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饭店建成日期辨析

2023-01-12 08:31

上海

原创申知沪志方志上海

当我们说起上海外滩的时候，中山东一路沿途的“万国建筑博览群”早已深入人心。临黄浦江建筑有36幢，被称为外滩“第一立面”。近几年，随着不断提速的城市更新步伐，外滩以西一些底蕴深厚的马路和街区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这就是备受关注的“外滩第二立面”。

福州路和江西中路交汇处，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十字路口,从俯瞰角度可以发现它呈现非常规整的圆形，四个街角有着完美的“内退式”弧线。而在弧线之后，矗立着四栋知名的历史保护建筑，分别是原工部局大楼、都城饭店（Metropole Hotel 又名新城饭店，现名锦江都城经典上海外滩新城饭店）、福州大楼（原汉弥尔登大楼 Hamilton House）和建设大楼，它们是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我们今天话题的主角就是都城饭店。

都城饭店

图片来源 | Google map

图片来源 | 锦江都城官网

早期CBD建筑的代表

“上海从来就不是一座闪光的重镇，在这里，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式的方式来平衡的。”这是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她的著作《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中的表述，这句话非常到位地概括了近代上海形成的“历史意外性”。

事实上，这种“意外性”体现在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1843年之后，外滩从一片县城以北带状芦苇滩开始，出现成规模的道路、房屋、码头、仓库。但无论是外廊式建筑样式还是马路，都较为简陋。这与当时来沪外国侨民的短期行为有关，他们对这片土地的预期有着各种“不确定性”。

然而经历了19世纪中后期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各方势力渐渐趋于平衡，系统化的城市建设开始助推上海的崛起。外滩以西至河南路、西藏路一片的主要马路完成拓宽改建， “韦尔斯桥”和“外洋泾浜桥”的建成，将南北外滩连成一体。从吴淞江南岸到洋泾浜北侧已基本与传统的乡村社会剥离，一个整体的新兴城市社区开始形成。

租界的发展，也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建筑规则和城市规划，并开始引进一些西方的理念。以建筑高度为例，1903年，租界当局制定《西式房屋建筑章程》，其中第48条就对建筑高度做了规定：“除了教堂或礼拜，除了钢或铁框架结构，未经工部局董事会同意一般建筑不得超过85英尺……”其中规定“钢铁框架结构”建筑可以免去限高约束，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对建筑设计的安全性以及对未来城市建筑的发展趋势已经有了一些预判。民国5年（1916年），纽约的区划法规规定建筑高度和面临街道宽度的关系，并规定沿路建筑物达到一定高度后按比例后退，一年后就在上海采用。而这项规定此后的不断调整，也开始对外滩及其相邻区域的建筑风格和高度产生了较大影响。

以外滩为核心的租界中心区域吸引着各路人财物，这也直接导致地价不断攀升。从而也产生了对工部局执行高度控制的“反作用力”。业主总是抱怨面积不够，根本不能获得足够的租金，建筑还要再高一些。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之后，很多建筑的高度都超过限制，尤其是在外滩及相邻的几条纵横马路构成的街区内。这片区域聚集了当时上海滩最具实力的一些公司企业。没有了实际意义上的限高，雄厚的财力便开始尽情施展它们的魔法，日益多元化的用地布局，也使得上海开始趋向于近代城市的布局模式，一大批经典建筑应运而生，也催生了上海最早的CBD。

20世纪初期，福州路江西路口周边原有一些地产商开发的里弄和洋行自建屋宇。190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新办公大楼项目落址于此，开启了这个路口的华丽转身。该大楼是欧洲古典派与巴洛克的混合体，主入口（汉口路江西路口）上方原设计是建一座50米的塔楼。1914年开工建造，开工不久，受一次大战的影响，一些进口原材料无法运抵上海，只好停工。

1917年“上海英租界分图”中的福州路江西路口，可见一些里弄和洋行的标注。都城饭店地块当时还是“福华里”

