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建筑师④陈式桐：70年代如何扩建辽宁体育馆

【编者按】

建筑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记忆，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历史。

梁思成如何发现佛光寺？贝聿铭何以成为一代大师？两广总督之子张镈为何选择建筑设计之路？

2018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书中选刊22篇建筑口述史采访记录。被访者包括张镈、莫宗江、贝聿铭、罗小未、陈式桐、汉宝德、邹德侬、李乾朗等22位著名建筑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为本书题词。

同济大学出版社旨在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打造成为保存人人记忆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历史，借此倡议全国更多的建筑学界同仁、建筑学爱好者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留下珍贵记忆。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陈式桐的口述。

陈式桐，女，1926年出生于北京，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主要主持设计的大型项目有：沈阳市人民大会堂、沈阳中华剧场、辽宁体育馆建筑群等。

采访者：刘思铎、王晶莹（沈阳建筑大学）

访谈时间：2018年2月4日下午

访谈地点：沈阳陈式桐先生家中

整理时间：2018年2月18日初稿

审阅情况：经陈式桐先生审阅，2018年3月1日定稿

访谈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第一代女建筑师及沈阳现代建筑史研究

刘：陈先生您好！您出生长大都在北京，那您是哪年来沈阳，刚来沈阳的时候对沈阳的第一印象如何？

陈：我刚来沈阳对沈阳印象很好。我在北京出生长大，感觉北京是比较古老的棋盘式城市，比较封闭，有四合院，是一个内向的城市；我在天津工作的时候，住在英租界马场道，天津英租界主要是成片的小住宅，基本上都是过火砖修建，光亮、金属感强；1957年11月份我们搬家到沈阳，一下火车看到笔直的一条中华路，辐射式街道，高架候车室的沈阳站，无轨电车，觉得挺新奇，比天津街路宽，有煤气，所以第一印象比较好。

刘：那么陈先生您刚到东北院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陈：当时东北院比较缺少技术人才，一般都到南方招聘人才，当时还不是分配制度。所以我们到东北院还是比较（受）重视。

刘：您1957年底到沈阳，沈阳市人民大会堂是哪年开始设计？是在什么背景下着手设计的呢？

陈：沈阳市人民大会堂1959年末开始设计做方案，1961年停建。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北京“十大建筑”建成后，各地纷纷效仿，沈阳市政府拟修建三个建筑：辽宁工业展览馆、北陵大厦和1959年开始倡导筹建大型公共建筑——沈阳市人民大会堂。但其间因为国务院认为各地的修建，打乱国家计划，不经国家批准，两次严禁修建楼堂馆所，这个项目也几起几落。辽宁工业展览馆和北陵大厦因为功能相对单一，修建完工；而大会堂功能复杂，面积大，所以最后未建成。我们按照功能将平面设计分为八区（一区是由我负责，两层门厅、交易厅、舞厅；二区是观众厅、观众厅配套；三区是舞台，基本台和两侧台；四区后台；五区宴会厅；六区陈列厅；七区电影馆；八区青年剧场，底层为人防地下室，由人防办设计。）当时前面四层盖到第三层，一边宴会厅，一边陈列厅，建到第三层，上面是大会堂的小组会议室，七八区建成，一个电影馆和俱乐部、保龄球房。直到80年代，沈阳建筑事业发展起来，修建了夏宫和剧场等很多公共建筑。火炬大厦就是东北院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建成部分就作为火炬大厦的裙房了。

刘：陈先生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小故事，就是您在设计长安街贸易部办公楼的时候针对“如何将建筑与周围环境协调的问题”同林徽因先生还请教交流过？

陈：1951年长安街初批建设，当时国家在长安街批了三个项目，公安部、纺织工业部还有贸易部，其最初的目的是美化长安街，但资金有限，像我们设计的贸易部办公楼就只建有一栋三层砖混结构楼的资金，所以也起不到多大美化的作用。其中公安部最小，纺织工业部比较规整，长安街贸易部办公楼当时还是比较推陈出新，有花格窗。徐中顾问总工程师，我爱人（陈学坚）是工程主持人，我是设计人。当时倡导民族形式，我们设计成小歇山顶，当时在长安街是比较创新的。

