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刘泽华先生昨日于大洋彼岸仙逝，当代中国学术的一颗巨星陨落！先生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称于世，建立王权主义学派，影响卓著。遥想八十年代，先生以《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三篇雄文叱咤学界，威名显赫，一时天下无两。作为八十年代之风云人物，先生高举启蒙史学之大纛，冲锋陷阵，勇闯禁区，无愧思想解放之排头兵。先生的躯体可以速朽，但先生的王权支配社会的学说将会永远被祭拜于20世纪中国学术的殿堂。为纪念先生，本刊特推送旧文一篇，以寄哀思。刘泽华先生千古！
作者|王学典，《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郭震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2015年第2期。
众所周知，以刘泽华先生为旗帜的“王权主义学派”已经成为海内外引人注目的一支研究力量，而这套新出炉的由刘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启蒙史学所取得的又一项代表性成果。这套大书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基本立场，充分体现出“刘泽华学派”尤其是刘先生本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独特认识。鉴于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愿借此机会对启蒙史学本身做一个思想史、学术史的考察。
一、奋起与坚守：启蒙史学的简略回顾
说启蒙史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大潮中一马当先，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史学形态的两大代表人物，无论是黎澍先生还是刘泽华先生，都是整个新启蒙运动的急先锋。当黎澍先生举起启蒙大旗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蒙史学堪称是中国思想界的领导者。“四人帮”甫一倒台，黎澍先生迅即以《历史研究》为阵地展开了他的启蒙之旅。在80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一。在席卷整个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中，黎澍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盗火者和擎旗人的角色。是黎澍率先将对“四人帮”的批判深化到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批判，他对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的讨伐，为徘徊中的中国思想界指明了方向，并推动思想界、舆论界在1980年前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封建主义”的高潮。正是黎澍对一些流传深广、习以为常的教条的宣战，大面积刷新了唯物史观，促使理论界为开始摆脱极端僵化的斯大林体系而开辟新路。
刘泽华先生堪称启蒙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数篇文章，均似投枪匕首，在整个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发出了新启蒙的最强音。
1978年6月，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在天津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刘泽华先生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宣读了《砸碎枷锁，解放史学》的论文，对极“左”势力在史学领域钳制百家争鸣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大声呼吁：必须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理论、历史事实再颠倒过来，必须对被“四人帮”进行了错误批判的予以批判的批判；要冲破极“左”势力在思想学术上设置的许多“禁区”和“禁条”，切实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重新评价一切。这篇文章甚至提出，在历史科学面前，没有终极的真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也不能字字拘泥。该文的发表，对史学界冲破教条主义的禁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9年，刘泽华先生与王连升合作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一文。该文冒着巨大风险，对“文革”中形成的将秦始皇抬至云端且加以神话的做法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其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具有隐喻意义论题的论述，来揭示弥漫于“文革”的“封建主义”的实质。同年，刘先生又与王连升合作，在《教学与研究》第２期发表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继续拓展启蒙史学的阵地。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真正动力的命题，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怀疑的铁则，谁胆敢反对这一命题，谁就是意识形态的敌人。但在刘泽华先生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是“文革”的生命线，也是从根本上制约历史研究的“旗帜性”问题，必须对这一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力排众议，认为生产斗争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因此生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把阶级斗争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本末倒置。此文乃是第一篇对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说予以否定的文章，其启蒙意义自不待言。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已是常识，而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维护常识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常识的归位，往往代表着文明的飞跃。
三篇文章，犹如三支射向“现代迷信”的利箭，成为启蒙史学的代表性篇章。哪怕是在三十多年后重读这些文章，人们仍能感受到执笔者无畏的勇气和不屈的灵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正是启蒙史学大放异彩的时候。这也是最让史学从业者感到热血沸腾的一段时光。可以说，以黎澍、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启蒙史学在思想解放大潮中所起的作用，堪与西方启蒙史学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相比拟。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启蒙史学以批判封建主义为靶向，以廓清现代迷信为突破口，为当时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如果说当代中国史学曾经有过无愧于时代的表现的话，这一荣誉恐怕只能属于启蒙史学。作为启蒙史学的杰出代表，刘泽华先生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抹杀。
最富有价值和长远意义的是，刘泽华先生在他的专业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启蒙的思想和路径。这就是他对王权主义的有关论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刘先生孜孜不倦地解读他的王权主义，试图通过王权主义来剖析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控制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华夏古国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和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进而阐明与上述状况相应的王权主义观念体系。可以说，对王权主义内涵的深入挖掘，暴露出数千年中国社会运行的玄机，找到了破解中国历史规律的密钥。这一重要学术发现的现实指向是不言而喻的，从中也可窥测启蒙史学对现代化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王权主义论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仍是启蒙。