待战后重新开建时，工部局大楼的地基出现下沉，塔楼位置尤为严重。激烈争论后，各参建方达成共识，取消了塔楼。主入口处还有专供停靠轿车用的凹面扇形廊，这种内退式的结构同样也出现在该大楼福州路入口，而这种设计的根源就是前文提到的租界当局“沿路建筑物达到一定高度后按比例后退”之规定，这也为其后相邻的三幢高楼设计建造埋下伏笔。

都城饭店和福州大楼总是被相提并论，因为它们确实太像了。典型的巴洛克半圆凹塔式造型，两栋高楼并峙于江西中路福州路转角处，犹如镜面投射一般。且都是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新仁记营造厂承造，是当时上海最高档、最典型的CBD建筑。

都城饭店地上14层，地下1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高近70米，占地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该楼八层以上台阶式造型，更显高耸感;底层沿街外墙采用花岗石饰面，主入口及建筑顶层、塔楼檐部等处有典型的装饰艺术图案，是带有装饰艺术元素的早期现代建筑风格的高层旅馆建筑。它也是上海较早使用深桩技术施工的建筑，由于饭店毗邻金城银行大楼，如以传统开方打基的方法施工，不但工期长，而且要影响贴隔壁的金城银行大楼。后采用深桩打基施工技术，非但未影响金城银行大楼，而且也没有延误工期，该工程深桩技术施工标志着先进的基础工程技术在上海的应用。

说起这栋楼的投资方，在当时的上海滩可谓业界巨擎，那就是新沙逊洋行（E.D. Sassoon & Co., Ltd.）。这家脱胎于老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 Co.）的企业，显露出更强的活力和野心。

1924年，当维克多·沙逊爵士从父亲继承产业的时候，该洋行总资产为1500万英镑。1927年，新沙逊洋行已是孟买最大的棉纺厂所有者。1930年前后，新沙逊洋行借大萧条之际，腾挪转换，力压最大竞争对手，迫使其破产出局。到二战在欧洲爆发时，新沙逊洋行拥有15家棉纺厂，拥有3万多名员工，已是孟买最大的私人雇主。在孟买创造的利润被重新投资于上海的豪华房地产和酒店。1923年，新沙逊洋行已购得安利洋行（Arnhold & Co.）的大部分股份，成立华懋地产公司（Cathay Land Company），为进一步投资上海房地产打下坚实基础。

沙逊大厦（Sassoon House），也就是曾经的华懋饭店（Cathay Hotel），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自然是华懋地产最得意的作品。这栋外滩曾经最奢华的建筑与都城饭店还有这各种关联，这从一些建筑的细节中也得到体现。

据文旅酒店专栏作家、《外滩酒店鉴赏》作者肖可霄先生介绍，和平饭店北楼中现存多处沙逊家族族徽。其图案为盾牌居中，两侧各有一条造型别致的灵缇犬相望。灵缇犬又名格雷伊猎犬（Greyhound），原产于中东地区，具备强健且修长的四肢、深厚的胸肌和流线的体形，运动速度最高可达70公里/每小时。西方文化将优雅、聪明、忠诚以及力量和高效赋予灵犬，这可能也是沙逊家族对它情有独钟的原因，而类似的徽章也出现在都城饭店的入口上方。

现今锦江都城饭店门头上悬挂的格雷伊猎犬徽章

图片摄影 | 肖可霄

我们从当时报章上的一些广告就可看出，华懋、都城和汉弥尔登经常以“组合”的整体形象出现。比如《申报》1935年3月28日的这则写道：

“华懋饭店都城饭店汉弥登房子为阁下之安适居处，本饭店全体职员对于各国旅客一律竭诚欢迎，予以优渥宽厚之礼遇，并订有特殊办法优待长期旅客，请君即日迁居于上述三大旅馆，本饭店常备各式饮食，各界如有喜庆宴会以及友朋小酌，无论预定或驾临赐顾均所欢迎，华懋饭店有限公司启外滩沙逊房子。”

