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与他提出的“新汉文化圈”

最近，“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的著作大全《汪德迈全集》，这套书集中展示了法国传统汉学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最新成果。近期出版的一部《新汉文化圈》，是《汪德迈全集》的重要组成。

《新汉文化圈》中，汪德迈将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放到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背景中来考察，分析了上述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并指出现代化并非只有西化一途可走。

研讨会中，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东方学系主任、特级教授金丝燕作了题为《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在今天的意义》的发言，发言中指出，汪德迈在日本写作的《新汉文化圈》吸收了法国的历史学、中国的文字学、日本的资料学、法国的历史学方法，研究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并充分重视儒家思想的作用。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从北京大学东方学史的角度讨论汪德迈的《新汉文化圈》，他的发言题目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重读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和<新汉文化圈>》。陈明提出，古往今来，历史前进的巨轮既是语言、技术、发明、创造等因素所驱动，也由人类文化交流所支持。在不同的时空区域中，人类文明的类型五花八门，由于宗教、信仰、贸易、利益、霸权、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相互之间既有友爱，更多的是流血冲突，我们倡导以跨文化共荣共存的心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将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和金丝燕与汪德迈合作的《文心雕龙》法译本合看，认为，《新汉文化圈》中的“文化”的概念，是一个与“传统”联系密切的概念。汪德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即汉文化圈拥有一种核心竞争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文”的文化，而不是“武”文化或“商”文化。其中尤为重要的儒家文化所衍生的儒政、儒文、儒武、儒商观念在汉文化圈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外交、教育和日常往来中长期渗透，形成区域间的认同。

董晓萍在分享中指出，汪德迈通过翻译《文心雕龙》以及其他著作，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文”的思想内核。汪德迈提出，一些西方著作批评儒学阻碍了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还在表层，他们不了解汉文化圈的深层儒学整体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商”文化，但汉文化圈国家由于接受了儒家重视非物质文化的思想传统，能把“商”的发展放在可控制的社会关系之内与伦理道德约束之内，这就使中国文化中发展经济的概念与西方的经济概念有本质上的不同。站在当代立场看汉文化圈，文化与经济并不矛盾。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原主任暨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院长李国英教授在题为《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研究》的发言中谈到，在汪德迈的《新汉文化圈》研究中，汉字是一种工具性的方法。汉字是国际性的文字，除了在它的发源地中国使用外，还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一种通用文字，汉文成为东亚各国官方规范的书面语言，由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作者写作的汉文文献是汉文典籍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伴着东亚各国语言文字民族化的进程，汉字早已不再是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但汉字及其负载的文化成了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基因，融入了东亚国家文化的血脉，这种文化还成为东亚经济腾飞的动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主任史阳副教授重点考察东亚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菲律宾是一个特例。他的发言题目是《菲律宾史诗中的家族观念——来自汉文化圈边缘的一种思考》。菲律宾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多个文化圈的影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今天具有鲜明本土性、地方性特征的文化形态。菲律宾各民族有100多部英雄史诗，史诗是洞察菲律宾各民族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伦理道德的重要途径，是从事跨文化研究有效的研究对象，有助于研究者跨越不同文化的疆域，深入到异文化中了解史诗传承、展演民族的精神信仰、心理态度、社会组织、物质生活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远的发言题目是《古印度文化圈和新汉文化圈》。张远提出，古汉文化圈与古印度文化圈既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当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近代文明迅速追赶上东方文明，古印度文化圈与古汉文化圈相继解体。在新汉文化圈和谐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印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古印度文化圈为新汉文化圈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

研究者们也指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不可逆与多元文化的不可违，地缘空间的动荡与区域国家力量的凸显，正在影响世界的格局与人类的命运，当此之际，为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述与对中国经验的深入分析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