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一亿人的“西班牙流感”，人类是如何克服的？
原创 郭大路来了
1918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西部战线，德军总指挥鲁登道夫筹划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战役，取得连番大捷，德军兵锋直抵马恩河，巴黎已近在眼前，100万法国人在炮火中从首都撤离。
对德国人来说，胜利似乎已近在咫尺。
战争打到第四个年头，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集团都已被拖的筋疲力尽。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从一战战场撤军，德国才得以从东线战场脱身，将兵力调往西线，开始占据优势。
但就在这时，一种可怕的流感突然开始在德国军队中传播。
尽管以前军队中也爆发过流感，但这一次却有些不对劲：整队整队的士兵倒下，一个师超过2000人感染，一个炮兵旅三分之二的士兵卧床不起，彻底失去战斗力。
到6月下旬，德军部队已经陷入瘫痪状态，近50万士兵躺在医院里，医疗系统彻底崩溃，后勤补给系统也失效了，士兵们饿着肚子。
鲁登道夫在回忆录里写到：
每天都要听总参谋长汇报流感病例数，以及军队疲弱、若受到攻击必定惨败的抱怨，痛苦极了。
这场来势汹汹的流感压垮了德军，他们不得不取消接下来的决胜战役，再也没有能够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另一方的协约国军队虽然也爆发流感，但在美国军队援助下，逐渐扭转了局势，德军在英法美联军“百日攻势”下节节败退，到9月份时败局已定。
回天无力的鲁登道夫将这场流感称为，“阻止德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无形之手。”
这场改变了世界命运的流感，便是历史上恶名昭著的“西班牙流感”。一战战场上所发生的，只是这场大流感的一个缩影。
战场之外，流感病毒攻陷了当时几乎所有人类生存的地区：从欧美到亚洲非洲，甚至北极地区，都未能幸免，全世界有5亿人感染，5000万到1亿人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加起来死亡的人都要多。
要知道，当时全世界人口才17亿。
但这次灾难性的大流感，却似乎早已湮没在历史深处。2017年，一位英国记者发现，在全球最大的图书馆数据库中，讲述一战和大流感的书籍比例是：200:1。
这场大悲剧，人类选择了忘记。
贰
必须要说明的是，“西班牙流感”一点都不名副其实，它的起源地并非西班牙，而是大洋对岸的美国。西班牙背这个黑锅，足足背了一百多年。
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有记录可查的第一例大流感患者，发生在1918年3月，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处军营。一名士兵告诉医生自己感冒了，“浑身发冷，咽喉肿痛，肌肉酸痛”，还发着高烧。
这看起来确实是典型的感冒症状，医生根据往常经验也没有太在意，只是按照标准流程进行了处理。当时全美有几十座军营分布各处，用于士兵集结训练，准备远赴欧洲——一个普通士兵的感冒，没有引起丝毫波澜。
但很快，事情开始不对了。
流感迅速蔓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100多名士兵因这种感冒住院，其中的200多人发展成肺炎，38人最终死亡。
医院主管施赖纳上校意识到一种高传染性的疾病正在蔓延，他迅速向美军总司令部发去电报，称“许多士兵感染流感死亡”，务必引起重视。
美军军营内的病房
一边是不断蔓延的流感疫情，一边是炮火连天的欧洲战场，美国政府很快做出了选择：封锁消息，继续派军队前往欧洲。
吹哨人的第一次预警，就这样被忽视了。
1918年3月，第一批8.4万名美国步兵远渡重洋抵达欧洲。望眼欲穿的英法军队根本想不到，友军不光带来了士兵大炮，还附带了更可怕的危险。
人口密集、拥挤潮湿的军营，简直是病毒传播的最佳场所，流感如野火燎原一般席卷了欧洲。
但当时欧美各国却从不见有新闻报道，理由很简单，前线炮火连天，参战各国都实行严格新闻管制，前线士气被“区区流感”打击的事情，自然谁也不会报道——只有一个国家例外。
这个大冤种，就是西班牙。
一战期间，西班牙作为中立国，新闻媒体不受管制，流感爆发的新闻层出不穷，多达八百万西班牙人感染了流感，连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都被感染。
感染的阿方索十三世上了新闻头条
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是从西班牙的新闻媒体上，才了解到这场大流感，结果，这场起源于美国的流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流传于欧洲各国的流感漫画中，死神的形象被画成西班牙女郎的模样，广为传播。对于西班牙来说，实在是人在一战外，锅从天上来。
叁
1918年春天的流感爆发，只是第一波感染潮，波及范围虽广，杀伤力还不是很强，大部分患者最终能够自愈，死亡率也与普通感冒差不多，《英国医学杂志》一度宣称，流感已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
但就在人们刚刚松一口气时，1918年6月初，病毒发生了变异，致命的第二波感染潮爆发了，这一次，死神来势汹汹。
首先是可怕的致死率。
普通流感致死率大概只有0.1%，而这一波流感致死率是普通流感的100多倍，而且患者从感染到死亡历时很短。
美国许多普通家庭里，男主人早晨出门上班时还好好的，中午流感发作，下午便很快去世，甚至来不及送到医院抢救。南非开普敦的一辆电车只开出了三公里，就有六个人突然发病死在车上。
流感病毒秉持了“一视同仁”的原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名流显贵都有中招。英国国王、德意志皇帝，都感染了流感。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当时是海军次长，在开赴欧洲的军舰上中招，差点死于非命。
变异后的病毒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主要感染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
战场上，随军医生眼睁睁看着年轻健壮的士兵不断倒下，却什么都做不了。德军防线的彻底崩溃，就发生在这一阶段。大流感叠加国内其他一系列危机，几个月后，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但是，仗打完了，病毒还不肯消停。
此前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早就让病毒无孔不入，没有哪个国家独善其身。就连远在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都未能幸免，不少村落甚至全村覆没无一幸免。
在美国，1918年9月，病毒传播至费城，从军营向平民社区迈进，但费城基层官员在讲话中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是季节性流感，甚至还组织了十几万人参加的支持战争债券发行的大游行。
结果六个星期内，费城就有12000人因流感死亡。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合约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当时与妻子唐宝玥在美国担任公使，也碰上了这场大流感。唐宝玥去费城参加外事活动，不想途中患上流感，两天不到就去世了。
街头流动医院
发生在费城的灾难，在美国各大城市不断重演。
