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林《中国山里人》分享会实录
原创 吴家林 蚂蚁摄影
海报设计：二姑娘
图文整理：古朴（孟小军）
各位蚂蚁摄影群的朋友，晚上好，现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会。
今年10月份我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山里人》，这本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本书，仅作品就有255幅。令胡歌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分享会，我想了一想，还是就讲我的“山里人”这个话题，因为我一生就是拍“山里人”的。
下边我首先对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是我最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我当时四岁（与10个月的弟弟吴家彬合影），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文人家庭里，曾祖父曾经在湘潭县任最后一任县官，因为他是个清官，所以后来没有被杀掉，给了他一点路费，他就回到家乡教私塾了。
我一生的成长，最重要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真的太伟大了。母亲解放前是位教师，因为家庭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她受到了教育，做了人民教师，但是，解放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大约在1951年她主动辞去公职做了家庭妇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没有铁饭碗的人，一个那种出身的人，即便品学优异，在那个时期也是很难生活得下去的。
我的母亲在那种艰辛的生活环境中，言传身教，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地把我们几个孩子养大。母亲非常善良、非常勤劳，是有人格尊严的人，对于我的教育抓的很紧，小时候的我，如果做错了事是会被母亲挨打教训的。就是在母亲的这种养育之下，我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教育。
我兄妹三人，我是老大，下面是弟弟和妹妹，父亲是一个商户行的店员，解放后就跟我母亲一起以织布为生了。
这张照片是我这个家庭的合影照。1997年我去美国办摄影展，回来后在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自拍的合影。时至今天，这张照片上的人，除了我和妹妹，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的摄影是非常偶然的。那时我们这个城市好像只有一两个照相的人，会摄影的人很少很少，所以，1968年领导安排我在昭通县做新闻摄影报道工作的时候，我一再拒绝。但是，人世间的事儿就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为了工作我必须去做，然而，自学摄影真的很痛苦，什么是新闻摄影？不知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昆明，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时期，昆明正在召开全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发现云南日报的摄影记者在会场外拍照，他把身作民族服装的全省2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都弄出来，组织安排在一个河埂上拍照。我路过看到后，以为是在拍一个创意的合影照，当时还挺佩服他的，因为他把人员安排在斜坡的一个河堤上，逆光照射着26个人形成漂亮的轮廓光，他身后背着那种德国的一个巨大的闪光灯在逆光下补光，这让我了开眼界。我不知道阳光下拍照片还要使用闪光灯，后来我才明白，逆光下人的面孔是暗的，然后用闪光灯做补光能提高人脸部的亮度。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新闻照片，以为他是在为大会的这些穿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留影。但是第二天，我看到了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这张新闻照片，一下子我就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新闻摄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之后我就模仿他的这种组织安排式的拍照，每到乡村拍照时就背着墨水、纸张和排笔，经常刷一条标语做背景，组织拍摄新闻照片。
这一部分照片是我初期在昭通县报道组做新闻摄影时拍的东西，都是人为组织安排的。
因我从小喜欢画画、写字，所以我天生就有一种对画面构成安排等方面的悟性，虽然我刚刚拿起照相机，但我拍这些新闻照片时在结构安排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谨的，当时还拍了红灯记的演员、赤脚医生，还有老农民学毛选等，都是安排导演的。
我也拍一些生产生活照片，像高山放牧、在悬崖峭壁上修水渠,还有苹果丰收摘苹果这一类照片,也是像拍电影那种组织安排的摆拍。
像这张修水库照片，我把这些民工们集中起来，一起挑着担子，浩浩荡荡的跑。
直到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我们学习要实事求是，学习了《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联系实际检讨自己。我就联系到拍假新闻照片这个实际进行检讨，我认识到新闻照片的真和假是拍摄者的世界观问题，道德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良知问题。我把这个行为称为骗子的行为，欺骗人民群众的行为。所以当时我就发誓说，从今以后大家可以监督我，我用抓拍的方法拍照片，坚持不干预拍摄对象、不组织摆拍，抓拍不到宁可不拍。我下定决心，痛改前非。
当时，我手上只有上海海鸥牌DF相机，心想没有长焦镜头怎么抓拍？我就去找了一只200毫米的放大机镜头，然后请车工车了一个镜筒安装上去。我以为要有望远镜头才能抓拍，很幼稚。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如果用望远镜头抓拍，整个环境都压缩的没有了，新闻摄影也好，人文纪实摄影也好，没有环境的交待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慢慢的探索着，用DF标头也同样去抓拍。
下边这些肖像就是我在80年代自我批判、痛改前非后用抓拍的方法拍摄的作品。2021年，我将这批照片编辑出版了《80年代山里人》影集。这批抓拍的肖像作品，大约有100多张。
1993年6月7日，我到深圳去为单位印一本宣传画册，偶然遇到杨延康，他问我：7号晚上我们要去给马克吕布看片，你想不想参加？我说想。他就笑，他说我们每人都准备好作品了，你就去看看算了。我说我身上带着底片，我平常都有带着底片小样晚上学习研究探讨的习惯。
