果是你像大自然随便哪个地方，比如下场雨都有可能有个水坑，那这个就比较模糊，就是你怎么去判定诱拍。面包虫这种肯定是会被抵制的。”（筛子哥，2022-11-19）究竟何种程度才能被定义为“诱拍”因对鸟类造成的影响程度而不同。诱拍分为食物和声音诱拍两种。当用面包虫等食物引诱鸟类出现在固定地点、对其原本习性和育雏行为造成明显扰动，甚至威胁鸟类的生命安全、造成生理性伤害之时，诱拍行为受到明确抵制。而在其余时候，类似用水诱拍等模糊的行为随处可见，在此意义上，人类行为与自然界中原本存有之物对鸟类造成的影响无法区分，人类对鸟类的行为是否足以达成干扰的标准亦难以明确衡量，因此伦理的边界亦十分模糊。

伦理边界的调适还体现为观鸟实践中什么行为会对鸟类造成影响，接近鸟类的事宜行为程度为何。“我觉得不管观还是拍，尽量做到降低对他的打扰，保持安全距离。鸟有一个惊飞距离，它觉得你离得太近了就会飞，当它飞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赶它了，这样的话会对它有非常大的伤害。因为你人可能走两步没觉着累，但它飞好几次的话，体力消耗很大，尤其是迁徙时候的鸟，它们本来就很累了，到这儿就是为了休息，如果你再去赶的话就非常容易死。”（奥羽，2022-12-01）“惊飞距离”是观鸟实践中人类行为与鸟类行为之间形成的适宜空间，在此空间内，观鸟者的行为被许可，达到不对鸟类造成过多影响的程度。这一距离在每一次观鸟的情境中依据观鸟者个人经验而具体把控，无法给出确定的数据；同时也极易被打破，一旦逾越这一边界鸟就会飞走，也意味着观鸟者的行为已经对鸟类造成干扰，此时就应及时收敛，不再追寻，以尽可能降低伤害。由此可见，每一次观鸟情境中观鸟者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人与鸟之间的适宜边界，这一边界在特定情境中被把握，亦时时介于被打破的边界，靠近鸟类尽可能详细观察的猎奇需求和成就感与是否扰动鸟类的伦理间形成一种张力，每一位观鸟者对于“适度惊飞距离”的把握均不相同。

模糊而脆弱的适宜距离不仅体现为实际的空间距离，还体现为观鸟者与鸟类的视觉接触。“不要去指鸟，尽量不要用你的目光直视鸟。鸟对这两个特别敏感。你如果用眼睛一直盯着一个鸟，它马上就会飞。我感觉到因为它要躲避它的天敌，天上有猛禽在盯着他们，你想100米上千米的距离的眼神，它们都能感觉到，更别说人这种十几米的距离了。如果不懂的话，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你平时在家的话也可以观察，你看到一只鸟，你用余光看和你用眼睛盯着它看是不一样的，如果用眼盯着他，他很快就会飞了，非常敏感。一般接近的话要走之字形，不能直着过去，直接接近在它判定来说就属于捕食者的姿态。”（筛子哥，2022-11-19）这使得观鸟实践中人与鸟之间的伦理边界把控更为复杂。不仅需要在每一次具体情境中控制物理接触的距离，还需要在眼神上有所克制，控制凝视鸟类的时间和频率，以尽可能减小视觉接触对鸟类造成的威胁。相较于物理空间距离，眼神的隐性距离更难把控，需要观鸟者在具体情境中感知鸟类的状态，敏锐地捕捉鸟类对自身存在的态度是否时时发生变化，以维护观鸟实践中人、鸟空间微妙的和谐。

观鸟实践中存在着一个许可的范围，允许观鸟者的无意和不可避免的观察行为对鸟类种群造成的干扰。“可能有的鸟躲在草里面，你不能说为了看到它就把它趟出来，或者说赶一下它，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为了观察一些轻微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实人进入自然的任何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就是在尽力去减少这种影响。我觉得有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你要看到猫头鹰只好用手电照，那一两秒钟或者几秒钟开手电我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不能说一排人全拿着手电照得跟白天一样。还有追逐鸟是不行的，但正常行进的过程中沿着路线不小心趟起来一个鸟，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趟起来之后不能一直追着它跑，那肯定不行。”（峰哥，2022-12-02）观鸟实质上是人类进入鸟类栖居生境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鸟类造成影响，伦理原则的核心在于不能有意扰动他们，无意造成的影响可以被原谅，但必须及时意识到并尽可能有所弥补，不能再增大干扰程度。在满足观察鸟类的目标之后，观鸟者必须及时收敛、有所克制，例如在观察到猫头鹰之后及时关掉手电，避免对猫头鹰的夜间行为造成过多影响。

