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六百年的神秘习俗，一把火烧掉十几万｜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访并文：明星辰

图片：里卡豆/受访者（朱靖宏、陈花现）提供

编辑：吴筱慧

在文学名著中，有一幅想象中的画面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那是三岛由纪夫在小说里描述的一位女肺结核病人喝葡萄酒的场景，她涂着白粉的肌肤下隐藏着些许红晕，“像是透过一层毛玻璃观看远方的火场，出现一层火焰的酩酊”。

我时常会想起那位女肺结核病人的犹如躲在毛玻璃后映照沸腾火场的脸庞，她仿佛在凝视着一场沸沸扬扬的海上大火，一场巨大的送王船祭典——某种意义上，“送王船”中一些习俗的确与此有关。在较为古老的仪式中，女人和小孩都被禁止在现场观看火烧王船，于是，真的就如同这个譬喻，她们成为站在远处遥遥地凝望火焰酩酊之人。

台湾东港送王船祭典（图源里卡豆）

这项流传于中国闽南地区、延伸至台湾乃至马来西亚马六甲用以禳灾祈安的民俗活动，是闽台王爷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科仪。所谓的“送王船”具体是指在特定日子，建造一只精美的王船，请“代天巡狩”的王爷上船并将孤魂野鬼一并带走，以此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项奇异的民俗至今有六百年的历史。按照惯例，每三年它会在闽南、台湾乃至马六甲海峡不同乡村的港口边举行。准备王船的过程漫长而周折，当村民们抬着造好的王船，在完成“出仓”、“祭奠”、“巡境”等各个环节后，船会被放置在港口海滩上，于一场大火之中燃烧殆尽。2020年12月17日，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经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也许是火作为人间与冥界的特殊联结，让这场祭祀总是附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在苍茫大洋之边繁盛燃烧，在带走灾祸与不祥的同时，也留下些许神秘鬼魅的气息。

一、台湾东港：穿着唐装的冥官脚踏着黑色巨鸟

2021年临近仲秋之时，台湾屏东依然燥热。临近十月的好几天早晨，朱靖宏都会早早起床，一路骑着机车从屏东驶向东港，参加当地每三年一度的“送王船”仪式。

在东港，这几乎已成为每家每户都会参与的全民活动，当地人在祭典这一整周的时间里，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回到家乡，他们觉得参与这场民俗甚至“比过年还要重要”，这是给村庄祈福避灾的重要仪式。

东港的王船仪式由七个“王爷”共同掌管，每个王爷都有不同的代表颜色，不同桩头每次轮到不同的颜色，以决定下一个三年“代天巡狩”的王爷到底是哪一家。接近迎王祭典前一星期，整个东港全镇灯火通明，各个桩头到东隆宫广场预演参拜，家家户户则清扫庭院，摆出供桌。

王船巡境时，每一天六七点天光微熹，人们便开始准备，八点准时从此地最著名的东港东隆宫出发，随着队伍开始全镇的巡境。不同的桩头分别穿上自己社区所代表的王爷色彩的衣服，那些红、黄、黑、蓝的服饰泛着一种古老而朴素的气息，连成不同色彩的长龙，缓慢行进在这个小小的渔港的老街上。

一路上，时常有人在神轿经过时从轿下钻过去，这在当地叫做“倰轿脚”，钻爬的人总是念念有声，寓意着愿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王爷登轿的“脚踏板”从而祈求保佑。在这时，神轿便会停下来，等待虔诚的信众缓慢地从土地上跪拜而过。

台湾东港送王船祭典的王船绕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就这样走七天，王船将在最后一天被择时燃烧。

前一天入夜，人们已将王船安置在海边。一艘孤零零的大船被厚厚的金箔纸堆高，正面船头挂着两盏巨大的纸灯笼，上面用红字写着“代天巡狩”，并附有“辛丑正科”、“合境平安”的字样，船身描绘着五彩祥云与飞腾巨龙，两边联排挂着两串灯笼，灯笼之上糊着纸人，在闽地某些习俗里它们代表曾在海上遇难的水手。

接近凌晨四五点的光景，人们点燃船下垒起的高高的金纸，火燃烧起来，这时东方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不同颜色的神轿倒向海边，人们在一片诵经之声中渐渐后退，这是有关送王船最为神秘的习俗——王船在燃烧时，不能留在岸边观看，要快速地离开不能回头。