那次见马克·吕布，我在现代摄影杂志的暗房里洗了五六十张照片。今天，这是我第一次公布马克吕布当时看到过的哪些照片。这个事件之后，很多文章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说吴家林运气好，他是用银盐照片让马克·吕布看的，所以被马克·吕布选中了，而他们的照片是复制品，马克·吕布看不上。但是我在现场看到有人用12英寸装裱的照片呈给马克吕布看。
当时马克·吕布看了大概有四五十张照片，大家看那个床上，我那个照片非常寒酸。我去买12英寸的相纸，一盒90多块钱，我觉得太贵了，我没经济能力去买，我就找7英寸的小相纸，费了好多力气总算在深圳东门一个门市买到7英寸的相纸，相纸拿到暗房，我还舍不得放整张，还裁了一刀变成了三点五英寸的。
当我看到现场有人拿出12英寸装裱的很好的照片时，我是羞愧难当，我太寒酸了，我很后悔，应该放成7英寸的，怎么我裁成3.5英寸的呢。
这些作品是我反省之后、自我批判之后抓拍的作品，很多朋友不了解，以为吴家林这个抓拍是给布列松学的。说实在话，我拍这批照片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个马克·吕布，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布列松。我就是喜欢抓拍那种无法预料的神性的东西，那种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魅力无穷的东西，那种客观真实性的东西，这是其他艺术无法跟它相比的。绘画的创作，摆拍的创作，没法跟这个客观真实性的东西相比。
我为什么把我母亲抬出来说，因为母亲就是要我从小就做一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不撒谎的人，不搞投机的人。所以，我老老实实的这个品格，让我知错就改，走上了即兴抓拍，艺术地记录的道路。我非常感谢母亲对我的教育。
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深圳碰到一位很厉害的摄影师，叫刘学文，当时他是在《深圳日报》做摄影记者，最后下海想做商业摄影。我见到他时，香港的哈苏、玛玛米亚RB67相机刚涨价，他向我打听昆明这些相机还是原价，便托我帮他买了好几台哈苏、玛玛米亚RB67相机。
第二次我到深圳去做印刷品的时候，就用一个结实的帆布背包，把那些相机小心翼翼的装好，最后套上一个我们大山里农民装土豆用的麻布口袋，破破烂烂的，还有些泥巴土在上边，用根草绳扎起来，然后乘火车把它带过去。运到了深圳后，刘学文看到了这一幕，感动万分地说，你为我省了好多钱，你应买张机票，我来给你报销，你这个方式太辛苦太冒险了。他当时就说，我要好好款待你，我拉你去洗桑拿怎么样？我一听“桑拿”两个字，吓着了，我说不去，不去。他又说，我拉你去玩吧。他骑着大摩托车拉我到那个香蜜湖去。深圳的早上冷冷清清的，香蜜湖根本没有人，他让我去坐过山车。我这个山里人，没见过什么过山车, 我有眩晕症，坐上去一驱动吓得我恐怖的尖叫，我连忙说我要下来，我要下来，他说不行的，停不了的，你坚持着，你要坚持着。把我弄的浑身是汗，急了，我紧紧的抓着绑带，很恐怖那种，最后我说学文，算了，你不要接待我这些了，我这个山里人享受不了。但是刘学文是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第二年他见我，他就说你出作品集没有，我说我怎么能出作品集，他说国内很多人印企业的、公家的书，顺带就把自己的作品集也印了。哎呀，我说我这个人一贯公是公，私是私，我不愿意用这种方式印自己的书。他说这样，你回去编辑吧，我帮你出书，要多少钱我给你付。所以这个《云南山里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大着胆子把马克·吕布选的A片和一部分B片凑起来出了这本书。
1993年，当书的小样打印出来的时候，我去找刘学文，他赞助我。真是很戏剧性的，那个时候他开着高级轿车挂着香港的黑牌，拿着大哥大，像那个大砖头一样，很威武，我去的时候都请我吃高级餐，等我拿打样去找他的时候，那年刚好是大陆和港台的摄影家在香港艺术中心做展览，我参加了那个活动。活动结束后我找到刘学文，把书稿给他看，他说家林兄，对不起，我破产了。他当时骂了一句，朱镕基这个宏观调控把我搞惨了，我每个月要赔几十万的贷款利息。他说你把我这个“策划：刘学文”和后记里边感谢我的话全部删掉。我说，学文，你遭遇了这些情况，我知道你不是有意不给我钱，这个“策划：刘学文”和后记一字不删，如果没有你，我没有胆量编这本书。
这本书出来后，应该说整个拍摄、编辑、设计，十分中国化，于我来讲是一次很不错的探索、尝试。
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中英文对照，所以找了两个懂英文的高手帮我翻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英文水平有多高，是因为后来在西方，在巴黎，在纽约，马克·吕布多次拿着我写的那个后记朗读，那是英文，也就说明那个后记深深的打动了他们。如果翻译比较蹩脚，他不会那么有信心。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一次是在巴黎他的家里边，有很多粉丝，还有些大师也来了，他给大家介绍我，并把我写的后记拿出来朗读。还有一次是在纽约，马克·吕布现场多次朗读我的后记，我才知道这个翻译的水平很高，当然，应该说我写的后记对云南山里人具有个性而独特的表达，真实，真诚。我就是靠真实、真诚、独特的艺术氛围来感动人的。
这本书出来之后，送到了布列松手上，布列松非常的欣赏，也认真阅读了后记。开始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布列松请我给他写评论，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那个博物馆收藏了他终身的最经典的50幅照片，永久收藏，长期展出，然后要请两个人来写评论，其中一个是要请一位中国人来写，因为他的照片有中国题材的作品，于是布列松就点名让吴家林来写，那个博物馆的馆长就给我发了传真信，邀请我来写这个评论。
这当中还有个故事，就是我不懂洋文，这些传真传过来后，我根本不重视，半个月时间这个传真邀请信就一直扔在我办公室。
一个偶然机会，我收到一个请柬，请我去参加一位画家的展览，当时那个请柬刚好放在这个传真件上，我灵机一动，心想带上这个传真件，看有没有懂洋文的帮我翻译一下。到开幕式现场上，问了一个摄影同行，他告诉我，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有一个读了研究生的昆明人正好在现场，他就把那个人找来了。那个人一看到这个邀请函，就说，吴老师，你知不知道这封邀请函有多重要？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怠慢了人家，这个博物馆馆长在英国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慎重的邀请你为布列松写评论，你半个月也不理人家，这个非常的不礼貌。哎呀，听他如此一说，我真吓着了，但一想无知无罪，我是个洋文盲，看不懂人家写的什么。他说，这样吧，我帮你，你马上回去写，我过三天我就要离开昆明回英国了，我帮你翻译。
我讲这个事儿，就是说要认真的做事，认真的拍照片，认真的出一本书，那么确实会感动人的，这些是意想不到的。我周围的一些人就说，哎呀，吴家林厉害了，关系玩到英国博物馆去了。我很无语。但有一点，我觉得老实做事，真诚为人，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老母亲教导的结果。