从中不难看出，这三家都属华懋饭店有限公司旗下，类似于现今的酒店管理集团。都城饭店档次之高，地位之显赫，从当时新闻中也可略知一二。各大公司活动、聚会，各路达官显贵来访、下榻、宴请等等，不胜枚举。

然而，众多相关信息又引出另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都城饭店确切的落成日期。据《上海名建筑志》记载，都城饭店的建成年份是1934年，目前该建筑正门处悬挂的“优秀历史建筑”铭牌上也是表述为“1934年建成”。

但笔者在查询相关文献史料时发现，早在1932年，上海的各大报纸和刊物上就已经出现涉及都城饭店的各种内容，比现今绝大多数书面记述整整提前了两年。考虑到都城饭店在上海近代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去尝试厘清这个重要史实。

若干历史细节的探究

查询《时事新报》可知，1932年提及都城饭店的信息有6条，最早的日期为6月22日，是一篇关于旅沪西侨的花边新闻。其中提及两位当事人:“而亨生则仍赁居于西青年会，亨生行装甫卸，即访海于都城饭店……”（注：亨生是美国军医，来沪后在美丰银行任职，海姆为其同事）

这里有个细节可以稍许展开讲，文中提到的“西青年会”，显然是俗称。可能是指位于南京西路的西侨青年会大楼，或是位于西藏南路宁海东路口的青年会大楼（又称八仙桥青年会大楼），这两栋大楼都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且都有住宿功能。再细读，发现文中特别讲到“静安寺路西青年会”，南京西路旧称静安寺路，那便是西侨青年会大楼无疑了，这也符合当事人身份属性。据相关方志记载，1928年5月，西侨青年会体育馆率先建成，分3层，底层为温水游泳池、二层为篮球房、三层为体操房。1932年扩建成9层大楼，约有250个房间，四至九楼为招待用的客房，底层有滚球室、酒吧间、理发室、淋浴室等设备，二、三层有舞厅、台球室、餐厅、会议厅等设备。

从西侨青年会到都城饭店，步行最多20分钟，如乘车则更快，考虑到当时外国人在沪的活动区域，这样的拜访是司空见惯的。之所以要有如此推断，是因为民国时期在南京也有一家都城饭店，位于中山东路西华门位置。但按照正常的思路，当事人不可能从上海的西侨青年会去南京的都城饭店会面，如果真有这种情况，行文中也应该写明。那么几乎可以断定，1932年6月，都城饭店已经开始营业。

事实上，《申报》上还刊登过一则更早的消息，也明确提到都城饭店。1932年5月4日，题为“甘介侯与许畹君结婚”的消息中写道:“国难声中从简十五分钟礼毕，前外交次长甘介侯与许畹君昨日在都城饭店举行婚礼……”

那么，作为国民政府的高官，他的婚礼是否有可能在南京的都城饭店举行呢？然而继续查找资料得知，答案是否定的。1932年6月12日《申报》又有报道：“甘介侯无离沪意。前外交次长甘介侯氏，自辞职后，返沪未久，即与许畹君女士结婚、刻尙在新婚蜜月中，昨据甘氏语人，新近报上载余有南行消息，殊属不确，余并无离沪之意。”

很显然，甘和许是在上海完婚的。这些信息再次证明，至少在1932年5月，都城饭店已对外营业。

众所周知，租界作为在中国国土独立于中国政治秩序之外的特殊区域，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外文报刊。其中，英文报刊以最广泛的受众和阅读量占据主要地位，运用英文报刊研究上海史、租界史或特定事件已成为一种颇为有效的方法。这其中尤以《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又译《字林星期周刊》）《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与《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最具参考价值。那么这几份报刊上能否找到关于都城饭店建成日期的依据呢？

