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之症·切｜当气候变化成了“隐形杀手”，我们怎么做？

【编者按】

即将结束的2022年，气候变化成为贯穿全年的关键词之一。气候变化是这个时代的挑战，需要引起全球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更需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此，澎湃新闻推出“应对气候变化”年终特别报道——气候之“症”。专题共分“望”“闻”“问”“切”四篇，对气候之“症”进行系统的诊治。

今天刊发的是“切”篇。

当室内温度升高1℃，我们似乎并没有很明显的感知；但若是全球气温升高1℃，可能会带来什么？  

重庆人恐怕难以忘记2022年这个夏天。纵使山城被冠以“四大火炉”城市之一的称号，但今年入夏平均气温却达到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极端高温干旱天气成了山火频发的导火索，一群群素未谋面的人自发参与了熊熊山火的“围剿”。最终，火灭了。家，守住了。

8月22日在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拍摄的山火现场景象（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黄伟 摄

在一众逆行运送物资的山城骑士中，出现了一位外国友人——西南大学副教授福兰课。他对这种极端天气极为敏感，山火发生之初，他就断定“情况会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他的家乡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今年夏天也在跟天灾对抗，强风暴袭击之下，持续暴雨引发了洪水。  

同样深受洪灾影响的，也有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一场历史性洪水造成超过1000人丧生，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人。而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罕见地“干了”。今年入夏以来，鄱阳湖遭遇极端干旱，水位“跌跌不休”，周边的河床变成了陆地。就连在湖边生活的老人也感叹：没见过。

极端干旱导致鄱阳湖鱼虾螺蚌死亡，候鸟食物减少。 澎湃新闻记者罗振宇 摄

像是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高温、风暴、干旱等极端天气近年来在全球肆虐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指向了一位“隐形杀手”——气候变化。

“救救我们的星球”，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声，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强调各方要兑现承诺，重在落实到行动。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列出一组数据：每年气候灾害的直接损失基本占到中国GDP的0.4%，未来随着气候变化日益加剧，气候损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更加显著。他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若我国和全球碳中和目标能够如期实现，那么中国将在本世纪末避免80%以上的气候损失。

“绿色低碳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对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发展经济不是为了GDP数字的增长，而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感。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蕴含许多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唯有构建起长期稳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才真正符合社会的需求。

“双碳”目标：减排并非最终目的

地球气温确实升高了约1℃。据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2022年的全球平均温度比1850-1900年工业化前平均温度高出约1.15（1.02-1.28）℃。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设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的长期目标，并为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 ℃以内而努力。

不要小看这两个数字。若气温升高，全球变暖加剧，可能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除了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更加频发，还加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岛屿和沿海低地或被淹没、海洋温度上升和海洋酸化等等。

世界气象组织的《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显示，今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破坏性洪水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并造成数十亿的损失。

“采取行动，永远别觉得晚！”日前，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朱棣文（Steven Chu）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碳大会上说道。他把碳排放比喻成“抽烟”，就像刚开始一年抽一两包，难以察觉危害，直到几十年之后，危害显露，人却往往已有烟瘾，难以戒除。“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减少损害。”

而碳排放危害的，则是我们生活的蓝色星球。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研究机构“气候影响实验室”共同发布的数据显示，如若不采取措施减排降碳，温室气体排放或会保持高位，气候变化在世界上部分地区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癌症死亡人数的近两倍。

面对这项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出席COP27会议时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当中，非常愿意尽己所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来落实《巴黎协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

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2009年确定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2015年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经提前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

2020年，中国宣布更新和强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

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达峰之后进入逐步下降阶段。碳中和，则是指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具体讲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二氧化碳的去除量相互抵消。  

然而，国内多位专家和学者坦言，“任务非常艰巨”“一场硬仗”“一次大考”。

为何这样说？滕飞解释，很多发达国家已在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实现碳达峰，即便如此，也提出需40-60年实现碳中和，而我国提出仅用30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这可谓“全球最高的碳强度降幅”，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可想而知。

推动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减排，表面上是降碳问题，本质上则是一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系统性变革。

