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
【编者按】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一书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研究新加坡的崛起及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第一部分结合考古证据与文献材料，讲述中古时代（1300—1800年，英国人到新加坡以前）的新加坡及其周边海域的兴衰史，深入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新加坡商业和城市生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考古成果，包括新加坡本地物产和舶来品，种类主要为陶瓷、金属、钱币、玻璃器皿等，并对文物和遗址做细致说明。本文摘编自该书结语《古代新加坡、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大约1880年，新加坡港口中的船只。
对许多人来说，“古代新加坡”一词始终具有矛盾性。考古研究显示，到1350年，新加坡已经是一座繁荣的城市。这个地方似乎是从一个从未有人踏足的蛮荒之地突然出现的，并且在此后五十年里成长为一个先进且结构复杂的社会：拥有御敌入侵的防线；钱币是这里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匠人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外来宾客称这里的官府和百姓品行质朴；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在此和睦相处，服从当地首领的领导。
建城伊始，新加坡就不得不自我保护，防范来敌，并小心翼翼地与爪哇和暹罗这样强大的邻居保持平衡关系。15世纪，新加坡很多人迁往马六甲，但新加坡并没有被遗弃。15世纪30年代，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各处的船只仍然把新加坡当作船只汇聚的地方。17世纪初，新加坡也还有自己的本地首领。此后，新加坡卷入了诸多国家的争斗中，各方都在争夺马六甲海峡南端入口的控制权。因此，新加坡所有居民纷纷离开，只有生活在船上的人留了下来。荷兰人制定政策，迫使所有商人停靠西爪哇巴达维亚，这可能是导致新加坡古代历史走到尽头的部分原因。不过，17世纪，整个亚洲的贸易都出现严重萎缩。也许在这一地区，城市人口都有所减少。更多人无法再靠相互依赖的商业网生存，而必须自谋生路、自给自足，因此不得不返回农村地区，从事维持温饱的生产活动。
在沉寂了200年之后，新加坡于1819年突然苏醒。这种苏醒是由一个人引发的，他坚信有可能重振这个马来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后来证明这一信念无比正确）。假如新加坡不具备某些特质，振兴大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特质包括：具有战略位置；政府公平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勤劳肯干，眼界开阔，虽然拥有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背景，但都能和谐相处。
繁荣时期的新加坡以提供服务为基础，而不是依靠制造产品，或使用政治力量控制领土。现代新加坡社会恰恰反映出700年前这个海岛的生活形态。技术水平和地缘政治环境会出现变化，但一个港口城市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具备某些数千年恒久不变的特质。
古代新加坡的城市生活
生活在14世纪的新加坡是什么样的体验？城市生活有多种形态，在不同文化中，城市空间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些注重宗教活动，有些强调政治体制、商业活动、生产制造、聚居区、防御工事、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农业。要想彻底了解古代城市的生活状态，就必须详细研究这座城市。对空间利用的不同侧重，与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的许多极重要的生活特征相关联。
要想获得一个古代城市利用空间的完整场景非常困难。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开展系统的取样计划，需要保存相对完整的、能够反映不同生活活动类型的遗址，还需要进行艰巨繁重的考古遗物处理工作。这些遗物单独看起来可能普普通通、微不足道，但大量堆放在一起，即使是毫不起眼的陶片，可能也比任何壮观、精美的庙宇废墟或雕塑更能说明问题，更有助于考古学家得出结论。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新加坡在20世纪经历了密集的开发建设，它仍然能够满足那些条件。
古代新加坡研究成果之丰硕，超出人们的预想。其中有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遗物密集分布：这座古代城市的边界似乎很清晰，其城界为新加坡河、福康宁山、史丹福路和以前的海岸线。在牛车水和勿拉士峇沙公园（现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进行的研究项目，没能找到14世纪城市超过边界的证据。这很好理解：古时，新加坡河南岸为沼泽地带（19世纪20年代被填埋造地），而史丹福路和甘榜格南之间的沼泽地在19世纪20年代令人生畏，没人敢贸然进入。