巨大而华丽的船只迅速燃烧起来。

炽烈的大火从底部开始冒着赤炎吞噬着船舷，船边的灯笼与纸人在火焰中迅速变成透着金边的黑云，仿佛一个个穿着唐装的冥官脚踏着黑色巨鸟，黑烟和金粉漫天飞舞，红色的火焰沿着桅杆席卷了整艘船只，一场业火燎原似的燃烧，它发生得又快又剧烈，转眼间便燃成灰烬，像是一部小说里刚刚掀起便已落幕的高潮。

台湾东港送王船祭典（图源里卡豆）

对于朱靖宏来说，这一场送王船最为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发生的时间恰好是新冠疫情正在升温的时期，而这场祛除瘟疫的仪式也正如期举行，“送王船本身就是在送瘟，刚好又碰到新冠疫情，祭典时很多人戴着口罩，现场也有很多‘保持距离’的标语，让我感觉到一种相当冲突的画面感。”

他记得自己在王船燃完后才从岸边走回镇里，大汗淋漓地吃了一顿当地的汤饭，他心里觉得自己并非东港本地人，不必拘泥“船燃烧时必须离开”的古老习俗。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也确实如此，送王船的仪式几近变成了一场嘉年华，人们保留了这仪式中最为绚丽高潮的部分，有关习俗里那个近乎咒语般的强制要求被淡化了。

不过他仍然记得，在离开燃尽的王船时他没有回头，只是看到有个人躺在沙滩上睡着了，那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

东港送王船结束后（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送王船”这项古老而神秘的祭典并非台湾独有，最早它是由闽地流传至台湾乃至马六甲一带的，至今在闽南多地依然会如期举办。清光绪年间的《澎湖厅志》便记载了从内地漂往台湾的王船被当地人们奉若神明的场景，“或内地王船偶游至港，船中虚无一人，自能转舵入口，下帆下椗，不差分寸，故民间相惊以为神。曰王船至矣，则举国若狂，畏敬特甚。”

这一记述除了反映出当时民众对于王船来临的郑重，同时也说明了有关送王船时的祭典方式，不仅有火烧，也有海上漂流的形式，清人施鸿保《闽杂记》描述见闻时记载：“厦门人别造真船，其中诸物，无一赝者，并不焚化，但浮海中，任其漂没。”

来自厦门的陈花现在采访中曾经提到，“送王船以前古代有两种送法，一种叫‘游天河’，就是用火去化吉，另外一种叫做‘游地河’，就像漂流瓶一样，把船送出海，让它在海里面自己漂。从前台湾就有接到一些从厦门、泉州漂过去的王船再祭拜。因为‘游地河’对收到王船所在地会有一定祭祀的负担，所以后来就改‘游天河’更多一些。”

围绕着王船有关的历史、文化纷繁众多，如同迷蒙雾气之中的夜航船一般，朦胧一片，神秘苍茫。如果想要对此有一些更清晰的认识，也许需要回到它最初的来源地。

二、厦门：船遥遥地与相遇之地打个招呼

住在厦门的陈花现生于1988年，他在漳州长大，从小便喜欢参加社区里各种热闹的活动，逢年过节时跟着大家一起在喧嚣的节庆日进香、玩耍，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闽南一带，逢年过节总会举办热闹的庙会，在这一天，空气会飘浮着鞭炮燃尽的味道，而满眼则是各色的旗帜飞扬，“只要听到锣鼓声，人就很容易兴奋，因为你就知道哪里可能有仪式是可以看的。”

陈花现称自己是“民俗爱好者”，对于有关王船的各类历史细节与现状实境都十分了解。他身上有一种超出他本来年龄的老成，在这层老成之上却也有一份轻松与惬意，将传统文化代入另一种新兴语境中的松弛。他调侃自己不过类似于“重机爱好者”，周围是一群既松散又自洽的小团队，哪个社区有一些小小的民俗活动，这些热爱民俗的年轻人便三三两两自发前往。

他曾为漳州九龙江南门溪进发宫撰写过申遗报告，也曾带着那些世代生活在船上的进发宫老伯们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的神殿结为“兄弟”宫庙，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呆在那些古老而传奇的仪式现场，他关注的并非是恢弘的场面，而是一些极为微小的角落景况。