我的运气真的非常好。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把书寄给马克·吕布，马克·吕布有一篇文章写，收到一个包裹一看，是一个从中国寄来的邮件，然后他就三步并做两步的跑上楼去，拿着书很兴奋的打开看，家里边刚好有从休斯顿来的两位客人，一位是休斯顿国际摄影节的主席鲍德文，一位是叫温迪的艺术总监，两个人在他家做客，这时候见马克·吕布拿着《云南山里人》，他们两个就争着看。鲍德文翻着翻着就兴奋的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这个摄影节办了14届了，没有一个华人参加过，这个就是我要找的第一个华人。紧接着鲍德文就给我发邀请，邀请我到休斯顿去参加国际摄影节了。
这个我真的说不清楚，兴许那天会碰到这样好的运气。
我顺便要说一下，我在西方参加过很多摄影节，自己没有花费过一分钱。他们是认作品不认其他的，也不认金钱，你再有钱你作品不行是进不去的，一旦看上你的作品，就邀请你过去。我往返的国际机票是他们负担，然后在展览期间的私人生活都是他们负担。特别是休斯顿摄影展，因为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所以他们给我拉了很多赞助，这样可以让我长期住下去，住多久都可以，所以给我很优惠的待遇。
这让我想到我们中国的一些国际摄影节，逐步商业化了，跟商品物资交易会卖摊位完全一样。想办影展，只要交了场租、展线费就成。摄影逐步变成有钱人玩乐的天地，很可怕。
这张照片是我参加休斯顿摄影节的时候要捐一张照片出来拍卖，这是个拍卖现场的展览，是由组委会挑选的，当时拍卖了3000美金，全部捐给了组委会。
我要说的是，2002年的时候，休斯顿国际摄影节为英国的一家很重要的出版社从20年来的十届摄影节参展的1000多位摄影家中，挑选出10位来推荐给该出版社，其中就有我。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一百位摄影新锐》这个画册，入选了我的9幅摄影作品，并请了著名的摄影评论家撰写了评论。
组委会认为，虽然我是第一个华人，第一次在他们国际摄影节亮相，但反响非常好，我这批作品在国际上很多博物馆巡展了两年多，鉴于此，他们2008年第二次又邀请我到休斯顿国际节上去办我的回顾展，这是我在回顾展上跟喜欢我摄影作品的一些朋友签售我的画册。
1996年的3月份，马克·吕布再次邀请我到巴黎，我推三推四，一直说以后有机会再去。马克·吕布就一直写信说，巴黎对你很重要，你一定要来。当时美国人已经为我购买了昆明到斯顿到往返的机票，据说是打折的机票，不能退的，否则就要作废，但是作废这几千近万块的钱，我就舍不得。后来我才知道，马克·吕布对我真的是让我没法说了，他就是要让我去巴黎国际摄影节上办展览，要让我过去，带着作品去申请，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过去了。
后来我卖了一些书，卖了几张照片，我买上休斯顿到巴黎的机票，到了马克·吕布家，翻译就告诉我拿出机票来，马克·吕布要给我报销。我当时就给他开一个玩笑，我从很深的衣兜里边把还剩下的一千美金零钱拿出来放在他桌上，我说，你看我买了机票，我还有这么多钱，我不要你的钱。马克·吕布当时感动的一下子拥抱着我，哈哈大笑，我没想到你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的如此之快，很高兴。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知道国内有些摄影家，一到国外就装穷卖苦，就去绕钱，这是我亲自听到的。所以我要说一说，一个人做人是第一位的，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很多人不理解，说马克·吕布对吴家林怎么那么感兴趣呢？我自己觉得，第一是他看上我的作品，非常喜欢我的作品；第二是他看上我的人品，看上我的为人，我的厚道，我的善良，我的执着，这些人性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1996年3月份，马克·吕布把我弄到他家吃住半个多月，因为没有翻译，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比个吃饭的手势。当然他定期开一些party，把一些摄影大师们邀请到他家跟我一起见面，包括马格南的总裁等很多的摄影大师都是在那次见面的。戴罗比尔当时是法国国家摄影中心主席，巴黎国际节的展览是要他批准的，必须得要他看我的照片，所以，马克·吕布把我带去的照片整理了几次，最后呈现给戴罗比尔，我也去了，因为我要赠送一本《云南山里人》给戴罗比尔。戴罗比尔，做事的严谨让我非常感动。见面的头天，他派了一位女士到马克·吕布家专门问我，吴家林你喜欢哪一个摄影师的书？我说我喜欢约瑟夫·寇德卡的。第二天我们带着作品去送审，也就是让戴罗比尔审查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巨大的办公桌上就放着约瑟夫·寇德卡的《吉普赛人》和他的“黑皮书”画册，那是他为我准备好的礼物。
巴黎摄影节上我的作品，策展人就是马克吕布和戴罗比尔。之前我是不知道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策展人这一说，但是自始至终是他们安排帮我选片，甚至每一次放大回来的照片，他们都要审看，看了之后觉得不妥的地方要跟我交流，要重新放大等等。我在美国，在休斯顿，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展览，在巴黎的展览，全是西方人为我提供暗房，我带着底片去制作的。
所以，我做为很闭塞的云南的一个摄影师，开阔了眼界。因为这三种：贵族学校的暗房，博物馆级的暗房，还有纽约七美金一个小时的商业暗房，我都在里边工作过。三种不同的暗房，让我深思，让我研究，这让我受益匪浅，这个太重要了。在马克·吕布和戴罗比尔两位策展人的关怀和积极的指导下，我的展览大获成功。
这个展览有很多很多的留言簿，我从厚厚的一本当中选了一条一个巴黎晚报的摄影记者写的：杜瓦诺在法国，吴家林在中国，他们都是摄影天才。当翻译翻译给我听时，我羞的面红耳赤。我说我怎么能跟杜瓦诺相提并论呢？我说这是胡扯。结果，翻译说，吴老师，你不要忘记，法兰西民族是很傲慢的，你一个山里人，如果你的照片不好，他会来捧你吗？所以我说实在的，我在巴黎就是一个梦。
这是在巴黎国际节上莱卡公司赠送给我的徕卡M6及35mm.f1.4非球面相机的镜头。我拿着相机，很兴奋，说了一句，我相信我将会用这台相机拍出更好的作品来。那个徕卡公司派过来的公关部的经理说，吴先生，像你这样的摄影家，你用世界上任何照相机都能拍出精彩的作品来，你能用我们徕卡，是我们的荣幸。听了这话，一下令我敬佩和感动，徕卡公司不光是照相机品质卓越，人的素质也是一流的。
下边就是我1997年在纽约获得的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画面中我旁边是石志明先生，当时在纽约给我做翻译，是在纽约的一个博物馆开的颁奖会。哎呀，我非常感动，整个会场只有我身边的石志明先生和新华社的摄影师三个是中国人，其他全部是高鼻子，所以我很感慨，在西方，摄影的天地还是西方人的天下。石志明先生，在生活等各方面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我是一个山里人，到纽约后人生地不熟，有时翻译上有问题就向他请教，他都会给我做很好的介绍。这次颁奖活动新华社记者也去采访了，还发表在海外版的人民日报上。
1997那一年，一个是我获得琼斯母亲基金会的奖励，这个展览在联合国的科教文展览厅展出了一个月，紧接着这一年7月份，我又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举办了展览。这个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是一个世界级的摄影殿堂，他的老主任是罗伯特·卡帕的弟弟，我非常的荣幸和感动了，就跟马克·吕布和那个国际摄影中心的新、老主任一起合影。从这个角度说，人家那么高的摄影殿堂，邀请一个中国摄影师过去，不但不收费，还为我付往返国际机票费，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中国，你想在一个重要的展览馆办展，不管你作品多牛，你付不起场租费，你是没资格办展的。
