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酱、鱼酱，清酒、白酒，体验历史考证推理的别样趣味！
“阳康”后第一天上班，就恰好收到印厂送来的《秦汉名物丛考（增订版）》样书。
虽然说经过近一年的打磨——从版面设计到排版调图，从印刷色值到内文用纸选定，从封面效果图到数次打样——作为责编，对最终成品已经有了80%的把握，但看到正式样书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举着沉甸甸的两大本书给办公室的小伙伴儿们显摆：“看，是不是很漂亮！”
其实比漂亮的外表更值得夸耀还是书的内容。
名物，即“名号物色”，概言之，就是事物的名称、起源和流变等，其研究，是说明诸多历史文化现象的基础。可以说，我们读的历史书，看的历史小说，欣赏的历史剧，都首先是建立在名物研究基础上的。
比如当时普通百姓吃的酱有哪些种，喝的酒分多少类？曹操是否也傅粉？独轮车为何叫“鹿车”？汉宫所谓“非常室”是一种怎样的建筑结构？合卺杯是怎样演化流变的，这种流变又反映出什么样的两性关系和社会观念？秦汉儿童都有哪些玩具？所谓“人鱼膏”是人膏还是鱼膏？等等。这些都需要以大量史料和出土文物为支撑来进行繁琐细微的考证。
《秦汉名物丛考（增订版）》正是一本这样的专著：取材宏富，考证精详，言必有据，文必有征；以72篇考据文章，构建起秦汉社会的日常生活。
正如张德芳先生在代序中所说：“历代名物学家无一不是文史大家和学界泰斗。”本书作者王子今，人称“子老”，在秦汉史领域已辛勤耕耘三十余年，取得了诸多成果和荣誉，《秦汉名物丛考（增订版）》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教授为本书2016年初版所作序文，可以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内容和价值，故节选其中重点内容，分享给大家。
要读懂中国历史，要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对其中名物的研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郑康成遍注群经，就包括了对其中各种名物的阐释。二十六史中对兵器的记载，对礼器的记载，对舆服的记载，对宫殿城阙的记载等等，也都是偏重大量名物的记载。历代编辑的专书，虽就其内容和贡献而言各有高下，但都不失为历代学人关注名物研究的成就。
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各种名物可以万千计。即使当世人也未必能够说清楚我们身边日常所接触的每件物品，其源流、状貌、生成过程和功能作用，都含有大量的专门知识。更何况时越几千年，地跨数万里。加之各种名物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大到宫殿城池，小到一针一线，有些宏观到国家社会，有些则细碎到不被常人注意。但要把它考证清楚，没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力和丰富的阅历见闻，则无以胜任。因此，历代名物学家无一不是文史大家和学界泰斗。
但是，任何一种名家名著，都不能苛求其解决我们所期望的一切问题，很多领域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王子今教授的《秦汉名物丛考》就是从特定的角度，选择一些常人比较陌生而冷僻的秦汉名物进行系列考证，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展示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贡献。
首先，从全书的结构看，近三十万字的著述，没有分章分节，而是以“丛考”的形式出现。我理解这个“丛”，有两重含义，一是根据研究的名物对象一组一组，也就是一丛一丛地安排。全书四十八组（包括两篇附文），读起来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同时也照顾到了自己研究的路径和表述的方便。四十八组丛考，既可单独成篇，又可浑然成一。二是每一组内，连类而及，把相关的一系列名物尽量包括进来。比如对“酱”的考证，先根据文献的记载指出，秦汉时期的“酱”，是一种用食盐腌制的肉酱。尔后对与此有关的鱼酱、蟹酱、鱼子酱以及民间食用的豆麦之酱逐一进行考证，指出桓谭《新论》中的“鄙人得鯅酱而美”的“鯅酱”，很可能是一种鱼酱。《北堂书钞·酒食部·醢》中的“[魚吳]（非常见字，网页无法显示，以字体结构表示）鲗之酱”当是一种用乌贼或墨鱼做成的酱。同书的“蟹胥之酱”即是一种蟹酱。《礼记·内则》中的“卵酱”，当是一种鱼子酱。然而，这些鱼肉之酱在秦汉社会可能只局限于富有阶层的消费，而下层民众食用的酱更多的还是用蔬果豆麦制成。书中考证了芥酱、芍药之酱、枸酱、榆荚酱、豆酱之类广大社会民众日常作为调味品的食用之酱。
其次，考证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建筑遗迹、秦汉简牍、摩崖石刻上出现的颇有争议或尚未解决的名物术语。对上述各类名物的解释，有些是子今教授的首发；有些则是过去已有解释但不确切或不正确，子今对其进行了纠正；还有的是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把认识推进了一步；有些则是提出了意见或假说，需要出土资料的证实。比如对“胶”和“胶”的解释，对“酱”“豉”在西北军队中的配给制度，酒类在军队中引起斗殴事件，汉简中记载的“马禖祝”礼俗，对“三颂”中若干名物的解释，都是子今的首发。在纠正以往不准确的认识中，如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士卒俑额头有一圈红色带状编织纹痕迹，发掘者称其为束发用的“陌额”，但子今通过对甘谷汉简“赤帻”的研究指出，这应该是“赤帻”而不是“陌额”。
阳陵出土著赤帻俑
