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昊：思辨的史学和叙事的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于2023年春出版发行我的第一本专著《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这本专著的主体出自我于本世纪之初在多伦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而该论文涉及环境的部分业已另外扩充为一部英文书稿。人生如白驹过隙，借此对过往的学术与思想轨辙作一短暂回顾。
清朝乡绅家庭
一、我的学术历程与四位研究生导师
我在博士论文的致谢辞里，第一句话就提到自己幸运地在中国和北美遇到了四位优秀的学术和人生的导师。逝者如斯，回首旧时光，交织着的眷恋和慨然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回眸激荡起伏的20世纪80年代，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我曾在几篇札记里追忆我的第一位导师谢天佑先生，他与家父孙念久先生（1931-2015）是我终生的楷模。至迟从大二开始，我便有幸得到谢先生的指导。因为一些缘故，他曾一度决定不招研究生。他肯出山带我，这是知遇之恩。他曾嘱我不要在年轻时过于消耗身体，可自己却在1988年春于盛年之际猝逝。失师之痛令我一辈子难以释怀。
他的“宏观－微观－宏观”的史学研究“公式”和诸多鞭辟入里的思想启引了我学术与思想的路向。按王家范先生所讲，谢先生是真心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如师姐邵勤教授所说，是那个时代唯一的“思想之光”。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谢师的思想与学术体系转型也在加速进行，但令人痛惜的是，他的生命之轮永久地停留在56岁的盛年。若上苍公平，假以时日，在之后更为激荡的历史变革中，他的学术与思想无疑会产生质的突破与升华。
接手带我的王家范先生多年协助谢先生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直到80年代中叶，两人才逐渐淡出此领域。谢师转向秦汉史，王师转向明清史，但共同的指向是社会经济史。与谢先生精研马列原典的门径相比，王先生热忱地投入“新启蒙时代”的“西方名著热”中，尤其关注社会学和心理学，以重塑自己的知识结构，日渐形成自身独立的学术指向和认知体系，并以之指导学生。恰值美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引介到国内，王先生成了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先驱之一。然而，与大多数社会史学者的重心落在具体生活内容不同，王先生提倡历史社会学，依然延续了关怀大问题的主脉。他那时常常挂在嘴边的“结构”“机制”诸类词语，我也长期追随。他曾用两个“ma-ke-si”——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来概括那个勇于怀疑和探索的80年代。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验主义研究成为主流的“碎片化”大潮里，这种少见的锲而不舍的坚持——我喻之为“韦伯情结”，愈发显得卓尔不群。
作为他们那代最优秀的学者，谢、王二师注重理论，问题意识突出，思想性强，其作品里清晰可见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冷峻的世界主义视域。深受这种“so what”之孜孜以求精神的沐浴，我在负笈“西游”后也大致延续这样的轨迹。至于出国留学的缘由和规划，深浸“新启蒙”情结的“80年代”青年学子，都切身体验过近代以来前辈志士仁人“向西方学习”灵魂的感召，而我本人彼时也体认到业已接受和熟悉的学术与思想体系难以激发出进一步的求索。虽然勉为其难，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汇入20世纪末的留洋大潮。孟菲斯大学的孙隆基先生成了我的第三位导师。记得早在1985年初，我就听说过他的成名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稍后的“文化热”中“地下”拜读了这部“走私”来的名著。在孟大期间，我以逾而立之年勉力适应新的知识、教育与文化体系，身心承受的压力难以名状，抑或可在《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里多位作者的足迹和心迹中找到共情。孙先生生在大陆，长在香港，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执教，擅长思想史，博闻强识，特立独行。在读博期间，我为转学而又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论文为“Interpreting Yan’an Culture: An Overview of Western Images of Chinese Communism During 1936-1949”。该文的主体经修改后发表，成为我的英文论文处女作。但我的兴趣依然在社会经济史领域，于是，在申请转学过程中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教授联系，并把以前的中文代表作和这篇英文稿子发给他，还提到自己年届“而立”“不惑”间的纠结。他电子邮件回复予以鼓励，说带的几位大陆来的学生都是forty something时结业，还说对我喜爱的“structure”方法印象颇深。
几经斟酌周折后，我于2000年秋季转学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卜正民先生成了我求学生涯中最后一位导师。在之前的邮件往来中，我曾好奇他作为一位明史专家，为何还写了一部当代史著作。记得他大约这样回应：My interests in China has been colored by humanism。他对我以前的中文论文的评价与我本人的认知不一样，我在诧异中感受到了他严谨的学院派品格，还有他的热忱、职业使命感和完美主义。在多大读博的五年里，他虽然如同之前我的三位导师一样，也是采取自由“散养”的方式，但在学术标准要求上没有可negotiate的余地。卜师当时已沉浸在新的史学领域“collaboration”研究中，而我还是决定“滞留”在明清阶段，也就是所谓的中华帝国晚期。不过，受到卜师那代学者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我把这个前现代的历史时期与其在开埠以来的嬗变相连接，并从方法上勾连起自己原有的社会经济史背景。这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学术和思想上的自我超越。