下边我要说的是布列松的选择。
很多人知道了，但是有一部分人还不明白，布列松93岁高龄了，这时候，他用自己的钱在巴黎建了一个布列松摄影博物馆，然后开展的第一个项目，他筹备了至少是八年以上。西方的摄影人做事儿不像我们，想好一个展览，一两个月或半年，了不起一年时间就搞定了。而布列松这个开馆的第一个展览，他策划了八年。
我为什么了解这些情况？因为八年以前他入选了我的一张照片，八年以后他要换照片，他就又换了另一张照片，这个就让我非常的感动了，他们做一个项目非常的精益求精。他从事摄影以来，从人文摄影师当中选了85个应该说都是大师级的摄影家，整个过程我都不知道，直到把书寄到了我手上时，我吓了一大跳，我捧着书的手都在发抖。我觉得他入选的这些人全是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很敬重的摄影大师，怎么我也会被列入其中？
下边讲的是2004年，因为我当时刚好拍了一本《瞬间边地》，这是省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给我的一个项目，叫我沿着云南边境，把云南跨境的十几个少数民族拍一拍，所以就派了外宣制作中心的主任陪我，给我驾车，费用全是省委宣传部提供的，我很兴奋的拍了这本《瞬间边地》。2004年，我把这批照片带到法国，因为马克·吕布之前说，法、中文化年要邀请我过去做这批照片的展览，是由法国南部蒙特利埃市政府邀请我过去办展的。
马克·吕布在法布耶博物馆和我一起布置展厅，做了我的《吴家林·人文环境中的动物》摄影展览，他抽空又在看我最新拍摄的照片。我这一生有看照片的眼光，应该说完全得益于马克·吕布，得益于戴罗比尔。戴罗比尔多次看我的照片，特别是编辑“黑皮书”，我当时挑了一百二三十张照片给他，最后他为什么选了67张在“黑皮书”上？（黑皮书是68张才对，漏掉一张120的《雨中赶马人》），序言中，马克·吕布都提到这张照片，这是唯一一张120底片，被我遗漏了。
马克·吕布见缝插针，一见我就要看照片，而且一看照片都基本上给我分类，跟他接触这一生，给我看过十多次照片，不同的场合。我今天看照片之所以有眼光，是得益于他们的这种启发，这种培养。
寇德卡看完《瞬间边地》的书稿，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我想知道你这本书拍摄了几年时间，我告诉他三个月，他当时再次问多长时间，又重复了一遍，再次强调三个月，他说，不可思议，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你拍了那么多精彩的照片，真不可思议。后来我告诉他，我是做官方的项目，如果我三个月不完成的话，我这个项目就泡汤了，就废掉了，所以我必须玩命的在三个月内把这本书完成。
我非常荣幸2004年到了巴黎，是带着我出版了的两本书，还有第三本即将出版的书稿，马克·吕布看到这第三本书《瞬间边地》书稿时，非常兴奋。这些照片只有7英寸大，他在南部看到之后，就要把这批照片带走，带到巴黎去重新扫描，重新做成12英寸大的，然后做成一本简易的画册。只要我取得一点成绩，马克·吕布都是非常认真地以最完美的形式展示给他的朋友们看。
用他的话说，说我们西方人看照片，你这个7英寸的太小气了，要到12英寸看起来才舒服。所以他又重新去选，重新去编，这本《瞬间边地》的画册出来，再加上我第一本《云南山里人》，第二本《时光》，这三本书奠定了戴罗比尔下决心要出我的摄影“黑皮书”，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最偶然的事情就是，有一位也是属于大师级的女摄影家叫莎拉·莫恩，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戴罗比尔的夫人，她在南部时买了我一本《时光》，这本《时光》带回家去后被戴罗比尔看到了，戴罗比尔非常兴奋，马上就给马克·吕布打电话，说吴家林还在不在法国，马克·吕布说在，戴罗比尔说他要见我，马克·吕布当时就很兴奋，跟翻译说，这次吴家林有戏了，这个戴罗比尔平常躲人都躲不了，因为很多人都要请他出版“黑皮书”，这次竟主动要见吴家林，有戏了。
戴罗比尔实际上是在我三本书当中挑选作品，编辑成了我的“黑皮书”，书名《中国山里人》。其实它是有一个主题的，他非常欣赏，喜欢我拍的家禽家畜，那些环境当中的人物和动物的关系，这本书应该说是他“黑皮书”系列当中没有的题材。
后来我才知道后记是戴罗比尔写的，而序言是马克·吕布写的。有几句话我一直记得，一提云南的摄影家，以前电影学院一个教授就说，吴家林我知道，就是拍云南民族风情的。大家听这个口气，其实我自己的摄影追求，真的没有拍什么民族风情。云南民族风情的照片偶尔也有一点，但那是工作照片，是我的饭碗，我为了宣传云南，我要拍那些东西，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我不会拍什么风情，也不会去拍什么人类学。现在人类学很时髦，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学术领域的东西，跟我们摄影有关系，但是我不能拿来主打。
所以戴罗比尔说我这批东西，既不是民族风情的展现，也不是人类学的探究，而是具有及其丰富的摄影语言。它是从一个摄影视觉上来谈的，这个只有戴罗比尔谈的出来。这个在中国要谈的话，就是要跟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学科去挂钩才行，戴罗比尔恰恰剥离开，这值得我们摄影人深思研究。
“黑皮书”出版之后，戴罗比尔又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我的照片精彩绝伦，这个我真的不敢当。当然，他是很有摄影眼光的人，戴罗比尔其实很低调，在欧洲很出名，但在世界摄影上，大家并不知道他是最好最好的编辑。当然他好不好，他编辑出版的这100多本“黑皮书”就是个见证。戴罗比尔亲手操刀，亲自挑选，自己设计编辑，我说他是一个天才编辑一点也不为过。
戴罗比尔给我编的书，让我受益匪浅。黑皮书我仔细看过，因为画面太小，过去都是没有跨越页的，单幅的，到我这儿他用了跨页，他编辑、排序具有独特的音乐节奏感。你不得不佩服他编辑的那种眼光和魅力。
下边我要说的是这本由陈小波主编的《吴家林·边地行走》，这本书应该说编的很好，现在此书已绝版了。这本书让我有机会感恩一生帮助我的人。当时我太忙，小波说她帮我写序，我谢绝了，最后我写了《摄影选择了我》这篇序。
在我摄影生涯当中，18位帮助、支持我的人，像一根18环的链条一环套一环地连起来的。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去阅读。我始终记住母亲的教诲，人要有感恩之心。没有哪一个是天才，在成长的路上，都是一步一步的学着走路，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
在我的这18位铺路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领导，我的同事，就是当我调入昆明的摄影机构云南图片做摄影记者时，我们的领导之一肖敬志，肖敬志老师是新华社国内编辑部的老编辑了，由于文革时期站错队等等原因就被贬到云南，因为他一生做摄影编辑，所以就分到云南省新闻图片发稿站的《云南图片》工作。
肖老这个人非常的耿直善良，说真话，有激情，他一生做过很多很多好事儿，他对云南贡献最大的事儿是把北京“四月影会”1——3届的作品接到昆明来展出。之前，他已经报告部门主管领导，并批准他去北京接影展。他把照片抱回来之后就去找主任，主任说，肖老，你要是早半个月的话，你这个展览都可以在博物馆展出，可现在形势变了，不能展了。
因为当时在反精神污染，当官的都害怕出问题。肖老一听，说，好，我自己来。他就以他个人的名义找了翠湖公园搞摄影的人，商量有没有一个能办展览的地方。那个人告诉他说，有些花厅就是冬天把花藏起来的地方，可以在花厅办展。