二、启蒙史学面临着与80年代大相径庭的语境
相对于激情燃烧的80年代，自从上世纪90年代始，学术取向发生了巨变，文化保守主义声势日隆。改变或许来自于官方与学界两端。从官方层面说，笼罩着整个8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对既有治理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支持重视秩序和伦理的国学（儒学）成为新的选择，孔子重新被请回圣殿。国家意识形态的转移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腾出了空间。
从学界来说，90年代之初，在普遍的失落感当中，一部分学人开始对80年代进行反省，转而对80年代采取了落井下石的态度，使得知识界风气骤然大变。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先是慢慢酝酿，随后破门而出，很快就呈现出沛然莫之能御之势。强调文化认同的保守主义开始占据学界主流。其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曾主编“新启蒙”丛书的王元化先生的转向。早在1994年初，《中国时报周刊》一篇轰动一时的专题长文就已指出，“执掌中国大陆思想界大本营的北京知识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令人们惊讶的是，80年代对西方的膜拜，被90年代至今的中华文化优越感所替代。在最近二十年间，新儒学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并最终占据了学术的中央地带。
质疑不仅指向80年代，同样也指向启蒙。启蒙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个对象。2005年，杜维明和黄万盛在《开放时代》发表对谈《启蒙的反思》，宣称“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儒家不是游魂，一切世间的组织、结构、理念、行为、运动，都是它发挥法力的道场。这些反思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其贬抑启蒙弘扬传统的立场是不言自明的。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已开始呼吁在中国进行“反启蒙”，希望通过“反启蒙”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平衡。
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启蒙似乎应该让位于治学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学问凸显，思想淡出”之风的流行。早在1991年1月，一部分学者就聚集到一起召开了一次学术史研究座谈会，倡导一种“不问政治”“遗世独立” “为学术而学术” “政学分途”的治学态度。此风迅速蔓延，响应者众。“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学问”，维护书斋的高贵与独立，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大分化和大重组了的思想学术界，新启蒙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启蒙竟然被搞得声名狼藉，这是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一个蕴含着巨大反讽的事实。
除了以上两端，物质主义的泛滥也使启蒙话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催生，整个社会对财富的追逐呈现出飞蛾扑火般的狂热，攫取和占有财富成为人生的重心。按照学者所言，物质主义者评价财物及其获得高于其他事物和生活的活动，物质就是他们的价值。在极端的物质主义语境中，一切的崇高都被消解。启蒙也由80年代的众声喧哗衰退为少数人坚守的精神奢侈。
今天，环顾海内，很难再找到像刘泽华先生这样孜孜矻矻三十多年坚守启蒙立场的学人。面对这样的环境，刘先生对启蒙立场的坚守或许更值得我们感佩。三十多年来，迫于现实压力或随着研究取向的变化，启蒙史学的队伍一直在不断缩小，一些曾经的领军人物，近些年也开始从启蒙立场退却，只有刘泽华先生仍一如既往地毅然前行。刘先生的这种风骨，令我们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对 “五四”精神的坚守。
三、制衡文化保守主义：
启蒙史学的启示与前景
百年来，启蒙在中国步履蹒跚，屡次中断，民主和法治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和民族的追求。80年代的新启蒙被外力打断，因此，从思想史角度说，80年代并未终结。这一点，也可从近期回望和怀念80年代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得到证明。因此，秉承“五四”或者说渊源于“五四”的启蒙史学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西方的启蒙运动持续了一二百年，中国又有“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专制的包袱尤其沉重，因此启蒙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在快速推进三十多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来到十字路口，古今、中西、左右之争重新泛起。按照某些学者最近的观点，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能否再次启动启蒙，实现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能否进行下去的前提。这一情势，必将给具有强烈现实意识、天下情怀的启蒙史学拓展通路。
必须承认，启蒙可以受到冷遇，但启蒙所关心的问题并不会消失，其中有些问题还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暗礁巨垒。经济的大规模扩张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也许会更加敞豁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未来的中国改革，仍然需要启蒙来提供思想动力。大转型的历史性巨变，仍将会推动知识人继续寻求正确的启蒙之道。
鉴于当前的语境，未来的启蒙和启蒙史学也许将更多充当对文化保守主义进行制衡的角色。近年来，在官方和学界的共同推举之下，复兴国学的呼声呈压倒之势。在这种情势下，启蒙史学在21世纪初叶，竟然与国学派进行了两场论战（这里是指“刘泽华学派”2005年与陈明等人以及2010年围绕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与纪宝成等人进行的论战），这充分展示了启蒙史学在当下的活力。也许正是有了启蒙史学的质疑，才会避免出现对传统文化过分的乐观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刘泽华先生多次在文章和访谈中澄清，自己绝对不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他并不反对研究国学，不能笼统地说他是反对国学。他与弘扬派的主张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待国学的态度应该是弘扬还是分析？二是把国学当作我们的文化主体还是作为一种资源？他只是不赞成笼统地讲弘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刘先生除了坚持一贯的启蒙立场外，还呈现出富有建设性的一面。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上，他的观念中是允许经过淘洗的传统文化存在的。这种态度也许暗含着启蒙史学在变迁了的语境中的新作为：以批判为方法，以建设为目的——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构建崛起的中国新文明。这种新走向，也许与许纪霖最近提出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的路径相契合。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实际包含着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在现代中国大部分岁月中，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如何实现一种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道路。在许纪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如何在文明转型工程当中不断反思自身并坚守启蒙的价值，人们期待着启蒙史学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回答。
从长远来看，启蒙史学仍将作为现实的一个批判者而存在。刘泽华先生经常谈到学术与现实的互动，他对中国政治思想所做的王权主义的归纳，实质上是建立在对“文革”反省的感受之上的。一个在思想上没有不同声音的学术界是令人忧虑的。在学术文化领域，不同的意见，多元的观点，几乎是维持观念世界肌体健康的保障。一个保持批判眼光的启蒙学派，将会是当下和未来文化建设难得的诤友。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