“元宵节的时候闽南一贯就是要游神，放很多鞭炮，每次这种放鞭炮的场面里都有一个出来扫炮灰的人。扫炮灰的总是一个年纪很大的阿伯，拖出来一个扫把，在放出了很多烟花和蘑菇云的鞭炮声中，很淡定地扫地。”

这场景如同《红楼梦》里第一回那个最悲凄的片段，粉面玉琢的英莲小女在元宵佳节被佣人放于石槛之上，在她快要被歹人所劫的转折一瞬来临之前，是否也会有一个白发老伯站在绚烂的故事角落里沉默地扫着炮灰，见证着“菱花空对雪澌澌”的命运。

这是传奇故事延伸出的想象，但站在磅礴主流外欣赏那悠长蜿蜒、曲径通幽的文化所汇成的溪流，却是陈花现的乐趣。在他看来，送王船的背后是“一场古老的教育，一整套完整的仪式”，它的核心在于“王”和“船”。这里的“王”寓意神明，指向了代天巡狩的王爷。

“ 送王船中的‘王’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明代，也就是闽南民间所谓的王爷信仰，这个信仰和“厉”有关，代表着一种不确定性，比如项羽就是一种“厉”，是在非正常死亡状态下成的神。《左传》中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 人的生命是有归属的，灵魂也是一样，没有归属的灵魂容易作乱，这是从春秋时候就存在的一种思想。从卫生角度来说，人的尸骨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也很容易产生流行病，因此，这也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有关医学的想象。”

送王船的过程中还有“普渡”的仪式——这本是佛教术语，意为“广施法力，让众生遍得解脱”。早在汉代之前，中国就有上元、中元、下元三个节日用以祭奠祖先。在送王船的语境中，它则指“将孤魂召集过来上船与王一起走”；但陈花现的解释更动人，他认为在某种角度上，这意味着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惺惺相惜”。

《龙舟大神宝像图》 海南省博物馆藏（图源网络）

船的部分则更为复杂，王船的建造与真正出海航船的建造过程几近相同，无论是选龙骨、钉船板，都需要按照真船的工艺流程来制作。一篇有关送王船申遗的报道里，厦门“王船技艺传承人”钟庆丰提到了厦门港王船建造的更多细节，“王船融合了造船、建筑、民间彩绘等多项闽南传统技艺，大多都是祖传的手艺。船体内部由50余根肋骨连接起每一片木板，每根肋骨中间都被削去一部分呈弧状。这非常考验师傅的功力：弧度过大，肋骨的承受能力降低，易折断；弧度过小则减少了船舱容积……建造时就像做艺术品那样认真。”

除了建船，给船上增添补给的部分则更富人情味，在当地被称为“添醮”，陈花现解释说，“就是给船上增添一些日常的补给，譬如柴米油盐茶、锅碗瓢盆等等应有尽有，以前船上是怎么过日子的就按照那样来一套，把从前一种海上生活的内容通过仪式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

这艘华丽而繁复的王船之上，除了丰富的日常用品外，还附带着极为丰富的水手系统，按照明代时的航海习惯，船上除了水手以外，也存在一些极为特殊、并附带一些神秘色彩的角色——

比如专门负责看罗盘、记账、烧香的“香公”，他所具备的功能多样而复杂，在这趟海上航程中，需要负责执行的任务也糅合了一些宗教色彩，譬如到达某地需要烧香，他就会在船上负责烧香、诵经等仪式，在陈花现看来，这就如同是“这艘船在遥遥地与即将相遇的地方打了个招呼”。

1919年马六甲的王船福船（图源网络）

三、漳州九龙江：庙宇就像社区里的综合空间

2018年，陈花现在厦门港第一次看到送王船的场景，那时正值厦门港清理避风坞，在当地管理者看来，“避风坞已没停泊船只的作用了，所以要‘清渔’，于是，围绕着渔业相关的公庙项目，也极有可能被减掉”。

那时是秋天，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既符合当地的古老习俗，也与当地季风洋流的流向有关，到了秋季，吹向福建的季风总是朝向出洋的方向去，唐初经学家孔颖达在《诗经·周颂谱》就曾记载：“既谋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报”，这里的“春祈秋报”便是“春时祈祷风调雨顺，秋季报答神功”的意思。