肖老以个人名义办的，五分钱一张门票，他每进去一次他都要买门票，这个展览大获成功，留言簿满满的写了七、八本。当时因为在翠湖公园，刚好是云大、师大、工学院等院校的大学生们，一到星期天都来看，所以“四月影会”这个展览对云南摄影家的摄影观念的启蒙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也不列外。
这首诗是我到休斯顿摄影节做展览时，跟肖老打了一个电话，大概跟肖老交流了将近40分钟，肖老放下电话，就写了这首诗，等我回来后他把诗送给我，我看后热泪盈眶。可以看出肖老对摄影的炽热追求，对后生无私的爱护鼓励，展现出他培养摄影人的精神境界。
跟大家敞开心扉说一个事，我在美国做展览时，卖了一些《云南山里人》的照片，心里总觉得有愧于山里人。
我的学生听了我的摄影课，很受感动。他们说，吴家林老师是把自己一生的摄影秘密毫不保留的教给我们。他们悄悄地到我的家乡去考察，我都不知道，考察之后就就觉得昭通那块土地，确实民风淳朴，老百姓比较善良，但是很贫穷。他们找了一个最贫穷的地方，到盐津庙坝那个地方去看，看孩子们在竹篾巴墙的教室里做作业，四面透风，孩子们在里边做作业，冷了淌清鼻涕。他们就以我的名义捐了一栋“吴家林教学楼”。
他们跟昭通方面教育部门讲，我们是吴家林老师的学生，是来替他捐建教学楼的。所以这个开幕式的时候，请我去参加典礼，我去了，那个主持人第一句话就说今天要感谢吴家林先生慷慨解囊，如何如何，我一听就吓住了，我赶紧打断主持人的话，我说错了错了，我吴家林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我还没有钱来捐教学楼，这个肯定是我的学生们干的。我就把这个事儿给他说清楚，说盐津那个教学楼，是我的学生们捐的。
当然，他们的行为启发了我，所以，后来我到香港，在香港的一个懲教基金会的协助下，义卖了我《云南山里人》的照片，义卖了45万港元，然后全部拿来集资建教学楼。
我刚出出版的这本《中国山里人》摄影集，应该是我一生花费心血最多的，编辑设计大概花了两年功夫，然后作品是分量最足的。第一部分，是法文版的“黑皮书”的68张照片，基本上按那个顺序刊在上边了。第二部分，就是黑皮书出版之后，我拍摄的比较经典的作品。第三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大概占了50%，应该说是新的面孔。
这里有一个公众号，里面只有少量的书，可以供大家分享，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这个公众号的微信，找我女儿就可以得到这个书。
下边我就开始讲《中国山里人》的一些具体作品。
《吴家林·中国山里人》序
马克·吕布
如果说，好照片既带来惊喜又可给观赏者以愉悦的视觉感受，那么，吴家林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摄影师。
我们的初见是10多年前了，那是他第一次把惊喜带给我，好美，尽管静谧无言。
他来到我的房间，不出一声，只是把轻若鸿毛的小照片在床上一张张摊开，在我一边惊叹着一边给照片作了分类筛选之后，又赶紧把它们都收起来免得飞走了，然后，如同进屋时的温文尔雅，他彬彬有礼地离开。
从那天起，语言不通的我们，交流尽管静默无声却总是自如且深入，眼神取代言语，共享视觉上的愉悦。这序言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慢慢地长时间地研读书中照片，您将收获爱和幸福的秘诀。”我喜爱的摄影师，都是些拾掇幸福的人，而您眼下的这份幸福锦囊尤为难能可贵，务必好好珍藏。
他的照片里没有丑陋鬼怪或暴力，没有杂志卖点追求的视觉冲击，呈现给人们的是惊喜，是幽默，还有超现实，而且处处精彩皆由其双眼于现实和生活中觅获，既不摆布场景，也不制造影像，不欺瞒不作假。
正如真正的艺术造诣高超者，吴家林从不自我标榜为艺术家。没有高谈创作阔论艺术的他，作品风格却独树一帜，这正是艺术家的特质。他坚持不懈地工作，孜孜以求更多更好的作品。激情满怀，遗世独立，行不苟合。
他不喜欢为宣传服务而拍摄，二十多年前为工作需要而拍照的时候，也曾要求悲苦不幸的人面带笑容，安排目不识丁的人手执书著。为此他一直感到羞耻不安。
他热爱他的祖国， 他的故乡，尤其热爱他云南的山里乡亲们。 他懂得山里人贫穷，更应该展示出他们的尊严。 对他来说，无论在哪，尊重拍摄对象与撷取一张好片子同样重要。山民乡亲们清楚得很，他们也同样深爱着他，从照片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他深爱着人们，对孩子慈爱得犹如祖辈宠爱孙儿般，跟他们完全打成一片，就像是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尤其喜爱动物，它们的身影在作品里几乎随处可见，仿佛少了它们这个世界就是不完整的，就没有那么美，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
吴家林拍动物不是居高临下，而是躬身到它们的高度，通常为离地面30-40 公分处，以便读懂它们，而且他显然更同情卑微者，不胜重负的小马驹，成群的混蛋流浪狗，还有西方人所鄙视的猪，在他的镜头里它们却鼻子上扬，眼神挑逗，一副调皮捣蛋活灵活现的可爱模样。
瞧这农场里破落的院子中正在小憩的三只猪，两只鼻拱和鼻拱温柔地相互倚靠着入梦，全世界最无忧无虑的样子，第三只尽管已经困倒在浓浓睡意中，肢体却依然踌躇满志又憨态可掬，好幸福，凄美得叫人心都化了。
吴家林拍摄的动物都很平静，抿着嘴，很安详，经常是一动不动地，它们都活得心满意足，只要求一点点栖息的地方，有时候还跟孩子们共享，而它们的孩子也都乖乖巧巧。
吴家林的照片呈现给我们的世界似乎远离了噪杂喧嚣，摆脱了烦闷不安，淡忘了物俗骚扰。男人走在他的马匹旁侧，只为分享破旧的塑料布让它免受雨淋，世上最破落寒碜的草仓却仿若宁静的港湾还有神态安详的牛呼吸平稳地静伫于门框中。
吴家林勇于跟主流背道而驰，勇于不迎合不讨好，勇于拒绝诱惑跟风走捷径。他很了解外面的世界，去过纽约巴黎休斯顿旧金山的博物馆和画廊，其作品也在那些地方办过展览。
他的文化知识面很广，知晓从何处为其摄影创作汲取丰富的精神源泉，而后回到本源处，回到始终牵萦着他的地方，毗邻根基，紧靠他视为神圣的家庭。他明白环境对人有多强大的作用力，中国的大画家们比如石涛就曾这么说：泼墨山山水水时更能理解世代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吴也理解山里的人们为何如此勇敢坚韧而且乐观向上。
为了更好的收成，山里人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吴也跟他们一样，勤勤恳恳从不知疲倦，毫无疑问他将收获硕果累累。
从吴的行走观看到拍摄，我们意识到其实是面前的场景触及他的某种情感而引发其拍摄的冲动，可以说是场景抓住了他，而不是他攫获某张照片。
他的作品元素丰富，组成自然而微妙，几何图形频现，有点类似他的建筑师同胞贝聿铭的设计。当邂逅久违的朋友，或看到某幅特别喜欢的照片时，他的情感就会在瞬间迸发，完全沉浸于某种情绪之中，眼光深邃，双手和全身微微发颤。
云南的农民去赶集狩猎或下地干活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行走在同一条山埂上，渐渐渐渐就踩出一条陋径，慢慢慢慢就踏成一条小路，直至最后成就一条大道。他们无意中开创的道路甚至比今天的工程师们所规划的还出色。
正如这些山里人，吴家林不知不觉中也在其身后留下屐痕，其影响力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蔓延扩大，这是人道主义先锋者的足迹。
（翻译：肖仰莉）
(这些照片）除了本源回归，还有愉悦的视觉感受，超脱的构图能力，以及严格的题材剔选，都引起了马克•吕布的注意，并从一开始就鼓励他拍下去，同时为他打开一扇扇通往西方艺术殿堂的大门, 正如我们，也为这些作品所深深吸引，尽管记录的既非民俗风情，也非人类学探究，但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图像语言。