先来看《北华捷报》，早在1929年12月14日，该报就在第二十二版“Real Estate in Shanghai”一览中刊发“Building Construction”消息，其中写道：

Building Construction Booming in every district……several large apartments, office buildings, and many residences. Particular m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ojected Hamilton House and Metropole Hotel at Kiangse and Foochow Roads, which location promises to be a second Piceadilly Circus when the four corners are rounded out as planned by the Public Works……

从字里行间可读到，1929年底，都城饭店和汉弥尔登大楼已开工，并且颇受关注。现今我们看到极具特色的圆形街角显然是租界当局（工务处）计划的一部分，甚至是想打造“第二个皮卡迪利广场”。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project 数据库中寻获的一组老照片也可让我们了解到都城饭店的建造进度以及一些细节。编号为No.1、No.2和No.3的图片，日期为1930年8月11日和9月15日，可见地基工程已完成，底层钢架构建已开始。

UNIVERSITY OF BRISTOL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project 数据库中都城饭店施工场景图片。下方有公和洋行和新仁记的标注

这个时间节点与《北华捷报》所刊“1929年底动工”基本可衔接上。编号为No.7的图片（下图），日期为1930年12月3日，可见钢架结构已近封顶，推测4个月内，工程进度顺利。这幅照片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与都城饭店相邻的汉弥尔登大楼进度稍慢，刚开始地基施工作业。

UNIVERSITY OF BRISTOL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project 数据库中都城饭店施工场景图片No.7

上述这些内容，再结合1932年的一些新闻，大致可以推算，从1930年底至1932年初，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钢框架施工、外立面装饰、内部装潢、水电煤铺设等，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考虑到都城饭店资方实力以及设计、营造单位的高水准，这样的进度也是顺理成章的。这点也在中文报刊中得到印证。

《时事新报》1931年1月30日刊发“福州路上之汉弥而登大厦密特罗波耳旅舍”

据《时事新报》1931年1月30日消息显示:“于福州路江西路之转角处，近方从事建筑工程密特罗波耳旅舍，刻已建设将半，内外俱为人造巨石堆砌而成……”这里所谓“密特波罗耳旅舍”，就是Metropole Hotel的音译，“人造巨石堆砌而成”则说明外立面施工已启动，这与布里斯托尔大学那幅No.7的图片也形成衔接关系。

1931年，正在建设中的都城饭店正门。看路人衣着推测是7、8月份

图片来源 |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Administration (NARA) [USA]

如果将上述这些报刊新闻拼接成一条时间线，那么，都城饭店在1932年上半年落成是完全合理的结果。辨析至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查询到较为可靠的依据，来确定具体的落成月份。

随着资料查询的渠道不断拓展，又有一些重要的线索浮出水面。《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月23日（P254）的一则题为“Embankment House and Metropole Hotel Ready for Occupancy Soon”的消息颇具价值。此文大意是讲河滨大楼和都城饭店即将落成迎客。文中写道：

The Metropole Hotel, impressive 16-story skyscraper facing the S.M.C, building on Kiangsi Road,will be opened at the end of February, Messrs. Palmer and Turner announce. Peach and Company is furnishing the hotel in a modern style……

1932年2月底！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出现了，而且还有关于内装潢的信息，可见大楼确实已近开幕倒计时。

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城市建设在全国的示范效应以及影响力，如果能在外埠的报刊上寻到相关信息，也不失为有力的佐证，事实也的确如此。厦门出版的《江声报》在1934年3月15日第二版刊发一则某品牌洋灰（水泥的旧称）广告，就是以都城饭店为例。

《江声报》1934年3月15日第二版与都城饭店相关的广告

更重要的是，其中提及明确的施工日期：“起工于西历一九三〇年十月竣工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鉴于该消息的刊发日期为工程后两年，可见已是定论，较为可靠。但新的疑问又出现了，这里的起工日期明显晚于前文中的信息，但细看后发现，这讲的很可能是开始大规模水泥构筑的日期，而非整栋大楼工程最早的启动日期。这点推断从前文中编号No.1、No.2和No.3（8月拍摄）的图片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除了大量的钢架构件和木材，现场并无水泥施工的元素。