这些过于古老乃至已快被现代社会抛弃的社区传统项目，就像是烟花炮竹声中扫地翁的隐喻，在一片沸腾的喧嚣中快要退场，但陈花现却希望能够留住它。而后，他将目光投向漳州九龙江的船民社区，那里的“连家船”仍在，只是越来越少了。

所谓“连家船”是指那些日常生活都在水上并以船为家，在古时甚至终生都漂泊于水上的船民与他们的船只。

即使到现在，在埃及开罗以及印度等地，依然能够看到那些生活在船上的人们。陈花现解释，他们的生活并不具备想象中的浪漫气息，“实际上，他们的地位很低，以前的船民是不能上岸的，只能在船上生活。也因为很多船民具有流动性，在陆地上没有自己的土地，陆地上的人总是会对他们更加防备一点。他们的所有活动场域都在船上，所以才会有船庙的存在。”

船庙对于当时那些漂泊无依的疍民（早期文献称其为游艇子、白水郎等，是指生活于中国福建闽江中下游及福州沿海一带水上的船民，终生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来说，几乎类似于如今网络对于我们的意义：庙宇作为古时船民社区中最为综合的空间，几乎起着交流、就医、聚会、心理咨询等多重的作用。

“从前的船民在船上生活条件比较差，有很多人还多学一些其他的手艺，比如帮人看病开点草药，或者给点心理咨询一样的建议。庙宇就像是一个社区的综合空间，以前没有百度，你要去查询一个信息，肯定是要去人多一点的地方，才能交换到这个信息。”

藏在其中的船民则更像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一种神秘却朴质的气质，陈花现记得一位老法长，平日里总是骑着自行车前来，人多时便沉默寡言，只会在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才会多说两句，即使这样，也总是谦辞道，“我不懂，我不懂啦，您随意听一下”，就是这样看起来几近扫地僧般沉默的法长和信众，成为这个几近消失的船民社区最后遗迹的保留者。

漳州九龙江进发宫里的老法长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今，漳州九龙江一处公园码头边的位置，是从前社区船舶停泊的位置，它被改建成公园后，船庙“进发宫”多次面临被移除的危险。2010年开始，漳州启动“连家船”拆迁上岸工作，在陈花现和老法长等人的争取下，最终留住了庙船与位于江滨公园的烧灰巷码头。

陈花现为将这间古老的小小船庙保留下来做了很多努力：老人们中有些人不识字，他代老人们给政府写申请文书；他在那里学习哪吒鼓，这是一种“流传于九龙江流域以及其出海口地区的民间宗教唱诵仪式”，这些“复杂而多变的鼓调、庞杂的咒语，以及丰富的仪式细节”皆由这群时常被陆地居民看不起、目不识丁的船民群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为了保留住“进发宫”，老人们四处寻找船上之前遗落的神像，这些神像早已七零八落——“文革时期破四旧，船上很多神像分散在各处，因为船上空间很小，所以佛像也几近是巴掌大小，被称为寸佛”。

漳州九龙江进发宫送王船祭典（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相信老人口中的所谓灵验什么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这种民俗仪式其实是社区历史经验的一种传递。比如一种民俗意识，其实就是在模仿以前的生活方式，它之所以会变成你喜欢的一种东西，是因为你在这里找到了过往生活的痕迹。

“从某种角度来说，（送王船）就像是一种嘉年华，大家现在会用商场、创意市集、音乐节将其取代。实际上，这个老社区有很温暖的一部分，才会让这件事情即使经历这么多变故后，依然能保留下来，它有一种神奇的凝聚力在里面。”

四、漳州石坑：对于某种遥远绝对权力的隐隐犹疑

对于这种神奇凝聚力的体会，不仅仅陈花现这样的年轻人拥有，生活在漳州石坑社区的苏财福，一位退休的小学语文老师，也在近年来加入到了“送王船”的行列中。

他从2015年开始，便成为漳州龙海石坑社区的“送王船”组委会中的一员。因“送王船”仪式每三年一届在此地举办，组委会也随之每届重新组建，每届成员大抵在10人左右，都是自发性参加，有人负责组织，有人负责摄影，成员大多是50多岁的中老年人，几乎都是不计报酬地参与到这一盛事之中。