罗伯特·戴乐比尔（原法国国家摄影中心主任、黑皮书主编）
我拍人文纪实摄影，不是我聪明，我一生什么摄影都做过，风光摄影，假新闻照片，沙龙摄影都做过。拍风光的时候我非常的痴迷，差一点把命送掉。那是在云南迪庆藏区，因为53公里路，休克了，差点出问题，后来我明白了，我没有拍风光的条件，我没有汽车，没有交通，没有大机器，我用小机器还只能是拍人恰当，而且拍人，拍身边的人这个不需要交通，不需要那种大的机器设备。
但我现在不专门拍风光，我碰到风光觉得很好的那种个性化的风光我依然拍，所以大家看我这些风光，都是带个性化的，这些点线面，这些结构，这些气势。我在巴黎摄影节的时候，赞助我机票的人，赞助我展厅的人，最后我要赠送他两张照片，这是其中他挑选的一张。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这也是黑皮书上的。整个画面的构成，远山的那两组耕牛是非常重要，当时，那两组耕牛不是永远摆在那儿的，一下出现大概七八秒，又消失掉，然后又出来，哎呀，我觉得太宝贵了。这张照片如果没有远处那两个点，就有问题了。近处也非常的重要，开始我拍那个小孩牵着牛，他的爷爷在后边扶着犁，那就是一张具体在做什么的照片，而这张照片什么都没做，是一种状态，恰到好处的状态。
这张也是那一年，也是在香格里拉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那只马，右边那只马也就是抓拍的那种力量了，如果把马头全部去掉，这张照片就有问题了。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那种藏民汉子出远门那个状态，那个小孩刚好要跳沟的状态，一张好照片瞬间的把握、构成非常重要。
这些都是黑皮书的作品，那么我也拍一些这种风景类照片，我称之为人文风景。大家琢磨一下，就是美，很有意思，也是点线面的一些画面构成，它也有一个趣味中心，但是它又是民居，很有意思的。
这张照片就是就是进入尼西乡的小路，是布列松第一次选的这张照片，是马克吕布写信告诉我说布列松喜欢你这张照片，你做一张12寸的赠送给他。我一听，这布列松喜欢，就送给他，我万万没想到他是有大用处的，他是要出版《布列松的选择》，要举办《布列松的选择》的影展，这个我不知道，马克你不应给我保密的。
大家看这张照片，在成都的宽巷子拍的。99年世博会期间我去组稿，当时，陈锦帮我订了一个三星的酒店，那个时候我是云南新闻图片社的社长，我可以住这个，但是，我当时憋了几年都不能拍照片，我觉得在那洋房之间拍不了什么东西，我想拍点照片，所以我给他提出来，能不能有那种民居的地方，那种很简易的旅馆或者招待所之类的，最后部队的那个李天社，就给我推荐到了宽巷子的这个居委会旅馆。
那个居委会旅馆很干净，天井里种了很多盆花，每个间房4张床，每张床十元人民币。李天社说，你干脆一个房间包掉了，每晚40块钱。我说浪费了，我没什么行李，我就晚上来住一住，我就住十块钱的一张床。
第一天出门去组稿，我就顺着宽巷子走，走到大概离我住的旅店100米左右就碰到这一幕，太精彩了，猫在睡觉，听到熟人来了，喵的一声对话，跟熟人打招呼。独此一张，所以好照片都是独此一张，我用徕卡标头抓拍后迅速卷片，准备按第二张，那个猫一下就下来了，就拍不成了，摄影的这种现场气氛，现场真实感，真的很打动我，这是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很荣幸，《布列松的选择》入选了我这张代表作《拉家常·成都 1999》，进入经典。
平遥第一届摄影节的时候，马克·吕布邀请我过去做《黑白人间》展览，其中就有《拉家常 成都 1999》布列松的夫人弗兰克看到了，非常兴奋，指着这张照片翘着大拇指：照片中的人物平凡、普通，但人性非常美好，他们快乐、幸福。
这些都是黑皮书的，像这一类照片，盖罗比尔非常欣赏，可以说，这就是农家的杂物，堆了好多年了，我被我发现了。大家看那只鸡，如果没有那只鸡在里边，就那种好像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的那种，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它会出现非常优美的、非常艺术的这种东西，这是一种专职艺术家做不到的画面。
这张作品也是一张超现实的，很神秘，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那那个椅子只有鬼魂能享用，还有那个楼梯延长上去，那些东西都是真的，我看的时候当时都惊呆了，这些照片我非常的喜欢。
这是进独龙江的路上，就是那次那省委宣传部的外宣办主任给的那个项目，我路过修路工人的伙房，修公路的工人非常的艰苦，他们就是靠这样的伙房煮东西吃，但是很艺术，所以这个艺术无处不在，关键是你能发现去捕捉吗？
这张作品又验证了我一句话，我经常在说，就是题材决定之后，拍什么不重要了，怎么拍才重要，如果这三只鹅没有形成这种结构，绝对是一张废片，但是它形成这种结构就太美了，它是活物，又是有灵性的东西，再加上这个环境背景，一下子就很就耐人寻味的。这张作品04年在法国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时候被马克吕布做成海报，后来这个海报一直在马克吕布家的左右两扇门上贴了十多年。他为什么要贴？他说这是个标志，就是方便中国摄影师去拜访，他们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这绝对是马克吕布家，很有意思。
大家看这个，我拍的这个牛，很有意思。院子里边那个小牛才生下来两天，战战兢兢的还站不稳，那个牛妈妈骨瘦如柴，呵护着小牛；那只狗来凑热闹，凑的太好了，这三个东西缺一不可的，所以，这个都是一种眼光观察捕捉的效果。
狭路相逢。这条巷子很窄，我是在爬高的这个孩子的后面的，我跟他一起走着的，这个是一条捷径小巷道，所以猪来了之后，我吓得往回跑，突然感觉那小孩没有跟着我跑，转身一看，这一幕出现了，我用莱卡的标头，咔咔拍了两张。
哎呀，这些照片很耐看，便是导演也很难很难导出来的。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故乡老金庙里。这其实是我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妈妈在五一年辞了职之后，就没有生计了，要养活我们，然后就到寺庙里边去做活，交了一个尼姑朋友，终身的朋友，这个人我们都称他刘师兄，刘师兄就在老金庙里边守着这个东西，老金庙里边有老金，还有些各种各样的菩萨，我都没有去拍那些东西，这是刘师兄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在庙宇里边，太精彩了。
像这样的照片，是那种哈尼族的农家，那个牛上边那些家具，包括那个灭霸那个线条，很耐看的，无形当中我会觉得这个少数民族家很有文化，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会感动会冲动。这都是黑皮书入选的东西。
这张照片，马克吕布也是非常欣欣赏，非常喜欢。大家看两个人和一个猪，还有自行车，还有拖拉机棚的状态，它形成了一种很怪诞的一种超现实的那种氛围。摄影不是靠你怎么去构思，去导演的，是客观现实的发现捕捉。布列松说过一句话，摄影是直接行动，绘画是一种构思，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到位，他自己绘画和摄影都做，他最有发言权了。
这个报废汽车，大家看这个猪，因为旁边是一个卖肉的，那个肉摊我没有拍出来，但是肉摊旁边那个板凳还出现了，那只狗先是要窜过去找那些碎肉吃，下边刚好两个猪在睡觉，报废汽车车头上有两个猪头。这一幕，也是很荒诞的，它既是现实又是超现实。