如此，对于观鸟实践中的伦理边界，“适度”的把握极为微妙。何种程度是符合伦理道德而满足观察稀有鸟种拍摄的欲望，何种程度符合个人的最佳观赏距离而不对鸟类造成较大干扰，是否以鸟类物种优先而克制长时间目光接触，或是认可无可避免的人类干扰存在，都需要每一位观鸟者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调试，对在彼时彼刻的情境中某一鸟种的状态进行敏锐观察和评估。观鸟实践中，人与鸟之间的物种边界出于保护目的而明确强化，甚至扩大物种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模糊而纠缠、无法明确衡量的空间。观鸟之道在于避免干扰、避免驯化，以此尊重并视鸟类种群为与人类共生、平等存在的主体；同时，观鸟之道亦存在着众多难以把控的伦理张力，对鸟类种群的共情与满足个人观鸟兴致的需求纠缠在一起，使得个体与鸟类种群互动时的人－鸟物种边界愈加复杂。

三、遭遇“养鸟”：驯化与野生的道德张力

猛禽乌鸦天空战斗吸引观鸟者驻足；拍摄者：kiwi；拍摄地点：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时间：2022年10月30日

将观鸟与养鸟进行比较，人与鸟的物种伦理张力愈发凸显。生态观鸟是指在不影响野生鸟类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人在自然环境中利用望远镜等专业设备观察鸟类的活动。相较于此，养鸟则是一种人与鸟之间紧密互动的行为，例如草原游牧民族对鹰隼的驯化。

观鸟者与养鸟者均涉及“观”这一视觉活动，二者对“观”的理解和实践却不同的。观鸟者之“观”保持着自然主义的态度，观鸟结果为何都能被欣然接受；养鸟者则追求的鸟在场，将养鸟视作养育和陪伴的过程，由于鸟的生命远比人类短暂，它们的一生往往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类的眼前。由此，养鸟追求的是一种确定的观察，人与鸟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几乎不存在生态距离，观鸟则追求一种不确定的观看体验，人与鸟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生态距离。

观鸟与养鸟的差别还体现在伦理维度。养鸟与观鸟伦理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驯化状态下的占有，后者则是野生状态下的保护。人类尝试将鸟类驯服是以人类需求为中心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养鸟不仅出于赏玩和陪伴的目的，更重视的是为人提供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意义与情感。“养鸟要是像养孩子一样的情感投入，要与鸟进行互动。”（张同学，2022-11-20）而观鸟者所秉持的是生态中心主体的观点。他们具有较强的生态环保意识和责任感，认为野生鸟类处于自然状态、不应被驯服。进一步而言，观鸟行为对观鸟者来说是一种“超越其他兴趣的兴趣”，他们会自觉地将观鸟行动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宏大背景中而赋予特殊意义。“观鸟给我的生活加入了一个超越其他兴趣的兴趣，它对我来说可能比看电影、打游戏、打篮球什么的更有意思。”（黑麂， 2022-11-13）观鸟实践不仅是兴趣爱好，更在践行生态知识和环保理念过程中具有了责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常常会产生“观鸟者”与“养鸟者”的身份重叠。同时作为观鸟者和养鸟者的人们会将已驯化的宠物鸟和野鸟区分对待——基于现实情感需求，宠物鸟被人工孵化和人工饲养，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此时鸟是“非人之人”，拥有人的部分习性；基于生态学知识，“野鸟”应该生活于原生自然环境中，是需要受到保护、避免人为介入的野生动物。“对于野生鸟类，还是不要让它们带有更多对人的情感因素，因为它们可能没有办法适应野外的环境。”（张同学，2022-11-20）当“养鸟者”和“观鸟者”两种身份的重叠时，个人既有文化上的情感需求，又受制于面对野生鸟类时的伦理规范，呈现出的抽象的生态学知识与具体情感经验之间的一致。“其实我并不反对养鸟的行为，但是可以去养那些人工繁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的鸟类，不要去碰那些就是野外捕捉回来的鸟类。”（黑麂， 2022-11-13）

在同为养鸟者和观鸟者的人群在饲养驯化鸟类的需求与尽可能避免干扰野生鸟类的伦理间达成一致之时，观鸟者在遭遇养鸟亦时常出现因双重身份造成的伦理张力，其背后呈现出“文化”与“自然”的交织。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观鸟者需要经过双重超越，不光要超越仅为人类需求服务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还要超越对鸟类的“单恋”，从生态的整体性进行理解。鸟类在生态环境中的互动是多样态的，与植被、土壤、大气等环境因素和其他物种持续作用。在“豆瓣”社区一篇名为《以后不想养鸟了》的帖子中，当养鸟者将鸟放置于自然情境下进行理解之时，情景的矛盾使其不想再养鸟。“大山深处，茂密林中，鸟儿的叫声清脆悦耳，哪怕是麻雀的叽叽喳喳，也让人心生愉悦。在家里只觉得它们吵闹。以后不想养鸟了。”（鲸鲸，2022-10-30，来源于“豆瓣”）