去年农历十一月初，漳州石坑社区同样也开启了一场盛大的“送王船”仪式。

社区内好几千人组成方阵启程，开始抬船绕境，这座由上等杉木制成的王船全长8.9米，宽2.6米，船中有三根桅杆，前桅5米、中桅7米、后桅3米。船头悬挂着威武的狮头，船身则镶嵌着各种传统彩绘，生气勃勃的龙、栩栩如生的凤以及十二生肖，配上色彩艳丽的花草，整艘船精致美观，“可以说综合了造船、建筑、民间彩绘等多项闽南的传统艺术。”

除了威武的王船外，在王船的前面有一支特殊的“护卫”。

与陈花现记忆中“不被人注意的扫地翁”不同，这支队伍皆由50名女性民众组成，她们拿着扫把在王船行进的过程中清扫着道路，其中年轻女性穿红，老年女性着黑，在队伍里显得格外突出，她们一边前行，一边清扫着道路，扫地意味着“扫除前行障碍、驱邪避灾”。

石坑社区送王船祭典（图源网络）

到下午三点左右，年轻人将王船抬至漳州港的5号码头，那天天气很好，海况也很好，人们忙碌着，有人张帆，有人布置祭祀用品，船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猪、牛、羊、鸡以及油盐酱醋和金箔纸钱，船边舞龙舞狮的队伍也在热火朝天地舞蹈，一场古老而盛大的“嘉年华”即将开始。

送王船的时间被选在了当天傍晚的六点十分，这是根据当地潮汐规律选出的时间，当地居民认为，在即将涨潮的时候“送王船”，船才能航行得更好。在苏老师的回忆中，当时的大火几乎照亮了夜空，而此时天空正飘过一长片层层叠叠、粉红色的火烧云。

而在其后，民众还会来到王爷所在的宝泉宫广场举行一场“抢孤”仪式，这同样是来自民间的一种传统祭祀方式，即将祭祀的供品提供给民众抢夺。关于“抢孤”，传统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为了与孤魂野鬼抢夺祭品，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吓退流连忘返的鬼魂。

而在苏老师的说法中，则忽略了此前两种说法并与王船有了更强的联系，“这相当于再祭拜一次王船和王爷，根据民间的说法，王船上留下来的这些物品和金钱都要留下给衙门或部下使用，意味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因为每三年才举行一次送王船的仪式，这是一种文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代表了一种当地的历史，是一种文化的纪念，这是我们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其中凝聚着他们的勤劳和智慧。”

抢孤仪式（图源网络）

也许是因为曾经做过语文老师，苏老师的措辞中带着一种浓浓的书卷气，比起描述船只的繁复华丽，谈起“送王船”背后的神话故事，他显得更有兴趣。

对于王船背后的王爷，各地对其的描述都大抵相似，但有关他的一些故事、形象和细节，在每个地方都有些不同的差别，这或许源于根植闽地并流传至东南亚不同所在区域的“王爷信仰”在经过代际的流传和地理的迁徙后，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

苏老师口中的王爷故事糅杂了历史与传奇，呈现出来自闽地的“王爷信仰”中一个模糊但也确凿无疑的形象——

“我们石坑保泉宫的池王爷，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此处为口误，应为400年历史），这边有一个小故事，池是他的姓，单名然，他本是南京人，在明万历年间武进士及第，调任漳州府任职。

“当时他正在路上走着，经过同安区地界一个叫小盈岭的地方，恰巧碰到了两位黑衣人，在路上聊天的过程中，他知道原来这两位钦差是奉御旨往漳州播撒瘟疫的。

“池然心想，自己刚要上任，漳州的百姓就要遭殃，所以他想办法把黑衣使者手中的毒药骗来，一口吞下，之后便脸色发黑，在一棵巨大的榕树下盘膝升天。黑衣使者后来把这一情况禀奏天庭，玉帝非常感动，为了表彰池然，就封他为‘代天巡狩’的神。”

在苏老师所讲述的故事里， 无论是正气凛然的“池王爷”，还是神秘莫测的“黑衣使者”，都是神话原型故事里最为典型的代表，而这个故事本身，也与中国古典的传奇故事有着相同的脉络。