这种人口聚集，以及人类在界定清晰的地域内进行活动的情况在古代东南亚并不多见。汪大渊在14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在当时实属罕见，而且到了19世纪20年代仍屹立不倒。许多古代东南亚城市也建有防御设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都是易朽材料。面对强敌入侵，他们最擅长的策略不是迎战抵抗，而是弃城逃跑（Reid,1980），这正是古代新加坡在早期东南亚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几方面特点之一，也由此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历史问题。
圣安德烈座堂
新加坡考古工作之所以成功，还由于这个古代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正好被19世纪的城市规划者作为公共空间保留下来。大草场、圣安德烈座堂以及福康宁属于这类开发利用的例子，而其他地方尚未开发。所以我们非常幸运地探索到这座古老城市的重要部分。假如有机会研究那些已经被破坏的古代新加坡区域，那就最好了。不过，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在残缺不全的历史标本中进行梳理和推断。在这一领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也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文物保护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天衣无缝。
人们普遍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地方，是一个从沉睡的沼泽中刚刚苏醒的现代都市。新加坡缺乏历史特质，人们慨叹这是造成新加坡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但是，我们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新加坡并不是东南亚的一个年轻城市，恰恰相反，它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相比之下，吉隆坡、曼谷、内比都、金边和马尼拉都是后来很晚建立的城市。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新加坡古老历史的新证据，但这些证据是否仅令人好奇，是否仍然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古董而无助于形成这个国家的现代认同感呢？这是一些有趣的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新加坡14世纪遗址已经发掘出数十万件遗物，显然足够用来对这座古城的空间利用情况做一般性定论提供证据。每处发掘遗址都显示出独一无二的特点。
14世纪的新加坡到底有多少人居住？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更多遗址才能回答。只有对古老城市区域进行更多的考古发掘，才可能获得精确度更高的统计数据，进而估算出这里的古代居民规模。
遗憾的是，很少有东南亚古代遗址像新加坡这样进行过深入的考古研究。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对新加坡了如指掌。但比起这一地区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来说，新加坡做了更多的记录归档。不过，也许可以将世界其他地方的考古研究的一般性成果，与本地区其他遗址得出的具体数据进行比较。
从比较角度看新加坡
古代新加坡与欧洲在同一时期，即文艺复兴早期，开始形成商业城市，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差异。新加坡并不是一个主要商业城市，它的存在与表现形态是由其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决定的。虽然在福康宁山上发现了用精制的砖修建的建筑，显示这里发挥过重要的礼仪功能，但这里的纪念性建筑似乎要比爪哇或暹罗的规模小。
人们将城市社会分为两种类型：直向演化型（orthogenetic）和异质型（heterogenetic）。在直向演化型社会中，谋求稳定是主要任务；而异质型社会更追求发展变化。位于类型分界线一端的直向演化型社会包括柬埔寨的吴哥，这里的大部分人口可能都属于农业人口，大部分空间和资源都分配给王宫、盛大场面和宗教活动。而古代新加坡不符合直向演化型城市的衡量标准，它更靠近异质型社会（Miksic,2000）。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口密集，经济活动复杂多样。
学者们对早期东南亚是否拥有城市生活持怀疑态度。一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前就指出，印尼早期伊斯兰教时期的文献中从来没有关于城市的描述。他由此得出结论：
说起城市生活，要记住，就是指赋予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一种独立的形态和意义，即便是15世纪的马六甲，或17世纪的班达亚齐，都不曾存在这样的形态和意义，直到欧洲征服者到来后，迫使君主们放弃宗主权，才带来永久性城市和人口……（Day,1983:143）
特洛武兰大门
新加坡考古发掘，以及在其他14世纪遗址如特洛武兰的考古发掘都表明，东南亚一些早期港口的社会环境并非像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所显示的那样，不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提并论，而是更适合进行比较。
新加坡并不是东南亚最早演化成型的城市。异质型城市可能早在3世纪就出现在越南。到新加坡出现时，这种聚居模式在马六甲海峡已经有过几个先例。也许有朝一日，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进一步考古发掘可以让我们了解马六甲海峡古代异质型城市的完整体系。