在此意义上，营造一个人与鸟的“共生空间”是否可行？“实在空间”“无形空间”都提供了启发。首先在“实在空间”层面，美国家庭经常会在后院的草坪上安置一些喂食器或者水槽，以供过路的野鸟休息和补充体力。这些装置为觅食困难的野鸟提供了帮助，体现了良好的生态友好性。这同样是一种观鸟实践，它打破了观鸟与养鸟的生态界限，使人们的后院成为一个流动的观鸟站，人们在家中便可以观赏到不同种类的野鸟。这一实践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裂隙、创造了共生的空间，人能够在确定的个体场所欣赏到不确定的鸟类，展现了人与鸟的互惠互酬。

其次，在“无形空间”层面，在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提供了启发。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描述的巴厘岛斗鸡场也是男性气质和声望荣誉的竞技场，斗鸡游戏就是一种“深层游戏”，在斗鸡游戏中，动物在其中扮演的是男性参与者的虚拟化身，他们将强烈的情感与意义投射到斗鸡身上。在这种盛大的动物表演中，男性参与者的主体性在象征层面与斗鸡达到了互通。人与斗鸡虽然存在物理距离，但心理距离却消失了，转变为一种人与物“混融”的状态，若将斗鸡类比成人类驯化的鸟类，人与鸟也可处于一个无形的共生空间。

四、结语

本文基于北京地区青年观鸟群体的民族志考察，探究观鸟实践中人与鸟的物种边界如何实现跨越和强化。研究发现，人－鸟物种边界的跨越通过“识别”实现。所谓“识别”即是依托博物学知识、借助专业设备捕捉鸟类特征，对照鸟类图册获知鸟种名称。正因为观鸟实践中的“识别”，在自然环境中存在的鸟类得以跨越物种边界，成为与人类共同的生命存在。同时，人与鸟的物种边界在观鸟实践中依靠克制猎奇欲望、遵循伦理规范得到强化与协商。观鸟伦理的核心是拉开与鸟类的物种距离，将其视为野生的、独立于人的生命体，使物种边界得以维系与强化。此外，养鸟与观鸟行为的差异是驯化状态下的占有与野生状态下的保护之间的差异，而个体的情感需求与生态学知识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

由此，观鸟实践中的人与鸟物种边界既被跨越，又被维系和强化。人类学的多物种民族志中讨论的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平等的，而非“环境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层面的单向不对等关系。视角主义认为人与非人类都根据自己的视角理解现实世界，且视角可以转换。在观鸟实践中，观鸟者承认人与鸟的共性与差异，他们经由认知鸟的种类而得以想象鸟类的迁徙方式和生活习性，肯定鸟类存在的“人性”，并将鸟的行为与带有文化意味的人的行为类比。在此过程中，人得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将鸟类视为平等、具有独立意识的物种存在，赋予鸟类以尊重，体察它们的生存境况。观鸟者并未将动物完全当作人来看待，而是在多物种互动的关系中站在动物的角度反思人类的行为。

就当下而言，人与动物共创生活空间是可能的。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与动物之间是“平等互惠”的关系，不能只满足人类自身需求，而忽视对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影响。其二，人、动物与自然是一体的。人与物二分的观点试图向人们说明自然是一个完全有别于人的王国，动物应生活在完全排除人为因素的自然中。我们应重新审视这一观点，不能因人与动物的差异进而将人类排除在自然之外，这样人与动物才有共创生活空间的可能。

参考文献：

Kulick D. 2017, “Human-animal commun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6(1): 357-378.

Watson G. P. L. 2010, “Multiple acts of birding: The education, ethics and ontology of bird watching in Ontario”. 

Walther B. & White A. 2018, “The emergence of birdwatching in China: history, demographics, activities, motiv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of Chinese birdwatchers.” Bird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28, 1-13. 

王丽娜、 唐思诗、郭建斌， 2022， 自然可以成为媒介——基于保山市百花岭村观鸟实践的田野研究. 新闻与写作（08), 37-50.

闻丞、雷进宇、韦铭，2020，中国鸟类观察年报2020，昆明市朱雀鸟类研究所.

约翰·马敬能、卡伦·菲力普斯等，2000，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