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2007年刊发于《文化遗产》上的《中国早期戏剧从孤魂祭祀里产生的过程》一文中也曾提到这点，“秋季祭祀里僧道（代表神佛）和孤魂之间有一系列以孤魂的悲惨故事为内容的对舞、对唱、对白。前者会发展为庆祝剧，相反的，后者，我认为会发展到一个以孤魂主人公的悲剧，一般来说，世界各国的戏剧等到其悲剧成立时才可以说真正地成立……在中国的戏剧里，悲剧的结局没有西方那样的彻底性，多数是终于团圆的结局，其剧情的展开也一样。首先是善人与坏人之间发生矛盾，善人陷入困境，而后由于环境的变化或改善，善人逐渐占据有利条件……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否极泰来’式的自然观的反映。”

有关池王爷的故事，并非是典型的“大团圆”结局。它有一个悲剧的楔子，除去池然的大义凛然与慷慨赴死外，更是隐秘塑造了两位神秘黑衣人所带来的黑暗氛围：这两位来自“天庭”的神秘人本是奉了更高权力的旨意前来，但这旨意却如此阴暗。这似乎映射出这个故事的最早讲述者内心深处，对于某种遥远的绝对权力所蕴含的隐隐犹疑，但最后它依然是光明的，经由“官方”的确认与升华，池然的行动从纯然的正义与侠气变成了一种确定的“王权”。

五、一群人静悄悄地抬着纸船一路狂奔

“神话是深层心灵感受的隐喻” ​​​。

如若借用瑞秋·波拉克（Rachel Pollack）的观点，有关送王船背后多种多样的神话故事则值得深究，这项流传甚久的祭典不仅仅记载了人们对于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生死观。有关它的传说与神话多种多样，这些纷繁的文化包含了怎样的文化象征？最初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拥有怎样迷蒙不清的面貌？抑或在可被追溯的古籍与诗词中，祭典又是如何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

有关王爷信仰背后的更多说法和深意，来自厦门的黄长铗则了解得更加全面，他是鼓浪屿口述历史学会会长，不仅长期与闽地各种传统习俗打交道，对于福建海洋文化相关的研究也十分深入。对于送王船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神话故事，他几乎了解闽地每一种说法与出处。

在如今的闽地从厦门到泉州、漳州，再延伸至台湾、东南亚甚至马六甲海峡，王爷的形象并不统一，其中两大分支的来源，却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冲撞。

第一种看法认为王爷的原型是瘟神，这与早期社会发生大规模瘟疫却无力尽快救治转而崇拜神力的民俗有关。送王船时一直讲究的禁忌似乎也应和了这种认知，那便是“送王船时，女人、小孩不能在近旁”，这几乎与送瘟神时的民间禁忌一样。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撰《五杂俎》卷6曾记：“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疫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祀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熹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

1958年江西余江遭遇并消灭了血吸虫病，诗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有“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里提到的“瘟君”无异为“瘟神”。这一联的后半句“纸船明烛照天烧”包含了送王船中最为关键的“纸船”、“火烧”等要素，这似乎也预示着，送王船在早期，并非只是闽地的习俗之一，在江南一带（譬如血吸虫病盛行的江西）也同样盛行过。

第二种看法则将王爷升华为地方性的神格，被认为是“皇亲国戚”，即身份尊贵、有功德的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原理事朱天顺发表自1993年《台湾研究集刊》中的《闽台两地的王爷崇拜由来及池王爷信仰考辩》曾提到，“中、日学者对王爷之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系统，第一个系统以连横为代表，认为王爷乃台湾居民对郑成功之崇祀；第二个系统以前岛信次、刘枝万为代表，认为王爷是纯朴之瘟神崇拜，神之功能经逐渐转化，终成全民普信之万能神祇。……王爷信仰之本旨究竟如何亦尚无定论。”

王爷的出处尚无定论，而有关闽地王爷的传说也丰富多彩，黄长铗讲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之后似乎都隐含着故事最初的讲述者那隐混却也鲜明的形象。

第一个有关“王爷起源”的故事是一系列进士被误杀的传说，这是在闽南地区流传最广泛的一个故事——

“唐玄宗为试张天师法力，叫了一群进士，躲到地窖里奏乐（这里进士数量各有说法，我听过18个人，也听过36个，也听过360个），皇帝跟张天师坐在那里，突然间听到地底下传来的音乐，皇帝问张天师，这种鬼乐要如何处理，并以此为由逼他做法消灭妖魔，于是张天师挥剑一指地下，三百六十进士无一生存。而后皇帝怕冤魂作祟，于是将这些进士全部册封为神。这个神，就是王爷。”