最关键的还是这则广告中提到的竣工时间，1932年4月。这个时间点与《密勒氏评论报》的“2月底”相差2个月，但非常接近当年上海主要中文报纸上最早消息的时间，1932年5月4日。结合报刊数据库查询的结果，笔者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当年的中文报纸还是英文媒体，1932年2月至4月底，几乎没有任何都城饭店的消息。照例讲，沙逊旗下如此重量级的高档饭店落成，一定是各路记者追逐的热点，不可能悄无声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行文至此，有必要检视一下当年的时事大背景。1932年1月2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日寇蓄意制造事端，袭击我闸北地区，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此后，战事持续月余(1月28日—3月3日)，最后由于国民政府妥协，中国军队被迫撤至福山、昆山一线。3月3日，中日双方停战。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战争结束。

看到这个签订日期，不由想起前文中提及的甘介侯与许畹君在都城饭店举行婚礼的日子—5月3日。考虑到甘的职务背景，这显然不仅仅是巧合，况且新闻标题还特别强调“国难声中从简……”

那么，1932年最初的4个月内，都城饭店究竟发生了什么？最为确凿的证据恐怕要到相关权威档案中才能获取。但依据当时各类报刊上的信息，一幅拼图逐渐清晰起来。

首先，都城饭店的落成时间，基本可确定为1932年2月底至4月间。其次，这段时间，很可能因为“一二八事变”的缘故，工程收尾遇到一些波折，虽然战事发生在华界的闸北、宝山一带，但影响一定会波及租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各大媒体鲜有都城饭店落成的报道。设想国难当头之际，大肆宣传豪华饭店这种奢侈生活的符号，实在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沙逊家族在沪苦心经营几十年，深谙各种规则和门道，如此敏感时刻，断然不会做出犯众怒的事情。

事实上，1932年5月之后，战事停息，余波渐平，有关都城饭店的报道和广告也开始频繁出现。比较典型的是这则《申报》1932年7月23日的大幅广告，其中写道：

“最近落成之都城饭店尤为建筑界之杰构……”该广告发布者为“英商广益地产有限公司”，是与沙逊家族有着密切关联的地产经纪公司，广告中还配有一幅都城饭店与汉弥尔登大楼的对称线描图，可谓生动形象。

另一篇《时事新报》1932年8月17日“建筑地产附刊”中的报道则更为详细了。

都城饭店，公之社会为时不久，堪称为适应现代需要之商业旅馆，因其位置系在全埠商务运输及银行之中心，故极为重要，而其高度达十三层，矗入云表，实为本埠最大建筑之一,该饭店辟室二百余间，每间均有浴室与阳台，依栏远眺，本埠四围乡村景致，历历如绘，楼下计有休憩室、大餐室、食堂及美国式酒排间,其第□层则有广大之会食堂，可容食客三百人，本埠重要集会、大多假座于此，而周游世界之旅客，亦均下榻该店，其地下之食堂，布置极为精美，且任何饮食均可供给，盖其厨司，均属沪上富有经验之人也。

字里行间，对都城饭店不惜溢美之词，而且还详细陈述各类设施，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有评论认为，一个城市的活力可以从市场、饭店、旅馆和剧院这几个地方体现出来。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饭店和旅馆业的兴盛与否确实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指征。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上海的旅馆业随着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而加速发展，经营层次也愈加分明。因获利丰厚，各方对于饭店和旅馆的投资力度呈现出空前的局面。