我的学术、思想道路乃至人格的锻造都深深地烙下以上几位名师的印记，但我不乐用“师从”这个带有攀附色彩的词汇，因为令我受益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还有他们所在的教育、学术、文化环境和体制——其他启发和帮助过我的师友也在其中。
二、我的学术定位与研究径向
2010年秋季，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校庆报告会活动，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牟发松教授要我谈谈辗转海内外的学渊与心得，我临时想了个题目，名为“思辨的史学和叙事的史学”，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了几个提示点便去做讲座，碰巧被“超星”录下了视频。此次专著出版的“自序”，就采用了这个题目。我是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业阶段，大体上完成了学术路径和框架的转型，读书、研究和写作的章法趋于定型，具体的学术关注与兴趣指向也明朗起来。综其要旨如下：
其一，从社会经济史部分地转向社会史，但保持对宏大命题的关注。卜正民先生属于战后北美从事中国研究的第三代。这一代的不少学人，如罗友枝、周锡瑞、韩书瑞、杜赞奇、王国斌等一批在1980年前后的十年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把中国社会史研究推向了“显学”地位。他们在经验主义的精微研究上超越了费正清等第一代、孔飞力等第二代，又在钩沉稽古、发微抉隐的功夫中展现了宏阔的眼光和胸襟。卜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宏大命题的热衷。他早期的多篇文章（部分收录于他主编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Culture and Economy: The Shaping of Capitalism in Eastern Asia（“文化与经济：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成”）论文集）、两本专著《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对大问题、大命题进行了深刻探讨。他和我围绕着共同兴趣的多次交谈，有的至今令我仍记忆犹新。一次是讨论论文集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作者们于上世纪8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中国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如贺萧、陈永发、孙隆基、白凯等名家。二战后，哈佛独霸北美学坛的中国研究，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东部哈佛与西部斯坦福（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俨然并立的局面，颇似国内的“京派”与“海派”之分。而他本人出身哈佛，又被斯坦福大学聘任的经历，是传诵一时的史坛佳话。他这种内嵌宏观问题导向的社会史研究与谢师主张的“宏观－微观－宏观”的治学径向是契合的。
其二，确立了自己“思辨的叙事”的风格。我受教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向有“思辨”学风流溢，在中国史领域先后有李平心、陈旭麓、谢天佑、王家范诸位先生承续学脉。我虽不慧，但入门即受到这种学术传统熏染，之后的研究也大致沿袭了这种路径。而我到美国后，很快注意到叙事体的盛行，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discursive趋势使得社会史书写越来越偏重文化主义、文化史的取向。犹记得2002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在由罗友枝、卜正民、岸本美绪、李伯重等各国史学领军人物作为嘉宾的圆桌会议上，卜问大家谁还自认为是social historian？济济一堂的偌大会场中竟然只有一个人在环顾四周后缓缓地站了起来，自称坚守社会史家的自我认同——其实我也应该同他站在一起。作为学者，要不断学习和扬弃才能进步，但又无法也不应完全自毁积淀。从“结构”到“故事”，从分析到叙事，我越来越把自己的学术定位趋向思辨与叙事的结合，关键是如何结合得更好。在这种“思辨”性社会史的“叙事”中，社会经济史的“分析”依然是重要内涵。
其三，寻求中、西学术的结合点。同战后北美的许多同侪一样，卜正民先生不认为自己是汉学家。他更乐意把自己定位为世界史学者，而中国给了他一个契机，让他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outsider），通过窗户看中国这个屋子里的人和事——这样产生颇似“庐山”内、外的距离感，可以成为一种优势。我对他讲，自己生来是中国的一个局内人（insider），但来到彼岸后意识到自己的“局外”身份。空间的转化促使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发生变化。虽然回国后又成了局内人，但心态与意趣已经不复当初的“局内”状态了。尽管效果不尽如意，我还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中、西学术与思想的交叉点，这是建立在学问无论西东的认识前提上。平日里心头常涌起“in-between”一词。回国这十年多，断断续续写了若干学术札记、随笔，日后若能结集，很想以《槛内与槛外》命名。
其四，继续在思想和理论的层面上探索真知真理。历史学，同其他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一样，最终目的是探讨人类社会及其所在的自然界的奥秘。历史学家的重要使命是在多样性、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一般性，同时在共性中确立个性的位置。为此，从各种具体历史经验总结、提炼、演绎而来的理论、范式、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认知的高度和手段。虽然理论不等同于思想，但人类历史进入到现代后，思想的理论化则在质上产生飞跃。在学术工作中，无论是考证、叙事，还是分析、归纳，真正具有思想性的建树，应归结为超越具体历史经验的理论思辨。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无论是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作家，还是福柯、施坚雅等当代大师，他们创建的理论谱系和话语体系是提升认识水平的源泉。对现代历史学者来说，所谓打基础不能局限于夯实资料根基，还应包含理论与方法的训练。而方法，可以成为勾连宏观理论和微观经验之间的“中观”层级。