新加坡与14世纪近代欧洲港口城市具有许多相同的特质，都在经历了相对黑暗的千年之后迎来城镇和贸易的兴旺复苏。商业活动也采用了现代形式。在中世纪，封建王朝权倾一方，一般都盘踞在土地肥沃的农业区域中心地带；国王通过控制剩余农产品和劳动力掌握着大权，而劳动力则常常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14世纪和15世纪，新的城市以贸易港口的形式出现在地中海沿岸，这些城市处在旧王朝的边缘，而非中心地带。
中世纪欧洲的农业社会一般为军事化社会，等级森严；都城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堡和巨大宗教建筑，如大教堂。新的港口城市（或者叫“贸易港口”）依靠从印度洋进口奢侈品而聚集大量财富，其中包括来自印尼的香料。这些贸易港口由寡头联盟统治，他们更喜欢与竞争对手进行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由于这些贸易港口所管辖的领土面积很小，他们的政府类型与王国不同。有些港口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少得惊人”（ Fox,1971:62）。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商人）根本不觉得有必要归属任何政体”（ Ibid.:69）。
各个族群在早期新加坡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汪大渊称新加坡的首领为“酋长”。这个词意味着他要向更高政治权威称藩纳贡。显然，新加坡一直处于马来人统治之下。这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巴邻旁不同，那里的首领为华人移民或华人移民后裔。汪大渊说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说明在他的想象中，中国人本“不”应该与当地人混居。毕竟在中国港口(中国很少有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传统的做法是将外国商人限定在番坊居住，而且不允许他们与当地居民往来。据欧洲人记载，在15世纪的马六甲、16世纪的爪哇和17世纪的巴邻旁，外国人被限定居住在特殊区域。
那么，为什么新加坡与大多数已知的古代港口不同，外国人在此可以与当地居民混居？这是关于古代新加坡的诸多疑团之一，也许永远得不到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新加坡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有海外华人社区的地方，这一点是考古学和历史学都证实了的。
1500年，马六甲华人拥有自己的聚居区，也称甘榜（村）。那么，是官方限定他们居住在那里的，还是他们自愿聚居以求自保？在淡马锡没有“华人村”，这也许说明那里很安全，华人也就认为没有必要自己修建防护围栏。他们似乎很乐意接受当地酋长的统治，因为他们中没有甲必丹，也没有实行其他治外管理制度。
周去非（12世纪）和赵汝适（13世纪）为前往东南亚的商人提供了详尽的指南。1296年，周达观第一次提及华人已经在东南亚长期居住。汪大渊又再次提到这一现象。15世纪初，数个华人聚居区已经在东南亚应运而生。
此后，东南亚与中国的联系被切断。16世纪初的资料显示，早期华人“住蕃”者已经融入当地。这种情况使得早期华人“离散社群” (diaspora)的性质与重要性变得扑朔迷离。王庚武写道：“如果我们不了解强大的、不可磨灭的华商一族，我们将无法展示华人移民的全部历史。”（Wang1991:21）因此，研究14世纪新加坡，对多个学科领域，包括早期东南亚城市生活、早期东南亚贸易和中国移民史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意义。随着研究进一步开展，无疑会出现新的研究问题。
新加坡到底是典型的，还是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马六甲海峡贸易港口？鉴于我们目前的初级认识，要给出确切答案是危险的。不过，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我们可以说，14世纪的新加坡具有一些非典型特征，其中之一是土城墙。1973年，对整个苏门答腊岛进行了一次考察研究，有证据证明，只有一处前殖民地时期的居住区有土城墙包围（Bronsonetal.,1973:57）。这个遗址为楠榜省的布贡拉哈约（PugungRaharjo），但此地不是河畔码头。也没有证据显示这里有过任何大规模生产活动。因此，它与14世纪的新加坡不同，更像是一处仪式中心，而非人口密集的城市。
新加坡的舶来品占很大比重，有些属于珍稀物品，这说明有一部分居民的品味超凡脱俗，而且对许多舶来品非常熟悉。这些舶来品包括来自东南亚以外的、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枕头和钱币。这种特点也说明，新加坡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都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
对新加坡的进一步研究将澄清并改变前25年考古研究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不过，该研究的第一阶段已经显示，此项研究的学术意义非同小可。新加坡考古研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古代重要贸易体制的诸多发展状况，以及东南亚人和早期华人移民文化互动的性质。
很少有商业伙伴关系能够持续2500年之久。新加坡地区（包括从巴邻旁到马六甲所在地区），与印度洋和南海的贸易历史就跨越了这一时期。其间，王朝更迭，兴衰沉浮，港口从一处沿岸迁往另一处，但地理因素注定让这一地区存在一个交通运输的重要结点。
海上丝绸之路六阶段
海上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个阶段。在史前阶段，已经连接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为东南亚，经印度延伸至波斯湾。这一时期的证据包括印度珠子、碗器、手镯和东山铜鼓。
清朝时期，一些清朝官员参加新加坡灯会。