“应对气候变化，并非一味只谈减排。”陈迎提到“两个不要”：一是不要把减排当作唯一目的，否则保持贫穷就最低碳，有些国家曾经因为经济衰退造成减排，也不符合低碳发展的初衷；也不要把减排当成负担，减排行动需要付出成本，但也可以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发展。

陈迎进一步解读，“双碳”目标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但又远远不止于此，最终目的是绿色低碳转型，以低碳绿色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既要减排，也要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庄贵阳撰文表示，“双碳”目标愿景是一个开创光明未来的庄严承诺，但实现“双碳”道路注定曲折，不亚于一场新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的“万里长征”。

中国主动迎接挑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双碳“1+N”：方向不动摇，步伐要安全

“双碳”目标一经宣布，全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打算如何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   

今年11月，中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联络人向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报告反映了2020年中国提出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来的落实情况。

从部署到行动，颇为重要的举措是构建完成“1+N”政策体系。“1”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而“N”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实施方案及科技支撑、财政支持、统计核算等支撑保障方案。同时，各地均已制定本地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要落实“双碳”目标，专家们普遍认为，我国“双碳”目标与清洁空气的目标一致，即减少碳排放和污染源。难点在于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尤其是降低对煤炭的依赖。而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偏重且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能源大省，则是难啃的“硬骨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指明，“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煤炭消费量分别下降10%、5%左右，汾渭平原煤炭消费量实现负增长。

汾渭平原被重点圈出来并不意外。日前，生态环境部通报2022年1-10月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后20位城市名单。汾渭平原11市1区中，有渭南、咸阳、西安、临汾、晋中5个城市上榜，占比将近一半。与之相邻的，山西省太原、阳泉也在名单之列。

2022年1-10月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城市名单。生态环境部官网 图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首席专家曹东将汾渭平原11市1区跟太原、阳泉、晋城和长治4个市合并起来，研究减污降碳的路径，“这里是典型的北方能源重化工业基地，也是我国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颇具研究意义。”

该地区产煤占全国20%左右，是外送煤炭电力的重要区域，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比高达77%，产业主要为火电、钢铁、焦化、水泥等重化型产业，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颇高。

从“煤炭大户”向“煤炭消费量负增长”转变，汾渭平原挑起千斤重担。汾渭平原的治理，是中国减污降碳的缩影。    

11月23日，曹东在2022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介绍，汾渭平原及周边采取的措施包括推动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如运城市2022年制定《重点行业能耗双控行动方案》落实11个方面的专项行动；强化散煤清洁治理力度，开展锅炉综合整治；创新能源环境管理和制度，如吕梁和运城建立煤炭预算管理措施与统计体系，晋城和临汾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科技支撑绿色高质量发展，如开发地热资源，“一市一策”开展科技精准治污。

不过，汾渭平原也面临不少挑战，包括新旧动能转换不足、缺乏协调统筹、技术支撑不够、新能源配套设施不足、缺乏差异化措施、长效性有待提高等。

头顶着经济转型发展和减污降碳双重压力，产业淘汰、税源损失、就业震荡，是能源型省市不得不直面的阵痛。

滕飞介绍，能源型省市有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来源于煤炭行业，转型过程中，落后的高能耗产业面临淘汰，不可避免受到损失，也面临诸多困难。国家层面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为地方经济发展寻找新动力，亦应关注失业人口再培训和再就业，出台教育、就业等配套政策和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对全国是有益的，低碳转型要算大帐、算总账。但也要实现‘公正转型’，帮助当地企业和职工平稳转型过渡，不能落下一个人。”滕飞告诉澎湃新闻。

“公正转型”也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热议的主题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陈迎解读，这强调的是国家地区在转型过程中要注重公平和社会稳定，有些地区高度依赖煤炭产业，转型过快或“一刀切”，容易引发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年来，由于电力供应问题，国内“拉闸限电”现象时有发生，波及多个省份，牵动社会敏感的神经。

陈迎分析称，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不能动摇，但转型步伐和节奏是关键。安全是底线，所以要先立后破，要在能源“不可能三角”（指能源的稳定、清洁和廉价）里找到平衡点。但保安全绝不是固守高碳发展路径不转型。如果说转型有风险，那么不转型更有风险，需要通过能源革命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探索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减碳总动员：不只是政府工厂的责任