刘：辽宁体育馆据我所知是一个改扩建工程，具体情况是怎样呢？

陈：原来在60年代，大家停建时期，沈阳市曾经偷偷着手在青年大街修建过体育馆。青年大街旁10公顷，方方正正一块用地，497米×479米，拨付给体育馆，是辽宁省建筑设计院的设计。省院在场地正中间修建一圆形体育馆，只做好24个大基础，每个大基础是3米宽、9米长、1米厚钢筋混凝土基础，做了两道环墙，一道钢筋混凝土壁的环墙，一道是砖环墙；一个是36米直径，一个是48.8米直径，两道环墙。辽宁省体育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扩建设计。在国家体委的批文中写的也不是新建，是扩建。

刘：扩建与最初的修建有哪些限制和调整呢？

陈：辽宁省体院馆在设计的时候受到两个限制，一个是刚才提到的位置，原有基础已经将场地中心占用，但扩建是一个建筑群，扩建后要求比赛馆20000平方米、四个篮球场地的练习馆4000平方米，运动员宿舍5层楼，带着一个500座运动员食堂，同时服务于体院馆行政人员，还有一个售票房，预留一个游泳馆。这在场地设计中增加了难度。第二个是比赛场馆指标的变动。比赛场馆要求利用原有24个大基础，原设计为8000人，扩建后是12000人；原来是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比赛馆，扩建后批的是20000平方米，人员增多，面积缩小。

刘：面积缩小，观众人数增加，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难题，那么当时是如何解决的呢？这样大型的项目，您以前接触过吗？

陈：没办法，我们采用上海体育馆的双层看台。东北院开始的时候没有特别重视辽宁体育馆设计。东北院从最初的三个设计室，发展到这个时候成立了七个设计室，五个土建设计室。我是二室的。

辽宁省接到国家正式批文后，成立工程指挥部，又是华文司令负责总指挥，当时是“文革”后期，毛院长已经恢复工作。七室刚刚成立，没任务所以将任务分配给七室。当时组织设计人团队参观了北京、上海等体育馆，当时设计总负责人是宝讷，设计由七室设计组组长谭永凤负责。谭永凤1954年东北工学院毕业，毕业后分配到鞍山市政设计院，后调到东北院。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考察设计，工程进展速度不理想，华文司令很不满意，毛院长临时指派我接手辽宁体育馆设计工作。作为新的设计总负责人我很紧张，因为我没做过体育建筑，但在毛院长的劝说下，也只能硬着头皮接手。当时，网架制作由沈阳市建筑机械厂承担，网架已经委托给建筑机械厂开始加工，施工单位已经进入现场，支援施工单位的施工部队也已经进场，安装公司也已经进场，都着急要图，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手的。

刘：辽宁体育馆设计中有哪些创新的地方呢？

陈：设计开始时，领导确定，由于95米和98米两排框架柱是联合基础，宽3米，长9米，共24个，要求在设计中改善利用。另外，在按要求扩大比赛场地的条件下，尽量利用已建48.8米直接的环墙基础。

由于是在原基础上设计，体形选择即已确定为圆形，主框架也必需由24根大柱组成，无需再做其他体形方面的探讨和比较。为满足加大比赛场地和增多观众容量的使用要求，经过多方案比较最后确定为直径91米，外环加设6米天井和6米深的风机房与入口组成的环廊基座。因为圆形体形处处均是弧线，给施工增加的困难较多，因此在91米直径主框架范围内，作成24边形，并采用双层看台。如此，建筑面积为20000平方米，总容纳为12000名观众。观众入口门厅、大厅及休息厅：所有的观众均从室外的东、北、西三面大楼梯直接上至二层平台，进到各面的门厅和大厅。比赛大厅内的观众座席分为东、西、南、北四区，因此观众的门厅、大厅也按东、西、南、北分别设置。