像这一类照片，只有导演才导的出来，如果整个过程用视频拍出来，也是一个精彩的短视频，短纪录片。我当时是老眼看着那个楼梯，我就在想，老百姓都不住楼下，太潮湿，都是就住到楼上，那么这个老人怎么上去，我就在琢磨。忽然间那个屋子里边那个篾笆就响着，人走路的声音，一个妇女穿着筒裙就来晒晾这个东西，虎头一下就对着我，让我非常的兴奋。我当时下意识的意识到有戏了，紧接着听到里边小孩在哭声，这个妇女就赶回去又去喂奶了，小孩马上止住了哭声，这时候后边这群小猪，一窝的就出来了，我拍了两张。哎呀，我当时兴奋万分，这完全是天意，完全是上天给我安排导演，结果另外一张那猪完全挤在一起，不舒服，没有疏密关系，第一张成了。这是一个童话故事，非常有意思，超现实的，现实当中去抓拍的，你说这拿到当代艺术当中去不当代吗？但是这个当代不是制造的，这是客观现实生活当中捕捉到的，它更精彩。
农民进城。大家看看这个氛围，这个环境，雨中的这些人的状态，牲口的状态，这也是现实，灵机一动抓拍的。下边这张照片是等候的马，大家看这个，这个也是很怪异很怪诞的，好像那个马在等着这个女孩，那个时候有个电话亭，她正在打电话，那个马很忠诚的等着她。这也是有点超现实的东西。
云南红河绿春县哈尼族过节时的斗鸡比赛。其实是带有点赌博性质的，那么多人，斗鸡会上排的人们都在押宝，都是押着钱的，输了赢了跟他们的利益都有关系的，所以，我进去后人家理都不理，经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鸡的胜败方面，我倒觉得很兴奋，两个人的状态特棒。
这是在宜宾拍的一个街景。这个街景很有意思，这三个组合，右边那个带有点瘫痪的一个老人，坐在一个自己用木头做的小推车上，然后拉瓦的人在街中心，左边挑着鹅的，给送鹅到馆子里边去的人，加上路上下过雨之后有点淋漓那种质感，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不可重复的。所以我就说我拍的作品，我允许你去抄袭，你去拍，但你叫我再拍一张，我也没有这个本事，所以这些东西我是称之为带有神性的东西。
这是宣威那边的苗族过节的时候。这个苗族过节，他不会在热闹的地方，他要在那种天地间的没有人烟的大山上。他们的工具就是小马车，还要爬山过去。那大人们都是去准备会场了，要开会，领导要讲话。小孩就不凑这个热闹，就让他乖乖的在马车里边待着，等着大人会完了后来招呼他们。这种生活气息，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雨中赶马人》这张是我的作品当中唯一的用120拍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任云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单位给了我一个采访任务，就是去拍金沙江边的云天化这个工厂，要做一组展览图片。那天很热，在金沙江边，我就带着这个机器，穿了短裤汗衫，然后就走着，走着走着一场瓢泼大雨就来了，又闪电又是打雷，我就奔跑到一个茶馆里边去避雨，因为我留着长头发，我把头上的雨水刚刚擦了几下，透过这个门，我就远远就看到这一幕了，我忍不住了，也没有伞，什么都没有，就弓着身子，把那个如来佛的相机放在胸前，弯着腰，挡住一点雨水冲出去，就是咔嚓一张，这个氛围真的令我非常感动。
有一个大学生是乡村的，他毕业了在北京工作，有一次给我写了几句话，意思就是说：吴老师，这张照片我太喜欢了，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都情不自禁的会流泪。他说，我生活在农村，我的父亲就是赶马人，这一幕我父亲做过，他说一看到这个好像就是我的父亲，非常非常的感动。
大家看照片中，主人爱护牲口爱护到那个地步，他自己宁可淋着雨，仅仅遮一个头，也要为马盖塑料布遮雨，那个情节令人万分的感动。这张照片其实有很多很深的内涵的东西。那么这张作品，我介绍过了，就是既然黑皮书把它漏掉了，当然这是我的问题，因为那年我很少有放大。
这一部分是没有编进去的作品，就不是黑皮书了，黑皮书没有入选的作品。我觉得那个乱七八糟的黑铁线，一条黑狗刚刚走过画面的构成的位置，应该是非常准确，画面有一种隐喻，我本人是很喜欢的。
像这样的作品是我后来拍的了，是出版了黑皮书之后拍的，我非常喜欢。这其实就是一个县城镇雄县，在离县城十多公里外的山里边，在修建这个垃圾处理场，还没有使用的过程中被我发现了，我拍了这样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很超现实，是一个宏大的装置艺术品。
这也是黑皮书出版之后的作品，两个纸人，我没有组织，我当时在腾冲，当我进到这个老乡家的时候，没有人，那个衣服还在滴水，因为那天赶场，那些边疆地区都比较安全，门都不锁，他洗完衣服他就赶赶场去了，晒着两个纸人，然后这两件衣裳挂着，太有意思了，好像是要给这两个纸人穿的那种感觉。
啊这张作品，嗯，我非常感动啊！这猪啊，这个骡子啊，确实都会孤独啊，所以这个孤独可能是一些动物的这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挺有意思，我在乡村拍了那么多年唯一碰到那么亲近的两个不同类的动物之间的那种交流。
这个是在巧家，当地治安都非常好，所以他们随便把自己的牲口用绳子拴在一个石头上，或者一棵树上，然后人就去赶集买点东西，买了背回来，再驮在这个毛驴身上。我一看到，我觉得很很精彩，背后那些电线，那些吊着的水泥块，这个它很艺术，很美。马克·吕布也是非常欣赏，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这是猫和人的一种关系，大家看还挺有意思的。
这些作品，是在大山包拍的，直到编书的时候才整理胶卷。我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的老伴2012年不幸得了癌症，而且住院，因为她有点抑郁症，所以只要我陪伴她，我拿着睡袋陪了她三个多月。这是一场家庭生命的生死战斗。我拍的这些胶卷就全部没心情整理了，放着丢那儿没看，有多少个胶卷我都不知道了。这次我要出这本书，我都没想到这批东西。当我编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时，有一天我女儿昭红来了，我说我编了一本新书，你看看。当时大概是五月份，我说即将要付印了，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她看完说，我妈生病期间你丢下那些胶卷是不是不要了？你出新书为什么不看看那批东西呢？那些都是您花了心血功夫拍的。所以我听从她的建议，把这些七零八落的又因为搬家乱放的胶卷清理了半个月，集中在一起有100多卷。
我一张张扫描，扫了2000多张，然后在2000多张中挑出一百多张来，这个书总共数量是255张，但是没有发表过的这些作品有125张，几乎占了一半。
这个作品也是非常高级，非常艺术的装置艺术，装置艺术大师未必能够做到这个份上，但是我们普通农民，为了养几只好的斗鸡，他用这种方式来关鸡，害怕鸡被晒着还加了一把伞，这个太妙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他们做的作品可以称为大师级别，我仅仅是发现并把它如实的记录下来而已，这也是我非常欣赏非常喜欢的作品，马克·吕布看到这个作品感动的不得了，说你这张这照片就代表了你这一本书的所有作品的最高水平。
大家看这个对比，这是现实发现捕捉下来的，被关在那个笼子里边的不得自由的猪，和那个自由自在很幸福的鸡妈妈和鸡娃娃，那个最强烈的对比，而且更妙的是那个猪笼，那个猪笼完全是当代艺术玩的东西，是个装置艺术品，也是个现代雕塑，每根木棍不雷同，但是它就做成那么一个物件，这个太妙了，我发现之后，我真是幸福的不得了，拍这样的照片是一种享受，人生的一种幸福。
河边四只海鸥和四个在翠湖公园打拳的人，这个环境和人，人与动物这个关系。我仅仅拍了一张，我刚刚按了这张，我一卷片还想再拍一张，第一只海鸥就跳开了，一下就破坏了这个结构了。所以我强调怎么拍是对的，拍什么？我认为我们很多人都钻研拍什么重要上，拍什么有社会意义，拍什么有价值，拍什么有图片故事等等，大家去琢磨，去琢磨到底什么是对的。