《上海地产月刊》1932 年第7卷第57期刊登的都城饭店与华懋饭店图片

据《上海市大观》（下）（1948年屠诗聘编著）记载：“上海至本世纪三十年代，这类旅馆的发展达鼎盛阶段。此时一般资本家的眼光，大家集注在大旅社三字上。但是说也奇怪，每开一家大旅社，只消先行交易，还未择吉张，而男女来宾己蜂涌而至，数百个大小房间都预定一空，生意之发达，实出意料之外，莫怪旅社老板眉开眼笑，皆大欢喜。于是，东面建造一所大房子，是开旅社的，西面兴筑一所大高楼，也是开旅社的，其他南面也是如此，北面也是如此，竟接腫而起，连绵不绝……”

市场繁荣的另一面就是竞争的白热化。但无论处于何种局面，都城饭店的地位一直居于全市高档饭店前列。翻阅当年的各类报刊，都城饭店承办各类官方、民间重要活动，接待各路外宾巨贾、高官明星的消息不胜枚举，当年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卖画为生就在都城饭店。美国著名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曾以《宋家三姐妹》享誉海内外，而她与中国诗人邵洵美的爱巢就构筑在都城饭店，这样名流汇聚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

《申报》1933年6月8日刊发杜立德（James Harold Doolittle，1942年4月18日率机空袭东京）访沪并下榻都城饭店的消息

20世纪30年代，华懋饭店有限公司使用的行李牌，图案中心为华懋饭店和都城饭店

1946年，都城饭店使用的费用收据及酒单

1947年有报章略带调侃得写道：“谈到上海旅馆之高贵，很多人恐怕都以为是南京西路的国际大饭店了，其实据笔者调查并不尽然，上海最贵的旅馆要推外滩的华懋饭店，其次为金门饭店、都城饭店，而国际只能挨到第四，华懋的房间每日最少自一百二十万起，金门、都城都在八十万元以上……”

上海解放后，都城饭店曾作为办公用房，也曾经作为国际海员的接待场所，1964年恢复饭店业务，改名新城饭店。据锦江都城经典上海新城饭店总经理郑海斌先生介绍，过去的都城饭店、曾经的新城饭店、如今的锦江都城酒店（锦江都城经典上海新城饭店），它的建筑人文历史，以及品牌演变也是上海近现代酒店旅馆业的缩影。

1971年，上海新城饭店的账款数据

资料来源 | 肖可霄收藏

20世纪90年代，上海新城饭店使用的火柴盒

资料来源 | 肖可霄收藏

21世纪初拍摄的新城饭店

图片来源 | 《上海优秀建筑鉴赏》

该饭店现属于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锦江国际集团斥资对酒店进行修复、翻新，由全球知名的HBA公司重新设计打造，真实还原当年的风貌，于2016年重新回归。优雅、别致的客房，精致舒适的就餐环境，为宾客在繁华都市中营造典雅的舒适生活。

结语

综上所述，都城饭店在1932年3—5月间对外营业应该是较为确定的。那为何现今官方的铭牌上会出现“1934年建成的”字样呢？

笔者查询了一些方志和资料，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上海名建筑志》中是“建成于1934年”；《上海建筑施工志》中是“建成于民国24年”；《黄浦区地名志》则是“1920年建造”（此处推测为笔误，应是1930年）。而著名上海史学者郑祖安在《客栈、旅馆、饭店——旧上海旅馆业杂说》（《上海档案》2000年1期）中指出的时间是“都城饭店（14层，1935年）”。《上海优秀建筑鉴赏》（上海市房地产行业教育中心编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12月）中则较为明确的写道：“1930年7月29日动工，1934年建成，于同年9月8日开业。”（注：笔者查询了1934年8月、9月的《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字林西报》，有关都城饭店的消息不少，但都是各类活动和名人下榻的消息，并无开业仪式之类。）

现今的信息与当年报刊中的记述有较大出入，问题出在哪里？或许确如《上海市大观》中所描述的：“只消先行交易，还未择吉张，而男女来宾己蜂涌而至……”

正式开张只是“一纸公文”的例行手续，“试营业”先把钱赚起来再讲。这样的例子，现在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