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版本的变体，譬如时间被换为“秦朝“、 “明末”，皇帝自然也被换为“秦始皇”或者其他，故事的情节有“地下奏乐被误杀”、“乘船参加殿试遭到海难”或“不愿降清而自杀”，这其中所浮现的形象总是一批落魄且受到冤屈的知识分子。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便是此前苏老师所提到的“为救人而被毒死”的版本，“这个说法听得最多是福州，但在不同人的口中，这个角色是不同的。有人说是进士，有人说是官员，还有说是乡绅，大体故事就是有瘟鬼或者天庭来人要投毒到井里面，于是他守在井口，劝老百姓不要喝井水，老百姓不信，他就喝了井中水，而后被毒死了，从而救了所有人。 ”

第三个版本则是动物神化成的“王爷”，“榕树化身的就叫榕王爷，青蛇化身的就叫青王爷。”

黄长铗总结此前两个版本的故事有一些微妙的共同之处，“一是主角同为知识分子，无论是进士还是乡绅，另一个共同点则是非正常死亡，也许最开始塑造这个故事的人，就是一个读书人。”

无论王爷的出处或者与其相关的传说是什么，它似乎都将闽地人一种颇为复杂的情绪包含其中，这里面既有敬畏，又有恐惧。黄长铗在采访中提到，在闽南民间，凡是出海而死的人都被称为“好兄弟”，“你留意到这个名字了吗？我们会认为他是自己人、好兄弟，而非一具恐怖的浮尸，我们得把他救回来。”

古时，任何渔船在出海时遇到“好兄弟”，都会立刻停止作业，用红布将船头两侧的“眼睛”蒙上（闽地习俗：出海的船只容易迷失方向，渔民给船头画上“眼睛”，渔船就能在茫茫海上辨清方向），将尸体运送回岸边，送回特定的寺庙处理。

实际上，闽地一直是中国海洋文化最为浓厚的区域，同时也是汉化最晚的地区，“自汉唐一代时，福建才真正进入汉文化圈，原本它自成一派，拥有独立的文化体系。也许正是汉文化里对于瘟疫的恐惧逐渐渗入闽地，再加上本地特有的海洋文明，混合而成了送王船的文化。”

无论借用远古的神话，还是近代的研究，送王船这个祭典本身从丰富而绚丽的习俗里抓取的，是一个不可捉摸、不断动态变化的巨大文化样本，这其中包含着人们的期冀和恐惧、茫然与希望以及被一切人所熟知却又在所有人口中变得暗哑的密语。

不管历史和传奇如何言说，又或者现今各地送王船祭典声势如何浩大，在一切有关送王船相关的记忆里，黄长铗最深刻的记忆来自年少时父亲所讲述的，那一场静默无声却蕴含了强烈张力的送王船场景。

关于他父亲的回忆是这样的——那是抗战刚刚结束四五年，黄长铗的父亲约莫六七岁，彼时村里开始爆发大规模瘟疫，一个月甚至会死去二三十号人。

“奶奶带着我大伯、父亲、两个姑姑四个小孩，一起往山里跑，躲住进山里的寺庙。在山上住了两个多月以后，瘟疫开始平息了，回村后，他（父亲）听说村里要造一艘王船把瘟神送走。他说，大人瞒着小孩，偷偷摸摸造了一艘纸船。”

“送王船的那天傍晚，他躲在我们老家的老宅里，二楼老房墙壁上还有枪眼，是从前用来打土匪的，他躲在楼上，透过枪眼偷偷看见一群年轻人扛着一艘纸船一路狂奔。”

只有这个场景。

一群年轻人扛着纸船一路狂奔而去。

“之后船如何送去海边，又如何被烧掉，他没有看到。那一天，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来，小孩被责令早早睡下，女人也默守在家中。父亲只是从墙壁上的枪眼里，看到一群人抬着纸船飞快、静悄悄地跑过，他说这是他有关送王船记忆里最深刻的场景。”

目前镜相栏目除定期发布的主题征稿活动外，也长期接受投稿。关于稿件，可以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有群像意义的个体故事，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症候的非虚构作品等。

投稿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请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