这是在一个老城发现的这个状态。那种古老的城，城里边那些电线，那个画，那个小孩和他的妈妈那种剪影，挺美挺美。所以这一类东西我都是把它称为人文风景，我非常喜欢。
这些动态状态的东西，这些组合，这些结构都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捕捉这些东西，我一直认为是有神来之笔，所以我的好朋友雷平阳说，我拍这些东西好像是感动了上帝，上帝在帮我按下快门。
这张照片，这个画面的结构也是非常奇妙的，是腾冲和顺古镇一个原始古老的洗衣亭，这个古镇妇女们要洗衣服就来这儿，这个洗衣亭这个结构，很有意思。
这也是一个普通的村镇里边，刚好牛要出圈了，要放到山上去吃草那么一幕，那两个猪太重要了。大家看，如果没有那两个猪，这张画面甚至我不会选用的，所以这个结构怎么拍，一直是一个摄影家具体要操作的，具体要做的事儿，因为在中国我们是属于那种意识形态的，就是政治第一，你拍的是促进政治的，从政治学的角度，你那个作品哪怕是一般化的东西都是捧上天去。
这是一个基督教堂，恰巧昆明的那一段街道在扩充，这个也是很超现实的，这个树都修掉了，其实是留下了昆明建设的一段历史，但是挺美挺美，不是那种只有高楼大厦的亮丽风光才叫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美。
这是2022年的新作品，昭通博物馆有一个影像馆，下午的时候我去签完了合同，就顺便到了附近的一位朋友说过的小龙洞那个地方赶集，那是个回民的居住地，大家看，背景原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清真寺，可能是有相关的政策不允许，刚好把清真寺的那些宗教的标志拆掉，拆掉之后，上边还插着一杆红旗，我是过去看一看这个清真寺到底拆了些什么东西，结果忽然间这个棚子被风吹起来。
这也是我的新作品，《大山包的牧羊人》这个海拔3320米左右，气候寒冷，风很大。我要说的是这个结构和人的状态，还有那四根电线杆，我觉得都非常非常重要，那个电线都很重要。有些人拍唯美的东西就认为电线杆、电线不好看，要把它去掉，如果去掉就没意思了，整个画面就破坏掉了。
像这样的作品，是属于什么？这个家庭有四个孩子，老大17岁，刚被人贩子拐卖掉半个月了。我按下快门，我才在他家坐下来，才了解他们家的情况，所以这个家庭等于是完全是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无可奈何的那个状态下。他们是水族，我当时曾经托了很多公安的朋友，想帮他家的忙，这个说实在的，我是非常的同情怜悯，但是一直帮不上忙，他们也有人亲自去找，但是，没有把女儿找回来。
这是佤族，早年的80年代初拍的，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在村寨里面行走着，挺感人的这个。
这也是个水族人家。西方人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确实挺有意思。所以西方文化已经渗透到我们底层乡村，无孔不入的地步，它把老百姓作为一种美，很漂亮很欣赏的把它挂起来。
这也就是一种感觉了。暴雨即将来临前，他晒着茶叶，他把茶叶都收回家了，然后就把晒茶叶这个竹席子卷起来跑着抗回家，他给我一个感觉，一个力度，那个框被这卷竹席子一下子插进去那个感觉，挺有一种超现实的韵味。
高压锅理发。大家看高压锅蒸汽理发，高压锅烧的蒸汽顺着塑料管子上到头上去烫发这种的，是85年在罗平县县城街道拍的。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不久，爱美什么的都在恢复，因为过去烫发是资产阶级的情调，都是反对的，文革时期都批判的。那么，85年那一段，这个女孩子们都喜欢美了，要烫发了，但是没有烫发工具，他们就土发明了这种高压锅蒸汽来烫发，这个是一个历史时期了，大概不到两年就淘汰掉了，江浙一带的烫发的那种东西就出现了，这些东西自然淘汰，但是照片留下了那一段历史。
这个是计划生育结扎手术之后。这个是在中国大家都很喜欢的一张照片，其实在我所有照片当中，我仅仅是把它作为B类照片，为什么他在中国那么有名，因为它是跟政治紧密相连的，所以有的人把它称之为国策的经典之作这样评价的，拍卖时都拍到七万多，我清楚我这作品的追求，当然这也是我好作品之一，但不是a类片，A类片是我上边肯定的一些照片。
这应该说是我唯一的商业摄影。因为我接受了西方纽约时报周末时尚杂志的邀请拍时装，当然他有个前提，拍创意时装，他在全世界邀请12位摄影家，那11个都是玛格南的大师级摄影师，只有我不是玛格南的。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杂志叫卡西瑞安的摄影总编辑，我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展览开幕式，她来参加了，她认识我，她后来还给我提供了一些好的拍摄条件什么的，是她推荐我来拍的。我谢绝了那些晚礼服等很夸张的那些时装，我选择了生活装，那种套橘红色的毛呢裙，还有玫瑰色的衬衫，那种很高档的丝织品的衬衫等等。我后来选择了拍黑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在12个不同的国家拍，所以我觉得应该能够穿的出来，在日常生活当中穿出来，拍黑白就淡化了这种色彩关系，这是我女儿小双做模特儿。
这张是我大女儿昭红，我一对双胞女儿，这个片中只有昭红是我人为安排的，其他飞机、马车等其他的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因为他唯一要求就是拍出你自己的风格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风格，而且他说不管你黑白彩色，你拍什么都行，只要拍出你的风格来就行。
下面我把照片都发给大家，大家去欣赏。我还是那句话，我做为一个摄影师，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拍好照片，用照片说话，照片不是去评论的，不是用嘴巴去讲，说伟大，说了不起，是具体到细节，具体到构成，具体到瞬间，具体到他所折射出来的那种内涵的东西，也就是他对人性，对人生的那些把握，那些态度怎么样。
写家信家的。这个你看，昭通就是那么个状态，家长文盲，儿子在深圳打工，寄钱来了，不管收到没收到都得写回信了，自己不会写，然后就到城里边找代写书信的人写，太妙了，另外一个是拉着孩子打着手机，这是两重天，两个城市的人生，社会就是那么一个状态，这是被我碰上了，这是能够导演构思的出来的吗？
这一张是96年我在巴黎，我每天都去暗房做照片，我要步行将近一个钟头才能达到暗房，为什么要步行？我觉得了解巴黎的社会也是一种享受。我语言不通，打的不行，坐地铁不行，我就步行，步行我就发现这一幕。早上我五点半起来，煮早餐吃了我就走路，当时看到用高压水枪冲狗屎，做城市的清洁，我感动万分，我觉得这个发达国家了不起，我们还在拿扫把一点点地扫地，人家是用这种方式来搞城市的清洁卫生。
这张是今年在昆明拍的，我非常感动的，也就是说96年我在巴黎时看见到，然后2022年在昆明就见到同样的情景，这些东西都引进来了。而这下一张，是我的家乡，地级市，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清洁了。
这两张也是今年拍的，在我住的小区里边拍的，这也是一个超现实的，很怪异的一个状态，后边这一张，也是偶然间拍的，拍到的也是我住的这个小区洋房，我们现在这个洋式房建的很多很多了，我们以前的中国式的那种庭院，那种四合院等等都拆掉了，都追求西方式的洋房，这就发展太快了，这个成了超现实的东西了。
这是一个人在放风筝，但是有点以假乱真的那种超现实的味道，近景这个人是看房的人，如果放风筝的人出现反倒不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谢谢大家。
END
原标题：《吴家林《中国山里人》分享会实录（全文2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