那一年的10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人在这个月死去。1920年疫情最终结束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直接被拉低了12岁。
那个寒冷的冬天，全美铁路部门缺员50%以上，货物运输中断，大批城市停电缺药、食物紧缺，被迫运营的法院在空地上露天办公。
海军造船厂的警示牌
一开始同样无动于衷的还有英国人。
大英帝国的首席医疗官似乎不愿意打扰任何人的生活，他的建议很佛系：戴上小口罩，吃点好吃的，喝半瓶低度葡萄酒。大意就是，该吃吃，该喝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百多年后，这几句话翻译过来大约就是：等待形成群体免疫。
英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同样是巨大的，当这场流感最终消退时，整个英国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22.5万人死亡。
远在东方的中国当时也未能幸免。
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条件限制下，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但从一些报纸刊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浙江绍兴，死于流感的人数高达10%，当时的报刊记载：
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
致命的第二波感染潮最终消退后，1919年春又爆发了第三波感染，但威力大大减弱，又折腾了一年后终于就此销声匿迹。
肆
加缪在《鼠疫》中写道：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未来已经成为那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虚无缥缈。
有人说，疫情三年，到今天让人最难过的是深深的无力感。这种压抑和绝望，一百多年前的大流感中人们同样深有体会。
翻阅那段史料时，经常发现今天发生的很多事，与历史惊人的相似。
当时的欧洲，舒适的日常生活不见踪影，火车停运，学校关闭，商场关门，庭审无人听证，因为法律诉讼都已暂停。基础公共服务已经崩溃，贝尔电话公司，连最基本的电话接线工作都无法完成。
在《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一书中，作者形容人类对西班牙流感的抵抗，“像是在与鬼魂搏斗”。
1918年的科学家们，已经能够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菌，但对病毒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能够观察到病毒的电子显微镜，要等到1938年才问世。
没有抗生素，更没有特效药和疫苗，医生只能建议服用奎宁、干香槟、酚酞这类根本无效的东西，甚至给士兵放血治疗。各种民间偏方更是层出不穷，为了治病，有的人喝盐水，有人拼命抽雪茄、有人用冰水洗澡。
也有正确的防控方法被摸索到，比如最简单却有效的戴口罩。
旧金山爆发第二波流感大流行时，旧金山监察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流感口罩条例》，强制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市长和卫生局的成员联合行动，不断给公众宣传：“戴上口罩，能拯救你的生命！”
费城下令关闭学校、教堂和剧院，不戴口罩不能乘坐公交，在公共场合吐痰甚至会被判刑。
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不戴口罩出门，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交警戴着口罩指挥交通，一大群人拍家族照也都戴着口罩，甚至连猫狗都被套上了口罩。
未戴口罩的人会被禁止乘坐公交车
在纽约皇后区，一个叫弗里德里希·特朗普的人，在与12岁的儿子外出散步时染上了流感，不到两天就去世了。
一百年后，他的其中一个孙子成为了美国总统，发誓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在纽约再次成为疫情“震中”时，他公开宣称自己不会戴口罩。
人们戴着口罩合影
从有记录第一例流感患者，到1920年3月疫情销声匿迹彻底消失，“西班牙流感”足足肆虐了人类两年才偃旗息鼓，而直到最后人们也没有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伍
大流感过后，一切都开始野蛮生长，过去被迅速抛在了身后。
接下来的时代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ties)，从欧战前线归来的士兵重返家园，美国和欧洲的各大城市，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到柏林、巴黎、伦敦，经济繁荣一派欣欣向荣。
全美发电量增长了三倍，批量生产的科技产品日趋廉价，电话线横贯北美大陆，汽车、电影、无线电收音机进入寻常人家。战前还属于极端奢侈品的汽车，20年代开始遍及美国，到1927年，亨利·福特已经卖了1500万辆T型车。
层出不穷的科学新发明，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公众空前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欲望，共同编织成那个被称为“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
大流感很快被人们遗忘。
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这些杰出作家，都曾亲身经历那个年代，但大流感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被一笔带过。他们书写战争，描绘大屠杀，记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却似乎刻意忽略了大自然带给人类的恐惧。
1919年，巴黎和会上《凡尔赛合约》签订，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说：
这不是和平，不过是20年的休战。
而今看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病毒，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们何时会卷土重来。1918年之后，世界又曾经历了三次大流感，死了几百万人，但过后同样很少有人提及。
今天的科学家，能够在十天内弄清楚病毒的基因序列。但是，科学的进步并不能弥补人性的不足，许多悲剧依旧重复上演。历史的河流很长，但人类似乎从不摸石头渡过。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发表了一篇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他写道：
我们不仅要问，如何克服眼前的威胁，还要问问自己，风暴过后我们将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
参考资料
[1]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凯瑟琳·阿诺德.
[2] 《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杰瑞米·布朗.
[3] 《病毒星球》, 卡尔·齐默.
[4] 1918年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硕士论文，王叶英.
原标题：《死了一亿人的大流感，人类选择忘记》