长沙东牌楼出土简牍有“蒋十五枚、葌席一束”“皮席一枚”的记载，整理者认为“‘蒋’应为‘浆’之通假”，但子今认为“‘蒋’应为‘䉃’”，《广雅·释器》：“䉃，席也。”王念孙《广雅疏证》：“䉃，通作‘蒋’。”显然，后一种解释更合理。一字之差，两种事物。山西晋城泽州县山河镇拴驴泉发现正始五年（244）开凿石门、修治道路的石刻，其中有“作遍桥阁”一语。最初的整理者认为“‘作遍’即遍作，指在工程路段内凡须修造桥阁之处无一遗漏”。子今察看拓片发现，“作遍桥阁”应为“作徧桥阁”，“徧”即后世之“碥”，也是一种道路形式。居延汉简中的“慈其”，有学者认为当是一种供人食用的蕨菜，但子今考证认为，“慈其”并非蕨类，而是一种供马畜食用的饲草。诸如此类，所在多有，往往奇思妙想，胜意迭出。被国家定为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就定名问题，学界有各种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直截取名为“紫燕骝”，子今认为最合理的称名应该是“天马”而不可称“紫燕骝”。这就把该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所谓点燃的“人鱼膏”究属何物？按照子今的倾向，应该是鲸鱼油，但他并没有下断语，而是明言“秦始皇陵‘人鱼膏’之谜的彻底解开，地宫照明用燃料品质的最终认定，应当有待于依据考古工作收获的确切判断”。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提出一种科学假说，有待证明。其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秦汉名物丛考》一书对名物的考证不仅仅局限在名物本身的形貌、生成、功用等方面，而是同时从广阔的视野和多侧面多角度揭示了各种名物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比如枸酱的研究，指出其建元六年（前135）汉朝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结果唐蒙在广州吃到了枸酱，调查发现，这种枸酱乃蜀地特产，夜郎等地通过牂柯江顺流而下贩运到了南粤。由此唐蒙想到了控制南粤的策略，上奏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置犍为郡，由上游发兵而制服南粤，揭示了由枸酱而引发的政治军事上的意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通邑大都“醯酱千瓨”，“此亦比千乘之家”。因此，对“酱”与“瓨”的考证，就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书中对鲛、䲔、鲯、鰸、鲕、鳆、䲐、鯜、䰽、䱡、魦、鱳、鰅、鮸、魵、鲜等多种鱼类的考证，除了生物学、海洋学的意义外，还在于：一是它的产地，大多在今朝鲜半岛，说明当时的中央王朝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的人家，“亦可比千乘之家”，说明当时的渔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三是汉武帝时曾经“县官自渔”即统制海上渔业为官营，后来又放归民间而“增收海租”，这就把对这些海洋生物的研究带进了海洋经济史和国家财政史的范围。对“大鱼”“巨鱼”的考证，也有其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续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用今天的生物学知识解释，其实就是“鲸鱼搁浅”或“鲸鱼集体自杀”的现象。但是史书把它记载在《五行志》里当作一种灾异现象，京房《易传》、《淮南子·天文训》以及汉代的诸多纬书都把它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赋予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意义，制造出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有关的诸多说法，使“大鱼”和“巨鱼”在人们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观念形态上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同时进入和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生活。这些，都是书中对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名物进行考证研究的价值所在。
微山两城乡汉画象石“大鱼”画面
第四，《秦汉名物丛考》对书中所涉名物的研究，取材宏富，广征博引。正文中引书两千四百多条/种，脚注中引书两千一百多条/种。除了传统经、史、子、集、野史、笔记外，近人的专著、杂志论文，无不在征引之列。除了传统典籍外，秦汉简牍、金石砖瓦、碑刻画像、出土文物，凡可作为证据者，无不纳入论证之中。除人文学科外，自然史、生态史、海洋史、交通史、饮食史、农业史、兵器史、酿造史，等等，亦多有涉猎。从书中一千零五十一条脚注，亦可见出子今教授行文严谨，考证精详，言必有据，文必有征，体现了子今教授一贯的学风和文风。看过此书后，不光对书中研讨的名物有深入了解，而且让人广开视野，豁然开朗，有一种融会贯通之感。
第五，《秦汉名物丛考》不是王子今教授的一时之作，而是三十多年来关注研究秦汉史各类课题项目的同时，关注名物研究的结果。三十多年来，王子今教授辛勤耕耘在秦汉史研究的领域里，真可谓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在长期研究秦汉交通史、海洋史、秦汉简牍和出土文物的同时，日积月累，形成了对书中各类名物的新认识，有些陆续发表过，有些尚未发表。现在结集在此书中，实可为对秦汉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节选自张德芳教授为本书2016年初版所作序文，内容有删减
原标题：《肉酱、鱼酱、蟹酱，清酒、白酒、美酒，体验历史考证推理的别样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