听起来，“双碳”战略是一项宏观政策，其实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能耗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45%至50%。

我们出门扫码骑的共享自行车，或者开着新能源汽车去上班，住的小区实行垃圾分类，拿到手的快递外卖写着“可回收全降解材料”，住的酒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所在的城市建设“零碳城市”、“海绵城市”等。

似乎在不知不觉中，“绿色”渐渐成了我们生活的“潮流色”。

“不要把减排当作是政府和工厂的事，需要全社会总动员。”陈迎说，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减排空间，个体虽然渺小，但联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小觑，可以从需求侧倒逼供给侧改革。

新能源汽车就是很好的例子。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367.7万辆，比上年增长152.5%。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比2020年全球销量还要多；去年年底，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几乎占全球总销量的一半。

陈迎认为，新能源汽车是未来交通领域减排电气化重要的发展方向，未来还将在整个能源体系里发挥重要的储能作用。

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新能源提升了消费者的福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家华算了一笔账：燃油汽车行驶100公里至少需要60多元。而纯电动汽车行驶100公里耗费12度电，按每度电0.2元计算，则只需约2.5元，成本降低不少。

8月份，国家能源局发文指出，完善市场交易机制，支持分布式发电就近参与市场交易，推动分布式发电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未来，分布式发电和利用将对社会治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潘家华建议，若能加快小区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再配合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或能进一步增强大众的购买欲，提高社会的接受度。

重庆首座光伏充电发用一体充电站。新华社记者刘潺　摄

交通运输部印发文件称，力争到2022年底前，全国除高寒高海拔以外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能够提供基本充电服务；到2023年底前，具备条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站）能够提供基本充电服务；到2025年底前，基本形成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保障公众“回得了家、出得了城、下得了乡”。

潘家华认为，化石能源消费容易形成高度的资本垄断和地缘垄断，而可再生能源可自主生产、自主消费，减少能源依赖的安全风险，提升中小微企业和消费者的话语权，延长的产业链还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为了激励人人参与减碳，有些地区还跟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个人碳账户”，具体是将消费者步行、单车骑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出行行为纳入“个人碳账户”，碳积分可换取免费乘坐地铁、餐饮消费打折等福利。

陈迎认为，“个人碳账户”对社会整体的减碳实际作用可能并不高，但它揭示了碳足迹的深层意义，增强大众的环保意识。

备受环保人士关注的是，每年“双11”等电商购物节的快递垃圾问题。陈迎提醒，可降解材料不一定就能减排，比起末端治理更要强化源头减排，避免过度消费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减轻环境负担。

“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让社会更美好，与建立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陈迎说道。

用数据说话：超额完成承诺

距离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两年多，就连一向“刁钻”的外媒也交口称赞：“中国的实际表现超出已有的承诺。”

降碳成效如何？我们用数据说话。  

“2021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降低3.8%，比2005年累计下降50.8%。”

“2021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6.6%，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25.5%，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56.0%，单位GDP煤炭消耗显著降低。”

“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76.1%，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海上风电装机跃居世界第一。”

“截至2021年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累计完成散煤治理2700万户左右，替代散煤超过6000万吨，基本完成平原地区冬季取暖散煤替代。”

“2021年，我国累计淘汰和化解钢铁产能3亿吨左右、水泥产能近4亿吨、平板玻璃1.5亿重量箱，电解铝、水泥行业落后产能已基本退出。”

“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10.3亿千瓦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改造，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93%。”

“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工作岗位达到1270万个，中国占全球总数的4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一周年，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1.94亿吨，累计成交金额 84.92 亿元。”

这些数据主要出自《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2年度报告》等。

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水光互补一期项目——柯拉光伏电站效果图。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供图

“从数据来看，中国都是超额完成承诺，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言必行、行必果的态度。”陈迎说，在生态文明的引领下，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往往超出我们的预料。短短十年，中国光伏产业从“两头在外”到今天全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未来更多低碳、零碳和负碳的技术研发示范，加上制度创新，必将激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活力。

全国碳市场启动运行是一大突破，指的是，政府通过相应机制发放给企业碳排放配额，一旦企业的实际排放超过其拥有的配额，为了完成履约，企业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购买其他市场主体的配额。