三、社会史方法、“政治经济”分析、整体和比较视野
我在从事这一课题之初，即明确了运用社会史研究中的一般方法的意识，并以思辨的分析性叙事方式讲述济宁故事。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尽可能展现历史全貌，即由精英和普通人物等各色群体与个体角色的活动所构成的动态的日常生活图卷。但这一目的的实现程度不仅受制于由知识精英或官方所留下的文献记载的局限性，还受制于撰著者本人及其作品的能量和容量。鉴于济宁当地社会生态的特点，我以锐意经营地方的城市士绅为线索，勾画在他们影响下的地方社会。
为此，本书力求把事件的历时性叙述与结构性分析结合起来。其中，对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和区域市场中心的济宁城市的分析是本书的一个重点。鉴于中华帝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举国体制”的强大统御力，以及济宁在作为帝国生命线的大运河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网络中的关键位置，我将延续对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重视，这也与王国斌、彭慕兰所提倡的“政治经济”方法相近。但本书中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结构性分析，是以社会史方法统辖全局。唯此，才能在精细处发掘各种特殊因素的同时，见微知著，按照程式和逻辑构筑起具有整体性的动态叙事。于是，社会史的表述方式也能够将对制度、体制的诠释变得“活”起来。
同样地，虽然本书没有刻意去追随“跨学科”“多学科”的时潮，但也努力综合借鉴、运用其他学科的诸多理论与方法，如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新文化史、城市史、日常政治史，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元素，等等，并由社会史方法连缀、融会起来。除了对若干理论、范式的专门讨论，本书总的努力方向是力求融会贯通，而不是呆板地将经验性内容置于某某“学科”或“前沿学科”门类内。
无论在帝制时期，还是在开埠以来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既表现在特定历史阶段里的不同空间，还体现在特定空间里延续性的程度上。本书作为一个地方史个案研究，致力于呈现一种内地城市形态，从而有助于认识中国历史空间与时间的多样性。由于济宁处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漕运网络的一个关键位置，对它的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性透视，必须要超越城市和区域，将其置于全国范围财政结构和帝国政治－经济经略构架内，甚或逾出帝国疆界的海外联系网络。如此，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特定时空里该个案的特性，还要展现出中国地方社会的某些一般性特点，这当然也是基于济宁案例蕴含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实质、形态及发展趋势的设定。
城市史或地方史研究得益于比较视野。济宁的市场功能意味着它与其他城市，特别是北方运河城市有着相通和相似之处；同时通过运河的串联，它在经济与文化上又与江南存在着相通和相似之处。本书的特色之一即是把济宁与其他北部运河城市、江南城市作对比性观察。这里的一个理论关切是如何看待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史华慈指出，不同的历史经历或经验可以比较，但前提是不否认存在相同或相通的人性；有意义的比较只能存在于一个一般性的和一体化的框架内。这是本书把济宁放入区域的、国家的乃至全球性的语境和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段里的认识基础。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一书的“结论”部分以“黄运、中国与世界”为标题，即是个优秀例证。
有价值的历史学工作在于从一般性中追索特殊性，从特殊性中提炼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一般性。基于这种认知，需要正确地看待源自欧美历史经验和观念的概念化的归纳。尽管机械地应用从其他文化或文明提升出的范式可能会有削足适履之虞，但鉴于时间与空间实际上存在的同与异，把它们作为参照系是有帮助的，而不是仅仅作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所谓“史无定法”，重点是不拘于僵化教条，并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合宜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学者们在应用新的方法与范式上的尝试已经在学界激发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解释。除了在“导论”中集中梳理了一些相关的理论论述外，本书在正文里也触及或运用了中国明清和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里一些通用范式、类型、话语，并在结论部分结合本书的案例，进行理论性的重点论述。这样做，也自然地把“济宁经验”之类的本土历史现象放到了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和比较视野里。如此的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在思想上有所建树。
社会史的方法也影响到本书的资料甄选和使用。在本书中，不少资料是我首次发掘，但在很多地方也使用了一般性的材料。这么做一是为了叙事的完整，二是正如赵世瑜教授所提到的海外研究路数的一个特点：不必大段引征经籍典章，“常识”性的材料也可用以说明问题。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孙竞昊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