由于第一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通过第二阶段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最初的历史。第二阶段始于中国汉朝开始控制并逐渐汉化中国南方和越南北部之时，此时有中国史料可据。在中国人进入南海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千禧年中，这条路上来往最频繁的是马来人和阿拉伯人。一些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在运送货物过程中也带去了自己的文化印记。少数敢于冒险的中国人逐渐进入这一地区，但他们总是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躲避因与外国人非法交往而招来的严厉惩罚，因此我们永远不确定是否有过这样一批人。
这一地区最早的贸易大港很可能是泰国半岛上的三乔山，之后是越南南部的俄亥。统治俄亥的扶南王国对印度和中国各朝来说，都是重要的经济和外交伙伴，直到它于公元600年前后灭亡。之后的末罗游、室利佛逝、婆鲁斯和吉打王国纷纷脱颖而出，走上历史舞台。中国史料和考古资料都显示，到9世纪，马六甲海峡南北两端都建立起富庶的商业王国，出现了一个两极格局，且长盛不衰，直到19世纪。
9世纪，一种新的货物进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陆上丝绸之路运送的货物局限于少量昂贵的奢侈品，如丝绸，而且用动物驮运才有利润。海上丝绸之路则可以使用大型船舶运送大批量货物。这些船舶由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建造、驾驶，就连中国人都叹为观止。唐代晚期，中国的瓷窑开始大量烧制高质量陶瓷用于外销。我们无法估计这类商品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对沿线各国经济的影响，因为没有留下这一时期贸易情况的文字记录。不过，对考古学家来说，中国陶瓷的发掘，使此后这一地区的早期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面目变得清晰可见。
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三阶段始于12世纪某个时间点。出海经商的中国人数不断增加，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开始的具体年代无法断定，因为我们仍然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录。出海贸易的商人本身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引人注目，毕竟中国朝廷禁止这种贸易活动。但随着中国北方沦陷，1127年南宋建立，朝廷自身和社会大众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中国人开始接受这种合法的、受人尊敬的行业。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分布情况说明，由于中国市场对东南亚出口产品和对印度洋货物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且许多货物经由东南亚转运至中国，许多东南亚港口因此兴旺发达起来。
在12世纪，中国人开始大批永久定居东南亚，但由于缺乏文字证据，这一点尚不能确定。直到14世纪，汪大渊提到中国人居住在新加坡，我们才有把握，认为存在海外华人社区(这些华人有别于在不同时期旅居海外的商人，也不同于单独定居并融入当地社会的华人)。东南亚经济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中国钱币甚至已经成为一些港口的交换媒介。这些港口包括13世纪的中国城，还有14世纪初的新加坡和满者伯夷王国。1368年，随着明朝建立，并实行打击对外贸易与交流的海禁政策，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一发展阶段宣告结束。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第四阶段的开始，从1368年到1567年，大约持续了200年。在这一阶段，海外华人逐渐融入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当地社区。皇帝颁布的海禁法令，让中国瓷器越来越稀缺，泰国和越南的陶瓷于是取而代之。同时，伊斯兰教经海上丝绸之路传
播，取代了佛教和印度教。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并未因为中国商人和商品的消失而衰退。琉球史料引用了马六甲苏丹芒速王1468年的书信，信里称“几代人都从未像我们今天这般富裕”(Reid,1993a:10)，说明虽然东南亚港口商人渴望中国人参与海上贸易，但他们的参与并不是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第五阶段，新加坡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第六阶段才戏剧性地再度现身。这一阶段一直发展到今天。在亚洲海上贸易的舞台上，新加坡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略显神秘，天赋异禀，有些阶段光彩夺目，有些阶段又黯然失色、无足轻重。今天的新加坡占据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舞台。如果我们忽略新加坡从未离开舞台的事实，忽略它早在14世纪就展现出的发展潜力，那么它的终场表现会令人惊奇。事实上，假如拜里米苏拉没有遭受14世纪90年代末那场突然袭击而仓皇逃离，那么新加坡的崛起之日就不会这样姗姗来迟。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新加坡]约翰·N.密西著，潘一宁、戴宁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