刘：辽宁省体育馆关于天棚设置与形式的改变特别有特色，您当时是怎么确定的？

陈：比赛厅天棚面积大，吊天棚的用钢量也很可观。比赛大厅的屋盖为三向钢管网架，形式新颖，如果不加吊顶，明露网架也应该是可行的方案；但是，我们分析，网架部分空间达40000立方米，相当于整个比赛大厅空间的1/3，体积一大不利于控制混响时间。另外照明、空调等线路暴露也不好处理，尤其比赛厅使用中经常有人在天顶内工作也相当不便。因此，我们认为如此规模、如此性质的比赛大厅还是应该设天棚的。为了节约钢材，减少施工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将天棚做成三角形悬在网架下弦杆之间比较合适。这样网架也可不完全遮掩。

刘：当时钢材是我们国家比较稀缺的材料吧？

陈：体育馆屋顶6000多平方米的吊顶，用的是上海的钢板网。一般的钢丝网太柔，因为我们的吊顶是三角形，6米多边长，要用上海的薄钢板网。但是上海和辽宁省有一个协议，每年只供应800平方米，我们这是6000多平方米。我跟王立新，王立新负责观众厅天棚、观众厅室内设计，我们两个人骑车在铁西区各工厂看有什么材料可以代用，一天跑了四十多家工厂，没找到；第二天又跑，直到下午到五三工厂（军工厂）。我们带着一般介绍信闯进去，一进去眼睛就亮了，到处堆放的都是1米长，20厘米宽，有1毫米或者3毫米厚的钢板，上面都是小圆孔。我们利用边角废料透空钢板拼焊后代替了成品钢板网。经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认真、细致地拼焊后，利用废料的三角形吊顶部分既满足了刚度要求，也保证了艺术效果，确实远远胜于采用穿孔钢板的中心环和外环吊顶。我们做了两个试验，焊接成6米边长的构件，上去几十人都没有变形，所以这事就成了。

刘：辽宁体育馆对于当时我省的实际情况来说确实是一项比较大型的项目了，其中您觉得最有争议或者设计的难点在哪呢？

陈：当时的很多设计项目不像现在走正规的设计程序，往往是边设计边施工。辽宁体育馆初步设计于1974年5月25日经过上级领导部门审批同意后，在开始施工图设计以前，院安排此工程由五室（按：口误，应为七室）转至二室，除各工种负责人外，设计总负责人和设计人都作了更换。二室新参加施工图工作的所有同志，既对初步设计和方案形成过程不够了解，更是初次承担如此规模的体育建筑设计，不仅缺乏经验，而且在思想和资料方面也都没有准备。当时辽宁省委领导决定：这项工程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要求我们在7月1日以前必须提交平、立、剖面图，结构的基础图，主要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及屋盖网架图。

对于刚刚参加设计的同志时间要求如此紧迫，确实缺乏了解和熟悉初步设计的时间。当时，由于地质勘探资料也不完善，如何利用旧基础的方案也未确定。另外，在建筑设计上关于通风机房设在内环，下受旧基础限制难于处理隔振问题，上面看台框架已经计算完成，如做大的调整，按省委要求出图则完全不可能，而且施工部队和施工单位均已进场。只能按初步设计的机房位置继续设计，限于空间，机房不能封闭，如此则机房的振动噪声和空气噪声都难于隔绝。因而在方案上作了修改，将风机房移到91米直径的比赛厅以外，并与比赛厅主体隔以6米深的天井，与底层各方向入口组成为比赛主馆的环形台座。此外，在建筑设计上比对于一、二层垂直交通的分布，观众进入楼座看台的八部楼梯处理等也做了一定修改。仅根据初步设计介绍的情况与上述资料对于计算值作了复核。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怀疑，视线设计的假定条件，未重新分析和进一步调研。7月1日开工以后，边施工、边备料、设计一直处于抢绘施工图和为备料提规格、数量的被动局面。