陈迎解释，碳市场作为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碳定价把减排的压力传导到企业，通过市场交易降低减排成本。全国碳市场实施一年多，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继续扩大覆盖范围，尤其是高耗能的行业，针对配额、数据、标准等问题加强制度建设，与其他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的。2011年10月，7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2013年起试点碳市场陆续开始上线交易。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交易，截至今年7月15日运行了一年，成为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中国最大的制度特点是试点。”陈迎说，鉴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当我国推行新制度时，首先会鼓励地方先试点创新，总结经验再推广，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也有利于制度的稳妥推进。

谈及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陈迎也同样强调“绿色”，称应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简称“两高一低”)项目，不能用“两高一低”来追求短期的经济提振，而应看重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双碳”目标能实现吗？能！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真的能实现吗？

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碳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接受澎湃科技记者采访时坚定地说：肯定能实现！

对此，滕飞也持乐观态度，“从目前进展成果来看，中国不仅可以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甚至还可能超前实现。”

滕飞认为底气主要源于四点：一是，从政府到企业、民众已形成共识，即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气候变化问题，更关系到高质量发展；二是，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如风电、光伏等，部分技术、产能储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是，全国碳市场运行情况良好，未来或将扩大市场覆盖范围；四是，无论国企还是地方政府，都把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绩效纳入考核，为实现目标提供履约机制。

“意识、技术、市场机制、治理制度等方面均取得进展，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定会提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滕飞说道。

这是北京市民邹毅镜头下北京蓝天数量的变化——2021年北京的蓝天数量比2013年增加了112天，空气优良天数达到了288天。央视新闻客户端 图

在北京生活的滕飞见证了这十年来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他相信，以碳中和为目标，可以倒逼环境质量改善，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降低对能源价格的敏感程度，提高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增强供应链、产业链安全以及经济的韧性。中国还是全球低碳产品和技术主要供应国和生产国之一，可通过贸易拉动经济发展，扩大就业。

除了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外，我们还必须适应气候变化的后果。

“气候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已经发生，未来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会加剧。”滕飞表示，除了减排以降低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对于不可避免的损失，还要加强适应能力。

早在今年6月，我国就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作出部署：到2025年，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基本形成，2030年基本完善；到2035年，气候变化监测预警能力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滕飞举例解释，粤港澳大湾区将来要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就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将抗风险纳入考虑。人类的健康问题亦须重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气候变化产生的极端事件对老年人等易感脆弱人群的影响有所增加，需在治理体系和社会保障系统等方面长期布局。

陈迎也强调“减排和适应并重”。她坦言，气候变化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由于气候系统的响应存在滞后性，即使实现了全球碳中和，全球温度上升也不会马上停止，极端气候灾害频发、海平面上升等不利影响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人类必须拿出预案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不利影响，提高适应能力。

例如，今年夏天川渝地区因为极端高温干旱，居民用电陡增，加上水电发电量低于预期，整体对电网形成较大冲击，导致工业要减少用电保民生，影响了生产与生活。

“适应气候变化覆盖面很广，降低暴露度和脆弱性，提高适应能力，本质是管控气候变化风险。全球、国家、城市、个人在不同层面都需要采取适应措施。”陈迎举例称，川渝地区高温干旱时，一些城市提供人防等公共空间为市民避暑，减少了脆弱人群的暴露度；面对城市暴雨，海绵城市建设，改善城市防御基础设施，是重要的适应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问题，各国必须加强合作。陈迎参与过多个南南合作（指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培训活动，包括“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落实2030议程等主题，总结中国的经验做法并分享给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

陈迎认为，各个国家的资源能源禀赋和所处发展阶段不相同，应该尊重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愿意携手各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双碳’战略目标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最大努力和贡献。”滕飞分析，从1972年以来，全球在环境问题上提出了100多个目标，只有10%得到落实，90%基本上没有进展。而中国在很多领域超额完成了目标，切实履行承诺。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及有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例如损失与损害机制的设立，背后离不开中国大力推动和协调。

“中国一直都是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扮演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滕飞说道。   

在全球的瞩目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艘巨轮克服惯性转舵，创造新动能添力，朝着“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这一方向坚定驶去。

（澎湃新闻记者刁凡超、林平、吴跃伟、罗振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