到1975年3月上旬各专业主要图纸提交以后，我们才有空回过头来查看一下设计。这 时的施工情况是：屋盖网架早已安装就位，看台斜梁及看台预制板均已制作完成准备吊装；我们手中也逐步收集到一些国内各体院馆的有关资料和参考图纸。通过比较国内各城市新建部分体院馆第一排观众座席距所选设计视点的距离时，发现它比其他的馆远，首都体育馆最远为8米，北京工人体育馆为7米，上海馆为7.5米，而我们为 13.75米，从而引起我们对篮球场两个端部观众坐席视线质量的怀疑。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和调查研究、分析后我们认为初步设计所选设计视线不够妥当。

由于缺乏设计经验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施工图开始阶段对视线设计仅仅复核视 线计算，没有重新分析初步设计所定的各项条件，因而一直对辽宁体院馆初步设计中所介绍的关于视点选择比同类型体院馆标准稍高的结论没有怀疑。直到主要施工图提交以后，通过上述分析才认为辽宁体育馆两端座席的视线条件比国内各同类型体育馆的条件不但没有提高，而且比其他馆的条件还差很多，所以很有修改的必要。但是，对于篮球比赛时“看”的标准我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同志认为两端观众视线条件本来就不够好，没有必要为了照顾一端的观众而提高看台的坡度。而且认为，篮球比赛的端部活动多在篮下，端线部位仅一跑而过，观众关心的都是投篮进不进的问题，没有多少观众非要看清运动员是否走步、踩线等，因此临近一端篮下能看到腰部以上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虽然意见不完全统一，但是院领导决定：在主要功能的问题上，应该力求保证质量，既然发现了存在的问题，而且尚未施工，还来得及修改，即应下决心，加班修改设计，抢在施工之前力争改过来。验算以后，我们提出了改变看台坡度和提高场地两个方案，经过与工程指挥部、施工单位共同研究，在修改设计方面得到他们很大支持，为了尽可能地不减少观众座席，不作废已制作好的预制构件，不给施工增加更多的麻烦，并保证不拖后看台吊装进度，同时又不致使主席台、裁判台受到更多的牵连，而确定提高场地的方案。根据我们的计算场地地面需要提高1.2米，如此虽提高了视线质量，可能会又带来其他不利情况。因此我们进一步地分析，最后确定将场地提高70厘米，其余不足数由两端座席部位的看台地面及椅架高度来调正。

从已建成的实际效果看，经过修改以后，平行于篮球场两侧观众座席的视觉质量良好，两端观众座席只要观众的头和眼稍稍随场上运动员移动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端线内外全部活动，在篮球比赛的视觉质量条件基本可以达到国内几个城市新建体育馆的水平，只是后排座席抬得颇高，再加椅板翘起及施工误差，坐起来不够舒适。

受访人简介：

陈式桐，女，1926年出生于北京。

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后任天津华信工程司助理建筑师，同时任天津津沽大学建筑系助教，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

1950年8月—1954年任中央贸易部基本建设工程处（后改组为中商部）设计室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54—1955年任在国务院直属黄河规划委员会任工程师。

1955—1957年调至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设计分局任工程师并担任专业组组长职务。

1957年11月，调至中央建设部东北工业建筑设计院（今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先后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并担任专业组组长，主任建筑师等职务，直至1994年。在东北院期间主要主持设计的大型项目有：沈阳市人民大会堂、沈阳中华剧场、辽宁体育馆建筑群等。

陈式桐先生从业50余年，一直秉持重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因地制宜，不套用、不模仿的设计理念，在摸索中严谨地对待设计问题，重视建筑的功能与技术，不仅设计了辽宁省多个重要的大型项目，同时在培养年轻骨干建筑师和编制设计规范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